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传统农业的特征

本书的研究方法是要解释受传统农业束缚的农民的生产行为，然后确定通过投资来改造这种类型的农业是否有利。所作的假设是：当农民局限于使用传统生产要素时，他们会达到某一点，此后，他们就很少能对经济增长作出什么贡献，这是因为要素的配置很少有什么改变后可以增加当前生产的明显的低效率；还因为用于增加传统要素存量的投资是代价高昂的经济增长源泉。这两个命题，即要素的有效配置和边际投资的低收益率，将形成可以由事实验证的假说。另一个假设的大意是：存在着另一类农业要素，这些要素将是较廉价的经济增长源泉。在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时，首要问题是：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这时，人们马上会想到的情况是，农业经营是以长期形成的社会习俗为基础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观点认为，传统农业基本是某个特定民族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化特征。另一幅图像集中表现在：与土地所有制相关的制度结构，租佃的法律基础，以及为家庭消费而生产等方面。还有一种看法着眼点放在农业生产要素的技术特征上。那么，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毫不奇怪，不能根据文化特征、制度结构或生产要素的技术特征来严格表述传统农业这一经济概念。只要对这些特征作一点简单的考察，就会使这一点更加清楚。

区分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即氏族的社会和其他类型社会在许多方面是非常有用的。经济学家似乎总认为，农民当然属于一种氏族社会。但是，有许多农民是一个以非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即一般所说的“都市”社会的成员。氏族社会和以传统要素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是两个独立的范畴。在把这两个范畴应用于同一社会时，它们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可以说一个氏族社会总是存在传统农业。然而，氏族社会与传统农业并不一定一致，而且，绝不是所有的传统农业都存在于氏族社会里。正因为这一原因，氏族社会的文化特征就不能为鉴别传统农业提供可靠的基础。

人们经常把贫穷社会中农业的弱小性归咎于特定的文化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与工作、节约、勤劳和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是相关联的。人们常用这些因素来解释为什么经济进步如此微小，以及为什么特定的经济发展计划实际上总不成功。但是，一般来说，并不必去求助于这种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差别，因为一种简单的经济解释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首先来考虑对工作的态度。人们总是说，贫穷社会里的人民不愿意长时间辛勤地工作。假定他们偏好空闲。这样，与这种空闲相关的“闲暇”就应该比更多地干活才能实现的生产增加更为宝贵。由此得出的推论是，这些民族对这种空闲的评价很高。但是，这里没有考虑到他们缺乏长时间辛勤工作的精力，以及增加工作所能得到的边际收益低下。这种观点的另一种变种论述了教育对受过某种教育的人从事农业体力劳动意愿的影响。据说，即使只受过微不足道的教育，也会使贫穷农业社会中的年轻人厌恶农业劳动。但是，提出这些看法的人一般都没有指出受过某种教育的人在从事农业劳动与从事其他劳动的收入上的差别。 ^[1] 虽然某个阶级或社会等级结构影响着劳动的选择与流动性，还影响着一个经济对变化着的经济条件的适应能力，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属于从事农业劳动的阶级或社会等级的人都爱好空闲。可能的情况是，对各种农业社会而言，劳动的偏好和动机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传统农业并不是某种农民偏好游手好闲的结果，相反，游手好闲似乎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结果。

关于人们在节约方面的差别，也存在着许多混乱。据说在贫穷而停滞的农业社会里，缺乏节约的品德，而这是由于这些社会农民的文化特征所造成的。他们简直不能积攒足够的钱。为什么不能呢？他们被设想成是受到某些特殊文化约束的人，以致使他们沉湎于许多挥霍性消费，特别是在婚丧大事和逢年过节时更是如此。我们应该问，他们怎么又能忍受命里注定的那种简陋而单调的生活呢？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挥霍式的消费”是一种离奇的语言混乱。不应该忽视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即农民是非常节省的，他们允许自己所进行的消费总是十分节省，特别是当他们考虑到子女的福利时更是如此。

但是，可以把节约直接作为一种经济行为。问题是：对农民把其微薄的收入更多地用于储蓄给予什么奖励呢？本书研究所提出的假设是：当把这种储蓄投资于传统生产要素时，这种储蓄的收益率是非常低的。如果这个假设符合事实，那么对储蓄就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

在批评贫穷社会中人们的经济行为时，一般非常强调勤劳的美德。这就意味着把所假设的对空闲和挥霍性消费的爱好作为一种可信的象征，表明了这些人不够勤劳。在这方面，认为贫穷社会的人民缺乏新教徒道德中的经济美德曾是很时髦的。关于所考虑的经济行为差别根源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幼稚的文化差别论。例如，在谈到包括工作和节约在内的勤劳问题时，即使是一个勤劳的新教徒也很难去责备索尔·塔克斯（Sol Tax）在《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详细而全面地描述的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的行为。 ^[2]

从这些看法中所得出的含义并不是文化差别无关紧要，而是可以把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工作、节约和勤劳方面的差别作为经济变量。并不需要求助于文化差别来解释特定的工作与节约行为，因为经济因素就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释。促使这些人去做更多的工作的刺激是微弱的，因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促使这些人进行更多的储蓄的刺激同样也是微弱的，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也非常低。

因此，虽然在考察某些重要问题时，文化特征是有用的，但文化特征并没有为区分传统农业与其他类型的农业提供一个基础。同样，这种基础也不在于特定的制度结构的差别，例如，农场是处于居住所有制之下还是处于不在所有制之下，农场的规模是大还是小，农场是私人企业还是政府企业，生产是为家庭消费还是为了销售。虽然这些制度结构并不是传统农业的关键所在，但它们在确定如何通过投资来实现农业现代化时却是重要的。因此，在以后的一些章节中我们将详细地考察这些问题。前面我们还提到了资本和劳动的技术特征。但是，因为传统农业和农业中使用的多种耕作技术和资本品都可以相适应，所以农业要素的这些技术特征在这方面与以上所说的文化特征和制度结构是相同的，即它们不能为确定什么是传统农业、什么不是传统农业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