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经济的发展

我们所要考察的这个时期同样是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德国和美国获得了头等工业强国的地位。但在其他地方，例如在奥地利、意大利、日本和俄国，工业化进行的速度（虽则自然不是用绝对数字来衡量）也同样引人注目。1900年以后，英国未能保持同一步伐，但大约到这一年时，其财富的增加可以由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从1880到1900年，每一个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五十。 ^[12] 这为人民群众创造了崭新的生活水平。

但是几乎一直到这个世纪的末了，伴随着实物产量的增加而来的，是物价的跌落、广泛的失业和企业的亏损。“繁荣”阶段同“萧条”阶段比较，在时间上要短些，在气势上要弱些。事实上，从1873到1898年的整个一段时间已被称为“大萧条”时期。 ^[13] 这是“富裕中的贫困这一矛盾现象”的翻版，这种现象是不难加以解释的。对于可以观察到的所有现象，均能这样满意地加以解释，即它们是受了过去二十年大大扩充了的生产设备源源不断制造出来的产品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时期可能被当作收获时期来欢迎。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们也不失为收获时期。但是这一收获面，在现存工业结构的脱节——这种脱节是技术或商业进步所造成的第一个结果——带来的恐惧、痛苦和怨恨之中，完全看不出来了。举一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七十和八十年代，经过改良的陆地和海上运输把数量大为增加的美国廉价小麦运到了欧洲，这对欧洲农业就意味着严重的萧条。自然，这在我们上面提到的英国劳工实际工资百分之五十的增长中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但是欧洲的农场主和他们的代言人并不从这种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即使他们这样做，他们由此而得到的安慰也会很少。农业部门在各国都是足够有力而可以把它们的萧条转嫁给别人的。但是，工业部门也有它们自己的与此类似的困难，虽然这一点需要更多的篇幅才能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困难是从一个很长的繁荣阶段走向另一个繁荣阶段所经历的适应过程而附带引起的表面上的困难。但对许多个人和集团来说，唯一可采用的适应方法就是破产。对于劳工来说，这就意味着失业或永远存在的失业威胁。

读者当不难想见由此产生的实际问题，以及各个集团、阶级、政党和政府对于这些问题的反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来描绘本章的其余部分。这是如此的明显，所以把它忘记的危险性比较小，而把所提到的事实——“进步”及其兴替二者——对政治史和文化史起决定作用的程度加以夸大的危险性则很大。例如，这些事实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们所看到的群众的过激化：上升的生活水平和一种掌握权力的新奇感觉之有助于造成这个结果，并不比失业的威胁为少。这些事实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下

述趋势：对于社会改革的普遍热忱，工业组织（特别是卡特尔式的工业组织）加强的趋势，政府活动的增加，对于自由贸易所产生的结果的不满，甚至军国主义的复活。但另外还有一个事实：这些趋势在战前的十五年中，在经济形势完全不同的年代中，没有一种表现出有减弱的征兆，其中大多数实际上是更为加强了，这足以告诫我们，不要过于相信这样的解释。有着更为深刻的东西……〔熊彼特原来打算要扩充这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