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手大王”今日谈

——京剧名宿郭玉昆访谈录

2007年12月9日，武汉京剧院在天一小剧场召开庆祝开幕盛典，该院硕果仅存的几位老艺术家出席了大会。其中，年已九旬高龄的郭玉昆先生激情讲话赢得阵阵掌声。我随即采访了这位精神矍铄的“出手大王”。

 

 

封杰：郭老师，您好！您久居南方，对南派京剧的表演一定有许多见解吧？

郭玉昆：从徽班进京形成京剧之后，很快便流行于全国。京剧虽然是以北京为主，但这门艺术又是海纳百川，始终处于发展之中的，而创新方面当属南方的京剧更讲究。这主要是因为南方人接触的新事物广，思想比较新，不过多受传统的束缚。

早年，上海有两家剧场是专门接待北京来的演员，也就是“京角”，其余的剧场多演新戏，只是在星期日白天演一些传统戏。那时的周信芳先生就很讲究做派了，后来的马连良先生也在做工方面下了很大功夫，通过几位前辈的努力革新，改变了以往只重视唱腔而忽略做工的表演形式。

封杰：南派京剧在武戏开打方面有很多新的技巧，您在《八仙斗白猿》中创造的“宝剑入鞘”是很有名的。

郭玉昆：过去南方剧场经常演出连台本戏，老板要求每个剧本中都要有新的技巧。演员拿到本子后，就要自己想办法出新、创造、发挥，真是蛮难的。

像你刚才提到的《八仙斗白猿》，在编排之初，我真是冥思苦想，一经想好“宝剑入鞘”这个技巧，就必须苦练。当时为了表现白猿把吕洞宾打败了，缴获了吕洞宾的兵器，心中欢跃而将手中的战利品舞动起来。后来这个技巧被广泛使用也就不新鲜了。所以，每个表演的动作、技巧要适合剧情，符合人物才成。前辈中有许多人在出手方面很有建树，例如，盖叫天先生在《水帘洞》中的涮鞭，我受他的影响较深，没事就琢磨。张翼鹏的玩意儿很好，手里灵活，他也很讲究和戏的结合。从前讲究什么戏使用什么档子，现在重复的东西太多，没有新意。我一生演出过的剧目有六七十出吧，没有演过的还有。当初，我们很讲究票房价值，老板定好按三七分账，我们就开始研究戏，再琢磨怎么吸引观众进剧场，这就是必须包装我们的玩意儿。

封杰：您的父亲和岳父都是南派京剧的代表人物，对您的表演一定起了很大影响。

郭玉昆：我父亲郭永福是永胜和科班的弟子，早年在天津一带演出，后落脚在上海。我就出生在上海，自小随父亲学戏，六岁登台。主要以北方戏为基础，爱唱《南阳关》、《打渔杀家》、《战太平》等戏。倒仓后，改唱长靠、短打戏，老师主要是郑志玉、李兰亭、程永龙先生。

十八岁时，我曾回到老家演过。当时派戏的是小杨月楼先生，后来成了我的岳父。我的“一赶二”，前一出《螺丝峪》，中间是杨菊萍的《春秋配》，最后是《铁公鸡》。戏迷们知道，天津唱戏很难，假如第一天没有唱好的话，观众会把倒彩一直喊到演员离开津门。好在天津戏迷对我比较认同，也许是老乡的缘故。即使失手把兵器“舞”到台下了，他会拾起来扔回喊：“再来一次！”这样，我们在天津唱了两年才又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主要在更新舞台和共舞台演出。我在共舞台演出了六七年的时间，一般多是些连台本戏《宏碧缘》、《金田村起义》、《蜀山剑侠传》，等等。我们每本演出一个月，至少要演三四本，观众很喜欢。编剧的把本子给演员后，演员就要自己琢磨唱腔、表演、动作或武打，同时在背台词的时候，如果感到哪里不顺的话自己可以改动。

封杰：您早年多以跑江湖维持生活，后来怎么落户武汉的呢？

郭玉昆：解放前，我接触了地下党，加入了“艺友座谈会”组织从事外围工作。后来，被特务跟了梢，为了避避风头，地下工作者就让我先到外地躲躲，等势头好些再回来。这时，正好陈鹤峰来约我爱人杨菊萍到武汉演出，我也就跟随来了。

1949年初，我们到了武汉后，就听说这里很快要解放了。不过还是有些演员被戏院老板约到外地演出去了，也有邀请我们的，但被我们谢绝了。这时，我们一些人就在人民剧院边演出边等待解放的来到。解放后，陈亚丁负责我们演出的安排，这时我就向他提出，希望到新市场那边演出。他很爽快地同意了。我到新市场后与武克仁、周天等人合作得非常融洽。1950年，我被任命为中南京剧工作团副团长，曾赴西藏慰问演出。最初的中南京剧工作团在“三反”运动后转交给了武汉市，遂改名武汉京剧团。演出传统戏的同时，又相继排演了《九件衣》、《胭粉美人》、《三打祝家庄》等一批新戏。之后，高百岁、陈鹤峰等人也加入剧团，演出阵容更加强大了。首任团长为高百岁，副团长为陈鹤峰、高盛麟和我。当时我们这个团的演员阵容是，老生有高百岁、陈鹤峰、关正明、董少英；武生有我和高盛麟、贺玉钦、倪海天；小生有高维廉、杨玉华；旦行有杨菊萍、李蔷华、陈瑶华、王婉华；净行有叶盛茂、张宏奎、董俊峰；丑行有高世泰、李正福、张啸庄。另外，还有几位硬里子演员。有一年，梅兰芳先生到武汉来，看了我们的演出非常欣喜，他提出了京剧演出市场的“三鼎甲”是北京、上海和武汉。

1955年7月，我们夫妇和高百岁、陈瑶华、高维廉到华北十个城市进行了七个多月的巡演，所到之处非常受欢迎。而且，还组织了以我们武汉京剧团为主，联合武汉歌舞剧院组成的中国文化艺术团赴柬埔寨等国访问的任务。团长是丁西林，主演是以我和高盛麟为主，高盛麟带去的剧目是《雁荡山》和《三岔口》，我带去的剧目是《水帘洞》和《闹天宫》，演出很成功。当时，我们国家还未与柬埔寨建交，我们前去演出就是为了完成与柬埔寨建交前的友谊传播。

封杰：对于小杨月楼先生的艺术风格现今的观众已经不熟识了，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小杨月楼先生。

郭玉昆：我的岳父小杨月楼，原名杨慧侬。他祖籍也是天津，但他本人出生于绍兴。我岳父自幼从父学艺，他父亲杨天宝是杭嘉湖地区的知名京剧小生演员。

他七岁登台唱戏，工老生行，最擅长《斩黄袍》、《空城计》、《朱砂痣》等戏，人称“七岁红”。1909年，上海戏商许少卿邀他赴沪演出，因他艺宗杨月楼，为了招徕观众，遂改名“小杨月楼”。上演剧目有《四郎探母》、《空城计》、《辕门斩子》、《李陵碑》、《文昭关》、《取成都》等，颇受观众欢迎。时每演《辕门斩子》一剧，必由其父配演杨宗保。我岳父是因为嗓子倒仓变音没有过来，而改唱了青衣。他十四岁开始倒仓，后拜在张国泰老先生门下改习花旦，并请益于赵君玉、毛韵珂诸角。还向牛松山老先生学习了不少武生戏。为了生计，他又与当时的名旦毛韵珂攀上了亲戚。这位毛韵珂在当时名气非常大，艺名“七盏灯”，在上海第一个有私房的艺人就是他，在霞飞路上，后来还有了汽车。毛家与杨家结亲后，小杨月楼就向这位大舅哥学习了。没几年，但凡旦行之青衣、花旦、刀马旦与武旦戏俱擅，且在承袭传统演剧规范的基础上，形成文武结合、刚柔相济的独特风格，被誉为“南派名旦”。成名后的小杨月楼根据自己武功基础好，以及花旦、小生可一身兼任的特点，不断排演新戏或改编传统剧目。剧目有《花木兰》、《芸娘》、《杜十娘》、《李十娘》、《观音得道》、《石头人招亲》、《孤鸾阵》、《樊梨花》、《狄青招亲》、《对金瓶》等剧。由于他擅长武功，所以他的戏以武居多，例如，他演出《孤鸾阵》使用的大刀都是三个“鼻子”的。尤其是他的《石头人招亲》表演，台上是真刀真枪开打，被评为“女中丈夫身手不凡”。台湾有位戴绮霞演出的《大英杰烈》，就是学自我的岳父。他在创演单本新戏的同时，相继与周信芳先生演出了连台本戏《封神榜》，有“活妲己”之称。他还与李桂春老先生合作了《狸猫换太子》。李桂春的嗓子唱乙字调，小杨月楼唱得比较吃力。因为他的风格主要是表演。我岳父的演唱别具一格，即甜润又带有悲音，尤其是善演一些凄惨悲凉的戏。而且他还能反串小生，经常贴演《白门楼》、《八大锤》、《群英会》、《黄鹤楼》、《岳家庄》等小生戏，这些戏多受益于李桂芳等人。他与赵君玉、刘筱衡、黄玉麟合称江南“四大名旦”，与北方的“四大名旦”齐名。

封杰：那么，您在小杨月楼先生的班社里唱过戏吗？

郭玉昆：小时候，我在官中班的时候曾在小杨月楼的班社里唱过戏，在他演出的《火烧红莲寺》中饰演小孩。那时我和他、林树森、周信芳、谭富英等人同辈，因为婚姻的关系后来我就成了小杨月楼的女婿。当时，谭富英组班在上海演出，老板为了赚钱就分出一部分人到苏州、芜湖一带去演出，这样我就和谭小培先生到了外地。

我的爱人杨菊萍自幼得其父小杨月楼亲炙外，还受业于王瑶卿先生，并私淑梅兰芳先生。她只向他父亲学会了《李十娘》、《石头人招亲》等戏。这主要是她的家庭不指望靠她演出来维持生活，虽然她也演出，但相当少。直到和我结婚后，才逐渐增加了演出。她继承了她父亲一部分戏，她比较喜欢唱歌曲，所以就在演出的《盗魂铃》、《大劈棺》、《纺棉花》中加入适当的歌曲。

现在演出的《观音得道》只是当年演出的一个片段。那时的演出要用一个晚上才能演全。这出戏是我岳父自创的腔，前面有“割骨”以示孝心；之中还上达摩、韦陀，等等。杨菊萍演过一出《麻风女》，这也是我岳父的戏。他们父女合演过一出《人面桃花》，杨菊萍的小姐，我岳父反串小生崔护。在崔护死后，为了使他能够还阳，我还在剧中饰演一个小神仙“百花仙子”。解放后，我们在保留原先剧本的同时，又结合了欧阳予倩的演出本，里面就没有了那段带有迷信色彩的小神仙了。

封杰：最后，请您谈谈演武生戏应注意哪些？

郭玉昆：你看，武生行的代表人物，南派的盖叫天先生的把子讲究外松内紧，边式漂亮。北派的杨小楼先生讲究的是大方雄伟，有气度。关键是要善于掌握传统程式中的套路，这里面有很多的表演方式，如剑枪、双刀。只一个双刀的单对开打，就要讲究紧凑和严谨。总之，对于武打的把子主要是以传统的为基础，加以琢磨，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研究。

封杰：谢谢您，祝您老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