第三版序言(1949年)
这个新版本给我一个机会按照本书的立场评论最近两年英国的发展状况，并按原样把它们插入我努力建立的分析总框架中。在可由我安排的时间和篇幅里，我所提供的不过是一些断肢残骸。但是另外还有一点我希望从一开始就让大家清楚地了解，我内心根本没有批评别国政策或向它提出“忠告”的打算，我认为这样做是十足不礼貌的。如果在某些字里行间读起来仍然好像我怀有这样意图的话，请读者理解，这仅仅是由于文字极端简略而造成的许多令人不快的后果之一。
在阅读下文之前，读者应细读第19章第4节和第28章第1节的内容，这两节和本书其余部分一样，没有一点改动。
1．从我们的立场看来(从任何其他立场看来也一样)，英国的发展图像是复杂的，它的主要特色被下列事实弄得模糊不清，那就是一个社会的转变过程干扰了另一个转变过程，反过来前者又被后者所干扰；这后一个过程因为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下很难说是从战时经济到平时经济的转变，所以最好还是称之为受抑制通货膨胀条件下的再调整过程。虽然从逻辑上说，这两个过程明显不同，但它们密切交织在一起，不容分开来论述。但我们还是要快刀斩乱麻似的把它们区分开来。我们之所以能够以相对轻松的心情做到这点，是因为一个现代保守党政府(如下次大选产生保守党政府的话)在特定环境中，在劳工利益占支配地位而自由企业的“指路灯在烟雾中熄灭”的社会里，也将不得不设法进行再调整。换言之，如果工党政府被保守党取代——这是我不能自称有能力回答的问题——除了当然不再实行国有化之外，恐怕情况不会比热情的工党党人声称相信的有多大的不同。
2．那么让我们看一下近两年来英国经济政策的成分，它可以解释为“行动前的社会主义政策”——按照第19章第4节指定给这个短语的意义。读者将注意到，迄今为止，工党政府的行动保持在制定在那里的国有化纲领范围以内，关于该纲领中最有争议的一点——即第6点：钢铁工业国有化——工党以明显温和的态度决定在下一次大选之前不采取决定性行动。我乐意承认，对于这种社会化或国有化纲领到底是否应称之为社会主义，可容许认真的意见分歧。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没有别的任何实际已做的事情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因为大部分已经实际执行或提出的“计划”，没有一件按性质可算为社会主义，除非我们采用的社会主义定义过分广泛不能作任何分析之用。当然某些计划方案，尤其是为贯彻这些计划方案所做的某些研究工作的确指向社会主义方向，但是能够期望收益账户和投入产出分析——这两项工作美国比英国先进——结出可消费的社会主义果实之前，一段很长的时间将已过去了。
可是更重要的是形势的另一方面。两年里英国发生的所有事情中最使我有鲜明印象的是沿社会主义方向前进途中遇到抵抗的微弱。议会中反对党——保守党，严格遵守议会日常办事章程行事，对社会主义重建问题产生的反应还不如对待过去相对次要问题——自由贸易、爱尔兰和国民预算——来得热烈。不论在议会还是在全国，主要以完全镇静态度面对社会重建问题的保守党中的重要部分已经占了上风。当然，保守党的报刊提出它的批评，它像以前多次所做的一样，进行争论、规劝、嘲讽，但不比以前更加激烈。批评性的书籍和小册子纷纷出现，情形也像以前几次讨论重大争执问题的时候一样；但是，如果有一位有统计头脑的观察者以“反对者”所出版的报刊书籍的份数和页数来衡量争论问题的重要性，他不可能把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性评定得很高。这种现象不是一个强大民族对它所坚决拥护的原则受到攻击时作出反应的方式。我由此推断，在他们中间已不再存在自由企业的原则，社会主义不再受道德感情的抵制。它已成为根据功利主义论点进行讨论的问题了。当然还有个人主义的死硬派，但看来他们不能指望在政治上激起足够的支持。这正是坏事的征兆——资本主义精神消失的证明。
3．在我看来这种形势足以证明我1942年诊断的正确，并证实了——只要这样的问题可能证实的话——我作出这个诊断所根据的论点的正确。我以尊敬和钦佩的心情读了我卓越的同事朱克斯教授所写的杰出的书。 [1] 但我必须承认，我改变信念的真诚愿望没有实现。朱克斯教授对待问题的这个方法——他的方法更密切地针对再调整政策中发生的恼人事情，而不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甚至可能是在支持本书论题的许多证据中增加新的证据。
以议会民主这个手段解决不管是社会化或者不是社会化问题的可能性已经确立，因而与这种政治制度同性质的特殊方法也确立了，那就是一件一件逐步进行社会化的方法。所作的开端可能不比这个更多，可能仅仅指明一个长期的趋势，但是，看来它们清楚地告诉大家，我们要理解的不仅是民主社会化，而且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它们表明，只要民主的定义如本书第22章所限定的那样，那么社会主义和民主是可以和谐共存的。第23章指出，政治民主的原则——政府应从争取选票的斗争中产生——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保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对于保障其余的自由，民主就力不能及了。尤其是关于经济学家关心的“自由”，即投资自由、消费者选择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令人发生兴趣的实验材料，它们证明，这些“自由”可能受到的限制就像社会主义政府在正常条件下可能要求的那么多，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多。在现代税制条件下，私人投资自由无论如何已经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意义；但我们还看到投资怎样从私人领域转入公有领域，不管我们作为个人对其结果有怎样的想法。消费者选择自由在正常条件下运行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比现在大得多，但是此外，我们知道人们趣味的适应性比观察家过去想象的更大，因为，即使每个人并不明白限制的实际必要性，人们对限制的憎恨不会达到想要积极抵制的程度。同样，除了相对少的事例外，职业选择的限制正常地没有达到“强迫”的程度，尤其是如果一系列可容许选择的职业配置有报酬的差别，我们明白，以合适条件接受政府“指导”的人是不大介意这些的。
让我再重述一遍，虽然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上面所说的话都是以有完全确实的事实为根据的推断，但绝不是我个人的喜爱的表达。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要另一种文化模式。
4．如我业已指出的，对工党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主要指向它“在受抑制的通货膨胀条件下进行再调整过程中”的管理与安排。政府及其官僚机构实际上为批评者批评自己提供大量弹药，例如它不断为大量鸡毛蒜皮之类小事制订详细规则；它不恰当地考虑行政决策；它公开发布容易惹起讥笑的文件。这些规则、决策、文件扼杀原来会改善国家经济状况的许多有开拓创业精神的活动。但它们还是避免了战后灾难性的再调整，带领劳工在提高实际收入水平上不失业地度过艰难的年月。如果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这是唯一得到承认的经济政策的目标，它可以说是成功的，但从别的角度来看，同样也可以说是失败的。还应该说，这个目标并未完成，如果依靠更多地关心未来，它本来是可以完成的。政府进行的大量国家投资，就个别项目而言是该受批评的，但事实仍旧是，政府并没有忽视使国家经济机构重新充满活力的必要性，尽管许多人发出了反对过量投资的抗议，而且他们中间有几个卓越的经济学家。无论如何，我们只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马歇尔援助时期内逐渐排除经济形势中脆弱特性，将如何影响我们对问题的预测：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或者换句话说，因为纯粹社会主义可能提出的解决办法显然不是实际的政治，又因为到终了不得不从相反方向去找寻解决办法，英国或任何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将会遭受挫折吗?私人企业制度将得到另一次新生吗?
我不认为答复这个问题十分困难。如果不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虽将有挫折，但不会是很严重或持续时间很长的挫折。私人企业会重新得到它失去的一些地盘，但不是很多。从根本上说，社会形势将保持目前的状况，加在私人企业上的枷锁不可能去掉很多，使它能根据设想那样发挥作用。导致作出这个结论的论据将在这篇序言的随后两节中简要论述。这个结论只适合英国。很清楚，对美国的诊断和预后完全不同。某些欧洲经济学家似乎抱有这样的虔诚希望，即美国将出现惊人的衰退——不是那种再调整危机——这次衰退将意味对资本主义的致命打击，但是，不论美国政治在无疑会在最近的将来出现的大量可能性面前做些什么，这种希望不可能成为事实。
5．在英国形势的脆弱特征里，我没有把配给制和对消费者与生产者行为的详细规定包括在内。这些仅仅是抑制通货膨胀后果的方法，当达到目的时即将取消，有一些地方它们业已不见了，但是受压制的通货膨胀状态其本身就是更根本的一些困难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困难，早就可用众所周知的传统补救办法容易地加以对付了，如为了减少过剩购买力采取特别税收以保证预算盈余和适当的信贷政策。这些办法实际上目前正在使用——并非毫无成功——虽然在特定环境中使用这些办法不能充分有效。因为只要仍旧像现在那样存在食品补贴，就不可能有巨大的预算盈余；因为就较高收入阶层情况而言，征税的可能性业已耗竭——在英国不再存在“税后富裕”的人；还因为较高的利率遇到显然不可克服的抵抗。但基本的困难在于过度消费，也就是，实际工资支出加上实际社会服务费用，一方面与只有目前生产力水平的英国经济的其他条件不一致，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生产力上升到较高水平的障碍。通常，这个问题总是以另一种较少令人不快的方式谈论的。英国的国际收支差额造成英国经济形势图像中的一个脆弱特征，所以在马歇尔援助时期中要达到的目标看来在于出口盈余，有了出口盈余将使英国重新加入世界经济，并保证做到英镑与美元的有效互相兑换。这样提出问题的方法不是错误的，错误在于相信它就是与我们的诊断不同的诊断。因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并能在没有外部援助和内部压力下保持它，就有必要使英国国内局势正常化，只要略加思考和具有初级经济学知识就足以明白这个道理。或多或少重商主义地利用英国国际地位的有利条件和调整进出口政策，的确可以有某些收获。最后，当目标已映入眼帘时，英镑贬值可以有助于越过达到目标的最后几步。但持久成功的基本条件在于以如下的方式调整她的经济过程：即要使她的经济在再次生产她国内消费需要的商品和生产准备支付她进口商品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的同时，还能生产为国内外投资所需要的真正净盈余。但是没有消费的暂时性减少和生产的长期性增加，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转过来说，没有不受欢迎的公共开支的减少和更不受欢迎的赋税负担的移转，上面两个条件不可能达到。
6．在衡量这个目标的内涵时，读者不难了解它所包含的政治问题的重要性。要达到的目标不论是什么，必须要在无数问题上运用困难的策略达到它。看来，有理由预测，任何地方，成功不会超出绝对最小的程度，因为眼前状况就是这样，每一个行动都将解释为工人某些既得利益的无偿牺牲；绝对最小成功不足以重新建立自由企业社会，不足以使它表明它有能力做些什么。如果需要这方面的证据，本世纪20年代经历的事实提供了充分证据。所以我们不能指望社会趋势的中断。对私人企业生动吸引力的向往不是不可能出现的，这点不但在保守党统治下如此，而且在工党统治下也是如此。但要是它真的出现，更多的是因为社会主义政策与战后盛衰不合逻辑的结合，而不是因为人们讨厌(不论逻辑上是否站得住脚)这些社会主义政策本身。
[1] 约翰·朱克斯，《接受计划的严峻考验》1948年。对他彬彬有礼地批评我的论点，我满怀感激，但我必须承认，无论如何在批评我的所有观点中我认不出我自己的观点。例如，我应该更加愿意说，由于能预测的范围稳步扩大，企业家的作用必然逐渐过时，但不是说现在它实际上就完全无用了。我也不打算否认，至今尚有出现军事领导人的可能，只不过现在军事领导人的含义不完全等同于过去当拿破仑站在阿尔科尔桥上子弹在他周围呼啸时候的军事领导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