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就从这个女婴还没有张开眼睛的那个时刻开始。一个战时的炎热夏天，小婴儿已经被洗干净了，用医院专门配置给婴儿用的淡黄色爽身粉在大腿和脖子处扑了一些，保持她身体的干爽。这是个普通的孩子，她到这个世界上，像风吹起的一粒尘，风把这粒尘吹到了一块豆腐上，所以我们碰巧就看到了她。我总是想要了解那时的日常生活，那是因为她就在那样的生活里。她安静地躺在漆成白色的小木床上，眼睛真的像桃子那样肿着，从中间裂开一道长长的小缝，长着婴孩的睫毛。那是因为在母亲的羊水里泡了九个月的缘故。那天正好是上海市政府规定的防空日，有时会有防空汽笛响，凄厉高亢的声音，拖着像青衣那样哭天抢地的长腔，透过用牛皮纸贴了米字格的玻璃窗，响彻了整个房间，但她浑然不觉。

最早照顾小婴儿的，是一个护士。在遗留下来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她是一个不好看的老姑娘，牙齿有些往外龅，眼睛的表情很温顺，因为分得很开，所以像一只出生在江南的小羊的脸。动物和人一样，出生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长相。她在这个风气势利而自由的城市里受过教育，能说英文，她当了单身职业妇女，得以自食其力，不必受勉强嫁人的侮辱。那个年代要成为可以靠自己独自生活下去的职业妇女，不是件简单的事。可在医院的女医生、女护士里，也不算件稀奇的事。她头上戴着产科医院的白色护士帽，那浆硬的白帽子，像是一只精白粉的馄饨。

小女婴是当时的电影明星上官云珠的第二个孩子。

上官云珠是一个娇小的江南女子，生得非常美，是那种带着江南小巧玲珑风格的美丽。十八岁时，她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带着他们的第一个男孩，随战争难民来到上海。像许多后来在上海出人头地的人那样，她当初来上海的原因，只是为了躲进相对安全的租界，住进拥挤的弄堂房子，求个太平而已。然后，机会藏在上海小市民充满欲望而又实在本分的生活里，来到她的面前。为了生活，她和上海当时大多数女子一样要出门工作。她到国泰电影院边上的何氏照相店去当开票小姐时，名字叫韦均荦，说了一口长泾话。可何老板一眼看出了她的俏丽，他带她走出弄堂，到霞飞路上去买时髦衣服，他把她当成放在店堂里赏心悦目的花瓶。不知道那一天算不算就是上海给她上的第一课，告诉她在这个城市里衣服对一个女人的重要意义。此后，精心打扮就成了她的功课。她总是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用在买各种各样的衣服上，而用来与衣服搭配的首饰，则大多是假的。但皮鞋又是考究的，1948年上海最有名的蓝棠皮鞋店开张，她的鞋子就在那里定做，在蓝棠鞋店里留了自己的脚样子。而后来小女婴从五岁到十八岁弹的钢琴，则是长年租的，家里也始终没有买电视。

几年以后，韦均荦成了上海滩上既能演话剧，又能演电影的明星上官云珠，像有时会在这个充满机会的都市里发生的传奇。她演的第一部戏，据说是一部叫《玫瑰飘零》的粉戏。她演戏认真，渴望成功，为能在当时上海滩的粉戏里出头，她对领路人以身体相报。为使自己在镜头里好看一点，她和别的女演员一样，时不时送时兴的领带、外国香烟和巧克力给摄影师，虽然连摄影师都觉得她没有必要送东西，可她还是小心翼翼。收工早了，她笑盈盈地陪着同事一起去跳舞、吃宵夜，连电影公司打灯光的先生都说她没有明星派头。剧团到外地跑码头时，次次是她出面在江湖上周旋，让戏能一天天演下去。她是一个真正敬业的演员，为了能演到戏，可以付出一切。演到弱女人的辛酸时，她曾在片场上放声痛哭，失去了控制。这便是上海式的传奇，当一堆沙子变成了金子时，谁都知道它们经过了怎样的烈火。那天，片场的戏因为上官云珠的失态拍不下去了，导演很是奇怪上官云珠的脆弱。还是黄宗英过来劝道：“小心把脸上的妆冲坏了。”那时候，受过教育、思想左倾、活跃在上海左派艺术家圈子里的黄宗英是看轻从底层挣扎出来的上官云珠的，可她还是说出了最体己的话。

许多年后，我遇见过一个非常想要出人头地的女子，独自一人到上海来。自然她是吃了许多苦。有一次她告诉我说，有时她忍不住哭了，就将脸仰平，像点眼药水那样，把眼泪控制在眼眶里：“把脸上的妆冲坏了，更没人要看你！”她说。我不知道那一次在片场，上官云珠是怎样做的。她会像那个女子一样将脸平平地扬起，来控制眼泪吗？她会像点眼药水那样让眼泪倒流回去，保护自己脸上的化妆吗？听说后来，她为自己的失态，专门请导演到家里吃饭，但绝口不谈为什么就这样哭了。

她的眉眼十分俏丽，还有合乎江南人审美的精巧的小嘴。要是把眉毛拔细了，高高挑上去，尖尖的下巴抵在旗袍滚金丝边的硬领子上，就会有上海美女的精明世故的样子，在那里面带着一点点风尘气的冶艳和江南小家碧玉的本分。所以她常常被导演选去演上海的交际花，商人家庭的少奶奶，暴发户张狂的妻子。在细细画眉下，她机灵的眼睛，会表现出像最锋利的刮胡子刀片一样的刻薄，她嘴边的浅笑，表达了聪明而世故的都市女子没有丝毫粉饰的直率内心，所以她能演张爱玲的《太太万岁》，在上海租界的弄堂女子故事中物我两忘。要是洗掉铅华，把电烫的头发用头油抿直了，她的脸上就会出现像青草一样的无辜和无告，在她颧骨下的阴影里，有着惨淡和惊惶。那样的阴影，让人猜想一个从沉闷江南小镇上来的美女，没有靠山，也不是洋学生，靠自己，沉浮在上海弱肉强食的名利场，被紧紧埋在心里的那些事。她也演孤苦的女子，演被强奸的女工，走投无路的丫头，在被碾碎的命运里软弱地挣扎。

1944年，她已经被人称为明星了，但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看得懂在粗糙的剧本和闪烁跳动的影像里这个女演员表演的光芒？像在寻常木头匣子上草草地嵌了一颗钻石，她总是闪烁着与周遭不甚般配的夺目光彩。她也明白自己真正的才华被当时的上海电影浪费吗？是因为这样，她才常常不顾一切地找能让自己大放光彩的机会吗？这种心愿常常看起来像是一些别的东西，比如，想要像胡蝶那样倾城，想要过大明星奢侈的日子。特别是在上海这样浮华的地方，得意的人生里总是被物质和虚荣点缀着，让人轻易说不明白它们之间的不同。

这时，她已经离开了当初落脚的蒲石路236弄18号，离开那阁楼里住着的结发丈夫和第一个儿子，与在上海演剧界名声响亮的人结婚。他们在法租界的永康别墅里安了家，浴室里的铜龙头上，放出冷水的那一只，在龙头把手中央嵌着的一小块白瓷上，写着一个C。热水龙头的白瓷上，写着一个H。她的大衣橱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旗袍和配旗袍用的披肩、短袖开衫、手袋、绣花鞋和玻璃丝袜，还有自制的绷裤。那时候还没有拉链，绷裤上缝着一长排扣子和搭襻，用来收紧腰身，保持苗条。有时候衣服穿了一次两次还没送出去洗，在衣橱里挂着，染得橱子里也有粉饼涩涩的香气。有时候在粉饼的香气里，还浮着白兰花清澈的浓香，也许因为在初夏的时候，她曾在旗袍的盘纽上挂过用细铅丝穿起来、像扇子一样排开的白色小花。卖花女人挽着一个扁竹篮，站在街角，看到穿戴整齐的女人走来，就叫一声：“白兰花来栀子花。”那气味复杂的衣橱里，是一个1944年的上海电影明星一定要用的行头，特别是像上官云珠这样一个逃难来的小镇美女，在名利场中挣扎着发迹的人。

小女孩的父亲，是留洋回来的文人姚克。他是一个倜傥的苏州人，头发用发蜡梳得光光的，一小缕一小缕的，留着梳子的齿痕，穿白色西装和牙签条的薄呢背心，在说话里夹着一些英文字。他回国的时候，带回来一个美国妻子。法国公园边上的法国总会楼上，有一个雅致的小礼堂，上海大学里左倾的学生们常借那里演英文戏，地下党的人去那里看戏，他也带着太太一起去看戏。他在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英文杂志《天下》做主要作者和编辑。在鲁迅著作的翻译上，他出了许多力，和鲁迅来往密切。到鲁迅病逝，在万国殡仪馆大殓，按照西方挚友和至亲抬棺木的习惯，鲁迅的棺木也由他生前最密切的弟子来抬。而姚克就是那十个抬灵者中的一个。可他的好朋友刘半农，多愁善感的《叫我如何不想她》的作者，则是鲁迅杂文讥讽的对象，但他的另一个好朋友殷夫，是被国民党在龙华处决了的作家。他就是这样一个在上海很活跃的知识分子，自我感觉良好，整天想着折腾自己喜欢的事，不算红色这一边的，也不算白色那一边的，他不想，他们也都不要他。因为他举止的西化，曾经被思想进步的导演和小报记者叫做“洋场恶少”，他听了，委屈地告诉当时在上海演戏的黄宗江，比他小了十几岁的黄宗江没大没小地拍他肩膀，安慰他说：“你哪里是洋场恶少，姚Sir，你是大大的洋场良少。”

他没有像大多数留洋回来的人那样，去大学里当教授，而是泡在苦干剧团里当编剧，写古装戏，同时也导戏，听说他当年的名气不在黄佐临之下。在日本人监视下，艺人们不愿意不演戏，又不能演现实生活的真相，也不愿意当汉奸演员，古装戏就成了艺人们的最后一条钢丝，不知有多少人在古装戏里锻炼着自己的艺术，安慰着自己的理想。姚克的《清宫怨》就是那时候写的，那里面委婉的悲情一下子吸引了留在上海最有名的演员和导演，上官云珠在里面演一个宫女。他们就是在天风剧社排练场里认识的。1942年，他的美国妻子带着孩子回国，姚克和上官云珠在北京结婚。

这个小女孩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城市，这样的一些人中间。像一滴清水落进咸咸的大海。她的乳名叫“宝贝”，可叫她的人，用的是英文里“贝贝”的调子。大家“宝贝，宝贝”地叫着，像是说一句洋泾浜英文。许多年以后，当她四周的亲人像水中的木船被大风吹翻，被大浪打烂，连一块木板都不曾剩下，她独自住的这个到处留着她的伤心事的城市里，那些梧桐树深深的街区，就是她手里的最后一点木屑，它们不能救她，可是，给了她安慰，让她抵死不肯离开。

到宝贝离开医院的时候，那个护士小姐辞去工作，跟孩子一起回到上官的家，成为专门照顾宝贝的保姆，她也照顾上官的起居，上官云珠叫她秘书。

“宝贝，快把鸡蛋吃掉，冷了就腥气，更难吃了。”

“宝贝，该去弹琴了，妈妈回来要听的。”

家里的佣人总是这样招呼她。六岁的时候，她快要上小学了。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姚姚。她仍旧跟着姚克姓，用爸爸给她起的名字。那时，她梳着一对细细的小辫子，有一点默默的，不像一般小姑娘那样活泼。有时候，抱着她的娃娃，在家里走来走去。书架上所有的书都小心翼翼地紧挨着，没有一本留在桌子上。红木圆桌的镂空雕花里，也没有一点点灰，保姆总是用抹布穿到那些小洞洞里，拉住抹布的两头，来回蹭上几次，让一点灰也藏不住。那是上官家的规矩。可要是夏天，没有男宾的时候，家里的女人们可以穿得很少，像长泾女人过夏天一样。小女孩的布娃娃有一张赛璐璐的圆脸，那是1950年代初的新式娃娃，大多数小女孩子都没有玩过这样的娃娃，因为它很贵。姚姚很喜欢那个娃娃，到照相馆去照相，特地要带上它。上官云珠并不常常在家，排戏的时候，常常回来很晚，并没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

听人说，在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常常垂着眼帘，让别人看不到自己的眼睛。这个动作，一直跟着她一辈子，帮助她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难堪的时刻。见到她的人都说她不如她妈妈那么漂亮，眉毛和眼睛有点往下挂，像是埋着心事。等她一垂下眼帘，整张普普通通的孩子脸就一片黯然。可那么小的孩子，花团锦簇的，能有多少心事呢。上官云珠带她一起演电影《三毛流浪记》，她穿着白纱的绣花裙子，头上戴着蝴蝶结，拍完戏，有个人给她和妈妈一起照了相，按照妈妈的教育，姚姚规规矩矩袖着手，像一个洋娃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