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言 [1]
“在保守的躯壳下悄悄聚集起来的新的力量、新的渴望、新的目标,骤然地显现出来。”
——格林:《英国人民简史》(J.R.Green,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第十章
“在多数情况下,变化是在大量争吵和辩论以后实现的,因而人们并不察觉各种事务几乎都默默地受到很不引人注目的因素的影响。第一代人认为无可争议的制度,第二代人中的强者会给予指责,而第三代人中的强者却为之辩护。此一时,最确定的论据,即使允许全面发表,也无济于事;彼一时,最幼稚的诡辩就足以成立。此一处,即使在纯理性上站不住脚的制度也能与社会上自觉的习惯和思想方式相适应;彼一处,这种制度已经受到即使用最敏锐的分析也难以解释的影响而改变,不费吹灰之力就足以摧毁那腐朽的结构。”
——1891年11月27日《泰晤士报》(The Times)
在这各持党派之见,社会和宗教问题争论剧烈的时代,似乎难以找到一件关系国家生活福利的大事会使所有的人,无论属何政党,持何社会见解,都能完全一致。论及戒酒,你会听到J.莫利先生 [2] 说,这是“自废除奴隶制运动以来的最大的道德运动”;但是布鲁斯勋爵 [3] 会提请你注意“国家每年由此获得4 000万英镑商业税,因而实际上维持了陆军和海军,并使成千上万的人得以就业”,“即使是绝对忌酒的人也应大大感谢特许酒商,如果没有他们,水晶宫 [4] 的小吃部早就关门了”。论及鸦片贸易,一方面有人说,鸦片迅速腐蚀了中国人的意志;另一方面有人说,这纯属误解,感谢鸦片,它使中国人能够干欧洲人根本干不了的劳动,因为他们的食物是最不讲究的英国人也会嗤之以鼻、难以下咽的。
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往往把我们分为敌对的阵营。因而,在这个迫切需要用冷静而不持偏见的思想和纯正的动机来实现公正信念和高尚行为准则的国度里,给旁观者深刻感受的不是真诚地追求真理和热爱这个几乎仍然使所有的人为之心情激动的国家,而是战争的喧嚣和军队的冲突。
然而,有一个问题几乎使人们没有什么分歧意见。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欧洲、美洲以及我们的殖民地,不论属何党派,大家几乎一致对人口将继续向已经过分拥挤的城市集中、农村地区将进一步衰竭的问题深感不安。
几年以前,伦敦郡议会议长罗斯伯里勋爵 [5] 对此十分重视,他说:“在我的脑海中并不因想到伦敦而引以自豪。我经常被伦敦的严重问题所纠缠。非常严酷的事实是,几百万人在这条壮丽的河边犹如遭受灾难般地沮丧,各自在孤陋、斗室中工作,彼此互不关心、互不谅解,丝毫也不想到别人的死活——无数的冷漠的受害者。60年前一位英国伟人科贝特 [6] 把这种现象称为赘疣。如果那时是赘疣,现在是什么呢?大肿瘤,渗入消化系统的象皮病,使农村地区的血、肉、骨骼和生命半死不活。”(1891年3月)
戈斯特爵士 [7] 道出了症结所在,并提出了对策:“治病必先除根;必须逆转潮流,制止人口向城市迁移,让他们返回故土。城市自身的利益和安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1891年11月6日《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
法勒教长 [8] 说:“遍地即将布满大城市。乡村停滞、衰退;城市畸形发展。如果城市确实日复一日地变成人类的坟墓,那么当我们看到住房如此拥挤,被毫无顾忌地糟蹋得如此肮脏、污水横流,又何足为奇呢?”
罗德斯医生(Dr.Rhodes)在人口统计大会上提请大家注意:“来自英格兰农村的移民在持续增长。兰开夏和其他工业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占35%,而农业地区竟占60%以上 [9] 。许多农舍破败不堪,难以称之为房屋,许多人身体虚弱,无力承担健康人的工作。若不采取某些措施来改善农业劳动者的处境,人口还将继续外流,将来结局如何,他难以断言。”(1891年8月15日《泰晤士报》)
新闻界、自由党、激进党和保守党都看到了当代的这种严重症状,并发出相同的警告。1892年6月6日《圣詹姆斯报》(St.James's Gazette)指出:“如何针对现实的最大危险,妥善地对症下药,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1891年10月9日《明星报》(The Star)说:“当前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制止农村人口外流。劳动者也许能够返回故土,但是,怎样才能使乡村工业也返回英格兰农村呢?”
几年以前,《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发表了一组文章“我们乡村的生活”,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
工联主义者领导人提出同样的警告。蒂利特先生 [10] 说:“人手闲置,工作不足;土地闲置,劳力不足。”曼先生 [11] 说:“大城市的劳力过剩主要是由于有地待种的农村地区人口外流。”
因此,对于问题的迫切性,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且各自都在探求解决办法。尽管要想在可能提出的对策方面也有共同的评价无疑是异想天开,但是至少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头等大事,起点是一致的。这是一个较重要、较有希望的信号,因为,正如我在本书中确信的那样,它使这个当代最迫切的问题比那些迄今仍使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为之却步的许多其他问题较易求得解决。苍穹笼罩、微风吹拂、阳光送暖、雨露滋润下的我们的美丽土地,体现着上苍对人类的爱。使人民返回土地的解决办法,肯定是一把万能钥匙,因为它能打开入口。由此,即使是入口微开,就能看到在解脱酗酒、过度的劳累、无休止的烦恼和难忍的贫困等问题方面有着光明的前景。而这些问题一直是内阁难以逾越的真正障碍,甚至是人与上苍沟通的真正障碍。
有人会认为,要想解决使人口返回土地的问题的第一步是要认真分析迄今使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千头万绪的原因。如果真是这样,就必须首先进行旷日持久的调查。幸好对作者和读者来说,这里都不需要作这种分析。理由很简单,也许可以这么说:不论过去和现在使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原因是什么,一切原因都可以归纳为“引力”。显然,如果不给人民,至少是一部分人民,大于现有大城市的“引力”,就没有有效的对策。因而,必须建立“新引力”来克服“旧引力”。可以把每一个城市当作一块磁铁,每一个人当作一枚磁针。与此同时,只有找到一种方法能构成引力大于现有城市的磁铁,才能有效、自然、健康地重新分布人口。
初看起来,这种办法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办到的。有人会问:“怎样才能使乡村比城市对普通人更有吸引力——使乡村的工资,或者至少是物质享受的标准,高于城市;保证普通男女在乡村能享有与大城市相等的,且不说更多的,社交和前途呢?”在报刊上以及各种形式的讨论中,结论往往非常相似。大家似乎一直认为人民,至少是劳动人民,现在不可能,甚至永远不可能有任何选择或取舍。他们只能要么抑制对人类社会的向往——甚至仅仅是取得比孤独的村落生活稍广一点的交往,要么几乎彻底放弃乡村的无比诱人而纯正的喜悦。问题在于大家似乎都认为:劳动人民现在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住在农村而从事农业以外的职业;拥挤而有碍健康的城市是经济科学的结论;我们现在这种把工业和农业截然分开的产业形式必然是一成不变的。这种谬误非常普遍,全然不顾存在着各种不同于固有成见的可能性。事实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选择——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而有第三种选择。可以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这种生活的现实性将是一种“磁铁”,它将产生我们大家梦寐以求的效果——人民自发地从拥挤的城市投入大地母亲的仁慈怀抱,这个生命、快乐、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可以把城市和乡村当作两块磁铁,它们各自力争把人民吸引过去,然而还有一个与之抗衡的劲敌,那就是部分吸取二者特色的新的生活方式。可以用“三磁铁”的图解来说明这种情况。在图解中,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主要优点和相应缺点,而城市—乡村则避免了二者的缺点。
译注 图题:图1 三磁铁
中心部分:人民何去何从?
左面的磁铁:城市——远离自然;社会机遇;群众相互隔阂;娱乐场所;远距离上班;高工资;高地租;高物价;就业机会;超时劳动;失业大军;烟雾和缺水;排水昂贵;空气污浊;天空朦胧;街道照明良好;贫民窟与豪华酒店;宏伟大厦。
右面的磁铁:乡村——缺乏社会性;自然美;工作不足;土地闲置;提防非法侵入;树木、草地、森林;工作时间长;工资低;空气清新;地租低;缺乏排水设施;水源充足;缺乏娱乐;阳光明媚;没有集体精神;需要改革;住房拥挤;村庄荒芜。
下面的磁铁:城市—乡村——自然美;社会机遇;接近田野和公园;地租低;工资高;地方税低;有充裕的工作可做;低物价;无繁重劳动;企业有发展余地;资金周转快;水和空气清新;排水良好;敞亮的住宅和花园;无烟尘;无贫民窟;自由;合作。
城市磁铁与乡村磁铁相比,其优点是工资高、就业机会多、前途诱人,但是这些都被高地租、高物价大大抵消。城市的社交机会和游乐场所是富有魅力的,但是工作时间过长、上班距离过远和相互隔阂将大大降低这些优点的价值。灯光如昼的街道是令人向往的,尤其是在冬季,但是阳光日益昏暗,空气被严重污染,以致漂亮的公共建筑,就像麻雀一样,很快布满煤烟,甚至雕像也毁坏殆尽。壮丽的大厦和凄惨的贫民窟是现代城市相辅相成的怪现象。
乡村磁铁自称是一切美丽与财富的源泉;但是城市磁铁嘲笑地指出,它因缺乏社交而孤陋寡闻,因身无分文而寒酸拮据。乡村有美丽的景色、高雅的园林、馥郁的林木、清新的空气和潺潺的流水;但是到处可见“擅入必究”的牌示,令人瞠目结舌。按面积计算,地租确实很低,但是这种低租金是低工资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物质享受的源泉;长时间的劳累和苦闷抑制了和煦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的作用。单纯以农为主,难保风调雨顺,有时苦于涝灾,有时惨遭旱情,甚至饮水也供应不足 [12] 。乡村的有益身心的自然特色因排水等卫生条件不佳而大为逊色。因而,有些地方几乎被人们遗弃,其余的地方人们又挤作一团,犹如城市的贫民窟。
但是,城市磁铁和乡村磁铁都不能全面反映大自然的用心和意图。人类社会和自然美景本应兼而有之。两块磁铁必须合而为一。正如男人和女人互通才智一样,城市和乡村亦应如此。城市是人类社会的标志——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人与人之间广泛交往、互助合作的标志,是彼此同情的标志,是科学、艺术、文化、宗教的标志。乡村是上帝爱世人的标志。我们以及我们的一切都来自乡村。我们的肉体赖之以形成,并以之为归宿。我们靠它吃穿,靠它遮风御寒,我们置身于它的怀抱。它的美是艺术、音乐、诗歌的启示。它的力推动着所有的工业机轮。它是健康、财富、知识的源泉。但是,它那丰富的欢乐与才智还没有展现给人类。这种该诅咒的社会和自然的畸形分隔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构成一个城市—乡村磁铁,以表明在这方面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的。我希望使读者相信,这在此时此地就是切实可行的,而且不论是站在伦理的立场上还是站在经济的立场上,其原则是合情合理的。
下面我将着手描述“城市—乡村”是如何享有与拥挤的城市相等的,甚至更多的社交机会,而且可使那里的居民身处大自然的美景之中;如何使高工资与低租金、低税收相结合;如何保证所有的人享有丰富的就业机会和光辉的前途;如何能够吸引投资、创造财富;如何能够确保最令人羡慕的卫生条件;如何能在到处都见到美丽的住宅和花园;如何能扩大自由的范围,并使愉快的人民享有一切通力协作的最佳成果。
J.戈斯特爵士向我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逆转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潮流,并使他们返回故土。”建设上述这种磁铁,而且能够有效地继续建设更多的这种磁铁,定将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下面各章的中心内容就是较深入地描述这种磁铁及其结构模式。
[1] 本译本保留了原书各版的脚注(以加〔 〕的序号表示);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一些背景材料,又加了必要的译者脚注(以加○的序号表示)。——译者
[2] John Morley (1838~1923),英国自由党政治家、传记作家。长期担任国会议员。曾任爱尔兰总督、印度事务国务大臣。1908年被封为子爵。
[3] James Bruce(1811~1863),英国外交官。曾任加拿大总督。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7年和1859年两度率英法联军侵略中国。1862年任印度总督。
[4] Crystal Palace,用钢和玻璃建成的建筑物,初用于1851年伦敦博览会的会场,后作为展览馆和音乐厅,为当时伦敦的重要标志,1936年毁于大火,1941年全部拆除。
[5] Archibald Philip Primrose Rosebery (1847~1929),英国自由党政治家,1881~1883年任内政次官,1885年任掌玺大臣,1886年,1892~1894年任外交大臣。
[6] William Cobbett(1763~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
[7] Sir John Gorst(1835~1916),保守党政治家。
[8] Frederic William Farrar(1831~1903),作家、语言学家,曾任威斯敏斯特教堂牧师、副主教,1895年任坎特伯雷教长。
[9] 原文如此,看来漏写了小数点。193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城市地区65岁以上的人占8.77%,大伦敦地区占8.33%,而乡村地区占10.3%。——1946年版编者
[10] Benjamin Tillett(1860~1943),工人运动领导人,曾组织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促进了英国工人的联合。1917~1924年和1929~1931年为工党的国会议员。
[11] Tom Mann(1856~1941),工人运动领导人,曾组织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1894~1897年任独立工人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书记。
[12] 德比郡(Derbyshire)议会卫生医务负责人巴怀斯医生(Dr.Barwise)为回答1873号议题,于1894年4月25日就《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煤气和水议案》向下议院的一个小型特别委员会作证时说:“在布赖明顿公学(Brimington Common School)我见到几个满是皂沫的浴盆,这就是全体学童不得不用的全部洗澡水。他们必须一个挨一个地用同一盆水洗澡。当然,只要有一个孩子患有金钱癣等类病症,就会传染给所有的孩子……。女教师告诉我,她看见玩得满头大汗的孩子跑来喝这些脏水。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别的水解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