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艺术与思想
到目前为止，每当我们在日常活动——这在各处差不多都是按资产阶级的路线进行的——的表面之下探索时，我们都发现有正在形成的新类型，亦即足以表明即将来临的根本变革的逆潮流。当我们看一看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在艺术和哲学中的表现时，我们也会得到相同的印象。
（a）资产阶级文明及其难以驯服的产物。按照一种普通的说法，这个时期是没有风格的。这种说法是有些道理的：毫无疑问，工商业阶级和自由职业阶级一般是住在丑陋的住所之中，过着庸庸碌碌的生活，这种住所是足以玷污其所结合的过去各种风格的要素的；他们购买同一种类型的丑陋家具和不伦不类的绘画；他们所拥护的戏剧和音乐传统，其可夸耀之处都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他们所阅读的文献，除了科学方面的专业文献以外，大都是各种各样的平庸之作。这种在一切方面表现出来的生活风格——在英国被称为维多利亚风格——今天就是枯燥或沉闷的别名，因而实际上证明了资产阶级缺乏文化领导才能，这同它缺乏政治领导才能一样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诊断专家们若只是说到此处为止，那就错了，我们很容易指出他们的错误之处：他们未能把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文明的所有一切巨大创造都归之于这种文明；而且他们未能认识到，父母缺乏领导才能虽可能使儿女起来反对他们，但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儿女终归还是儿女。在这个时期中，经过一个接一个的阶段，出现了一种新的音乐；出现了一种新的绘画风格；出现了一种新的小说、新的戏剧和新的诗歌；并且，出现了一种新的建筑式样，使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惊恐万状。的确，资产阶级公众对于大多数这样的创造感到惊异，并竭尽全力扼杀它们。同样的确，许多这样的创造在本性上就敌视产生它们的那种社会结构；许多从事创造的人是他们所注视的这个社会的敌人，并且觉得他们自己是另一个社会的造物主。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这些作品和人物都是从那种结构中产生的；大多数这样的人在出身和教养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的作品之为资产阶级头脑的产物，正像铁路和动力工厂一样。因此，当1914-1918年那场毫无意义的大灾难突然降临到资本主义社会头上而使其陷入一片混乱时，它实际上正在走向一种完全属于它自己的新文明。
（b）资产阶级文明及其哲学。我们已经对于这个时期的宗教和政治思想图式——以及对于二者发生的某些变化——略窥梗概，由此足以使我们相信：世俗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流行并非没有受
到挑战。然而，既然它确实流行过，我们要描述资产阶级的精神陈设，正如想象他们家庭中的物质陈设一样，就没有什么困难。如果我们抛去各种玄理和遁词，我们就看到了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以功利主义所称的社会事业为中心——和作为一种“哲学”，一种进化的而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 [35] 宗教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被明白地放弃了，而是被默默地抛掉了，被一种“态度”——我们之所以特别有理由把“态度”这个词记录下来，是因为它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经济学家之一，A.马歇尔所使用过的 [36] ——所代替了：这种态度保持了基督教的伦理遗产，一般也不积极敌视已经被放弃了的信仰和曾经教导过他们的教会，虽然像我们所知道的，也还有好战的世俗主义。
这就促使人们去阅读历史：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完成一种破坏工作的手段；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是满足对教理的忠诚已被放弃之后依然留下的文化上和伦理上的同情之心的手段。诸如欧内斯特·勒南的《耶稣传》一类的著作之所以得到一般公众的热烈欢迎，其秘密似乎即在于此，这本书在含义上是世俗的，可是完全没有一点明白反对基督教的地方。但阅读历史的爱好也扩大到了神学领域以外，其原因亦相同：无批判的自由主义正在遭遇到许多的不满（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因而正在失去它的浅薄的乐观主义；在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两个壁垒之外，这个时期是一个到处信仰动摇的时期，特别是对政治上的民主；而历史和历史批评是适合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的。这种情形，在法国较他处尤为甚。因此，希坡莱·泰恩的《现代法国的起源》（英译本，1876-1894年）受到社会欢迎，不过是我们举出的一个例证罢了。 [37] 艺术史、文学史、哲学史均因同样的原因而富于吸引力。古典的教育——这在此时还几乎完全未受触动——也培养了这种习惯。
自然，上述一切犹有未尽。同样与这个时代的精神相符合的，是对于自然科学广泛感到兴趣，结果就产生了大量的供普及之用的文献；暂时还没有“为了千百万人的科学”，但是已经有了可以称为“为了千万人的科学”。可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所必须提到的只是：在对于这类文献的总的需求中，对于讨论生物进化——主要是达尔文类型的——的书籍和期刊论文的需求是格外突出的。读了以上所述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从而理解为什么甚至像黑克尔 [38] 这样的人的专门性著作也能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当一个作家既赞成进化主义又提倡天真的放任主义时，我们就更能理解这一点了。这种结合说明了为什么赫伯特·斯宾塞 [39] 的著作能风行一时。假如不是因为必须提一提资产阶级的读书界对于从一种轻蔑地敌视资产阶级文化的精神中产生出来的第一批著作给予了出人意外的热烈欢迎，我们本来说到此处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我所指的并不是托马斯思想的复兴，不能把这种思想说成是对整个资产阶级文明采取轻蔑的敌视态度——而只是对它的特殊世俗版本是如此——而且，无论如何，这种思想在一般公众的思想中此时还不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 [40] 我所指的也不是马克思的著作在非社会主义读者中间日益受到欢迎，因为这些著作虽然非常敌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安排，但却不能认为也敌视资产阶级所崇拜的功利主义的理性，资产阶级的世俗主义，甚或（就正统马克思主义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的人道主义。 [41] 我所指的是这样一种思潮，它恰恰是反对这种对于理性和“进步”的自由崇拜的，恰恰是反对这种自由的和民主的人道主义的。在政治方面，它可以称为是反民主的；在哲学方面，则是反理智主义的。尼采并不能算作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因为他的学说并不构成这种思想路线的足够纯粹的形式，并且因为他的学说的影响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比我们有时候被劝诱去相信的要小一些。伯格森的名字最好是保留着，以便放在我们关于这个时期的职业哲学思潮的人名单中。但是有一个人是我们所试图想象的东西的理想代表，这个人就是乔治·索列尔。 [42]
根据职业哲学家的著作比各“科学”领域中的科学家的著作更接近于一个时期的时代精神这种理论，我现在要对该时期的许多哲学思潮中的几个——精确点说一共是十个，用Ⅰ到Ⅹ来标明——作一极其简短的概述，附在这里。我将对哲学采取严格的定义，虽然哲学家对认识论和逻辑等问题的研究将包括在内。切勿把我们的选择理解为包含有评价的意味：我们所感兴趣的是该时期所特有的思潮，而不问自己对它们的价值如何看待。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再提托马斯主义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的纯粹哲学方面——恩格斯继续进行了马克思的哲学研究，而德国的党似乎有一个官方的党的哲学家：狄策根——和前一时期的德国古典哲学是属于同一系统的，因此在叙述后者时已经隐含地提及了。我们的主旨是，我们将看一看这样一个时代的哲学：这个时代从本质上说是一个非哲学的和反形而上学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实际上有人提出要把“哲学”这个词从大学的概览中删去。
因此，可以预料，职业（以及担任教授的）哲学家们会对哲学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我们看到情况确实是这样（Ⅰ）。有关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优秀哲学史著作大量涌现。我只想提这样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工作在我看来似乎达到了该时代以及任何其他时代“历史哲学”的顶峰，此人就是威廉·文德尔班。 [43]
同样，可以推测到，哲学创作热情的低落会有利于以往哲学创作的遗存或复活。我们也看到情况确实如此。如果我们还称功利主义为一种哲学的话，那它就提供了一个例证，因为在整个这一时期，它肯定都是在讲授的，特别是，在约翰·穆勒的影响之下，在英国是讲授的（Ⅱ）。在其他地方我们看到有例如新康德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以及其他的“新什么”；而且总有些赫尔巴特和叔本华的信徒（Ⅲ）。
其次，我们注意到另外一种思想，其出现亦与预期相符。凡属相信实验科学不仅有效地摧毁了宗教信仰的基础，而且有效地摧毁了形而上学思辨的基础的人，在他感到空虚或如果是一个哲学家，想要寻找职业时，都抱有这样的想法（或是从孔德处得来）：一幅关于宇宙的图画是可以用各门科学的最一般性的结论拼凑而成的。哲学的代替物可能采取许多的形式，并且不一定构成作为普遍科学——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虽然有时候用来表达这种看法的方式令人想起控股公司来。
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会随着各个哲学家所受的训练不同而看来极其不同。一种类型是从具有自然科学修养的哲学家手中产生的——一种实证主义或一元论，它同阿芬那留斯和马赫的“经验批判论”在原则上没有任何的不同（Ⅳ）。 [44] 另外一种类型出于受过心理学或社会学训练的哲学家之手，后来被称为哲学的人类学（Ⅴ），而且并非总能很容易地同社会哲学或纯粹社会学的某些部分区别开来。 [45]
两种类型均引起了对于专门哲学家的理论的误解， [46] 并且闯入了专门家的禁地，因此而很自然地招致了怨恨。 [47] 由此而造成的空气，阻碍了像后来的科学统一运动这种事业的成功，或者至少是削弱了哲学家对于这种事业的影响。也损害了另一种研究的权威，这种研究虽然从严格的意义讲不属于哲学的领域，也要在此处提一下：即继续前一时期惠厄尔和穆勒的努力以及德国的科学程序的一般方法论所作的研究。作为例证，我选择了杰文斯、西格瓦尔特和冯特的著作。④社会三种著作彼此极不相同。杰文斯的《科学原理》（1874年）对我们自然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作者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经济学家之一。它所讨论的不是任何一门科学或所有各门科学的实践，而是一种可以称为科学思维理论的东西。这部著作有两个具有惊人的独创性，预示了后来趋势的特点：（1）把以下看法放在中心的地位：所有的分析（不论是“演绎的”还是“归纳的”）最后都可以归结为同一性的陈述；（2）把基本的地位给予了或然性，即给予了这样的看法：科学的真理基本上都是随机性的。克里斯托夫·冯·西格瓦尔特的《逻辑学》（第一版，1873-1878年），不如杰文斯的《原理》那样有创见，但内容却更为广泛一些，也是一本分析基本原理的著作。威廉·冯特（参阅后面，第三章，第3节）的《逻辑学……》（第一版，1880-1883年）是三种著作中唯一分析各门科学的实践并从而开始立论的书。由此也就遇到了以下困难：就各门科学的现状而论，或者甚至就其在1880年的状况而论，没有一个人能够具备那种只有从进行具体研究的个人经验中才能得到的关于实际过程的直接知识。冯特认识到他自己的局限性，企图用请求专家帮助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办法显然有其不利之处，而所得的结果显然是无足轻重的。
科学的，特别是卡尔·门格尔、（J.N.）凯恩斯和席米安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将在另外一个有关的地方提到（参阅后面，第四章，第2节）。但是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克特的贡献必须在此处提到，这是因为他们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就我所知，只是在德国），以及因为一种典型的缺点可以作为以上所述的例证。 [48] 让我们回到大路上来。在我们沿着大路走时，除了下述几片风景之外，对一切其他的东西我们都将闭着眼睛。
一个坚持要勉强认为思想同社会有机体的结构改变具有独特联系的历史学家，必定会认为，由于当时出现了这么一种哲学，他的理论就得到了绝妙的证实：这种哲学认为真理的标准——甚至是定义——就在于所要接受其为真实的那种信念对于我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所具有的价值——实用主义（Ⅵ）。但是这种哲学的原理是和哲学本身一样古老的，而威廉·詹姆斯用来表述它的那种方式，只不过是把在任何一种人类行为或思想中从来就不是完全缺乏的，并且单单通过哲学思想的代代相传迟早总是要表现出来的那些想法，加以系统的精工制作而已。
实用主义至少是和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中的主要潮流不相冲突的，然而亨利·伯格森的《创造性的进化论》（1907年）则相反（Ⅶ）。他的反理性主义的和反理智的哲学是同实用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完全不同的一种东西：后者仅仅意味着否定“纯粹”真理——即与生活的目的和价值无关的那种纯理性的产物——的存在；而伯格森却主张，新的真理，或者更一般地说，新的创造，根本不是通过逻辑的方法得出来的。这的确包含了——这是詹姆斯的哲学所不曾包含的——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它尤其是和当时所流行的关于文化发展的看法（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内）完全不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Ⅷ）虽然不是同样的新奇，但却因其伟大导师的个人力量而具有更大的影响；这种哲学对我们具有特殊意义，是因为克罗齐本人也有几分像一个经济学家，还因为他和意大利经济学家的专门著作的某些方面比任何其他的哲学家有更多的联系。虽然不可能用几句话把他的全部著作说个大概——不幸的是，也不可能把其中最有创见性的因素正确地表达出来——，但可以把他的基本哲学原理归结为一句话：一种黑格尔的精神在世界历史的实际进程中体现着，因而哲学的主题和历史过程的形而上学变成了同一个东西。 [49]
①
在叙述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潮时，不能不提到爱德蒙·胡塞尔的名字以及现象学的起源（Ⅸ），虽然在我看来，任何作出简单说明的企图都只会造成混乱。因此，我宁愿举出一本参考书。①但是我可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一切哲学中，胡塞尔的哲学是最不受社会的或社会心理的事实影响的；只有哲学思想的代代相传才能说明这一点；除了它从以前的哲学中得来的东西——它企图于此之外再向前推进——以外，这种哲学是同样可以在经院哲学家的时代写出来的。这也适用于这样一种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在其他方面似乎——虽则是“似乎”的成分多而“实际上”的成分少——包含一种对不构成任何“其他”科学中的问题的那些问题所作的完全不同的探讨。我所指的是维特根斯坦时代以前的剑桥哲学，这在本时期的最后几年中可以说是由伯特兰·罗素和G.E.穆尔统治着的(Ⅹ)。如同上面倒数第二句话所指出的，这种概念使得哲学变成了一种非思辨的专门科学，它像任何其他科学一样有其自己的任务,这种任务就是分析在那些其他的科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所深信不疑地、不加批判地使用着的名词（例如数）或命题的意义。但是，在我看来，用这种精神来处理的话，即使是像心理分析或物质分析这样的题目，也从哲学的领域走到认识论或逻辑学的领域去了。而这就是为什么有一条从哲学通向新逻辑学，特别是通向伯特兰·罗素和A.N.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1911-1913年）的道路的基
① 马尔温·法伯：《现象学的基础》（1943年）。自然，这本书所讨论的主要是在后一时期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现象学。
本理由。但我们必须在此打住。任何一部分析史，无论是经济的还是其他方面的，若未注意到新逻辑一词所代表的那种发展，都是不应当刊行的。但这正是这本分析史所做不到的。
最后，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究竟上述一切对于这个时期的主要经济学家具有什么意义呢？我可以非常有把握地回答说：意义是很小的——比在前两个时期的意义还要小（我们知道，在这两个时期中意义本来就不大）。但是，由于常常有人表示一种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稍稍深入地讨论一下。为此，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问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哲学——或任何一种哲学——究竟对于经济学家的分析工作曾予以何种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经济学家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证明受到了哲学的影响？第二，对于作为人和公民的经济学家来说，哲学——或某一种哲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哲学对他们的一般态度和眼界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这个区别，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对于所有的时间和地点来说都是重要的。但在经济学变得更为专门化和更为技术化的时期，这种区别尤为重要。
关于第一个问题，已经在别处就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了答复。那个答复和我将要就其余的经济学家作出的答复不会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被证明在下述意义上影响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即如果没有得到某一个哲学家的指导，他们就不能得出任何已经得出的某种分析上的结论，或者说他们之所以未能得出某种分析上的结论，是因为没有得到某一个哲学家的指导——除了在他们的方法论上的
研究和争论以外。自然，当试图澄清他们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所抱的看法时，或当从事关于这种方法的争辩时，经济学家不免乞灵于哲学家，但用的并不是从严格意义讲的哲学教导，而是由哲学家们所写的关于方法论的教导——马克斯·韦伯就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子。但是如果断言，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他们时代国内的工业状况，或者铁道运费率或托拉斯问题，或者十二世纪的商人基尔特组织，或者庞巴维克的利息理论本身究竟正确与否时，也让哲学家来教导他们如何做，那就不免荒谬可笑了。埃奇沃思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声称自己信奉功利主义。然而加以分析之后，表明把这些表白从他的经济论断中删去，也不会感到缺少什么。 [50]
关于第二个问题，答复就不同了。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所有经济学家都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家庭，他们是这样一种苦心经营的教育的受益者或牺牲者，这种教育在大多数国家中甚至在其第二阶段（即入大学之前的阶段）即有哲学课程。作为青年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学习一些哲学，即使他们把哲学恨得如同毒药一般。不过，我们可以假定，他们并不曾憎恨哲学。他们所学得的那种哲学大抵属于我们以上所述的第Ⅰ、Ⅱ、Ⅲ、Ⅴ各类，而在意大利以及在临近这个时期的终了时，也许还有第Ⅷ类。这就意味着对于德国的古典哲学，特别是对于康德是异常重视的（直接地或间接地）。有趣的是，马歇尔在他的《原理》一书的序言中提到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认为在影响了他的看法的“实质”的一些主要因素中，这些也包括在内。 [51] 这个时期的许多经济学家也可能说出类似的话；他们对哲学的研究肯定把他们变成了更文明的人。如果我进一步说：一切不过如此，伦理上和修养上的态度很少受到哲学的影响， 一个人的社会同情心和政治上的好恶根本不受哲学的影响，则毫无疑问，许多读者会不同意我的看法。既然在本书中我们所研究的只是分析的方法和结果，那么这个分歧也就没有多大关系了。
[1] A.L.鲍利：《1860年以来联合王国的工资与收入》（1937年），表14，第94页。当然，这只是意味着，工资总额在国民收入总额中保持着它所占的百分比。
[2] 有一个历史学家对于这个名称提出了反对意见，参阅H.L.比尔斯的文章：《工商业中的大萧条》，载《经济史评论》，1934年10月。作者认为萧条时期只到1886年为止。但这个名称所要表明的一切征兆大约持续了又一个十年。
[3] 这个说法包含有强迫退却和自愿退却的区分，这是一种关于政治行为的流行理论所拒绝接受的。根据这种理论，从来没有一个阶级是会自愿退却的。我为了证明我这个区分所能援引的任何事实，都会被这个理论的拥护者看作是“战略上的”退却。但是如果承认出现了这种战略上的退却，那么所谈的这种理论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了——任何不是由于直接的强迫而作出的“让步”，根据定义都是战略上的让步——除非每一次“让步”的战略目标是既定的。我认为，虽然我不能在这里来证明，战略上的退却在某些场合下是可能的，但在另外的场合下则不可能——例如，“家长式的”雇主或贴有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标签的集团就不可能作战略上的退却。
[4] 关于这个词和政治自由主义一词在本书中的含义，参阅第三编，第二章。
[5] 这消除了一个可能使读者感到迷惑不解的表面上的矛盾现象。在一个包括格拉德斯通于1880年和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于1906年取得了彻底胜利的时期中，来谈英国自由主义的衰落，的确显得是荒谬的。然而当我们记起下面这一点时，这种矛盾就不存在了：我们所关心的不是政党的标签，即令是在一个政治组织的连续性由于个人领导（在实质上）的连续性而得到加强的地方，如像格拉德斯通的党一样。在后面这种情况下，我所要提出的论点可以由自由党在八十年代的分裂得到说明。从表面看，这种分裂是由于爱尔兰“自治”问题引起的；但在就这个问题拒绝效忠自由党的人士中，大多数还是有其他原因要这样做的：他们再也不愿被激进的一翼拖着走了。
[6] 觉得这个假定缺乏根据的读者，不妨与例如H.W.莱德勒的《社会经济运动》（1944年）一书的有关部分比较一下。
[7] 我们不能进一步去研究该党抱这种态度的原因。但这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它毫无可能参加政府。
[8] 亚历山大·米勒兰，后来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先是以充任劳工律师而著名，并作为一个激进社会主义者而进入议会。这些激进社会主义者并没有组成一个政党，而只是构成了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左翼：这个政党标签把我将要试加描述的现今资本主义的社会情势表达得很出色。但米勒兰后来使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变得更加明确了；当他在1899年接受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中的席位时，他已经成为六十名或多或少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议员的领袖。这样，在一个大国中，他是头一个，并且在若干时间内是唯一的一个在资产阶级内阁中任职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的名字就变成了这种做法的代表，这种做法在北欧各国倒不会引起什么非难。
[9] 关于费边主义者，参阅后面。〔熊彼特打算在第四章第1节讨论费边主义者，但没有把这一章和这一节写完。〕
[10] 在英国，事情没有这样发展，或至少远远不是这般明显。其原因虽则极饶兴味，却不宜把我们耽搁下来。
[11] 读者可以从F.S.尼提的《天主教社会主义》（英译本，1895年）中窥得梗概。
[12] 在好几道罗马教皇通谕中，特别是在“新通谕”（1891年）中，都正式承认了搞劳工运动的天主教徒。
[13] 这个伟大人物（1854-1926年）在分析经济学方面并非特别擅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他的论著，《国民经济学教科书》（1905-1923年）在以后将不再提到，虽则就学识而论，是很少能与之匹敌的。他的其他著作把他的学说发挥得更为透辟，例如《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与基督教的社会秩序》（1896-1899年）。请读者参考一个我相信可以算作他的学生的人的著作：O.冯·内尔—布罗伊宁，《社会经济的改革》（英译本，1936年）。佩施的学说，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错误解释，还由于有一种把它和经院哲学家的观点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倾向（这无论是在朋友方面还是在敌人方面都一样），而被弄得更难理解了。例如就莫利纳和佩施而论，自然是有着相同的社会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背景，但他们所看到的问题却完全不同。
[14] 即使是在德国，也总是有些像格拉德斯通那样的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但他们的人数很少，并且在同行中显然也不受欢迎。施穆勒曾经公开宣称，“斯密主义者”是不适于担任大学教授的。即使美国的“新政主义者”也不曾做到这种地步。一个这种类型的非常有才能的经济学家——尤利乌斯·沃尔夫——的一生就说明了这一点。他是坚决拥护资本家的，因而就受到了冷遇。
[15] 拿破仑三世倒台后，法国便立即恢复了保护主义传统，但却是很温和的保护主义。德国起初继续执行了它差不多是自由的贸易政策。俾斯麦的关税改革是朝着保护主义的方向的，但是同现代的标准比较起来，其保护的程度是极为温和的。他的继承者卡普里维的条约政策，是企图恢复一种实质上和自由贸易并无不同的制度。由于农业利益集团和重工业利益集团施加压力的结果，以后采取了更为明确的但仍然是温和的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在九十年代重新强调了保护主义的传统。俄国和西班牙继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但整个说来，并且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大战后将要发生的事情相比较，大体上可以这样说：从原则上和实践上看，当时的世界“实质上是自由贸易的世界”。只有和极端自由贸易论者所宣称的原则比较，世界才能称为是过分保护主义的世界，即便是把美国、俄国和西班牙排除在外。这也适用于关税以外的对外贸易政策手段的使用。最重要的例外，即欧洲大陆各国对食糖的补贴，是在这个时期内取消的。
[16] 不但相对于预算总额来说是如此，相对于国民收入来说也是如此。
[17] 当气氛改变了的时候，大多数财政部长都让步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庞巴维克（参阅后面，第五章，第4a节），他于1904年因军事预算而辞职。
[18] 让我再一次指出：对这种态度可以作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可以归结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样的命题，等于是认为，在大规模生产的新条件——倾销，工资费用的增长等等——之下，资本家利益集团变成了“帝国主义”利益集团；另一种可以归结为这样的命题：正在失势的资产阶级接受了“帝国主义的”政策，就像它接受同它的路线不一致的其他事物——自然是加以充分利用——一样。但就我们当前的目的来说，我们究竟接受这两种理论中的哪一种，关系是不大的。毫无疑问，出现了一种同自由主义信条有所不同的新态度，认识到这一事实也就足够了。
[19] 解释常常是有困难的。例如，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可以解释为一种保护竞争的措施，竞争是自由主义者的事物图式的主要因素之一。这诚然是这个法规的理想。可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它解释为属于相反的潮流，即对工商利益集团的一种新态度的表现。
[20] 关于皮尔松，参阅后面，第五章，第6节。
[21] 庞巴维克曾三次担任财政部长，但在奥地利对直接税进行伟大的改革（1896年）时，他不在位。这项改革的政治功劳属于其他人。但他于1889年就辞去了教授职位，作为一个高级官员进入财政部，以便为这次改革——这主要是他的工作——作好准备。可是另一个著名的理论家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即R.奥斯皮茨（参阅后面，第五章，第4a节（1）），他那时在议会工作。
[22] 为了减轻经济萧条，曾经不止一次地乞灵于公共工程，例如在八十年代的奥地利。
[23] 饶有趣味的是：A.J.贝尔福赞成复本位制，可他的内阁同僚却不愿听到对这种制度作丝毫让步。
[24] 这些名词的意义我相信是不说自明的。但必须着重指出，进化的唯物主义有两种不同的形式：通行的趋势是达尔文的，但孔多塞—孔德类型的进化论（参阅前面，第三编，第三章，第4d节）是那些从来就没有听到过孔多塞或孔德的人们所广泛采用的。
[25] 参阅J.M.凯恩斯：《传记集》，第162页。集中在这一节的马歇尔传的卓越记录，是有关下述过程迄今所写的最有教益的东西：即从剑桥大学的社会环境中所观察到的，基督教的信仰如何被英国知识分子所温和地、丝毫不出恶声地抛弃掉的过程。这种发展在他处亦在同样进行。马歇尔和其他剑桥人士如西奇威克的情况同欧洲大陆上处境相似的人的情况之所以不同，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论，只是由于这个事实：前者在开始他们的学术生涯时，对于英国神学已经有了充分的修养（并且，根据剑桥和牛津大学各学院的组织法，对它还负有一定的义务），所以他们达到自己的最后立场是通过自觉的搏斗，而不是像后者中的许多人那样，由于冷漠而日益变成了不可知论者。
[26] 但是一种类似的悲观类型的文学批评之受到欢迎，可以更好地说明我们的论点。只要提到当时很闻名的一个人和很流行的一本书就够了：爱米尔·法盖（诗歌教授）：《无能力者的崇拜》（英译本，1911年）——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
[27] 欧内斯特·黑克尔（1834-1919年），例如参阅他的《人类进化论》（1874年；英译本，1879年）。由于他的具有高度战斗性的态度（参阅他的《为进化思想而斗争》，1905年；英译本，1906年），以及由于他试图把进化的理论扩展成为一种普通哲学的图式（参阅他的《宇宙之谜》，1899年；英译本，1900年），所以他引起了俗人的兴趣。读者可以理解，我提到黑克尔是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我很可以提出许多其他更加肯定是“受人欢迎”的作家。
[28]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曾学习物理学和数学，铁路工程师，发明家，论述当代经济问题的作家，有时担任报纸编辑（包括有五年担任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副主笔）——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这是从他在天性上就适于毕生从事思想工作这种特殊意义来说的，事实上他于1860年开始这种生涯，并于1862至1896年间写出了他的《综合哲学》一书，此书除作为引论的《基本原理》之外，包括《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和《伦理学原理》。他的八卷本的《描述性社会学》——由他的研究助手们辛辛苦苦地编成的令人惊叹的事实辑录——是需要在此处提到的唯一的另外一部著作（虽然他的一些最独特的说法出现在次要性的著作中，例如《人与国家》1884年）。斯宾塞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突出人物，他在惊人的程度上，同时既是渊博的，聪明的，而又是糊涂的。如果一个人在达尔文的论文震动科学界以前，就重新发现了布丰的思想，即较高级的（复杂的）有机体是从较低级的（简单的）有机体进化而来的，那么这个人是可以正当地称为渊博的。而一个发明了速度计（火车头用）和许多其他小机件的人，称其为“聪明的”，是当之无愧的。但如果一个人不能看出，把放任的自由主义贯彻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对卫生管理、公共教育、公共邮政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均不赞成时，他就使自己的理想变得滑稽可笑了；并且他在事实上写出了这样一些东西，它们很可以作为对于他所赞成的政策的一种讽刺，那就只能用“糊涂”一词来形容这个人了。无论是他的经济学还是他的伦理学（分析的和规范的）都不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的这样一个论点：任何以社会改良为宗旨的政策都是注定要遭天谴的，原因是它干扰了自然选择，因而妨碍了人类的进步。可是读者应当看到，如果加上这样一句话：“除非能够找到比自然选择更人道和更科学的方法，来完成本应由适者生存完成的事情”，则这种近乎令人可怜的无稽之谈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他的论点中的健全因素也可以部分地得到挽救。
[29] 正是在这个时期内，圣·托马斯·阿奎纳的教义被宣布为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教义（教皇通谕，1879年）。但这只是认可了当时已经存在的状态，在天主教牧师的范围之外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托马斯主义在所有各国的俗人中间——其中有许多是新教徒和犹太人——流行，因而把他变成最有影响的“现代”作家之一，那只是二十年代的事，在美国的流行还要稍晚一些。
[30] 人们常常间接地读到马克思的著作，以致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但在正统的社会主义者的阵营之外，也有人直接读他的书，特别是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知识分子。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奇怪的解释。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马克思是最难懂的作家之一。但读他的书的外行人却从未发现自己不理解马克思，这也是事实。
[31] 乔治·索列尔（1847-1922年）著作很多，这些著作都贯串着他对资产阶级唯智主义的仇视；虽然在所有其他方面这些著作代表着极其难于解释的奇怪地搭配在一起的各种题目和（有时是自相矛盾的）看法，但是它们全都表明了反唯智主义原则的消极的和积极的含义，并且显示了在这个原则的整个领域有多少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问题可以由它加以新的解释。他对于革命的工团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暂时的）同情，只能说明他的思想的一个方面，在他的整个思想中居于次要的地位。表现他的最独特的意见的也许是他的《苏格拉底的诉讼》（1889年）和他的《进步的幻想》（1908年）。但在他所有的著作中，《暴力论》（1908年；英译本，1914年）是最为著名的。资产阶级在这些著作中，除了别的东西以外，可以看出这样的感情：对于工业领导的赞赏和对议会民主的蔑视。从我们的观点看，有关的是要注意索列尔的某些看法同该时期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帕累托的某些看法相类似。其他类似之处，在这里我们就不去注意了。
[32] 为了节省篇幅，这个概略不列举一本一本的书，除非有特殊理由要使人注意某一部著作——有兴趣的读者是不难自己去找到的。
[33] 让我们注意，马赫的看法同克利福德、K.皮尔逊和J.H.彭加勒的看法有极端类似之处。皮尔逊的《科学典范》（1892年）和庞加莱的《科学的价值》（1904年）是我向想要略窥经验批判论门径的读者推荐的两本书。
[34] 乔治·西梅尔的《社会学》（1908年）可以作为后面这一点的例证。
[35] 即使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内也发生这种误解，一个有趣的——或者是可悲的？——例子如下：哲学家们常常使用相对论一词，并且有好几种不同的意义。恰巧该时期物理学中最重要的新发明之一也被称为相对论，当然，这个词同历史的或哲学的相对论不论从任何意义来讲都是毫不相干的。可是，却能够举出若干例子，说明有些作家把爱因斯坦的理论解释为后者的一种表现，因而使自己变得荒谬可笑。这件事情（起先我不相信）是从菲利浦·弗兰克教授那里听来的。
[36] 经济学不像物理学那样有着古老威信的掩护，因而常常是受害者。作为一个例子，我举出G.西梅尔的《货币的哲学》（1900年），其中所讨论的问题差不多全属于经济学的范围。西梅尔虽然宣称，书中的命题都不是打算要让别人依照专门家的意思去理解的，然而于事究属无补，他的这个说法自然是被解释为意味着：他不愿接受那些最懂得或也许最懂得这门科学的人的批评。
[37] 威廉·文德尔班（1848-1915年）：《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一篇引起了极大注意的大学校长就职演说，1894年；第三版，1904年）；亨利·李克特（1863-1936年）：《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份报告》（1899年；并参阅《自然科学抽象的极限》，1902年；第二版，1913年）；威廉·狄尔泰（1833-1911年）：《人文科学导论》（“人文科学”这个词最好理解为“除生理的心理学以外的心灵和社会的科学”，1883年）。我对这些杰出人物毫无不敬之意，他们是广博的学问领域内的最高权威。但是他们的心灵由于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工作和训练已经铸成了定型。所以当他们怀着令人羡慕的信心进而为我们定下规律时，他们就在“自然的规律”和“文化发展的规律”之间，或是在“规律的表述”和“历史的叙述”之间划出了完全不现实的分界线，他们忘记了社会科学的大部分都是跨越这个界线的，这个事实严重地削弱了这种界线的用途（虽然对于真正的语言学与历史学的训练来说它还是有用的）。他们对于社会科学这些部分的问题及其在认识论上的性质只不过是门外汉，可是在他们的议论中又未能加上适当的限制。这易于把许多听信他们话的经济学家——例如，马克斯·韦伯就受到了李克特的强烈影响——引入迷途：这既是令人遗憾的，又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让我们注意狄尔泰的一个引人注意的说法，这读起来就像是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中的一个信条：“我们解释自然现象，我们领悟心灵（或文化）现象。”
[38] 克罗齐的信徒有时抱怨不应当把黑格尔主义归之于他们的老师，并宣称这是出于误解。然而上述原则的“放射”性却是不可否认的。
[39] ① 自然不能够把它们从他的伦理思辨中删去。
[40] 如果把这些话当真，那么我们对于上面所提的头一个问题的答复自然就是错误的了。但是不能把它当真。在马歇尔的分析中，不能找到黑格尔的或斯宾塞的影响。如果他真的以为他所以专注于das Warden〔将是什么〕而不关心das Sein〔是什么〕（他使用了这些德文词）是同黑格尔哲学有任何关系，唯一可能的推断就是：他从来不懂得黑格尔。马歇尔更为醉心于康德，把康德说成是他的导师，他所崇拜过的唯一的人（J.M.凯恩斯，《传记集》，第167页）。不过，仍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他对两个人都作过认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