掸人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掸人这一范畴。掸（Shan）这个词源自缅语。英语中所用的地名阿萨姆（Assam）和暹罗（Siam）是和它相关的术语。克钦语（景颇语）中与缅语shan对应的是sam。缅人颇为固定地用这个名词来称呼缅甸境内的所有居民以及滇缅边境地区自称泰人（Tai）的居民。这在缅甸西部和西南部会有些含混，因为缅人把掸人与暹罗人（Siamese）相区分，虽然两个族群都自称泰人。但在缅甸东北部，这一界定足够清晰。

这样界定的掸人，在居住区域上分散，但在文化上相当一致。不同地区之间的方言差异很大，但即便如此，除少数特例之外，可以说缅北和滇西所有的掸人都讲同一种语言，即泰语。下面是些例外的情况：孟萨的掸人（孟塔或阿昌）说一种听似木如（Maru）的方言，古博谷地的掸人说一种不纯正的缅语，在亲墩江上游和胡康河谷地区有多种多样的掸族小分支，他们现在所说的语言似乎主要是混杂着浓重泰语和阿萨姆语的景颇语。大多数被视为葛笃（Kadu）人的似乎就属于这一类。还有一个小族群居住在靠近新博的伊洛瓦底江边，他们的生活方式类似于掸人，但说的语言被称之为庞语（Hpon），或多或少介于木如语和缅甸语之间。现存的大多数讲庞语的人——人数总共不过几百人——现在似乎视自己为泰人。

最重要的一项族群认同标准是所有的掸人都是佛教徒。 ^[52] 诚然，大多数人并不很虔诚，而且掸族的佛教包括许多异端倾向明显的小教派，但信佛教仍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接受掸人文明的一个标志。当一个克钦人“变成掸人”（sam tai）时——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皈依佛教是程序中的关键一环。当今（1951年）拥有缅甸官方头衔“克钦邦首领”的这位人物就是这种类型的克钦族兼掸族佛教徒。

第二个普遍的标准是“所有的掸族定居点都与水稻种植有关”。这里我们可以把掸族这个概念和第二章中所引用的资料结合起来。缅甸北部遍布高山和丘陵，掸人散布在这一地区，但其分布并不随意，他们只选择河谷地带或丘陵间的平坦地带定居。在这些居住地总能见到灌溉水稻田，因此这里的文化与其生产方式大致对应。在这一地区，通过平原水稻种植而带来的富足意味着佛教的兴盛，而后者又意味着此地属于某个封建掸邦。不符合这种普遍性的例外情况基本上只处在我们所考察地区之外。崩龙人经济上的富足源于栽种茶叶而非种植水稻；他们是佛教徒，具有掸式的社会体制，但他们生活在山区。 ^[53] 也有些发展成熟的佤邦，通过种植罂粟而致富。他们仍然生活在山区，但也信奉佛教，被称为泰洛（Tai Loi，意为山区掸人）。

地图3 克钦人与掸人的人口分布

逆命题只在大体上符合事实：克钦山区大部分（而非全部）以种植水稻为生的社区都是掸人（或缅人）。例外的情况主要有这么一些：在瑞丽江 ^[54] 上游流域的东部和腾越北部，种植水稻的人主要说汉语。再往西的胡康河谷也有种植水稻地区，当地人自视为克钦人（景颇人），而非掸人。最后，在阿萨姆邦的西部边界，一般的阿萨姆农民也种植水稻。还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缅甸八莫和密支那行政区域里，先前的掸族各邦已不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已无法在那里的谷地居民中非常明确地区分掸人和缅人。

掸人几乎总在平地耕种水稻，以便可使用水牛拖犁牵耙。偶尔能在掸族社区见到第二章中提到的丘陵梯田，但在这个地区大多数梯田都是由克钦人耕作。

我在地图3和地图4中试图标出掸人聚落的一个大致分布情况，但通常这些小块居住地的面积很小，所以只有更大比例尺的地图才可以真正突显掸人和克钦人在地理分布上的“完全混合”状态。

地图4 克钦山区北部1825年左右掸人与克钦人的人口分布

缅人将掸人划分为缅甸掸人（Shan B'mah） ^[55] 、中国掸人（Shan Tayok）和坎底掸人。粗略而言，缅甸掸人包括缅甸境内掸邦的掸人，这些掸邦的佛教大致上是缅甸本土化的教派，而且君王们（召帕［saohpa］）长久以来臣服于缅甸国王。中国掸人是指云南境内诸掸邦的掸人，其中最重要的几个掸邦位于腾越以南和萨尔温江以西。现在居住在缅甸八莫和密支那区域的很多掸人是近年来从云南移民而来，被缅人归为中国掸人。坎底掸人被视为缅甸掸人的一个分支，基于历史背景他们被认为在政治上曾效忠于以前的掸邦孟拱。

直至18世纪中期，缅甸北部的各掸邦都保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并且往往向中国而非缅甸效忠。在18世纪后半叶缅甸和中国之间一系列不分胜负的战争中，伊洛瓦底江上游各种各样的掸邦（孟拱［Mogaung］、孟养［Mohnyin］、畹麽［Waingmaw］、八莫）看来站在中国人一边，结果遭到缅甸军队的摧毁。 ^[56] 从18世纪末开始这些邦地已无固定的掸族君王（召帕）。它们被视同缅甸王室直属的封建封地。谬萨（myosa）职位的俸禄由国王直接赏赐，掸邦的执政官（谬蕴［myowun］） ^[57] 从阿瓦（Ava） ^[58] 直接任命。

坎底（Hkamti） ^[59] 最初似乎是一个与孟拱王室有关的头衔。孟拱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被消灭之后，它仍被用来描述那些先前作为孟拱政治附属地的掸族邦国。

由于这些坎底掸邦在克钦事务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必要在此详细列举：

1. 坎底弄 （大坎底）, 现在是7个小掸族邦国的联邦，地理位置靠近伊洛瓦底江源头（迈立开江）。虽然是中国人最先移民至地，但在17世纪和18世纪，坎底弄似乎是孟拱的附属地。 ^[60] 坎底弄在地图2上是葡萄（Putao）；所包括的邦国标在图4上。

2. 胡康河谷的掸邦，特别是那些迈宽、宁匾、德若的掸邦。这些掸邦如今在政治上大多依附于邻近的克钦人。据说他们的前人曾经有过封建形式的组织而且人数更为众多 ^[61] （见地图4）。

3. 辛加林坎底，位于亲墩江上游的一个小掸邦。当地大部分人口是克钦人和那加人。掸人（包括其王室）似乎来自胡康河谷的宁匾 ^[62] （见地图3和地图4）。

4. 阿萨姆的坎底，位于萨地亚的东部和靠近利多的迪兴河边（见地图4）。前者的先民大约于1795年自坎底弄进入阿萨姆。后者的居民源于18世纪和19世纪从胡康河谷进入阿萨姆的多部掸族移民。 ^[63] 在过去120年中，阿萨姆的坎底弄人一直与阿萨姆人、米什米人（Mishmis）、那加人和克钦人（新颇人［Singpho］）混居在一起。 ^[64]

5. 玉石矿是18世纪孟拱国王最初没落的一个主要原因，它在过去约六十年里被掌控在一系列克钦山官手中。这些山官，虽然被英国殖民官员视为克钦人，但他们模仿掸人的生活方式并与掸族家庭联姻。他们也获取了坎西（Kansi［Kanti］）督瓦 （Duwa） ^[65] 的头衔，这表明他们是掸族原有领地的继承人。 ^[66]

从上面这一列表中可看出，坎底这一术语的用法比较混乱，一是被用于表示一个据信是拥有共同族群起源的特定群体，二是被当作一个政治实体的名称。这种混乱也表现在更宽泛的词语“掸”的用法。几乎所有在克钦山区的掸邦都包括非掸族的人口。在很多情况下，非掸人口大大超过掸人。掸邦的政治首府毫无例外都位于灌溉水稻田附近的镇区，但这样一个掸邦的封建属地不仅包括其他种植水稻的掸族社区，也包括各种居住着非掸人口以及实行通垭经济的山区村寨。有时候，如此产生的政治等级制是颇为精致的。例如，在1895年之前，位于现今中国境内的掸邦勐畹不仅下辖在南畹谷地的掸族村寨，而且还统治许多现在属于缅甸边境地区的克钦居住地。在南畹平原的掸族村民通常并不直接向勐畹召帕而是向一个或多个克钦山官纳贡进税，然后由克钦山官向勐畹召帕进贡。掸族村民所交付的是稻米，而克钦山官偿付的是火药，这是一种在经济上令各方很满意的安排。 ^[67]

参考《掸邦地名辞典》（Shan States Gazetteer） ^[68] 可发现，1900年有大量克钦人的政治领地被纳入更大范围内的掸族封建体制中。克钦人和掸人的领地在政治上的完全分离要到英国统治缅甸的后期才通行，但这并非自然形成的现象，而是最高权力机构的行政干预的结果。

这些说泰语、信奉佛教、种植水稻的人群在地域上的如此分布，经常引起学者们的评论和进行历史假说性的推测。最常见的理论解释是：讲藏缅语的人和讲泰语的人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族群世系。说藏缅语的人被认为一直以来由北向南迁移。根据这一理论，公元8到12世纪之间的南迁移民暂时被向西渗透的讲泰语的掸人所阻挡。掸人的这一西迁与定都大理附近的掸族南诏“帝国” ^[69] 的政治扩张相一致。后来，随着掸族政治力量的衰弱，讲藏缅语的人的南迁重新恢复。根据这一理论，说景颇语的克钦人是从北方迁移来的藏缅人中的最后一支；据说在18和19世纪之间他们“征服”了掸人，因而现在缅北的掸人只是这一蛮族入侵中散落的幸存者。 ^[70]

没有必要对掸人的散居现象作出如此复杂的解释。正如冯·艾克施泰特所明确指出的 ^[71] ，掸（泰）文化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与水稻种植密切相关。在克钦山区，任何一个适于种植水稻的田地上，我们见到的只会是掸人，很少有例外的情况。“克钦人”定居在平原和谷地，只是一种例外。反过来，在适于用通垭方法耕作的地区，我们见到的只会是克钦人。结论很明显：自掸文化初入此地以来，掸人居住地在过去任一时段的分布都不可能与目前的状况有实质性的不同。如果说以前的掸人口比现在多（这很有可能），那也并不意味着掸人以前占据了更多的地盘；而只意味着现在的掸族居住地规模在以前要大一些。可能从来都没有掸人定居在山区。在诸如胡康河谷这些地方，可以看见克钦人以掸人的方式种植水稻，只有针对这些地方我们才可以推测克钦人“征服”或“驱逐”了掸人。但就这种情况而言，如果遇见讲克钦语的人用掸人的方式种植水稻，也可推论这些“克钦人”正在“变成掸人”。

很有可能在过去大约一千年里，整个克钦山区人口的迁移和变动剧烈，但要注意的是，这些变迁可能是在不影响平原和河谷地带掸人地位的情况下发生。所以，关于克钦和掸人其中任一方的历史材料和证据中，很少存在涉及对方的线索。

关于克钦山区任何一地的历史记载都是残缺不全的。我将在第八章概述这些史料以及我对某些关键问题的推测，说明这些问题的除了环境方面的佐证，其他再无任何材料。但因为在第八章中我主要关注的是克钦“历史”，所以最好在下文就说明我对掸人历史的推测。

可确认的事实中有这么一点：中国人在公元1世纪就已熟悉从云南到印度的多条通道。我们无法确定这些道路过去的具体路径，但因为穿越主要山脉的隘口数量非常有限，所以与我们现在所知的路径不可能差异很大。一种应算合理的推断是，掸人最初在河谷定居是与维持这些商贸要道有关的。有证据显示，通过在沿路合适的驿站派驻小型护卫部队保证了交通的顺畅。这些驻军为了自我补给，必须驻扎在适于耕种水稻的地方。这样形成的居住地就成为一个地区中心，这种地区拥有复杂的文化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小型的掸邦。

每个掸邦可发展到何种规模则取决于当地的地理环境。比如在坎底弄, 适合开垦为水稻田的地方非常广阔，而实际上过去的耕种面积比现在要大得多。穿过坎底弄的商道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很少被使用，因此以往有更多的商队在此路通过时，这个居住地可能拥有更多的人口。

与此相对，在昔马帕（Sima-pa）的掸人社区的规模几个世纪以来少有变动。这一小块大约3平方英里的水稻地所处的海拔很高（大约离海平面5400英尺）。它正巧形成了从云南到上缅甸的要冲，同时也是以前从孟拱到腾越的玉石商队的必经之路。 因而它的选址是极富策略的，而且确实已在此存在很久了。这里的面积很小，但一直以来它可能也就只有那么点大，因为从这里到其他任一掸族或汉人的社区都至少有一天的路程，而且可种植水稻之处都已全部被开垦。

这一解释——认为掸族社区的选址和规模最初取决于商道的策略和经济——明显是推测性的，但比起那些把当今掸族居住区的分布解释为传奇般大规模军事征服之结果的理论，更符合已知的事实。 ^[72] 我的论点有一个重要的推论，即我们所知的掸族文化，不应被看作引入了外部现成文化的一种复合体，如大多数权威人士所认为的那样。它应该是本土自然发展的结果，源于小规模军事殖民和山地原住民之间长期的经济互动。

掸人的发展进程，在戴维斯（Davis）对勐嘎（Möng Ka）的记述中有着很好的阐述。勐嘎今日的居民是说汉语的傈僳人；他们与类似的掸人社区，比如昔马帕，在总体文化特征上很相像。勐嘎这个地名是掸语。下面是戴维斯的说明：

还有其他各种证据支持这个观点，即我们认作是掸人的人群中有很多是山地部落民的后代，这些山民在近代才被更为成熟的掸族佛教文化所同化。例如，第一个访问坎底弄的英国人威尔科克斯（Wilcox）指出，“劳动人口中大多数是卡坡（Khaphok）族人，他们的方言与新颇语（Singpho）很接近。” ^[74]

卡坡（kha-phok）或卡珀（hka-hpaw）这个掸语词汇可被译为“克钦奴隶”。 ^[75] 后来该领域的另一位权威巴纳德（Barnard）提出，在坎底社会中有两个低阶层的群体被称为散盆（Hsampyen，也即sam hpyen）和石惹（Share）。 ^[76] 在景颇语中这两个词的含义分别为“当职业雇佣兵的掸人”和“雇佣兵”；这暗示这些低层掸人是景颇克钦人出身。与此同理，如果有人像我所做的那样，分析英文文献中出现的一系列记载着1824年和1940年期间官方或非官方关于阿萨姆的坎底情况的资料，他就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许多现在被归为坎底人（也即掸人）的祖先在一个世纪之前很可能属于其他族群，如新颇、傈僳或侬（即克钦）。

附录一详细说明了这种文化认同上的明显变化。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即掸族社会的地理位置、相对的社会成熟度以及经济组织的主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从该地水稻耕作经济的要求来看，掸族的聚落几乎不可能有别的形式。正因如此，我认为有理由把掸族社会系统当作在整体流变中相对稳定的一端。

在进行理论分析的后面各章中，我将把克钦社会系统——贡劳制和贡萨制——当作本质上不稳定的类型来讨论，而把与其相对的掸邦制当作是相对稳定的。如此处理的依据便是上述的经验材料。掸族文化现在的传播范围散布于从阿萨姆到越南东京（Tongking），南及曼谷和柬埔寨的各个地区。与掸人比邻的山民在文化上与掸人惊人地形态各异；而掸人，虽然他们分散居住在广大的地区，文化却惊人地一致。我的观点是，掸族文化的一致性与他们政治制度的一致性相关，而后者又取决于掸族实际情境中的特殊经济事实。我这样假设他们的历史，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河谷掸人在各地都同化着他们的山地邻人，但现实中不变的经济因素注定了同化模式在各地都非常相似，而掸族文化本身所做的调整相对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