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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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托马斯·卡莱尔是十九世纪英国文坛一位巨擘。在我国理论著作中,他是被批判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代表人物。在那百家齐喑,百花凋零的年代里,人们对他采取批判的态度,翻译出版他的著作不多。人们对他的生平与思想知之甚微,对其错误思想的批判也就不能深刻。为此,下面对卡莱尔的生平事迹,略作介绍与说明。

卡莱尔1795年12月4日诞生于苏格兰南部的一个乡村,是石匠的儿子。1814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毕生从事教学与写作,他由于积极向英国人介绍德国书刊而在德国出了名。1834年迁居伦敦,晚年被选为爱丁堡大学的校长。他一生反对奢华,1881年2月5日去世,按照他生前意愿,葬于他的故乡墓地。

卡莱尔是个勤奋认真的学者,智力超群,一般称他为散文作家、历史学家,他的一生,著作等身,诸如《席勒传》、《威廉·迈斯特》(翻译歌德的作品)、《旧衣新裁》、《法国革命》、《宪章运动》、《文学史讲稿》、《挪威早期帝王史》、《书信集》等,不下30部。他的著作在学术界有很大反响,曾经风靡大西洋两岸。

在卡莱尔的许多著作中,既有对劳动人民的深厚的同情,又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说:“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文学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的言论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0—312页。)例如,他在《法国革命》一书中说法国大革命是王朝和贵族的愚蠢自私所必然导致的报应。他在《过去和现在》一书中,描绘当时英国社会的状况,列举许多骇人听闻的悲惨事实后指出:“生活在无限财富中间的人民却死于饥饿;住在黄金屋里和围在谷仓中间的人民,没有一个人生活得到保障和满足”;“我敢说,自从社会产生以来,千百万无声无息、劳累不堪的人的命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难于忍受。”(恩格斯:《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6—655页。)对此,恩格斯给予高度评价说:“如果撇开与卡莱尔的独特观点联系着的一些说法不谈,我们完全可以同意他的叙述,他——整个‘有身份的’阶级中唯一的一个,至少没有闭眼不看事实,他至少正确地理解了当前的现状,这对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来说,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恩格斯又说,在当年英国出版的书中,“卡莱尔这本书是唯一能够动人心弦、描绘人的关系,具有人的思想方式的一本书”;“这本书中经常碰到的一些精彩的地方,我不由得要翻译出来。”(同上书)

卡莱尔还以其独特的风格蜚声世界文坛。英语词汇中有Carlylism一词,其义项之一,意即“卡莱尔的风格”,就是指卡莱尔好用谈话式和不规则的长句,引入新词和德语词,大量使用比喻和典故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评论说:“卡莱尔的风格也和他的思想一样,它和现代英国资产阶级的柏克司尼弗式伪君子的风格是针锋相对的;后者高傲浮夸而又委靡不振、冗长累赘、数不尽的温情劝善的忧虑;这种风格已从它的首创者有教养的伦敦人那里传到整个英国文学界了。和这种文学相反,卡莱尔开始把英语完全当成一种必须彻底加工的原料。他重新搜集古字古语,并依照德语的方式,例如让·保尔的格式创造新的表达法。这种新风格往往夸张而乏味,但是却又往往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1页)正是这种风格赢得了一批卡莱尔的崇拜者与模仿者。

和历史上众多名家学者一样,卡莱尔的思想也有局限和不足。他受德国哲学的影响,有神秘主义色彩,恩格斯说他和谢林的早期,有很多共同点,“他的整个思想方式实质上是泛神论的,而且是德国泛神论的思想方式”。他对现代的批判,他控诉时代的空虚和庸碌无为,控诉整个社会制度内部的腐败,是和颂扬中世纪这种完全违反历史的做法紧密联系着的。在他后期的作品中,看不到对人民群众深表同情的言论,把人民视为懒惰、贪婪、无能的群氓,颂扬军事独裁者的作用,认为只有农奴的枷锁、奴隶主的皮鞭,以及腓特烈大帝时期军事训导官的铬铁和残酷无情的惩罚,才能使这些人得到拯救。(段忠桥译《卡莱尔》,中国社科出版社1987年版)正是这种变化,疏远了他的大多数追随者。

现在我们翻译出版的《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一书,结集了卡莱尔在1840年所作的六次讲演,它论述了神明英雄(奥丁)、先知英雄(穆罕默德)、诗人英雄(但丁、莎士比亚)、教士英雄(路德、诺克斯)、文人英雄(约翰逊、彭斯、卢梭)、帝王英雄(克伦威尔、拿破仑)等六种不同类型共11位英雄人物。这本书在欧美影响甚广,出版商争相出版。

此书的主导思想认为“世界历史是伟人的历史”,这无疑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它否认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的客观规律,把英雄人物的作用片面夸大加以绝对化,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英雄史观是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危害极深。由于它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与认识根源,至今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理应加以批判摒弃。但是,如果因此把这本书全盘否定,那就好比把洗过澡的污水与婴儿一起泼掉了。应该说,这是卡莱尔的影响极大的代表作,浓缩着他的基本思想。书中有他认真细致地汇集有关英雄人物的翔实珍贵资料,它既是英雄人物本身风貌的写照,又反映当时社会历史的特色。在他对英雄人物的评述中,确有不少合理的东西,不时有辩证法的光辉闪烁。人们从书中可以领略卡莱尔的独特风格:那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栩栩如生,好似生命再现;故事情节的细膩描绘,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感人至深;生动的比喻、幽默讽刺的情趣,使人回味遐想;还有那博古通今、旁征博引的典故,惊人的记忆,以及行云流水优雅的笔调,更令人神往,叹为观止。再如他对英雄气概、独创精神、高尚品德——真诚、公正、人道、诚实不图虚假的颂扬,随处可见。人们从他的颂扬赞美中看出卡莱尔的为人。因为唯有高尚的人才会发现和歌颂高尚的东西。诚然人们还可以从这本书中发现,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这个主题内容的演变,即他从颂扬出自社会下层的英雄人物转到对帝王军事专制暴君的崇拜,可以看到英雄史观可悲的必然归宿,——要人们“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由上可见,不论是研究欧洲历史与文学,或是卡莱尔的思想本身,这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卡莱尔的思想渊博,内容丰富复杂,笔者不敢妄加评说。以上引述片断,只是借本书中译本出版之际,表示一个心愿,希望学术界、出版界进一步把这位在文化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作家的作品,系统全面地翻译出版,补上我国学术中的一个空缺。因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这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的需要。

翻译卡莱尔这部独具风格的名著,译者力不从心。幸蒙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指导与鼓励,先后经徐式谷、曾越麟两位编审审定,发稿前又得到世界史所张自谋研究员精心仔细的校订,在发稿过程中,陈应年编审还参照原书和日译本等对全稿作了全面的审核并统一体例,最后定稿,陈兆福编审给予不少帮助与支持。此稿历经八年的反复加工修改、审定,现在得以出版,在此一并向他们深表敬意和谢忱。译文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和行家指正。

周 祖 达

199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