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亚当·斯密学说。本书的其他部分
亚当·斯密是第三种政治经济学说的创始人，他和他的先驱者不同，他不是首先找出一个理论，然后再把一切事实套进这个理论，而是把政治学当做一门实验科学；它完全以各民族的历史为基础，并且只有对事实作过细致的观察，才归纳出原理。他在1752年写过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程的讲义，以后，在1776年发表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他这部著作的确是对人类历史进行学术性研究的成果。作者通过对过去各个时代的经济革命事实的分析得到启发以后，找出并首次发表了这一增加财富的普遍法则。
亚当·斯密对于其他两种排他性的学说同样加以摈弃，因为这两种学说一个把财富的创造归功于商业，而另一种学说又把财富的创造归功于农业，他则是从劳动中找到财富的源泉的。他认为，任何一种劳动，无论是农业劳动或工业劳动，无论是生产作为财富一部分的商品，也无论是增加一种已存在的物品的价值，只要产生交换价值，就是生产性的劳动。
同样，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而节约则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手段。资本是通过节约创造的，亚当·斯密对于资本这个名词的理解并不像重商学说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只包括金和银。他认为通过人的劳动所积累的财富，以及这种财富的所有者为了谋取好处而在其上加施新劳动的财富，都是资本。
他认为，国民财富包括：一、通过人的劳动而变成能够生产的土地，它不只是以收益补偿所付出的劳动，而且还给土地的主人生产纯收入——租金，即他所谓的地租；二、用来发展工业，使工业可以赢利的资本，资本的流通给资本的主人生产第二种收入，即所谓利润；三、给从事劳动的人带来第三种收入，即所谓工资的劳动。
亚当·斯密不仅认为每种劳动都有利于公众，并促进财富的增长，而且基本上主张：社会要通过那些打算用钱雇佣劳动的人来要求它所最需要的劳动；这些需求和供应，是人们可以信赖的社会利益的唯一说明，而国家当局可以完全信赖个人利益来发展工业。
他断言，最需要的劳动永远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根据这个理由，这样的劳动报酬也就最高，同时也必定最富有成效。他认为，随着财富以及国家所掌握的资本和劳动力逐渐增加，国家必须把自己的力量用于满足国内消费的农业、国内贸易和工业方面，用于满足国外消费的对外贸易和工业方面，最后也要注意运输业，他认为，资本和劳动力从一个萧条的工业转到更能赢利的工业永远取决于市场的需要；因此，为了促进农业或商业起见，他要求政府只须给它们以完全的自由，无须有任何优待，因为他把一切发展国民财富的希望都寄托在竞争上。 
这里不打算对这种学说作更详细的说明，因为本书整个都是为发挥并补充这种立论的。亚当·斯密的学说就是我们的学说；他的天才在科学领域所燃起的火炬，把他这个学派的人引上了正确的道路，此外，我们以后所获得的任何进步也都要归功于他，我们是依靠他才发现他自己所没有发现的真理的；因此，如果一定要把他没有完全阐明的观点一一罗列出来，就未免是一种可笑的虚荣了。
我们既然对这位创造天才表示这样深切的钦佩和真挚的感激，那么人们必然会奇怪，我们根据他的学说所得出的实际结果往往和他本人的立论大相径庭，而且当我们把他的原理和半个世纪以来的经验综合在一起的时候（这半个世纪以来他的学说已经多少付诸实践），可以证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和他的结论截然不同。
我们同亚当·斯密都一致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节约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手段；但是，我们还要补充一句：享受是这种积累的唯一目的，只有增加了国民享受国民财富才算增加。
亚当·斯密所考察的只是财富，并且认为所有拥有财富的人都关心财富的增加，从而得出这种结论：只有让个人利益在社会上自由活动，这种财富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他曾经向政府讲过：私人财富的总和就是国家财富：没有一个富人不兢兢业业地把自己变得更富，因此，就听其自然好了；他在使自己致富的同时也会使国家富裕起来。
我们讨论过财富与人口的关系，因为财富应该保证人们的生活，或者使人们幸福；一个国家并不只是使资本增加就算得上富裕，而是在资本增加的同时，也使本国的人民能够生活得更富足的时候才算富足；毫无疑问，两千万人有六亿法郎的收入，比十万人有四亿法郎的收入更加穷困。我们曾经讲过，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财富：他们有时用增加新产品的方法，有时窃夺原来应该属于穷人的一大部分财产；为了使这种分配更为合理，分配均衡，我们几乎始终呼吁亚当·斯密所摈弃的政府干预。我们把政府看成应该保护弱者不受强者欺侮的保护者，应该成为没有自卫能力的人的保卫者，应该代表公众的长远利益，应该使长远而稳定的集体利益不受暂时而又强烈的个人利欲所侵犯。
经验似乎向我们证明了这种旧学说的新观点。虽然亚当·斯密的权威丝毫没有改变所有的经济立法，未能改变关于自由和普遍竞争的基本学说，却在一切文明社会里起到了很大的进步作用；在工业能力方面有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发展；但是，在许多人民阶层中也产生了可怕的痛苦。我们是从经验中感到需要我们所呼吁的那种保护权力的；为了避免人们由于自己不能获利的财富的增加而受危害，这种保护权力是极其必要的。只有这种保护权力才能越出增加产品的实际计算范围而考虑大家的享受和温饱的增加，实际计算只能决定个人享受，而各个国家所应追求的目标却是要使人人都能获得温饱。
我们认为必须事先向读者声明：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和亚当·斯密的结论有重大分歧的，但是我们并不打算把它作为讨论的对象。我们绝对不在对于我们所不同意的亚当·斯密的见解进行反驳的方面多费笔墨，也不打算说明我们和他，以及和那些对他的巨著作过评论的许许多多作家的观点有什么样的分歧。政治经济学原理应该是一个整体的，而且这些原理是互为因果的。我们按照我们认为有天然联系的情况来叙述这些原理，至于哪些是属于我们的，哪些是属于我们的先驱者的，我们不打算区别开来。如果这些原理确实是相辅相成的，并且组成一个具有密切联系的整体，那么我们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因为我们绝对不妄图建立一种新的学说来反对我们老师的学说，我们只是说明，根据实际经验我们不得不对他的学说作某些修正而已。
我们打算把这个学说分为六大部分，我们认为这六部分就足以包括全部政治学，同时我们也考虑到这种政治与它所治理的人的幸福之间的关系。这六大部分是：一、财富的形成和发展；二、论领地财富（土地财富）；三、论商业财富；四、论货币；五、论税收；六、论人口。这六部分的每一部分都成为一篇的主题。领地财富和人口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并没有作为专题研究的对象。
不过，目前，亚当·斯密的一位英国籍学生所走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他脱离了亚当·斯密的学说，甚至我们认为他们更远远地离开了亚当·斯密那种探讨真理的态度。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他始终竭力根据社会状况中的每一桩事实来进行研究。他永远不忽略与事实具有联系的各种客观情况，他永远不忽视足以影响国民幸福的各种结果。在今天对他进行评论的时候，我们可以指出：他并没有始终忠于这种综合推理的方法；他并没有始终保持他所决定的主要宗旨——财富与人口的关系，或者财富与国民享受的关系。他的英国新学生，陷入了抽象，这就使我们把人遗忘了，而财富正是属于人而且为人所享受的。他们的科学过于空洞，甚至可以说脱离一切实际。他们起初认为使理论摆脱一切次要问题，可以显得更清楚，更容易理解，结果适得其反；英国的新经济学家所写的作品是非常晦涩的，需要费很大力量才能理解，因为我们的脑筋对他们所要求的那种抽象能力是不肯接受的；但是，这种反感本身就是对我们脱离真理的警告，在伦理学方面，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着的，我们只力图把一个原理孤立起来，而且只着眼于这一个原理，我俩就会脱离真理。
李嘉图先生在1817年所发表的天才著作，不久就被译成了法文，并且经过萨伊先生的注释和光辉的评论，内容更加丰富了。我们认为本来是英国经济学家所遵循的新方向的一个卓越的范例。这一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英国人中间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学术界很有权威的一家报纸 在报道这一著作时，曾说这是政治经济学继亚当·斯密之后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但是，如果说由于他的鼎鼎大名有时我们不得不引述这部著作时，不论是要以他的计算作为自己的论据或是驳斥他这种计算，只要我们一有机会引述这本书，我们就立刻会认为我们站的是另一种立场。
有一个法国行政人员，虽然没有在他的作品上署名，但他的名字是绝对瞒不住的。他在同年也发表了一部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据他说，他这本书是为从事行政工作的人员写的。他既然怀着这样目的，却把书写得那么抽象，这简直使我无法理解。在他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确有不少独到之处，但是，我认为最实际的部分，即对于一个政治家最主要的部分，和他所想的却相差十万八千里。
[1] 苏格拉底：《色诺芬的经济学》，盖伊出版社，第6卷，第442页。
[2] 《色诺芬的经济学》，第6卷，第4章，第486页。
[3] 亚里士多德：《论共和国》，巴黎出版社，对开本，第2卷，第304页。
[4] 柏拉图：《理想国》，第2部，第369页以下，对开本，昂里西—斯太法尼，1578年版。
[5] 查理·戴华南特在1699年和1700年所发表的许多著作，梅隆在1734年发表的《商业政治论文》和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四卷集，1763年伦敦版）以及安东·支诺维西的《商业论——政治经济概论》（两卷集，1768年米兰版）中，都对重商学说有了进一步发挥。
[6] 经济学家（économistes）即指重农学派。——译者
[7] 弗朗索瓦·魁奈：《经济表和政治经济学的普通原理》，1758年凡尔赛版。米拉波：《人类之友》，1759年巴黎版。李维埃尔：《政治团体的自然基本秩序》，1767年巴黎版。杜滂·德·奈木尔：《重农学说》，1768年巴黎版。
[8] 亚当·斯密的学说在他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有所阐明，八开本三卷集。并参考萨伊著《论政治经济学》，八开本，两卷集，巴黎版。亨利·斯托赫著《政治经济学教程》或《决定国家繁荣的原理》，八开本，六卷集，彼得堡1815年版。最后，请参考我在十五年前发表的一篇作品《论商业财富》，八开本，两卷集，日内瓦1803年版。
[9] 在我们以前，别人也指出过，经验绝没有完全证实亚当·斯密的学说；亚当·斯密派的最著名人物之一加尼尔先生，完全放弃了他最初所信仰的学说。一般说来，亚当·斯密对待科学的态度是有些过分拘泥于计算数字，然而从全面来看，科学既属于感性又属于想象，感性和想象是不需要什么数字的。的确，加尼尔先生的见解的改变，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我们认为他离科学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10] 《爱丁堡评论》，1818年6月，第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