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是按照原定计划在12月13日作的。开讲的情况已经不能像在三年前讲《现时代的根本特点》那样，在报纸上加以如实报道了。只有《有教养者晨报》这份不太显眼的刊物发表过一则不太显眼的消息：“在上个星期天，费希特又开始作他的演讲，在人数极多的听众面前，就时代精神的特点发表了既富有内容，又直言不讳的言论。他说，几年以来，自私自利毁灭了令人崇敬的形式，以敌对的态度阻挠了有益的美好事物的进步。社会地位较高的听众对他继续讲这个很重要的课题感到高兴。” [19] 开讲时的那种既激动人心，又令人惊惧的场面，也只有在时过境迁以后，才有可能见诸文字。德国著作家卡·奥·法恩哈根·冯·恩塞（K．A．Varnhagen von Ense，1785—1858年）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就对费希特演讲时的情景有过这样的描述：
“费希特是在12月开始作他的报告的，我没有错过听这些在科学院圆形大厅里向许多男女听众作的报告。这位杰出的男子汉以极大的感召力鼓舞那些垂头丧气、迷失方向的祖国同胞要有勇气和信心，向他们描绘了德意志人的大量优点，这些优点虽然由于漫不经心和蜕化变质而已经被夺走，但德意志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都能够，并且应当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不可转让的财富再夺回来；这位杰出的男子汉为此指出了一种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建立的、有计划地实施的民族教育，作为真正的、唯一的和不可缺少的治病措施。他的严肃的精神旨在全盘改造我们的现状，他所渴望的无非是要在道德精神生活中随时随地促进和发展本真的东西，而放弃虚伪的、空洞的东西，让这类东西本身逐渐死亡；并且他认为，不靠暴力转变，而单纯通过进化，就将从现存的持久东西中不知不觉、毫无阻碍和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我们民族哀叹自己缺乏的那全部力量和壮丽景象。在这方面，他有充分的理由，违背他过去那种把全有和全无相互对立起来的做法，而去欢迎新生活的任何极其微小的萌芽，欢迎进化过程的任何还很不甚重要的开端，并且打算先满足于这样的萌芽或开端。他那种具有巨大思想意义的、用全部极其真挚的信念力量讲出的言论，也由于他有一种非凡的勇气而发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正是依靠这种勇气，一位德国教授在法国军队面前扶起了德意志民族的那面被敌人扳倒、践踏在地的旗帜，宣告了这样一条原则，这条原则经过发挥，必将又战胜外国当权者，彻底消灭其势力，但法国军队则多次从旁列队经过，以其击鼓的声音直接妨碍他的演讲，对他的演讲起了一种紧急警告的作用。对于出版家帕尔姆的命运的想象还完全浮现在人们的脑海里，使好多人对这位毫无惧色的男子汉提心吊胆，因为他的自由和生命就像挂在一根线上一样，完全系于他讲的每一句话；虽然有方方面面对他发出的告诫，有那些生怕法国人恼火，给自己造成伤害的普鲁士下级行政机构对他产生的疑虑，甚至还有闯进来听讲的法国人对他的注视，但他在已经开始的工作中并没有让自己受到这些因素的干扰。” [20]
这段回忆录最后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在法国军队仍然驻扎在柏林，普鲁士政府派出的直属维和委员会维持当地局面的情况下，费希特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既不在涉及法兰西帝国的方面授人以柄，又不在涉及普鲁士政府的方面增加麻烦，而把自己要向公众讲的观点巧妙地阐述出来。如果说他在过去被指控为宣传无神论时还在实际的斗争中显得经验不足，那么，1807—1808年的费希特则已经不再是1798—1799年的费希特了。我们可以从他的整个演讲看出，他为了把他业已形成的观点在那样危险和难办的处境中陈述出来，的确字斟句酌，考虑过自己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在谈到德意志民族的解放时，他并没有说要把侵略者赶出去，而是说我们的客人有朝一日要回到他们的家中；在批判那种对拿破仑的崇拜时，他应用对比的方法，首先说明伟大人物的本质，然后揭示与此相反的人物的卑劣行径，让听众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拿破仑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批评普鲁士政府的腐败无能时，他也总是采用暗示和淡化的方法，甚至把他认为腐败之风是从上而下蔓延开的观点加以颠倒，说腐败现象会从下而上侵袭统治者。所有这些都足以表明，费希特不仅具有勇于宣传真理的无畏精神，而且具有善于宣传真理的娴熟技能。
关于他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里提出的思想，我们大致可以把它们概括为四个方面，分别予以述评。
第一，关于德意志民族在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在《现时代的根本特点》里，德国所处的历史时期曾经被规定为个人直接摆脱专断权威、间接摆脱任何理性统治的时期，但是在此之后的三年中，欧洲的局势出现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1805年，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打败了奥地利人和俄罗斯人，并在普雷斯堡和约中迫使奥地利进一步割让了它在德国南部和意大利的地区；1806年，拿破仑在德国南部和西部组成依附自己的莱茵同盟，消灭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以后，又击败了孤军反法的普鲁士，使之遭到毁灭性的军事失败；1807年，普鲁士虽然根据《提尔西特和约》还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下去，但它必须把易北河西部地区割让给法国，并且法国人占领了全部普鲁士要塞，还规定了普鲁士军队的编制不得超过四万二千人。对于德意志国家遭到的这种惨败，费希特是站在具有世界主义思想的爱国主义者的立场上进行考察的，因此，他与那些抱着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人们不同，首先看到这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历史阶段的结束。他在第一讲的开头就声明：
“我已经预告过，我就此开始的演讲是三年前的冬天我在这同一个场地作过的一些演讲的继续，它们已经以‘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为题刊印出来。我在那些演讲里表明，我们的时代处于全部世界史的第三大阶段，这个阶段以单纯喜欢感性享受的自私自利为其一切活跃的行为的动力；这个时代也完全是以这种动力的唯一可能性理解它自己的；它依靠对于它的本质的这种清楚的认识，在它的活生生的存在中拥有过深厚的基础，获得过牢固的支柱。
“我们的时代胜过了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时代，正在迈着巨大的步伐前进。自从我这么解释正在前进的时代以来，在所述的以往三年当中，这个发展阶段已经在某个地方完全结束了。在这个地方，利己主义经过充分的发展以后，丧失了它的自我及其独立性，从而自己毁灭了自己；而在它除了它自己，并不喜欢设定任何其他目的的时候，外来暴力也还把另一个这样的外来目的强加给了它。” [21]
费希特向他的听众说明了利己主义的充分发展怎样使德意志国家遭到了惨败。他说，利己主义“在首先掌握了全体被统治者以后，如果也从被统治者出发，侵袭了统治者，成为他们生活的唯一动力，那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22] 。这时，这种利己主义的统治在对外方面会放弃把德意志民族联结起来的纽带，而抱有一种认为只要自己不受侵犯，自己就拥有和平的可悲幻想，在对内方面会表现出优柔寡断，会使管理国家的机构涣散无力，举措没有威严。其结果就是德意志民族完全腐败，在遭到严厉打击时趋于没落，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同时，费希特也向他的听众说明，谁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谁也就丧失了影响时代潮流的能力，而使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支配他的命运的外来暴力，不得不听从外国人的计划；但这种外来暴力并不代表人类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而是在建立理性王国的努力失败后产生的肆意扩张的利己主义，所以，这种外来暴力强加给遭到惨败的利己主义的也无非是另一个自私的目的，惨败者并没有因而进入一个新的世界里。
那么，德意志民族今后的出路何在呢?费希特同样站在具有世界主义思想的爱国主义者的立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按照《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中阐明的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合理本能直接进行统治的时期和合理本能间接通过外在权威进行统治的时期，都是人类自我塑造过程中的不自由的阶段，而只有自觉的理性传播于全人类的时期和自觉的理性进一步通过完善的技艺塑造人类的时期，才是人类自我塑造过程中的自由的阶段；在居于这两者之间的第三个时期，那种要摆脱任何理性的个人并没有真正的自由，而只有开始出现的自觉理性才有真正的自由可言。在他看来，虽然人类在当时整个来说还处于第三个时期，但是，德意志民族既然已经在利己主义自己毁灭自己时走完了第三个时期，那么，也就拥有了率先转入建立理性王国的第四个时期的美好前景。他向他的听众说，“人类如果不应停留于那个没有价值的阶段，那就必须从现在开始，把自己塑造为自己还应进一步变成的一切东西”。“这种自我塑造一般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规则，有朝一日必定会在空间里的某个地方和时间上的某个时刻开始的，而这会使人类经过深思熟虑的自由发展的第二个主要阶段取代不自由发展的第一个主要阶段。我们认为，从时间方面来看，现在正是这个时期，人类现在正处于其尘世生活过程的真正中段，处于其两个主要发展时期之间；但从空间方面来看，我们却认为，首先应该要求德意志人开始一个新的时期，成为其他民族的先驱和典范” [23] 。在这里，费希特把德意志民族的发展方向与整个人类的发展结合到了一起，认为它在过渡到第四个时期时应该作出好的榜样，尽到世界主义的义务。
告别恶贯满盈的阶段，转向自觉理性的阶段，这就是德意志民族所处的时期，就是德意志民族的复兴。正是依据这样的清晰认识，费希特劝告那些在失败面前痛心疾首，垂头丧气的人们要正确了解当前的处境，振作起来，积极投入新的生活，致力于复兴德意志民族的伟大事业。而在这里，“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神，也没有可能的世界里的任何事件，能够救助我们，而是唯独我们自己必须救助自己，如果我们能得救的话” [24] 。
第二，关于德意志民族复兴的途径。费希特所说的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并不是通常所谓的民富国强，而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过渡到第四个时期，逐步在尘世建立起理性王国。在这个系列的演讲里，他总结了法国革命后为什么未能逐步建立起这样的王国的经验教训。他说，在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眼前，一些外国人轻松、热情和勇敢地进行过现代世界的建立完善国家的课题。但不久以后，他们放弃了这项课题，不仅把它作为罪行予以谴责，而且还要尽可能把他们过去做出的那些努力从他们的历史中一笔勾销。“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已经昭然若揭：合乎理性的国家不能靠弄虚作假的做法，用手头现有的材料建立起来，相反地，要建立起这样的国家，一个民族首先必须获得文化素养，教育水准必须得到提高。一个民族只有依靠脚踏实地的工作，首先解决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课题，然后才能解决建立完善的国家的课题。” [25]
这个总结极其重要，它向人们明确地指出，法国革命的理想之所以没有实现，是由于在莱茵河西岸的那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和教育水准不够高，没有首先解决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历史课题。那么，在莱茵河东岸的德意志民族是否有解决这个课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呢?费希特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首先，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费希特认为，在德意志民族过去所处的发展阶段，由于利己主义的自我毁灭，它已经丧失了它的自我，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如果它想要救亡图存，那它就必须逐步过渡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创造一个由自觉的理性支配的新世界，过一种由自觉的理性支配的新生活。他写道，“利己主义的这种现在发生的自我毁灭，既是我提到的时代进程，也是这个时代的崭新事件，在我看来，它使我就这个时代在以前所作的描述的继续已成为可能和必要；所以，这种毁灭应该是我们当前的真实情况，我们的新生活在一个被我断定同样存在的新世界里必须跟它直接联系起来” [26] ；针对人们就德意志民族的不幸相互指责别人的情况，他进一步指出，“招致我们的不幸的，不仅是那些曾经偶然身居最高位置的个人，而且是时代的整个风尚”；“人们如果仍然不完善，那就别无他途，而只能犯错误”；“只有进行一种彻底的改造，只有开始一种崭新的精神，才能够救助我们” [27] 。这就是说，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是德意志民族过渡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更高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
其次，从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费希特认为，在德意志民族中形成的真正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已经获得概念的明晰性，进入了真正干预实际生活的阶段，因而完全有可能解决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这样一个理性课题。具体地说，从莱布尼茨到康德，不仅提出了在理性本身去发现超感性的东西，创造真正的哲学的课题，而且终于解决了这个课题。于是，自由思维就成了获得真理的源泉，哲学就成了自身变得清晰的哲学。现在，德意志民族可以借助于这种哲学，应用清晰的概念，既认识到自己过去在模糊感觉的状态下，被自然力量规定为什么，也认识到自己将按照时代的要求，被理性力量塑造为什么。目前，从长远的意义上列入议事日程的步骤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没有这一步，已经建立的真正的哲学则将永远得不到广泛的理解，更谈不上被普遍应用于生活；反过来也一样，没有这样的哲学，培养完善的人的教育将永远不能达到其目的。正是依靠真正的哲学的这种取代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巨大威力，费希特写道，“来自模糊感觉的、由既定的和自己塑造自己的存在者组成的世界现在已经沉沦下去，而且还会继续沉沦下去；与此相反，来自原始清晰性的、由不断从精神分娩出来的存在者组成的世界则将光芒四射，开始其整个光辉的时期” [28] 。所以说，德意志民族是为培养完善的人做了充分准备的。
据此，费希特倡议废除迄今的教育制度，而实施一种培养全新的自我，使德意志民族能过全新的生活的教育制度。这两种教育制度的区别在于：其一，前者虽然也在宗教、道德和法律方面劝诫它的学子们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模仿良好的榜样，但并没有抓住生活发展的根苗，因而它的学子们都没有遵循这些劝诫，而是遵循了他们那种不必加以教育就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利己主义冲动；与此相反，后者则抓住了生活发展的根苗，因而不是要培养人的某种东西，而是要培养人本身，不是要使自己提供的教养成为学子的财富，而是使这种教养成为学子人格的组成部分。其二，前者迄今只是将它所能提供的教养施给那些人数极少的阶层，而民族共同体真正依靠的大多数人，即民众，则几乎完全为它所忽视，受着盲目机遇的摆布；与此相反，后者则“把新的教养施给一切德意志人，以致这种教养不是成为一个特殊阶层的教养，而是不折不扣地成为这个民族本身的教养，并且毫无例外地成为它的一切单个成员的教养”，因而“各个阶层将来在其他发展部门可能发生的一切差别都会完全消失” [29] 。我们可以说，费希特就两种教育制度所作的这两点对比，即教育是培养言行一致的善良公民，还是培养言行不一的利己主义者，教育是为有钱有势的阶层服务的，还是为消灭一切阶层的差别服务的，都抓住了教育事业中的根本问题，并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角度给这两个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答案。
费希特在他的这个系列的演讲中详细地分析了这种拯救德意志民族，彻底改造人类的新教育的各个方面，并最后以他那清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先验哲学观点阐明了这种民族教育的精神实质。他说，“迄今为止，感性世界通常都是被看作完全本原的、真实的和现实存在的世界，最先向受教育的学子阐述的就是这个世界；学子是从这个世界才被引向思维，而且大多数是被引向对这个世界的思维，是为这个世界服务的。新的教育恰恰要把这种秩序颠倒过来。对它来说，只有被思维把握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和现实存在的；它想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学子引入这个世界。它只想把学子们的全部爱和全部愉悦同这个世界联系起来，使得生命必然唯独产生和出现在他们的这个精神世界里。迄今为止，在大多数人中间只有肉体、物质、自然的力量是活着的；通过新的教育，在大多数人中间，甚至不久就在所有的人中间，将只有精神是活着的，并驱动着人类；这种坚定、确实的精神从前被说成是建制优良的国家唯一可能的基础，现在应当得到普遍的培养” [30] 。这是从长远的目标谈新教育的精神实质的，肯定了它的使命在于培养建立理性国家的新人。同时，费希特也从切近的目标阐明了新教育的精神实质。他说，“这种需要加以培养的精神本身直接体现了对祖国的高度热爱，它把它的尘世生活理解为永恒的生活，把祖国理解为这种永恒生活的载体”；“从这种爱中自然会产生出保卫祖国的勇士和安分守法的公民”；这种“完整的人将在他的各方面都臻于完善，在内部变得圆满无缺，在外部变得十分干练，可以达到他在时间过程和永恒状态中的一切目的”；这样，“精神的本质就把我们完全摆脱一切压迫我们的苦难的解放事业同我们光复民族和振兴祖国的事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 [31] 。因此，从这种新教育的精神实质来说，它既是世界公民的，同时也是德意志的；换句话说，它的实质就在于世界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
关于如何实施这种新教育的问题，费希特根据他以往的研究结果，向他的祖国同胞大力推荐了瑞士约翰·海因利希·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把这位伟大的教育家视为像马丁·路德那样，将会以其全部精神力量支配德意志民族的泰斗。对于裴斯泰洛齐提倡的教育原理，诸如德智体全面发展，智育要从感觉到思辨，循序渐进地加以提高，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要与现存的污浊环境隔离开，他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他也看出了这种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内在矛盾。他指出，裴斯泰洛齐一方面像路德那样，把对于无人关心的民众的爱变为自己生命中的生命，因而想达到一个特定的目的，那就是给特别受到忽视的民众的孩子们提供最亟须的帮助；但另一方面，裴斯泰洛齐使用的教育方法却是达到一个更高目标的手段，那就是培养全面发展、建立理性王国的新人的手段。费希特要求人们放弃所有从第一个目的而来的东西，而只坚持所有达成第二个目标的东西；他据此肯定了裴斯泰洛齐给人类作出的贡献，说“他的晚年凭他真正在精神领域里作出的发明而获得了最大的盛誉，而这种发明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过去最勇敢地期望得到的成就。他的确只想帮助民众，但他的发明如果完全得到推广，却将会扬弃民众，扬弃民众与有教养阶层之间的全部差别，不会提供所要寻求的民众教育，而会提供民族教育，并且很可能有能力帮助各民族和全人类走出现在所处的苦难深渊” [32] 。
第三，关于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这个课题的提出不仅是为了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独立，而且是为了贯彻新教育所要求的原则。费希特认为，一个民族就是那些在社会中生活在一起，不断地在精神上从自身产生出自身的人们所组成的整体；他按照这个民族概念，对日耳曼人的迁徙和分化的历史进行了考察，认为德意志民族仍然处于一种由现实生活发展而来的原始语言不断流动的状态，而日耳曼裔的其他民族则采用了一种相对于他们而言的外来语言，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在具有活生生的语言的德意志民族中，精神文化影响生命，在不具有这种语言的其他民族中，精神文化与生命则互不相干；德意志民族对精神文化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其他民族则把精神文化视为天才的游戏；德意志民族做一切事情，都很诚实、勤奋与认真，而且不辞劳苦，其他民族则作风懒散，随遇而安；因此，在德意志民族中，广大的民众都是可以教育的，教育者将自己的发明用于民众，在其他民族中，有教养阶层则与民众分离，把民众视为实现自己的计划的盲目工具。费希特这里说的是德意志民族的特点，他用这些特点说明德意志民族最适合于实施他所倡议的民族教育，而他得出这些特点的论据也不过是先验唯心论的这样一条语用学原理：“语言塑造人远甚于人塑造语言。” [33]
关于把一个民族维系为一个整体，使它能生息繁衍的精神，费希特也进行了考察。在他看来，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是一种坚定的、确实的精神，它生机勃勃，不断地推动社会生活前进，因而在新的教育中着眼于芸芸众生，着眼于整个民族；其他民族的精神虽然也是一种坚定的、确实的精神，但早已失去生气，滞后于现实生活的发展，因而在教育工作中只着眼于拔尖人物，着眼于帝王将相。在这里，费希特殷切希望德意志人发掘和发扬这种生机勃勃的民族精神，使之成为自己的思维和行动的支柱，从而使自己成为本来就应当成为的德意志人。他向他的祖国同胞说，“在我们这里，生活和思维必须是一个整体，而且必须是一个融会贯通、毫无瑕疵的整体；我们必须在生活和思维中合乎自然和真理，从我们这里抛弃那些外来的玩意儿；一句话，我们必须塑造自己的性格；因为‘具有性格’和‘是德意志的’，这两者无疑是意义相同的，这件事在我们的语言中没有别的名称，因为它恰恰应当无须我们的一切知识和思索，而从我们的存在中直接产生出来。” [34]
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对费希特在民族悲观主义普遍弥漫的时刻，竭力论证德意志民族有这样卓越的独特性表示理解，但是同时也会看出其中不乏矫枉过正之处。弗兰茨·梅林曾经就此指出，“不难了解，崇高的东西可以变为可笑的，如果不是在一步之中，就是在一世纪之中” [35] 。这个评论是完全正确的，但问题在于费希特这样夸大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是否达到了违反世界主义的普遍原则的地步。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其一，他认为，“有些民族，他们自己想要保存他们的特点，想要使别人知道尊重他们的特点，因而也承认其他民族自身的特点，乐意和允许其他民族有这种特点；毫无疑问，德意志人是属于这些民族的” [36] 。其二，他在谈到德意志民族的复兴所建立的最高尚的道德必将传播到其他民族的时候，针对拿破仑蹂躏欧洲其他民族的现实写道，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鄙弃那种为统治人们而必定先要贬低他们的想法；看到自己周围的堕落，他十分压抑，不能尊重人们，这使他感到痛心；但是，所有那些能使他的情同兄弟的同时代人得到提高和变得高尚的事情，所有那些能将他们置于更为庄严隆重的光明境地的事情，则使他自己的高尚精神感到舒畅，而且是他的最高享受”。因此，“这样一种人绝对不可能除了尊重自己，就不尊重各个民族和个人的独立性、坚定性以及生存的独特性” [37] 。其三，在谈到德意志人应该如何对待其他民族彼此进行的战争时，他指出，“只要这个民族仍然团结一致，同心协力，那么，如果其他的欧洲人想在一切海域，在一切岛屿和海岸自相残杀，德意志人在欧洲中心的坚固壁垒就会阻止他们相互靠近，——这里本来会保持和平，德意志人本来会保持自己的安宁和富裕，同时保持其余一部分欧洲民族的安宁和富裕” [38] 。其四，在谈到欧洲的其他民族远渡重洋，掠夺地球上其他部分的居民时，他写道，“呵，但愿德意志人的有利命运能同样保护他们不间接参与掠夺其他世界的行径，就像它曾经保护他们不直接参与这种行径一样!但愿轻信态度和那种也希望像其他民族一样优雅地、高贵地生活的欲望，不会使产于其他世界的非必需品成为我们的必需品；但愿我们在考虑那些不怎么缺乏的物品时，宁肯向我们的自由同胞提出一些可以承受的条件，而不想从大海彼岸可怜的奴隶的血汗中攫取利益” [39] 。德意志民族之所以能这样对待其他民族和国家，是有其根据的。因为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在于培养建立理性王国的新人，而“这项工作在内容上拥有的精神并不是狭隘的和排外的，而是普遍的和属于世界公民的” [40] 。试问，一个由这样的新人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对待其他民族和国家呢?所以，费希特关于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的论述无论有什么偏颇，也仍然没有偏离开普遍的世界主义原则。
第四，关于德意志民族复兴的砥柱和前景。费希特在谈到他的复兴德意志民族的宏图时，直言不讳地声明它是在形式上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范本的，但在内容上则是要满足他那个时代建立理性国家的要求，因此，在回答谁应该实施复兴德意志民族的新教育计划时，他当然就不再寄希望于他的祖国会出现一个哲学家国王，而是把自己期待的目光首先投向了国家。他强调指出，唯有实施民族教育，才能摆脱压迫德意志民族的一切灾难；人民之所以需要国家，也仅仅是为了让它在它的整个领土上毫无例外地为它的每个新生公民实施这种教育。他主张把国家的收入集中投入民族教育事业，而批评了那种把国家的绝大部分收入都用于维持常备军的做法，因为他认为，在普遍实施民族教育以后，新生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都经过了完备的训练，习惯于承受任何艰苦努力，在心中充满了对于祖国的爱，而克服了任何自私的冲动，因此，“国家一旦需要，就能召唤他们，将他们武装起来，并且可以肯定，没有任何敌人能够打垮他们” [41] 。费希特把他倡议的新教育的实施寄希望于国家，当然符合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但他的全民皆兵的思想就像后来在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表明的那样，则是竭力维护自己的世袭统治地位的德意志君主无法接受的。
其次，这种民族教育的实施应该以哪种社会力量为其支柱呢?应该说，费希特已经正确地认识到，“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进步在德意志民族中都是从民众开始的，各项伟大的民族事务总是被首先交付给民众，由他们加以掌管和进一步加以促进；所以，这时就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情况，那就是这个民族的根本改造是向各个有教养的阶层提出的，如果他们真正采纳了这个建议，也就会破天荒地出现那种改造” [42] 。他完全相信民众能够做出伟大的创举，这的确是一个宝贵的思想；他在寻求支持新教育的社会力量时，诉诸有教养的阶层，这也是很明智的，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甚至主张采用强制措施，让青年学子与那些没有教养、业已腐败的成年人隔离开，并且希望像《圣经》上说的那样，给这些堕落的人们的脖子套上磨盘，让他们淹死在大海深处 [43] 。但是，这种有教养的阶层在哪里呢？费希特首先把目光投向乡村中开明的封建领主，认为这个阶层在自己的领地上为孩子们创办的教育事业是卓越的，然而1807年10月9日普鲁士政府宣布了废除隶农制度，这样，费希特也就只寄希望于国家保留这项事业了。其次，他把目光投向城市中拥有善良意志的市民，但是在当时的德国并没有从市民中形成一个在经济上强大的有产者阶层，足以大规模地兴办教育事业。这也就表明，费希特复兴德意志民族的教育理论正像他的其他社会理论一样，在现实生活中还缺乏立即付诸实践的社会力量，而且后来从普鲁士建立柏林大学到实行强制性的义务教育都是由不怕花钱的政府完成的。
最后，我们还应当挑明费希特是怎样设想德意志民族复兴的前景的，即怎样设想自觉理性支配的新世界的。其一，从政治体制方面来看，费希特认为，德意志民族应在民主制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他虽然没有像1813年夏季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时在《国家学说》的演讲里那么详细论述，但这时也指出了德意志人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统一政府。他反对一个特定的德意志国家谋求整个德意志民族统一于它的治理之下，实行集权专制，而认为共和政体是德意志文明的首要源泉，是保障它的独特性的优异手段，所以他写道，“假如建立的统一政府本身真的没有采取共和政体的形式，而是采取了君主政体的形式，那么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一图谋获得成功，如果每个高尚的人都必须在整个共同的大地上对它进行抵制，这对德意志人的热爱祖国的事务就诚然会是一个很大的不幸” [44] 。其二，从经济体制方面来看，费希特重申他在《锁闭的商业国》中的主张，即将社会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公务四个领域，并相应地将社会成员分为农民、工人、商人和公职人员四个阶层，规定这些阶层在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方面的合理比例关系，从而制定出一个杜绝对外贸易，自给自足，按比例发展的国民经济模式；为了给这样一个既没有穷人，也没有懒汉的社会培育新人，费希特特别强指出，在把学子们培养为劳动者时，要把这样一条体现人的尊严的原则铭刻在他们的心中：“想靠别人，而不是靠自己的劳动维持自己的生计，是可耻的。” [45] 其三，从道德风尚来看，费希特认为，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根本就在于建立起一种本身纯粹、高尚和伟大的精神，作为一种坚定不移的基础，使这个民族“最终将在这种基础之上建立起最高尚、最纯粹的和人类还从来没有过的道德，它在以后的一切时代都将获得保证，并将从这个民族出发，被传播给世界上的其他民族” [46] 。正是在德意志民族率先建立起这样一个按照自觉理性安排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新世界的意义上，这个民族才能够成为世界的再生者和重建者，而这可以说就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