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河南参议：清心省事，强兵御敌

嘉靖二十年（1541）末，孔天胤三年丁忧期满，起复，补河南布政使司左参议，从四品。此年孔天胤三十八岁。

当时河南省左布政使是张䎚，右布政使是任惟贤11，二人同为正德九年（1514）进士。孔天胤后来有文描述左右二位布政使治理河南之从容条理：“是时，任公为河南布政右使，广陵南溪张公为左使，一时德政和平，荣名嘉美，号为最盛”“公（指任惟贤）与南溪公同心共济、协恭和衷，务惠养元元，与之休息”“吏民于是各以其职业顺序。晨起视事，庭无留难，府史但跪案前，乞署文书而已”“二公并坐堂上，垂绅玄览，视春时所树竹柏，俱已长茂。鹿呦呦其下，鹤舞成列。自公退食，雍容委蛇，盖省中晏然焉”（《送玉台任公上陕西布政左使序》）。

在开封短暂停留后，孔天胤被任命为河北分守道。明代河南分四大分守道：大梁道，辖开封府、归德府；河南道，辖河南府、汝州府；河北道，辖彰德府、卫辉府和怀庆府；汝南道，辖南阳府、汝宁府。孔天胤分守河北道，驻辉县。

 

（一）清心省事，强兵御敌

 

孔天胤到达辉县的时间，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三月十六日。具体的行程，在他给友人或同僚的信中有所描述：“别来至都城半月而补官梁藩，住一月而起，以二月二十五日赴任，分守河北，驻当辉县”（《与赵复斋》）；“乃西行三日而至密县，顿六日而会巡院，又顿二日始由密如郑，以十六日达辉县”（《与南溪张左丞》）；“仆南行，以二月二十五日到官，次月十六日承守分疆，驻辉县”（《与叠川於大参》）。

到达辉县后，孔天胤紧急处理了两件事，一是构行分守道的公署，二是与当地官吏确立御虏方案。

在孔天胤分守河北道之前，辉县尚无分守道的独立公署。孔天胤在到任后给左布政使张䎚所写的信中所说：“所谓构行署县中者，尚无也。”（《与南溪张左丞》）于是营建公署就成为当务之急。万历《卫辉府志》“建置”：“分守道，在儒学西，嘉靖二十年（1541）创建。”应为嘉靖二十一年（1542）由孔天胤创建。

当时山西寇乱为剧，河南同样时时面临着威胁。孔天胤所分守的河北道，辖三府：彰德府、卫辉府、怀庆府；而三府下又各有州县，彰德府辖安阳、临漳、汤阴、林县、磁州、涉县、武安一州六县，卫辉府辖汲县、胙城、新乡、获嘉、淇县、辉县、延津、浚县、滑县、封丘、考城十一县，怀庆府辖河内、济源、修武、武陟、孟州、温县六县。这些县市现在有不少属河北省。分守如此多的州县，每一个府县的安全可以说都关系重大。孔天胤当时采取的方案，是“清心省事”“坚壁清野”，他在给张䎚的报呈中也说：

 

方与诸吏定约，清心省事以保疲氓，坚壁清野以戒不虞。（《与南溪张左丞》）

 

尽管如此，当时府中官员依然人心惶惶，孔天胤也自揣“得术暗浅，省览周章，不能就列”，致“有同员承故已悚然忧矣”。这种情况下，孔天胤的决策对当时的局势起着重要的作用。

而对于一些临近边界的州县，则重点筑以防御工事。嘉靖《武安县志》中有涉县人王科《砖城隘口记》一文，记载了当时武安县御敌的举措：

 

蠢兹北虏，庚子连岁，直由大同入寇辽、沁至潞安，此天机之可戒者也。壬寅春三月，前巡抚河南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余姚魏浅斋公有本、行分守河北道汾州孔文谷公天胤，委官于十八盘诸隘口，创立边城、楼橹。方三之一，秋七月，虏复寇前地，声势甚急。

 

魏有本（1483~1552），字伯深，一字曰深，号浅斋，浙江余姚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累官至大理寺少卿，嘉靖十九年（1540）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正是由于当时寇乱已入山西的辽州（今左权县）、沁州和潞安，所以地处太行山东麓，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地带的武安县相关的防虏工事才极为必要。孔天胤在魏有本的指示下，派官员在十八盘的诸多关隘口创立边城楼橹以作防御。楼橹，是古代军中建造的用于瞭望、攻守的无顶高台。到这年秋七月，筑城至三分之一，敌军又侵入山西的辽、沁、潞安等地，武安县情势非常危急。嘉靖二十二年（1543）孔天胤调离之后，继任者及武安县当地的官员又对武安县各隘口进行了修葺，工事才告完成，武安也因此得以安守。

孔天胤分守所辖的涉县、林县当时也处于寇乱的风口浪尖。嘉靖《涉县志》中王科《涉县新作石城记》一文记载，当时“北虏频岁入寇”，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当时的将帅又“闻风潜避，兼之相愚相挟”，致使“纪纲不立，功罪未当，私实纷之”。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敕谕当地官员魏有本等“宜以倡率三司复委官分据林、涉等县，诸险况召集义勇以防虏骑奔突”。朝廷令下，当地官员急议方案：

 

时左布政泰兴张公、右布政关中任公维（惟）贤、分守河北道左参议前永兴李公继以汾州孔公天胤、按察使滁州孙公存、分巡河北道副使广安王公衮，合谋协忠，务以安静（嘉庆《涉县志》作“靖”）地方。魏公尤夙夜祇惧，统率官兵亲诣林县住扎。

 

作为河北河北道分守参议，孔天胤参与了与省中诸官吏的讨论，并最终确定了安靖地方、稳定军心民心的方案。河南巡抚魏有本甚至亲自带兵驻扎林县，可见当时情势之急。

 

（二）苏门留迹

 

然而敌军毕竟还未入河南，布政左使张䎚就建议孔天胤不要太过焦虑，在吏治之暇去登临一下辉县的名山胜水，也是一种调剂。孔天胤对此颇为感激，称“幸门下其恤之，教登山临水，将毋有怀”（《与南溪张左丞》）。“毋有怀”是不可能的，但抽空去登山临水，倒也能缓解一些焦虑。

孔天胤所分守的河北道诸县，人文尤胜。汲县有周武王伐纣陈师之牧野，且有《诗经》中《邶风》《鄘风》《卫风》的产生地邶城、鄘城、卫城。这里也遍布着古代名贤的传说，从春秋、商周的申伯、蘧伯玉、比干、周公、召公等名士贤相，到东晋的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等竹林七贤，可谓洋洋大观。特别是分司驻地辉县，不但是共伯旧国共县故城，而且有著名的苏门山和百门泉。苏门山还有孙登啸台。《辉县志》：“苏门山，在辉县西北七里，一名苏岭……即孙登隐处。”孙登是道家重玄学派学者，长年隐居苏门山，熟读《易经》《老子》《庄子》之书，会弹一弦琴，尤善长啸，相传阮籍和嵇康都曾求教于他12。苏门山下有百泉，《河南通志》“形胜”：“百门泉，在辉县西北七里。苏门山泉通百门道，故名。：《卫风》‘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北宋理学家邵雍曾在辉县筑园居住，其园曰“安乐窝”。孔天胤到辉县后，即被辉县的名山胜水所吸引，在给汾州小友赵复斋的信中说：

 

此地乃共伯之国，有孙登啸台、康节（邵雍）安乐窝、七贤竹林在焉。所谓“瞻彼淇澳（奥），绿竹漪漪”“淇水在右，泉源在左”，正此地也。且事简民醇，尽与懒性相宜。（《与赵复斋》）

 

来到辉县，可谓进入一个精神的高地，或者说是诗思理趣的胜地。

今苏门山有孔天胤所题写的“仁知动静”碑一通，在辉县诸多人文胜景中又添一景。清代阮汝浚《卫辉游记》中，记载了当时此碑所存位置及其形状：

 

室之左有石，上刻“仁知动静”，字大如斗，分巡道孔天胤题，副使汤绍恩书。右有《啸台重修记》石，北郡李梦阳撰，大梁左国玑书。

 

此处记载之误，便是孔天胤的官职，是“分守道”而非“分巡道”。细悟孔天胤“仁知动静”四字，可知其内心儒家知识分子的情操坚守。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知，即智。山静而水动，仁静而智动；动者乐趣多，静者得高寿。人一生能悟得透“仁知动静”四字之理，便能在求仁还是求智、喜动还是喜静之间做出更为理智的选择。孔天胤在苏门胜景中书此四字，且被刻石保存至今，其意深矣。

孔天胤在辉县还曾为卫辉府题名碑写过碑记。万历《卫辉府志》卷之七《官师志下•历官》“题名记”条目下，有孔天胤、郭乾、周思宸文章各一篇，记载卫辉题名碑从初刻到两度重刻的过程。孔天胤所写记文，落款为“嘉靖癸卯春二月望日，太原孔天胤撰”。癸卯为嘉靖二十二年（1543）。

卫辉府为河北大郡，明代设府，不但有各级官吏，还成为河南省分守河北道的驻地，已有一百八十余年的历史。无论是其地理位置、疆域幅员还是其历史传承、文化渊源，都可谓非常重要。而历代官员在此治理之功绩，也当有所记载。其意义，就如各地修于孔庙的名宦祠一样，具有记往事、启来者的重要作用。然题名碑又不同于名宦祠，它所题写的，是所有官员的姓氏、履历。地方官员为政一方，其“人之贤否，政之得失”总会“布之纪牒，传之父老”，人们必定“指而议”，后世之人可以“因名”而“求实”，“知实”而“资理”。所以，题名碑对所有来此任职的官员都有着非常切近的警示作用，警示官员重视自己为政的声名，而这“名”由“实”而来，事实上也就是要求官员重实政、重实绩、重实效。由此也可见题名碑于地方政事之重要性。

孔天胤为卫辉府写题名碑是受同年陈澍所请，陈澍于嘉靖二十年（1541）任卫辉知府。孔天胤撰写的这篇碑记经陈澍刻石后，一直立于苏门山。后字迹有脱落，先后任卫辉府知府的郭乾、周思宸再次进行了重刻（万历《卫辉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