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被纠“闲住”与退归生活

 

（一）乞休未被允

 

早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四十九岁的陕西右布政使孔天胤就向朝廷递交了《乞休疏》，请求致仕。乞休的原因，是生病。当然，这病，一是生在身上的，一是生在心上的。生在身上的病，他在《乞休疏》中写得很明确：

 

嘉靖三十一年（1552），忽得阴虚火动病症，痰喘怔忡，几于委顿。调理数月，方克勉强视事。延至今春，前病又复举发，痰喘变而为膈塞，怔忡转而为健忘。形神销惫，职务废驰，经屡月矣。迎医诊疗，佥谓此疾决非旦夕可瘳。

 

这病算来已有一年多了，前次犯的时候，症状最严重的时候差点都起不来了。调理了一段时间，勉强可以带病工作了，可如今病又犯了而且更严重了，严重到了怔忡健忘、形神销惫，关键是耽误工作，而医生说，这病绝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治好的。后文还有更严重的句子，称“病渐危笃，命将先于朝露”；假如真是那样，希望狐死首丘，能卒于家中。孔天胤向朝廷请求：“伏念臣一芥草茅，荷蒙圣明收录，随例外补，遍历两司，二十年间，遂已满秩，誓当竭身图报，终效犬马之劳，不意分过灾生。”“满秩”是说，按照明制，王亲为官的顶点就是布政使，再上则为侍郎、巡抚、尚书之类，这些于孔天胤都不可能。他还向朝廷保证：“倘得延喘息之余年，安止足之常分”，一定安分守己，绝不会惹是生非。

身为一省之布政使，身心之劳那是一定的，生病也是可能的，但情况是否真如《乞休疏》说的那么严重，就不太好说了。也就是说，这“病”，更多生在心上。这从他给老上司葛守礼的信中可见端倪。葛守礼时任吏部右侍郎，他请求葛守礼能够准许自己致仕归田：

 

某不才，辱明公知遇之日久矣。兹陈疾乞休，乃区区引分知止之行。故朝上疏，暮离省，绝无逗留顾望之私，惟觊得蒙题核准行耳，不然得为齐民，亦返自然也。山间林下，啜菽饮水，览卷看云，以淹余岁。无步兵痛哭之讥，而有渊亮赋归之乐，则明公之赐及鄙人者远矣。（《与葛与川吏部》）

 

他说，自己陈疾乞休，是“引分知止之行”。这六个字，语浅而意深。《周易•乾•文言》：“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当往则能往，其人可与之论事之幽微；当终则能终，其人可与之存问道义。他归去的愿望非常迫切，甚至到了“朝上疏，暮离省，绝无逗留顾望之私”的程度。而对于归田后的生活，他也做了美好的展望，游悠山林，吃着野菜喝着溪水，读读书，看看云，如《论语》中孔子所说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还举了两个典故，一个是阮籍阮步兵，《晋书•阮籍传》记其对世事极度悲观，“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返）”，引世人讥讽；另一个是陶渊明，归田后“采菊东篱下”“戴月荷锄归”，还写有《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等千古佳文，极言归田之乐。他说不会学阮籍的痛哭，而会效渊明种田赋诗之乐。

然此次乞休，并未被朝廷允许。

 

（二）被纠“闲住”

 

嘉靖三十三年（1554）十二月，前任陕西右布政使孔天胤与现任陕西右布政使何其高，被弹劾贪污，勒令“闲住”。这是孔天胤从政二十二年来，遭遇的最大的一次打击，甚至可以称之为浩劫，它也给早有退隐之心的孔天胤造成了严重打击和伤害。

此事今见于《明世宗实录》的几句简单记载。《明世宗实录》此年十二月庚午：

 

令浙江按察司副使陈宗夔，陕西右布政使孔天胤、右布政使何其高闲住，各坐贪污，为巡按御史孙慎、吉澄所纠也。

 

纠，发举。《尚书·冏命》：“绳愆纠谬。”孔颖达疏：“绳谓弹正、纠谓发举。有愆过则弹正之，有错谬则发举之 。”这句话其实记的是两件事，另一件事发生在浙江，一件事发生在陕西。发生在浙江的巡按御史孙慎弹劾按察司副使陈宗夔贪污之事我们在此可不必深究，单说发生在陕西的巡按御史吉澄弹劾前右布政使孔天胤、现右布政使何其高“贪污”之事。

史载吉澄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巡按陕西。孔天胤最初对这位巡按御史印象很好，“闲住”汾州之后，他的同年，时任山西右参政的王廷修书问候，孔天胤说到自己对吉澄的最初印象：“仆始以吉山泉（吉澄吴山泉）为君子路上人也。”然而显然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乃今我不知彼焉，能令彼之知我耶？”孔天胤甚至认为自己最初把吉澄当作君子人是“一大可笑”之事。孔天胤与吉澄之父相识，因而也算是故人之子，被其弹劾，尤为愤懑。对于这次“贪污”事件，孔天胤深为抱屈，他对王廷说：

 

仆缉学三十载，不敢自谓善人，然实不为恶，此心谁可欺者？诚不意樌被疵贱，一至于此。但仆灰心世路已非一日，今天盖假手于人，令得悬解耳。差足自乐也。（《与王南泯年丈》）

 

三十年来向圣向善，即使做得不够好，却也绝不会存心为恶。此心不曾欺天，又如何会欺人。所以，对于劈空泼来的一盆脏水，他认为是受到了天大的污辱。但他又以此自嘲，觉得这是上天对自己长久以来灰心仕途的一种惩罚。

孔天胤接到“闲住”通告后，未向继任者交接便忿然离任。他这回是有点豁出去了，但他也料到此激愤之举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他对王廷说：“若彼以我离任不辞之故辄肆策诬，是大无忌惮者也。”随他去吧。“仆之五内何不清凉”，内心坦荡，何惧他人诽谤。

除了王廷，还有一些同道知己写信慰问。孔天胤在给王廷的信中说：

 

水东公相处不多，然于仆之心迹未必无睹，兄试一访，问有不然者乎？张元洲亦惠书唁慰，痛仆受无情之谤，仆报以恶言满纸，皆平生梦念所不到。吾谁欺，欺天乎？元洲乃固信之，此足为知己矣，仆死复何恨哉。

 

水东公，指山西巡抚闵熙。雍正《山西通志》“名宦”：“闵煦，直隶任邱（今河北任丘县）人，嘉靖间以进士任山西提学佥事。先器识后文艺，以修明教化为务，尝取晋名宦乡贤，汰伪存真，辑《正祀考》一书……后历山西按察使、布政使，后为巡抚，胥为晋人爱戴云。”张元洲，指陕西时期的同僚张瀚。一向颇有君子之风的孔天胤，估计也是生平第一次，“报以恶言满纸，皆平生梦念所不到”。

但这种情绪，孔天胤在生活中极少流露，也极少向他人辩白，只是因为知己者存问，所以一倾衷肠：“仆自罢归，绝口不谈是事，兹后及之，以知己者之问答一长鸣耳。”

何其高无文集传世，他在此事中的是非曲折，只能尘封于历史的深处了。

此番被勒令“闲住”，是孔天胤仕途的终结。虽然以这样的方式归来多少有些不甘，然自己灰心仕途已有多年，如今天假于人之手使自己归来，也总算是可以不再四处奔波了。

 

（三）身在林下，心忧国事

 

归田后的二十七年间，孔天胤在汾州陆续营建了几处颇具诗情画意的园居，成为他身体和精神的归宿，也是他和众友人诗情栖居的家园。由其文集可知，嘉靖三十七年（1558）建“寄拙园”；嘉靖三十九年（1560）筑“愚公园”，同一年筑“文苑清居”，并在文苑清居东边增置“东树园”；隆庆五年（1571）筑“兰雪堂”；万历二年（1574）筑“翠虚亭”。这些园、居、堂、亭，其形制、名称，无不表达着主人的心志，寄托着主人的情思，也书写着因之而生的佳话。每增置一处，孔天胤都要作诗文以记，述其名称来历及其中的寓意。

享受归田之闲、亲友之乐、园居之趣，这只是孔天胤归乡后的精神底色。由此出发，他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乡绅，与地方事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关注民生，关心雨旱，对于雨旱对百姓田园的影响，他也有了切身的感受。一首《忧旱》诗中，他写有“省躬一何苦，蓄意乍若煎”“徒闻发棠日，未见煮粥烟”“留侯善辟谷，不向饥人传”之句，是他对自己农田花事的焦虑，更是对饥民的担忧。

孔天胤关注地方事务的另外一些表现有：为汾州甚至山西的重大事务撰写碑记，为有善政的官员撰写德政碑；与省级官员保持着各种联系，常有省署官员到汾州拜访；关注教育，与主管教育的官员及当地学官关系密切，关注各地庙学修建、学田开辟事宜；在“丁卯寇乱”及“隆庆和议”等重大事件中，记载各地修备之事，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修《汾州志》八卷，为《山西通志》和《介休县志》作序；参加王府诗社活动，自己也结有诗社，为王府开列书单，为王府诗文集撰写序言，推动了当地的文化建设，等等。

特别是孔天胤在汾州的二十七年间，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了近百位汾州官员。而孔天胤版的“名宦”与《山西通志》《汾州府志》这样的官方志书，有的是重合的，有的是独属于他自己的表述。他的文字中树立“名宦”的标准，就是国计民生。仅以汾州为例，对于那些为汾州城池的建设、吏治的清明、学风的端正、百姓的安康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官员，孔天胤或为其赋诗，或为其父母祝寿，或为其写赠别文，都与当年陕西张治道辈地方乡绅对孔天胤这样的有作为的官吏的感情类似。因而从孔天胤对这些官吏各种形式的记载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对汾州甚至全晋怀着大爱的地方乡绅的拳拳之心。此内容将在后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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