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西欧的开明专制理论家时常表示他们深信“强迫”的必要。人们也把我们的彼得称为开明的专制君主。这自然也是正确的。但在谈到彼得的开明专制时，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我已多次指出的特点，这个特点使东方君主专制国家的专制同西欧国家的专制有所区别。东方的专制君主有权任意处理其臣民的财产，而在西欧的君主专制下，国王则只能在法律或习惯规定的范围内处理其臣民的财产。在这里无须重复说明，这一差别的产生完全不是由于西欧君主在道德方面优于东方君主，而只是由于两处社会力量对比的悬殊。但事实仍旧是事实：彼得在完成其改革的过程中取得了东方专制君主的无限权力，而且广泛地使用了这一权力。他力图发展俄罗斯的生产力，一开始便使俄罗斯的一切现有力量完全受制于国家。他在第一次出国旅行时，便雇用了许多外国采矿技师。回国后，他继续大力关怀欧俄和西伯利亚的矿业发展。为了保证其发展采矿事业的各项措施的成功，他在1700年便已授权每人在全国范围内，不顾土地所有者的意向而找矿。那些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矿石的地主，有权申请在这些土地上设厂。如果他们不愿或无力行使这一权力，则将这一权力授予任何愿意创办新事业并具有必要资本的人，“务使上帝赐予的地下宝藏不致白白留下。”凡隐匿矿床或阻碍他人建厂者，处以肉刑和死刑。无论莫斯科国家的居民对于最高当局肆无忌惮地处置他们的财产是多么习以为常，但是对于彼得因关怀矿业的发展而对他们的产权实行新的侵犯，毕竟最少引起了他们的消极抵抗。由于没有公开反抗沙皇命令的可能，土地所有者便迁怒于采矿师。彼得“获悉采矿师在找矿石和矿藏中受到重大侮辱和干扰”。因此，他于1722年命令贝格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彼得为了发展俄国采珠事业而采取的措施，也是值得注意的。1716年的命令要求无论何人都不得妨碍韦利亚舍夫船长和他所派出的人员采珠。韦利亚舍夫有权雇用熟悉这一业务的任何人。如果这种人不愿受雇，他可强迫他们工作，每人每月发给三卢布，同时严格监督他们，使其勤奋工作。
因为建造军舰需用优质木材，彼得事实上将森林变为国家财产。当时有许多禁林，虽业主亦不得侵犯。凡砍伐造船所用树木者，规定处以死刑。但后来彼得认为必须减轻这一刑罚。对于砍伐柞木者，只是……割其鼻，并流放服苦役。最后，这一刑罚也觉得——您应同意，不是毫无理由啊！——过于残酷，便用货币罚款来代替：砍伐柞木一株，罚款15卢布，砍伐其他树木，罚款10卢布。但对于累犯者则仍保留鼻刑及苦役。
私人的渔业所有权，也为了国家利益予以剥夺。
1722年5月命令将以前由国有牧场饲养的细毛绵羊，按照村庄的数目，分发给世袭领地的领主。甚至不愿接受这种绵羊的人们，也必须接受。换句话说，为了发展呢绒生产，照管细毛绵羊也成为加给居民的一种实物贡赋。
为了这一同新建军队的需要密切相关的事业的利益，不仅将绵羊，而且将牧工也都发给许多领地所有人。对于牧工，不问其愿否为某一领主工作，一如对于采珠工，不问其愿否接受韦利亚舍夫船长的雇用。国内的劳动居民视同国家的私产。研究工艺也成为一种义务，而且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1712年命令全国各省从铁工、木工中选择精于业务的青年315人，教他们制作枪身、枪机及枪托。此外，每省应派出两人学习制鞍工艺，以备军用。凡熟悉某项工艺者均应于接到政府要求后立即前往参加国家工作。1709年派到彼得堡从事城市建筑者达4万人，石匠及制砖工人尚不在内。1711年又要求从各省派出技工，从事军舰制造工程等等。
彼得对于劳动居民的观点，从下文可以最明显地看出。他在1702年9月命令舍列梅捷夫“购买一批里夫兰农民，将他们送到俄国，在粮食歉收地区落户，以便通过他们，教育俄国人更好地耕耘土地”。这一办法获得了意外的良好结果。在有了大量俘虏的情况下，购买“芬兰人”已无必要。舍列梅捷夫答复沙皇说：“陛下命令购买发送芬兰人和拉脱维亚人，托陛下宏福，无须购买。可以发送的不只1000，但运输困难。”然而尽管困难，还是向莫斯科发送了男女共600人 [60] 。
为了欧化俄国，彼得使居民在对国家关系上的无权地位，达到逻辑的极端，而这正是东方专制的特点。沙皇——改革家一方面对劳动居民（“对国王的孤儿”）不讲客气，同时也认为对军职人员（“对皇帝的奴仆”）没有客气的必要。学习各种技术知识（研究“航海”学和“工具”）也成为多如牛毛的实物贡赋之一，即成为贵族的实物贡赋。我们已经知道，贵族对于这一义务是执行得很坏的。但毕竟还在一定程度上（尽管不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执行了。国家元首对贵族的器重，也是按照他们对自己的义务的执行程度和他们对本职的修养程度而定的。彼得不断教诲贵族，他们只有通过服役才能成为“高贵”，而有别于“卑贱”，即有别于普通人民。然而如果只有服务才能使贵族成为“高贵”，则将贵族的权利授予任何服役有功的人，也是完全自然的了。彼得便是这样作的。根据1721年1月16日命令，凡服役到尉官职称的人，都为世袭贵族。彼得在次年一月制定著名的“官阶表”时解释说：出身高贵门第的人，在其对国家和祖国立功以前，不得到任何官阶。前此数年，——1714年2月——规定出身“贵族门第”的军职人员，凡未在近卫军中通过士兵服役，“不通晓士兵基础知识者”。均禁止晋升为军官。1716年军事章程规定，“俄国贵族除在近卫军服役外。不得以其他方式留任军官”。因此，近卫军部队主要为贵族部队。在完全由“贵族子弟”组成的近卫军团队里 [61] ，有300名列兵具有公爵爵位。克柳切夫斯基说：“贵族近卫军军人像士兵一样住在营房里，领取士兵的口粮、执行一切列兵的工作。” [62] 同时，贵族列兵时常由服役有功而出身“最卑贱”的人指挥。这样，门第在官阶面前是瞠乎其后了。这是完全符合莫斯科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过程的，这个过程至少自伊凡雷帝以来即已明确：近卫军的建立，就是为了迫使门第退到功绩的后面去。在使俄罗斯欧化的时候，彼得在这里也把那种使俄国接近东方专制的特点，发展到了极端。由于误解，人们有时将这一特点看为民主的象征。例如，在М.П.波戈金的某些历史见解里，在库科利尼克的某些“文艺”作品里，便是如此。事实上，这一特点同民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一特点占优势的制度，是与民主制度直接对立的：在这种制度里，除一人外，所有的人都被奴役；而在民主制度里，则所有人都自由，最少在法律上（de jure）都自由。一切宪法，凡以比较多的特权者自由为其特征的，则均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彼得使近卫军在成分上变为贵族的团队，从而使有军职的贵族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根据克柳切夫斯基的意见，近卫军在强有力的控制之下是当局的一种盲目工具，而在控制薄弱时，便成为罗马式的禁卫军或土耳其式的亲兵 [63] 。事实上，在彼得的几个继位者时期，近卫军时常起了禁卫军或亲兵的作用。但是发挥这种作用并不妨碍他们仍旧成为剥削被奴役的农民劳动的地主。他们以这种地主的身份提出某些要求，虽专制皇帝亦不能不予考虑。这些要求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逐渐破坏了俄罗斯居民所特有的无权平等。贵族逐渐变为特权等级。而由于近卫军的组织无疑地促进了所提要求的实现，所以我们得出结论：彼得通过军队的改革促进了军职阶级的等级特权的发展。同时，不应忘记，在彼得的继位者时期，扮演禁卫军或亲兵角色的贵族，由中央政权本身坚决促使其与西欧人作某些接近的。毫不足怪，在安娜•伊凡诺夫娜即位时，禁卫军或亲兵对西方各种政治概念的认识，是彼得改革前罗斯军职人员所从未有过的。
贵族根据沙皇的命令而获得的知识，从来就不广泛。他们自10岁到15岁必须学算术，初级几何学和神学。15岁以后，停止强迫教育，开始强制服兵役。政府一方面关心军职人员不要荒废学业，同时又一样关心不使学业妨碍服役。1723年10月17日的命令禁止官员子弟在15岁后留在学校，“使他们不致用学习的名义而逃避兵役”。不过，当时的贵族虽然喜欢逃避兵役，却不习惯在学校里逃避它。在应当学习的时候，他们的代表情愿说“不知下落”，正如在必须将他们送去服兵役时一样。
有时他们向某一学校报名，避免进入他们觉得比较困难的另一学校。某次，许多贵族不愿进入数理学校而向莫斯科神学院报名，“彼得命令将神学爱好者送到彼得堡进海军学校，强迫他们在莫伊克打钉子，以示惩罚” [64] 。
当然，情况只能是这样。在这种前此几乎没有教育的社会环境里，怎能有对教育的强烈爱好呢？尽管在那时的俄罗斯，彼得不算孤立，然而就以许多在他的庇荫下的“小学生”而论，史学家的下列严格批评也是适用的：
“改革的助手并非出于自愿。这些人并不是从心里真诚拥护改革的。与其说他们是拥护改革，不如说他们是攀附改革，因为改革给他们以有利的地位……效忠彼得并不就是效忠俄罗斯。祖国的概念对于他的臣仆还太高深，不符合他们的文明程度。最接近彼得的人们不是改革事业的活动家，而是彼得个人的宫廷仆役……他们是在这个横征暴敛的警察国家教育出来的真正儿女，这个国家充满了彼得的专横独断，对法律和人的个性的蔑视，充满了道德情操的衰退……” [65]
更正确地说：在莫斯科的世袭君主专制国家，个人比在西方横征暴敛的警察国家更少受到尊重，而法律则更多地受到蔑视。世袭君主专制这块土壤，是完全不适宜于发展教育的。但是，如果在彼得前的时期，我们在莫斯科看到个别人真诚倾慕西方的习俗和西方的科学，那么自然应该期待，在彼得和彼得以后的时期里，这种人即便是例外，也应成为更常见的例外了。事实上，自彼得改革以来，我们看到在罗斯不断出现西方启蒙运动的拥护者。俄国的社会思想就是在这种人中发展起来的。彼得的最亲密辅臣之一，即我在上文多次引述过的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本人就是这种人，他把这种人称为“学术侍从” [66] 。
“学术侍从”的成员在许多方面都是很值得注意的，甚至是非常卓越的。现在对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作些进一步研究。
[1] 耶稣教节日，传说天使于这一天告知圣母，谓将生耶稣。——译者
[2] 引自《И.С.吉洪拉沃夫文集》第1卷，第276页：《古代俄国文学》。
[3] 每指尺约合9英寸。——译者
[4] 引自《吉洪拉沃夫文集》第1卷，第284、285和286页。
[5] 关于这一点，参阅《吉洪拉沃夫文集》同卷，第283、284页。
[6] 同上书，第289页。
[7] 佩卡尔斯基：《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科学与文学》第1卷，第146页。
[8] 同上。
[9] 《祖国杂记》，1846年，第8卷，《科学与艺术》篇，第136—137页。
[10] 佩卡尔斯基：《科学与文学》第1卷，第146页。
[11]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4卷，第230页。
[12] 《约翰•高特利•福克洛特和奥托•普里亚笔下的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里斯特•赫尔曼博士编，莱比锡1872年版，第102页。（Russland unter Peter dem Grossen nach den handschriftlichen Berichten Iohann Gottlieb Vockerodt’s und Otto. Pleyers， Herausgegeben Von Dr. Ernst Herrmann. Leipzig， 1872，P.102.）
[13] 《俄国史教程》第4卷，第314页。
[14] 关于莫斯科罗斯为改革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米柳科夫的著作《17世纪头25年的俄国国家经济和彼得大帝的改革》（圣彼得堡1892年版），作了最好的论证。
[15] 《俄国史教程》第4卷，第314页。
[16] 必须承认，这位戈利岑就是在国内，也表现出无可置疑的伟大，虽然不是表现在这里所说的范围。他是“少数达官显贵之一，有勇气在1718年拒绝彼得大帝之命，不在处死皇太子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的判决书上签字”。（A.科尔萨科夫：《安娜•约安诺夫娜女皇登极记》，第10页，喀山1880年版）
[17] 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莫夫》主角，此处指萎靡不振之人。——校者
[18] 《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Russland unter Peter dem Grossen），第106—107页。
[19] 同上书，第107页。
[20] 佩卡尔斯基：《马特韦耶夫伯爵1705年巴黎游记》，《同时代人》（Современнuк）杂志，1865年，第57卷，第61页。
[21] 《П.А.托尔斯泰旅行日记》，《俄国档案》，1888年，第1卷，第193页。
[22] 这部书的第二个标题准确地规定了该书的实际用途：量度的方式或数学的原则，借此简易和新颖的方法，迅速进行土地测量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工艺。佩卡尔斯基，同上书，第2卷，第173页。在过去，研究几何学被看为罪过。笃信宗教的人们说，对几何学的任何爱好，“都是对神和天主的渎犯。……”
[23] 《П.A.托尔斯泰旅行日记》，第182页。
[24] 布克哈德：《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明》（Burklardt，La civilisation en Italie au temps de la Renaissance），1885年，巴黎，第2版，第185页。
[25] 守法镜（Зерцало）为帝俄官厅陈设品，上面贴有彼得大帝关于守法的谕旨。——译者
[26] 佩卡尔斯基：《马特韦耶夫伯爵1705年巴黎游记》第2卷，第382—383页。
[27] 佩卡尔斯基：《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科学与文学》第2卷，第383页。
[28] 事情发生在里勒市。
[29] В.В.西波夫斯基：《17—18世纪的俄国小说集》第1卷，1905年版，《俄罗斯贵族亚历山大传记》，第155、132、135页。
[30] В.В.西波夫斯基：《17—18世纪的俄国小说集》第1卷，1905年版，《俄罗斯贵族亚历山大传记》，第133页。
[31] 同上，第151页。
[32] В.В.西波夫斯基：《17—18世纪的俄国小说集》第1卷，1905年版，《俄罗斯贵族亚历山大传记》，第166、168页。
[33] 《俄罗斯水兵华西里•科里奥特斯科伊和佛罗伦萨的美丽公主伊拉克丽娅的故事》一书的主人翁。见西波夫斯基：《17—18世纪的俄国小说集》同版。
[34] 同上书，第118页。
[35] В.В.西波夫斯基：《17—18世纪的俄国小说集》，第90、109、123页。
[36] М.П.波戈金出版。
[37] 《伊•波索什科夫文集》第1卷，第207—208页，莫斯科，1842年。
[38] 《伊•波索什科夫文集》第1卷，第208页。
[39] В.В.西波夫斯基：《17—18世纪的俄国小说集》，第108、110、115页。
[40] В.В.西波夫斯基：《17—18世纪的俄国小说集》，第116页。
[41] 《17—18世纪的俄国小说集》，第160页。“愤怒和胜利的骑士”就是我国的贵族海员亚历山大。
[42] 同上书，第128页。
[43] В.В.西波夫斯基：《17—18世纪的俄国小说集》，第514、587、588页。
[44] 特别是对于那些研究“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人们。
[45] 正是П.И.米柳科夫比所有其他人更有说服力地对此作了证明。
[46] 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自己说过：甚至彼得的最亲近辅臣也不经常像他本人那样热衷于改革。在他死后，新政府保存了全部最主要的新政，但在支持许多新政方面和进一步发展，却既无力量，也乏热诚。（见《枢密院对彼得大帝改革的评议》一文，载《往事回忆》论文集，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3页。另参阅他的论文《枢密院成员对彼得改革的意见》，载《全集》第2卷，第373—404页。）
[47] 录自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1344页。
[48] 同上书，第4卷，第151页。
[49] 《宗教规程》，莫斯科版，第117页。
[50] 这一命令的全文，见П.奇斯托维奇：《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及其时代》附录，圣彼得堡1808年版，第709—718页。
[51] 关于从英、法、德及其他欧洲君主专制国家法制局挑选出的若干章程的报告（参阅《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国家经济》，第536页）。
[52] 《奥德赛》相传为荷马所作古希腊史诗，记述特洛伊战争中一名战士奥德赛的游历和奇遇。这里引来比喻和赞颂彼得的国外旅行。——译者
[53]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言论与训词、颂词和祝词》第1卷，圣彼得堡1760年版，第207—208页。
[54]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言论与训词、颂词和祝词》第2卷，第52、53、54、56页。
[55]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言论与训词、颂词和祝词》第2卷，第59页。
[56] 参阅《Н.С.吉洪拉沃夫文集》第2卷，第152页的论文《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的悲喜剧弗拉基米尔》。
[57] 关于这本书，请参阅佩卡尔斯基：《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科学与文学》第1卷，第218、219、492—494页。
[58] 录自П.莫罗佐夫：《作家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第86页。
[59]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4卷，第782—783页。
[60] 见《同代人》杂志（1847年，第4卷）中的论文《彼得大帝时期的国家经济》，第90、91页。我所引用的其他这类例子，也都是从这里摘录的。
[61] 1719年编成的所谓御前部队（Лейб-регименте），补充了两个近卫步兵团，后来改称骑兵近卫部队。
[62] 《俄国史教程》第4卷，第105、106页。
[63] 罗马的禁卫军（Praetorian）最初为罗马军队总司令的护兵，后来在奥加斯丁皇帝时改编为皇室禁卫军，人数达九千。其成分为上层小地主，其投军的目的是要借军籍以巩固其本身地位。他们获得了很多特权。一世纪中叶，他们对政治有特殊影响，开始造成各种政变，推翻某一皇帝而立另一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即位后，将其解散。
土耳其的亲兵（janizary）（亦称近卫军）为土耳其的陆军常备军，士兵的给养不是靠薪水，而是靠劫掠畜业和手工业。他们最初是苏丹的盲目工具，后亦干涉政治，参加宫廷政变。1826年改革后解散。——译者
[64]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4卷，第104页。
[65]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4卷，第333—336页。
[66] 普罗科波维奇在写给A.坎捷米尔的一首诗中写道：
而你突然开始走上光荣的道路，
巨著便如水般涌流；
勇敢的笔横扫邪恶，
指向不爱学术侍从的人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