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颍州兵备：“以文章饬政事”

颍州，现安徽阜阳。在孔天胤任职的嘉靖年间，颍州行政上属凤阳府，军事上，颍州兵备道属河南按察司分管。

孔天胤的此次升职不见于《明世宗实录》，只在《山西通志》《汾阳县志》《颍州志》及一些明人文集中有所记载。康熙《汾阳县志》：“孔天胤……左迁祁州知州，升河南按察司佥事，兵备颍州。”嘉靖《颍州志》“兵备道”：“孔天胤，字汝锡，山西汾州人，进士及第，以王亲改授陕西按察司提学佥事，调祁州知州，复任今职。十五年季冬至。”季冬，冬十二月。

颍州期间，其有史可载的事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以文章饬政事”

 

嘉靖时期，颍州与亳州、宿州、泗州、寿州同属凤阳府。颍州兵备道始设于弘治四年（1491），初驻寿州，弘治十年（1497）移治颍州，因而也称“颍寿兵备”。颍州为南北交通枢纽，其位置之重要，正如同治《颍上县志》所说：“颍州之地险，恃寿阳、依硖石而枕淮曲，魏晋以降，为南北所必争。”这样重要的地段，极易发生事端，兵备道之设可谓至关重要。

兵备由副使或佥事担任，又称“兵备宪臣”或“兵宪”。明代兵备道的职责，包括分理军务，监督水陆官兵，管理卫所兵马、钱粮与屯田，操练卫所军官与地方民快等，有时候也兼有修缮城墙、建设水利、修建庙学、修篡地方志的职能。正因为兵备道在地方上举足轻重，所以选任条件严格谨慎。“除具备进士或举人资格外，熟悉地方事务的藩臬二司官员与府州官衙的府州正佐官等，及同为风宪官的监察御史，都是优先擢拔为兵宪的对象”（谢志忠《明代兵备道制度》）。孔天胤因为在祁州任知州，熟悉地方事务，因而当颍州兵备缺乏的时候，自然成为了朝廷选用的对象。

为什么兵备道这样的武职会用文官来担任呢？这也和明代的政治有关。明成祖朱棣以武力夺取政权后，有意识地限制武官的权力，正如一些明史研究专家所总结的，“文人知兵为明代军事领域体制的一大特色，借文臣来牵制武将，避免武臣专擅”“明代在以文驭武的国策、文人多知兵的前提下，文臣在军事统御体系中高于武臣”（谢志忠《明代兵备道制度》）。所以有明一代，兵备道都是由文臣担任的，且绝大多数是进士出身。

孔天胤在颍州兵备任上之政绩，修于清乾隆年间的《颍州府志》“名宦”部分如是说：

 

孔天胤，字汝锡，汾州人，嘉靖壬辰进士。知祁州，迁颍寿兵备。以文章饬政事，有诗名。精藻鉴，简易澹泊，与寒素同。民戴其仁，士乐其教。后官河南参议。

 

中国自古以来不乏文章与政事俱显的名家，如孔子的第十二世孙，汉代名儒孔安国，史载其“武帝朝为谏议大夫，以文章政事名当时”；还有人将一个人的文章与政事分而析之的，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因其“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朝廷对其“不大用”（《宋史•曾巩传》）。孔天胤“以文章饬政事”且“有诗名”，善于以官民喜闻乐见的诗文艺术承载教化的内容，以达劝人向善向上、禁奸止邪之效。

这一点在后来赵讷为孔天胤文集所写的序言里也有所印证，赵讷称其师孔天胤“颍、卫（指后来驻守卫辉府）当路，则重风俗而略刑名”（赵讷《文谷孔先生文集序》）。管理武备、保一方平安为职责的兵备官员，令行禁止、奖惩分明才能树立治军之威，孔天胤反而更注重以文章讽劝，化民成俗，极少使用刑罚。由此可知其为政善行教化，大有温柔敦厚之风。

孔天胤还非常善于鉴别和选拔人才，也就是所谓“精藻鉴”。在品德情操方面，他“简易澹泊，与寒素同”。寒素，贫寒之人。孔天胤虽然出身高贵且身居要职，但丝毫没有富家子弟和地方高官的奢靡之风，而是着装简易，朴素平实，不重修饰，与出身寒苦之人没有什么区别。正因为他对百姓抚恤仁爱，所以“民戴其仁”；也正因为他学养深厚且平易近人，所以“士乐其教”。身在“军区”却不忘振兴地方，重视教化，因此得到了“民”“士”的共同爱戴。

 

（二）助修西湖书院

 

在颍州任上，孔天胤所做的一件被载入史册的事，便是与陈洙、茅宰一起，帮助吕景蒙修建了西湖书院。

西湖书院最早由曾任职于颍州最后又终老颍州的欧阳修所建，他“爱西湖之胜，建书院于湖之南”（乾隆《颍州府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吹日晒雨淋，到明代嘉靖年间时，已颓败不堪，于是嘉靖十四年（1535），孔天胤的前任李宗枢命州判吕景蒙重修西湖书院。

史载吕景蒙在颍州其间，“洁己爱民，安僚佐之分，未尝以风宪臣自矜也。缮西湖书院，建三忠六贞祠，振兴风化”（乾隆《颍州志》“名宦”）。还主纂了嘉靖版的《颍州志》，今见于《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此版《颍州志》中有《重建西湖书院记》一文，吕景蒙对西湖书院建成的过程记述颇详。文中述及修建书院的意义，说主要是为了接续和传承欧阳修的言行教化之风，教化是为了兴贤，兴贤的根本则在于治颍。书院重修从嘉靖十四年（1535）秋到嘉靖十六年（1537）夏，历时三年而成。李宗枢升职离去，孔天胤到任，恰逢修建书院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其规模弘敞，钱粮尚不能敷，继而五山陈先生、文谷孔先生、茶川茅先生俱为措处，于是始获完工。

 

既然要修建，就不但要恢复原来形制中合理的部分，还要根据时下的特点有所增缮。然其规模之大，费用之多，至少是超出了最初的预算。工程眼看将成烂尾，吕景蒙自然心急如焚，只好向同僚求助，于是，孔天胤及陈洙、茅宰，和吕景蒙一起加入了资金筹措的行列。陈洙（字道源，号五山，浙江上虞人）与茅宰（字治卿，号茶川，浙江山阴人）同为嘉靖八年（1529）进士，史载二人在颍州任上皆有善政。孔天胤在祁州时，就曾主持修建庙学和贞文书院，他深知书院对于一个地方的意义，更何况是欧阳修首创的颍州西湖书院；从实践上来说，他也有过主持修建的经验，可以说对于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了如指掌。而对于经费的筹措途径，也同样熟门熟路。如何既不劳民伤财，又合理筹措资金用于文化建设，他在祁州时就已有过深入的思考。

书院修成，前面增建露台，中部增建四贤祠，祀晏殊、欧阳修、吕公著、苏轼四位颍州名宦，颍州西湖又成为学者文人的雅聚之所。此役之成，吕景蒙对于帮助他修建的人士抱以深深的感激之情。他说，正因为有了孔天胤等人的资助，“是故欢忻交通，不劳余力，此余所以得终其事也”。事终成，“予承诸公之谋也”。

这是孔天胤在颍州兵备任上，做的一件与他的本职工作关系不大，意义却非常重大的事。只是，在颍州西湖书院的历史上，世人皆知的是欧阳修的初创和吕景蒙的重修，孔天胤这位幕后的功臣却鲜被提及。

 

（三）保护“颍上《兰亭序》”

 

“颍上《兰亭序》”残碑今藏于安徽省博物馆，被书法界奉为圭臬，它之所以能流传到现在，和孔天胤的保护有莫大的关系。

《兰亭序》全称《兰亭集序》，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里程碑”，至今为书家习练行书必临之名帖。相传到了唐代，唐太宗因极爱其字其文，死后便以真迹殉葬，因而如今流传下来的是唐代的摹本。在如今所能见到的摹本中，墨迹本以“定武本”最为著名，石刻本首推“颍上本”。据相关研究，“颍上《兰亭序》”系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的摹本；而在褚遂良的所有摹本中，“颍上《兰亭序》”为众多“褚摹”中的上乘妙品。

明代关于“颍上《兰亭序》”的记载，最早见于永乐年间杨士奇（1366~1444）的《东里文集•续集》。杨士奇在文中说：“此帖石刻今在颍上县，其首题曰‘唐临绢本’，而临者刻者皆弱，余得之廖子谟。”廖子谟，名廖谟，子谟为其字，直隶泰和（今江苏泰和县）人，永乐十三年（1415）进士，曾任颍上县知县。廖谟在颍上县任职期间，曾将《兰亭序》碑的拓片送给了杨士奇。然在杨士奇之后，“颍上《兰亭序》”一百多年再未见有其他记载。直到万历年间，邢侗在《题颍上修禊序初拓本》中才再次提到，并且提到了孔天胤：

 

嘉靖八年，颍上村民耕得此石，送县治，县官都不省视；送之学宫，学官益不复省视。斋夫移置邻壁磨房，凡来硙者俱坐其上，真如明妃嫁呼韩，有余辱矣。逮丁酉清明，孔文谷先生莅宪此邦，闻而索之，亟属姜尹龛诸明伦堂中，《黄庭》另一石龛，左右列。（《来禽馆集》卷二十一）

 

邢侗（1551~1612），字子愿，号知吾，临邑县（今属山东德州）人，明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陕西太仆寺少卿。善画，能诗文，工书法，书法与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并称“晚明四大家”。他比孔天胤晚生四十余年，他中进士时孔天胤尚在世，因而这段记载也当是可信的。

由邢侗的记载可知，此石于嘉靖八年（1529）掘出于农田，县官和学官都不知道它是何物，也不知它有什么价值，就移到磨坊当了一个石凳，来磨面的人就都会坐在上面。直到嘉靖十六年（1537）清明，孔天胤听说此事后，才到磨坊把这块石碑找了回来，并命当地官员将它置于庙学的明伦堂中。

此石碑立于明伦堂，才算重见天日，在当时颇为轰动。附近的书法爱好者争向前往颍上，观赏摹拓，不少官员还借出差之故绕道颍上，只为得一张拓片。

相传这块碑石后来再次流落民间，万历末年又被从井中捞出。清代高泽生《颍上风物记》载：“颍上南关井，明万历末年，时有白光如虹。淘井得石，铁锢其外，启之，碧绿温润，面《黄庭》，背《兰亭》，旁有‘思古斋石刻’五篆字，‘兰亭序唐临绢本’七楷字。”他所说的“面《黄庭》，背《兰亭》”，又与邢侗所记的《兰亭》一石龛，“《黄庭》另一石龛，左右列”有所出入，因而未知所指是否为一物。

但“颍上《兰亭序》”如今并不完整，人们只能看到残碑。好好的石碑，怎么会碎呢？相传在崇祯年间，因来访兰亭碑的官员太多，知县张俊英迎来送往，不堪其烦，于是他命人拓了上万张拓片后，于崇祯二年（1629）的一个雨夜，一举将石碑砸碎，并谎称是被雷电击毁的。而在李自成之乱中，张俊英的万张拓片也被付之一炬。被张俊英砸碎的残碑几经辗转，于民国初年为南照士绅杨伯涵所得，“颍井”碎石拓本才得以流传世间。

 

图7 颍上《兰亭序》残碑，今存安徽省博物馆，孔天胤曾得自颍州民间磨坊，立于明伦堂

如今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尚有以“兰亭”命名的广场、公园、道路，书法家协会也会定期举办“颍上兰亭杯全国书法大赛”，但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和一位叫孔天胤的山西人有关了。

 

（四）从颍州到陕西

 

嘉靖十六年（1537）到十七年（1538）间，孔天胤的人生经历了大喜和大悲。

喜事有两件，一件是嘉靖十六年（1537），二十四岁的兄弟孔天民乡试中举。这自然是一大喜事，汾州官府继为孔天胤立“榜眼坊”之外，又立“兄弟联辉坊”。康熙《汾阳县志》：“兄弟联辉坊：在师垣坊，嘉靖十六年为孔天胤、孔天民立。”

第二件喜事，是孔天胤被朝廷下令升官一级。《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七年（1538）四月：

 

命镇远侯顾寰挂印充总兵官提督漕运，镇守淮安地方，凤阳修理祖陵、皇陵及皇城。工成，升巡抚右都御史周金为左都御史，赏银四十两，纻衣四袭；升巡按御史苏丛俸二级，赏银二十两，衣二袭；兵备副使张臬，佥事李宗枢、孔天胤各升一级，赏银十五两，衣二袭。

 

此次因协助顾寰修皇陵而升职获赏的，有巡抚右都御史周金、巡按御史苏丛、淮徐兵备副使张臬（时已升山东按察司副使）、颍州兵备佥事孔天胤，就连前任颍州兵备佥事李宗枢（时已任河南布政使司参议）也受到了追封。而升职的原因，是镇远侯顾寰受命在凤阳提督漕运并负责修理祖陵、皇陵及皇城。工成，所涉及的所有官员都因此得到封赏。

孔天胤等人官升一级的具体官职，在嘉奖令下达后的第二个月得以落实。《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七年（1538）五月：

 

升河南布政使司参议李宗枢为本省按察司副使，河南按察司佥事孔天胤为陕西布政使司右参议，山东按察司副使张臬为本布政使司右参政。

 

也就是说，这年五月，孔天胤将离开颍州，他的下一任所在地，是他曾任提学佥事的陕西。这将是他第二次赴陕西任职。

监察御史苏祐写有《送孔文谷督学再入关西》（苏祐《谷原诗集》卷四下）一首，称“三千弟子今髦士，百二山河古要津”，当年他所教化、擢拔的士子，如今成才者众，他回到陕西，一定会享受到自己当年风行教化和擢拔士子的美好成果，而陕西学人士子也会因他的重归欢喜庆幸。河南提学副使顾梦圭也写有《送孔文谷赴关中》（顾梦圭《疣赘集》卷六）一首，“山川瘁行役，郡国瞻仪刑。中土识麟趾，西旻习文星”，对孔天胤即将重游陕西、再获关中士人爱戴追慕表示称贺。

孔天胤在颍州被列名宦，载入颍州史册。

孔天胤回汾州省亲，而此次回到汾州，也是他与父亲孔麟的最后一次见面。就在他到陕西后不久，就接到了故园讣告，父亲去世了。据王崇庆《孔麟新郑县君墓表》：“嘉靖戊戌，忽病卧，汝锡之陕，犹及过省受遗命，卒之日，十二月二十日未时也。”享年五十有九。

这无疑是他在这一年里，所经历的最为悲伤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