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及其哲学
当我们转向一个时期的哲学潮流，以便发现社会科学的哲学渊源——如果有的话——时，我们对于下述命题的真实性就会更加深信不疑了：一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是决不能依据一个由许多彼此一致的思想或信仰所组成的单一体系去加以说明的。
(a)功利主义。 在这种渊源中，最明显的就是同英国功利主义的关系。 [51] 功利主义诚然是十八世纪的产物。但它所经历的最好的一段时间，却是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从技术的意义说，它根本不是哲学， [52] 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又是无比的肤浅，但它同与自由主义或商人心理可能有联系的那种唯物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的)唯理论的气味却是十分相投的。然而，实际上英国工商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接受它；不管是圣公会教徒还是非国教徒，都是坚持教会的或教堂的宗教哲学。功利主义的领袖们显然知道，为什么他们是如此小心翼翼地不去公开触犯宗教。 [53] 而所有的主要政治家都知道，为什么他们对功利主义是敬而远之。它的选定的使徒，哲学上的急进主义者， [54] 起初是围在边沁和詹姆斯·穆勒周围的一个很小的圈子。不能把约翰·穆勒无条件地称为功利主义者。在某些方面他超越了这种信条；在另外一些方面他使之更臻完美了。但他从来没有明确地抛弃它，正是由于他对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的后起各代的影响，一种更为驳杂的功利主义在一些学术中心，特别是在剑桥大学建立起来了。但它却不曾居于统治地位。分析一下当时或者后来成为剑桥生活和思想的领导人物的立场，特别是西奇威克的立场，似乎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55]
稍后我们将要提到，称李嘉图为功利主义者是没有必要的，虽然他同这一派人有私人交往，对这一派的信条也可能表示赞同。只有边沁、詹姆斯·穆勒和(有条件地)约翰·穆勒三人既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和好斗的功利主义者，像十八世纪的贝卡里亚和维里那样。边沁和穆勒父子很自然地会觉得在经济学中自己应当起到哲学保护人的作用，并对经济学与功利主义的联系承担责任，这种联盟为许多后来的经济学家如杰文斯和西奇威克等所默认；但是这种联盟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用的。为什么在经济学家的关于十九世纪思想的图画中，功利主义显得那样的大，比它作为一种哲学或是作为时代精神的一个要素所应具的重要性要大得多，这种联盟是唯一的原因。我们必须稍稍离开本题，来看看这个联盟对经济学所产生的影响。读者可以回忆到，就较早的各时期说，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个问题了。
既然经济学家们，特别是非理论家，关于哲学背景对实证经济分析工作所具的重要性很容易，并且一向总是容易抱夸张的看法，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种联盟使得英国的经济理论在许多地方不受欢迎。特别是对某些德国作家来说，只要是穿着功利主义外衣出现的理论，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加以谴责。可是，比这种态度——它显然是由于误解，毫无其他根据——更有趣的是这个问题：功利主义哲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内容究竟有过什么真实的影响。我们必须把对于政策建议的影响、对于经济社会学的影响和对于经济分析本身的影响三者区别开来。在“古典”建议方面，毫无疑问，有许多建议就任何的人生哲学来说是完全中立的：一个人不一定要成为功利主义者然后才建议爱尔兰采用农民土地所有制，或是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建议或谴责回到金本位制。但另外一些建议，例如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则确实包含了有关一般政策和人生态度的看法，这种看法似乎至少可以说同功利主义比同任何其他的人生哲学联系得更紧密。在经济社会学方面，只能说功利主义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因为它的关于个人行为与社会制度的理性主义概念，显然是根本错误的。但在用理性图式来进行经济分析的这一部分，功利主义的哲学虽然是肤浅的，却并没有造成损害。而这个事实——这是批评家们会承认的，如果他们是有资格的经济学家——把功利主义者在经济分析上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抢救了出来。 [56]
英国的专业哲学，主要是苏格兰的常识派哲学，只是一般地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并且大体说来，对于功利主义处理个别哲学问题的方式是不怀好感的。但在那个时期，没有一个英国哲学思想的领袖是强大到能对哲学急进主义者的能干的和有力的宣传加以抵制的。在某种程度上曾经抵制它的思想领袖是由浪漫主义运动(参阅后面，第2节)和几次宗教运动产生的。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的一个领袖可以在这里提到一下，即卡莱尔。 [57] 对经济学家来说，他是那个时期的整个文化界的最重要和最独特的人物之一——以英雄的姿态挺立着，对他那时代的唯物主义的渺小之辈信口讽刺，手里噼里啪啦地摇着鞭子，用来痛打特别是我们这门沉闷的科学。这就是他怎样看自己的，也就是他的时代怎样看他并且喜欢这样去看他的。他完全不能理解定理的意义，忽视一切科学对艺术家都是“沉闷的”这个事实，自以为抓住了一个应当挨打的孩子。大部分公众都喝彩，某些对于什么是“科学”和“科学”是做什么的不比他懂得更多的经济学家也喝彩。但是上面关于功利主义经济学的插叙表明，他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家确曾提倡过
时候，当个人的因素及其解释价值有被淹没在统计数字之中的危险时，当“普通人”占据舞台时，卡莱尔的英雄崇拜，由于强调了被忘记的个人因素，倒是一种有用的解毒剂。直接与经济学历史有关的，是他的《宪章运动》(1840年)、《过去与现在》(1843年)和《新文集》(1850年)。
卡莱尔对个人因素的强调(同是个人主义者但不是“个人至上论者”的边沁比较对照一下，就足以表明两人的完全不同)使人想起了R.W.爱默生(1803—1882)，后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另一个“代表人物”。就爱默生来说，这种强调不曾达到英雄崇拜的地步，而在这个限度以内，他对一种有关历史过程的社会学图式所作的贡献要比卡莱尔的完善一些，虽然独创性要少些。爱默生同“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曾交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对我们要为重要：他的思想——既是许多思潮的集中点，又是其他思潮的源泉——是在新英格兰环境的具体条件下反映出来的那个时代的文明的充分表现。我想这就是他在思想史上享有盛名的原因。我很抱歉，这句话听来有些不大清楚。可是，既然不可能在篇幅许可的限度内去描写那种(新英格兰的)知识的和道德的环境，我们只好说了这句话就算了。我们也不能停下来去看看爱默生以及他的同事们与之直接或间接有联系的康科德派和剑桥(或波士顿)派。这尤其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它们是一种美国特有的急进主义的一个重要成分的泉源，在那些派别本身消逝了很久很久以后，这种急进主义还在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的态度，并且说明了欧洲人所如此难于理解的许多东西。研究一下梭罗的作品可能是极有启发作用的。(关于“社会科学运动”，参阅后面第6a节。)
具有人生哲学色彩的政策，那是完全应受卡莱尔的一切鞭挞的。 而读者应当停下来想想主要是由于我们有那么多徒劳无益的争论而产生的那种困难，也就是说，专业人员和一般读者在把这些问题的分析方面同与之牵连在一起的文化哲学区分开来时，以及在看到对于前者的不利批评和对于后者的赞赏(或者相反)完全共存时，在心中所感到的困难。可是，甚至从分析的观点也可以替卡莱尔说一些话：他有一种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看法，比起功利主义的看法来要现实得多，虽然他没有方法去使之在分析上明白清楚。一个国家是什么，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它的命运的真正决定因素又是什么，他比边沁要看得清楚得多；从他的著作中可以提炼出来的分析会考虑到若干重要事实，这些事实是边沁所不理睬的，或者无论如何是他所忽视了的，因为从他的信条着眼，这些都是无关的变态。约翰·穆勒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渐渐认识到，功利主义的理性图式，除了对于有限的一些问题以外，是十分不够的。但他不是一个对此能有任何作为的人，由此可见，一个人的眼光同另一个人的分析能力从来就不曾在一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卡莱尔影响了另一个但(对我们来说)重要性要小得多的预言家，即拉斯金，因此，虽然拉斯金的有关经济问题的著作属于下一时期，我们也要在这里提到他。
几乎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整个时期中，约翰·拉斯金(1819—1900；任何一种参考书均会给予读者以体会本段所提出的论点所需的一切东西)是对艺术——绘画，建筑，雕刻，还有诗歌——进行创造性解释的人之一：他的解释本身就是艺术作品，这种作品有其自己的生命，即使(像我这样)不相信它们是解释的人，也会对其加以赞美。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注意他对普通艺术社会学所作的贡献，他试图分析产生伟大艺术作品或有利于这种作品产生的社会条件。可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他转向使得他不仅在具有急进倾向的作家方面而且在群众方面那样受到欢迎的使命——对于资本主义的罪恶给以愤怒的和外行的批评：读者只要涉猎一下《直到最后》(1862年)、《微薄的礼物》(1872年)和《持钉的命运女神》(1871—1884年)，均见《拉斯金全集》，对于这种批评就可以得到一个充分的概念。我只有一点要说的。我有一明确理由反对拉斯金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我所谈的自然不是他为了大众的福利和文明所做的慷慨而富有成效的实际工作)：他在这个领域内，未能做他在艺术领域内实际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他为自己作为一个艺术解释者的生涯做过极其小心周到的准备工作；他按照学术的规范掌握了技术并研究了历史的细节。在他的解释中所流露出来的是“天才”，然而是经过教导的并且是由于学习而变得有效的天才。在经济学领域内他却没有做这类事情；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满腔的愤怒加在一知半解的观察和没有经过消化的片断阅读上。正是这一点，而不是他所作的评价(对这种评价，我们中有许多人会表示赞同)，使得他不受重视，除了对霍布森那样的作家外。我对他所作的评价——而他是代表着那么多的人——，就同他本人会对任何这样一个作家作出的评价是完全一样的：这种作家试图评论例如特纳的画，而不通过一种在道德上中立的研究，预先去充分掌握有关的事实和技术。
(b)德国哲学。 读者大概已经知道，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的头一阶段，德国思辨哲学的成就已经达到了最高峰；康德、谢林、费希特、黑格尔和叔本华的名字，也会立即在读者的脑海中涌现出来。但是，不管读者对他们是了解得多还是少，我们在这里都不可能讨论他们著作的纯粹哲学方面。关于康德、谢林和叔本华，我不作举证而能说出的东西只有下面这些。第一，他们的创造是独立的哲学思维的惊人实例：试图把他们的学说同那些可以和资产阶级或任何其他成分的阶级地位联系起来的态度连在一起， [58] 那是没有成功之望的。第二，在三人之中，康德是唯一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人； [59] 但在德国，他们三人对几代人的思想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些人的思维方式中，哲学这个组成部分在那时比在下一时期关系更为重要。然而，不管这种影响波及到或形成了其他什么东西，它都不曾波及到德国——更不要谈德国以外的国家——经济学家的专业著作。在这些经济学家中，无疑地有许多人会自称是康德派的成员。但是他们在研究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所得到的成果，是同样可以和任何其他哲学相容的。在费希特和黑格尔方面，这种影响问题则表现得略有不同。
对费希特 [60] 之所以需要加以评论，是因为他把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哲学加在他的思辨哲学——依这个名词的技术意义来说——上面，前者自由地侵入到经济学的领域，并且因为下述两个原因而必须予以注意。他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的计划勾勒出了一个轮廓，这将在后面论述社会主义的一节中谈到。而且，他在 O.史盘的“全体主义经济学” [61] 的早期发展中，占据着关键性地位。
费希特诚然不是边沁派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但他也不是主张放任主义的人。如果这就构成一个“全体主义者”，那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而唯一要说的是，这样一来，这种人就会多到使人感觉不舒服的程度。如果这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全体主义者，我们就剩下了费希特的超个人的和“超意识的”群众心理——个人的意识也参加进去——的构想。他强调了“社会”这一现象对“国家”这一现象的独立性，如果单纯这样做的话，那么，这种做法除了同经院哲学的做法一样古老之外，肯定并不包含有什么特殊的“全体主义”。诚然，这种构想同“全体主义”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它同许多其他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例如同迪尔凯姆的完全实证主义的看法也是一致的。通过浪漫主义去假定在费希特与史盘之间有着联系，也许不像把迪尔凯姆的思想追溯到费希特那么不现实。对于这种纯粹用语上的关系的深信不疑，无论如何是放错了地方，它只会妨碍对于真实的关系的理解。
对于黑格尔， [62] 由于三种考虑而需要加以评论：第一，因为他的了不起的成功；第二，因为他的国家理论，和因为他的哲学构成我们将称为进化论的东西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三，因为他对于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形成有过影响。
关于第一点，我所能说的只是：这种成功使黑格尔的哲学成为我们所试图考察的时代精神的因素之一。比这更多的我就不能说了，因为这种成功是我所无法解释的。我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在德国的暂时成功是能够加以说明的，据说他说过：“在我的所有学生中只有一个人理解我；而这一个人还把我理解错了。”也许我还能够说明，部分地根据黑格尔哲学能够作极其不同的解释这个事实，为什么黑格尔对德国思想的影响不仅证明是持久的，而且在二十世纪还经历了一次强大的复兴。但超过了我的理解能力的是，他为什么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这就是说，在不利于这种植物的土壤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可是，这个事实本身是毋庸置疑的。第二点将在本章第4节中谈到。第三，即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乃是我们立刻要谈的。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那些具有哲学头脑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植根于黑格尔主义；这种关系既然是一种依存的关系，接受“辩证法”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一部分。马克思自己的意见却不同。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序言中，他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曾经是一个黑格尔派；他从来没有失去他早先对黑格尔哲学的爱好；而那种他认为是对黑格尔哲学的肤浅的批判，只是加强了他对它进行“玩弄”的嗜好；但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进行实证的研究中，从来没有让自己去受它的指导。我建议接受这种声明。作家们常常把自己的程度解释错了，而马克思也有可能是错的。但是能够证明，他并没有错。因为，不但他对整个资本主义过程的看法，而且他的每一个命题，不论是经济学的还是社会学的，或者是可以追溯到哲学以外的起源，例如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或者是可以理解为他自己的全然是经验分析的结果。他的表述中的黑格尔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均能将其抛在一边，而不影响他的论证的实质。可以认为是有疑问的唯一的一种情况，将在下面讨论。
“唯心主义”(即形而上学)哲学的统治，从来不是没有受到挑战的。当这个时期渐渐消逝时，我们认为与资产阶级理性相关联的唯物主义倾向就表现出来了，这是同功利主义思潮无关的。特别是，这种倾向鼓励了人们对黑格尔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一些人发现，他的形而上学概念对于他的一般推理方式并不是真正必要的，后者没有前者也能站得住脚，因而将其抛弃了。在这样做并发展成为纯粹唯物主义者的黑格尔派哲学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63] 有一群不高明的“自由思想家”，即机械唯物论或感觉唯物论的鼓吹者，在这个时期的最后几十年中曾经刊行著作，他们之所以具有重要性，仅仅因为他们受到群众欢迎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人同费尔巴哈不无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少，也比许多历史学家所想象的要少。再说一遍：在分析思想的主流时，我们是太容易认为从同一缺口中涌现出来的泡沫彼此之间都有关系了。
(c)孔德的实证论。 当然，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的形态，比我们在上面的考察中所表明的要丰富得多。但我们从中只能再取一个成分，它不仅体现了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的另一个主要构成部分，而且对经济学家也是特别重要的。在法国，专业哲学继续维持笛卡尔的传统，但却同另外一些思想奇妙地交织在一起，这些思想来自英国的经验主义者，来自孔狄亚克，来自(作为对孔狄亚克的反动的)苏格兰“常识派”。 [64] 我将把这个反形而上学的成分称为实证主义的成分，不管这个词还可能有其他什么含义。当时这个成分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但它最充分的表现还是见诸由圣西门所暗示、而又由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在教养上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中付诸实行的一个建议中，这个建议是用来满足两种不同的并且在逻辑上彼此无关的需要的：第一，需要有一套一般的思想，用来填补正在衰落的形而上学思辨所留下的真空，即需要有一种代替哲学(或宗教)的东西；第二，需要有一套一般的思想，用来把专门化研究的蓬勃发展纳入某种秩序。赫伯特·斯宾塞的《综合哲学》——的确是综合的！——从1862年起分册出版(《基本原理》、《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从一种意义说，是满足这两种需要的另一个尝试。
孔德的《教程》共分六卷，在1830—1842年间陆续出版。在孔德的其他著作中，只有他给约翰·穆勒的信(《奥古斯特·孔德致约翰·穆勒的书信集，1841—1846年》， 1877年出版)属于我们的范围。至于其余的，则说得越少越好。应当记住，在谈到孔德和他的著作时，我所指的全然以这两种著作为限，因为他晚年衰老而丧失常态时，“实证论”和“孔德主义”还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正如在上面已经说明的，《教程》表现了两个方面，必须小心地予以区别。第一，它解释了这样一种学说：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关于一定现象之间的不变关系的知识，对于这种现象的性质或因果关系去加以思辨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实证论使早先的趋势发展到了顶峰，而又在某些方面预示了属于下一时期的更加有趣得多的经验批判论。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哲学学说，不过也是一种消极的哲学学说，从而它对任何一门特殊科学的研究都不曾产生、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但是，第二，孔德主要关心的，并不真正是这种哲学。《教程》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在一个专门化成为不可避免的时代，我们怎样才能抢救全人类知识的有机统一体——这在博学者的时代是如此重要的一个现实。他的答复是，我们应当如此创立另一个专门科学，即普通学这门专门科学。这个计划的意义是与一个人可能具有的任何哲学见解完全无关的，它在后来再一次被提出来了。《教程》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并按一种独特的见地去执行这个计划的。
孔德的独特方式是：他试图把一切科学知识的总和(他不承认有得自科学来源以外的知识)排成一种科学的等级体系，或者换一个比喻，构成一种建筑物，它的每一层楼均为一门不同的科学所占据，它从逻辑和数学的基础一直上升到人类社会的问题。楼高六层，分别指定给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由于没有地位而显得很突出——社会学，即关于社会的科学。并且他实际上进而——如果我可以继续使用同一个比喻——为每一层楼准备他所认为是在每一门科学中对位于次一层楼的科学最关重要的那些因素。关于这种计划或其执行的宏伟和缺点，不能说什么，也无需说什么。
孔德对于一般社会科学、特别是对于经济学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并且当这个世纪渐渐消逝时，这种影响越来越大。这并不是由于他的“哲学”，而是因为他自己曾从事于社会学的研究。在本章的剩下部分以及在以后各章，我们将不得不接触到他的贡献——建设性的和批判性的。可是，最好先列举四个最重要的贡献，并且立即说明其中的两个：(一)孔德为新生的社会学命名，并为它草拟了一个研究计划，这个计划预示了“社会心理学”中后来的发展；(二)我们将要看到，这种社会学是同一种十八世纪的关于社会进化的概念联结的；(三)他把“静态学”和“动态学”的概念引入了社会科学；(四)他发展了一种方法论，这导致他依这样一种方式去攻击“古典”经济学的程度：这种方式也是后来的许多批评所采用的。我将进而就(三)和(四)加以评论。
(三)孔德所关切的主要是社会进化(参阅后面第4b节)。但他充分认识到，进化的观念不能概括社会有机体所呈现的一切问题。还有非进化的现象或方面，需要作不同的处理。因此，他收集了另一套有关“社会本能”的事实和命题，这些本能彼此发生作用和反作用，从而通过一种达到平衡的过程去造成“社会的自发秩序”；他把这套事实和命题与进化论这个复合物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然进步”的理论并列在一起。他告诉我们，他采用了动物学家德·布兰维尔的术语，称前者为“静态学”，称后者为“动态学”。约翰·穆勒是把这两个名词引入经济理论的作家，他十分熟悉孔德的思想，自然可以假定，他是从孔德那里把这两个名词拿来的，虽然他没有这样说。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当穆勒说(《原理》，第四编，第一章)“一个数学用语的巧妙的一般化”时，就是错误的了。既然许多未能了解那种区别的重要性的人，企图把它妄称为一种机械思维方式的不合法的转借语，现在就是指出以下事实的时候了：如果谈转借——就名词的本身而言，而不是就在任何情况下迫使我们承认的这种区别本身而言——还有意义的话，最后的借出者不是机械学，而是动物学。我们将要不止一次地回到这个题目。可是，必须提到，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穆勒的静态学和动态学的定义同孔德的定义是一致的；但是这两个名词后来获得了几种不同的意义，而在现今使用它们时，意义更有所不同。
(四)在方法论上，孔德的计划是要观察历史的和人种学上的事实，用综合这些事实而得出的结论来建立他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自然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计划，为当时和以后的许多作家，特别是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所采用。更加重要的是，要认识一个似非而是的事实：虽然历史学派经济学家采用这样一个计划是非常自然的，孔德这样做却是一点也不自然的。历史学家，因而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不相信任何企图把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因素“孤立起来”的理论。对他来说，理论的确是思辨的和非现实的。它甚至是更坏的一种东西：它是这样一种思辨的结构，其方法是假诸物理科学的。对他来说，只有在其一切历史方面——对经济的、伦理的、法律的和文化的方面全部同时考虑到——表现出来的真实现象，才是社会研究的真正对象，因此，这种研究所应用的方法同物理学家所应用的方法必须有天壤之别。但是孔德不能这样来主张。相反地，他需要采用物理学家的方法。当他以非科学的思辨责备“古典”经济学家时，他的意思同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意思刚刚相反。而在这里，正如约翰·穆勒所认识到的，他是完全错了。但除了在批评方面他是错误的以外，他在自己的方法选择上也是错误的。因为物理科学并不接受未加分析的事实：不论是在实验室中还是(在不能进行实验室试验的场合)通过心内的体验，物理学家们确实是把各个个别方面分开或孤立起来，然后大胆地就它们提出理论，其大胆的程度远远地超过了经济学家从来所敢于尝试的。假若孔德想在这种意义上是“科学的”，那他就不能采取任何同边沁、萨伊和后来约翰·穆勒所遵循的方法有所不同的方法。他采用了由于错误而采用的一种方法(从未加分析的历史的或人种学的事实，去得出一般的结论)；如果说他预示了历史学派后来提出的某些论点，那他也同样是由于错误而预示了这些论点——对于经济学的真正的无知，和以圣西门式的偏见去反对经济学，自然是两种错误的心理根源。当我们认识到，更严重的是，他自己也沉溺于真正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时，那么，他的错误的喜剧就达到高潮了。这样澄清一下，可以使我们对于孔德的影响的想法大大减少：后来的施穆勒学派的历史经济学家根本不是孔德主义者；他们的哲学的和方法论的渊源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从自己的学术立场的逻辑得出了反对“古典”理论的论证，即使从来没有孔德这个人他们也会得出这种论证；至于这些论证，或其中的某一些，在历史学家看来事实上就像孔德的论证，那只不过是一种偶合。 [65] 对历史主义的其他代表来说，孔德的影响则较为显著。(例如，对英格拉姆，参阅后面，第四编，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