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菲利普·锡德尼 《诗辩》
耿直高洁的爱德华·渥登与我同在陛下[4]的朝堂供职时，我们全心全意地向约翰·彼得·普格连诺学习骑术。普格连诺是一位饱受美誉的仕绅，富有意大利式的机智。他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技术，还试图用他关于骑术的最宝贵研究来丰富我们的头脑。不过我记得，我耳中听得最多的还是普格连诺对自身才能的夸耀，他要么因为发俸太慢而恼怒，要么感动于我们像学生对老师一样的敬佩。普格连诺说，军人是等级最高贵的人，而骑兵又是最高贵的军人。他还说骑兵是战争的大师、和平的装饰，行动迅捷，防守稳固，在战场和朝廷都是赢家。而且，他又语不惊人死不休地继续道，君主会马术便是天下最大的奇迹，相比之下，治国之策只不过是一项附加技能。之后普格连诺又会加上一些赞美，说马是无与伦比的动物，是唯一一位不用溜须拍马就愿履行职能的侍臣，是最美丽、最忠诚、最勇敢的动物。他如此这般地说着，好歹我在认识他之前还算善于理论，否则他一定会说得我恨不能生而为马。不过普格连诺的这些话至少使我相信了一个道理——自尊自爱是最能给自己所从事的行业镀金的了。
普格连诺强烈的热爱和无力的论断要是不能让你满意，那么我就拿自己举个更贴切的例子。天知道我倒了什么霉，年纪轻轻，游手好闲，竟失足跌进了诗人的行当。我激动得想跟你说点什么，来为我这并非自选的职业辩白一番。我要是好话多于好理，还请多多包涵，学者跟随师父的脚步，应当可以谅解。不过我得说，诗歌几乎从最受尊敬的地位跌落成为了儿童的笑料，而既然我有正当理由来为可怜的诗歌作一番富于同情的辩护，就得拿些更有力的证据出来。没有人将骑术排除在最高级学识之外，但是反倒有人冒着在文艺女神之间引发内讧的危险，以哲学家的名字来污蔑可怜的诗歌。
首先，说实在的，对于那些自称有识之士，谩骂诗歌的人，我们可以正当地予以反驳。这些人污蔑诗歌，简直是忘恩负义。在我们所知的所有高尚的民族和语言中，是诗歌率先照亮了愚昧，是诗歌率先用自己的乳汁一点点地喂养人们，使他们在将来有能力吸收更难于消化的知识。于是这些人现在就要变成被人收养却要赶走主人的刺猬了么？或者要变成甫一出生就杀死双亲的毒蛇了么？博学的希腊能不能从她多种多样的学科中拿出来一本比穆塞欧[5]、荷马和赫西奥德[6]都早的书？这三位可都是实打实的诗人。如果有人能拿出史实来证明在这三位之前还有作家，那这些作家也必然都像俄耳甫斯和利努斯一样是诗人，他们是最早用笔向后人传达知识的希腊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叫作知识之父。他们不仅年代较为久远——虽然古意本身是值得尊敬的——而且也是先驱者，他们用动人的甜美，引得野生未驯的头脑去仰慕知识。据说安菲翁能用他的诗歌搬动石头建造底比斯城，俄耳甫斯也能引得野兽侧耳倾听——那时的人类的确也像石头和野兽一样未开化。同样，罗马有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7]和恩纽斯[8]。最先使意大利语升级为知识宝库的则是但丁、薄迦丘和彼得拉克这几位诗人。在我们的英语世界中，则是高尔和乔叟，他们的后人为优秀的前人欢欣鼓舞，开始在诗歌及其它艺术中美化我们的母语。
显然，长久以来，希腊的哲人不敢不戴着诗人的面具出现。因此，泰勒斯、恩培多克勒和帕尔米尼底斯的自然哲学都是用诗歌的形式唱出来的，毕达哥拉斯和福西尼德[9]的道德劝诫也是用诗歌唱出的，提尔泰[10]描写战争时正是如此，梭伦在谈论政事时亦然，或者不如说，正因为他们是诗人，所以才能施展使人愉悦的手段，揭晓此前无人知晓的最高知识的各个层面。睿智的梭伦显然就是个诗人，他用诗歌写下了亚特兰蒂斯岛的著名寓言[11]，后来又被柏拉图续写。悉心研习柏拉图的人也会发现，虽然他文章的五脏六腑和肌肉筋腱都是哲学的，但其皮肤的华美却大体归功于诗歌。这是因为柏拉图的作品均是建立在对话的基础上的，他假借雅典的诚恳市民之口，说出了他们在拷问之下才会承认的事，他还诗意地描写了这些会谈场面，比如说一场布置周到的宴会，一次高贵的优雅散步，其中穿插着各种传说，比如裘格斯的戒指等等，谁要是不知道那是诗歌，谁就肯定没进过阿波罗的花园。
就连口中满是史实，额上写满真理的的历史学家们，也向来乐意借鉴诗人的文章风格，有时还会借用诗人的威望。因此，希罗多德[12]才以九位艺术女神缪斯来命名他的历史。希罗多德和他的追随者们从诗歌那里巧取豪夺了热烈奔放的情感描写，以及无人能加以佐证的战争细节，这要是还不够，那么还有藉由伟大的帝王将相之口说出的长篇演说，而他们肯定没有说过这些话。
哲学家和史学家若非凭借着诗歌这张通行证，起初就根本不会受到大众的重视。如今，即使在知识水平不发达的国家，诗歌也是十分普及的，这些国家的人们都喜爱着诗歌。在土耳其，除了负责立法的神职人员以外，唯一能够写作的就是诗人了。我们的邻国爱尔兰极少有正经的学问，在那里，诗人却获得了人们的虔心尊敬。即使是在最野蛮质朴，且没有书面文字的印第安人中，也有创作并演唱歌谣（他们管这叫阿列托）的诗人们，他们颂扬先祖的事迹，歌唱对神灵的赞美。如果知识降临在他们当中，肯定十有八九是因为诗歌那甜美的趣味软化并磨砺了他们顽固僵硬的头脑，因为只有当他们发现了开动大脑的乐趣，这些从未品尝过知识果实的人们才能够相信知识的巨大潜力。在威尔士居住着真正的古不列颠遗族，有可信的证据能充分证明，古代的不列颠人早已有了诗人，他们被称为游吟诗人，在罗马人、萨克逊人、丹麦人和诺曼人的占领时期，有些人试图毁灭不列颠人所有知识的痕迹，然而他们的诗人却至今不朽。因此，比起诗歌的延续之长，其出现之早更值得人们重视。
不过，既然我们的科学著作基本都是罗马人和更早的希腊人写的，那就让我们仰仗一下他们的威信，看看他们是怎么称呼这项如今受人鄙视的技艺的吧。罗马人把诗人叫做vates，基本就是占卜者、预言家，或者先知的意思，根据由此衍生出来的vaticinium[预言]和vaticinari[预先说出]也能看出，优秀的罗马民族给这种令人神魂颠倒的知识赋予了如此神圣的称号。罗马人如此深切地仰慕着诗歌，竟以为这些偶然得来的诗句中含有关于他们未来命运的重大预兆，因此便有了“查维吉尔的诗”一说：即猛然翻开维吉尔的书，看看碰到哪句。《罗马帝王纪》中有许许多多相关的记载，例如我们岛屿的统治者阿尔比努斯儿时曾翻到这句：
“我疯狂地抓起武器，而当武器在手，却没了理由”[13]。
并在有生之年照做了。虽然这是一种愚昧不敬的迷信，以为这些诗句仿佛能够呼风唤雨——charm[咒语]这个词就是这么从carmina[歌]衍生出来的——但是这也表明了对那种知识的崇拜并非全无道理。德尔菲和西比拉[14]的预言就是完全用诗句传达的，那种诗人所特有的精准格律和天马行空的想象，看起来的确有些神圣的力量。
我可否斗胆进一步指出vates一词的合理性，说神圣的大卫的《诗篇》就是一首崇高的诗歌呢？如果可以，我就一定会引用古今伟大学者的见证。不过，就连《诗篇》这个名字也会替我说话——这个词解释出来无非就是《歌集》，希伯来学者公认《诗篇》是完全符合格律的，虽然这套格律还没有被完全找出来。最终，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卫用完全诗意的方式传达了预言：他奏起乐器，时常任意变换人称，使用了精妙绝伦的拟人修辞。大卫让你看到上帝降临，威仪万方；大卫述说着野兽的欢欣和山峦的雀跃，满怀激情地热爱着心灵之眼所见到的难以言传的、永恒不朽的美，而只有信仰能擦亮这心灵之眼。《诗篇》若不是绝妙的诗歌，那还能是什么？不过，诗歌在我们当中已受到了这般的冷嘲热讽，而我又把大卫的名字和诗歌联系在了一起，我真是着实害怕玷污了大卫那圣洁的名字啊！不过，人们要是心平气和地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诗歌的正当目的和正当作用理应不该被逐出上帝的教堂。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希腊人是怎么命名诗歌、看待诗歌的吧！希腊人把诗歌叫作poieten，其他的语言也沿用了这个出类拔萃的名字。这个词来自poiein，意思是“创造”。我们英国人也将诗人称为创造者，不知是出于巧合还是出于智识。如今，诗人这个称号高不可攀，我倒是宁愿为在其他学科上取得重大突破而出名，而不愿让自己的名声取决于他人的好恶。人类的所有技艺都是以自然造物作为主要素材的，没有自然造物，艺术就无法存在，艺术是如此地依赖造物，仿佛成了自然所设定的演员和戏子。天文学家就是这样眺望着繁星，根据所见写下天幕中的自然法则。几何学家和算数学家也都是这样对待各种各样的数量。音乐家有时也是这样，告诉你什么是天然和谐的，而什么不是。自然哲学家因自然而得名，道学家则以人类天生的美德、恶习和情感作为基础，说道：“依循自然，就不会犯错。”法学家谈论人为规定的法则，历史学家谈论人类的所作所为，语法学家谈论语言的规则。修辞学家和逻辑学家则琢磨什么是最好的证明方法和说服方法，并由此给出人为制定的规则，这些规则根据所涉及的内容不同，仍然有着一定的范围限制。医学家测度人体的性质，以及对人体有害或有益的东西的性质。玄学研究的虽然是附加的抽象概念，并且被人们认为是超自然的，但是玄学的基础的确是自然的实质。
不屑被任何控制所束缚的只有诗人，他们精神振奋，创作出的作品充满活力，形成了新的效果，诗歌中的事物要么变得比自然更好，要么就是完全新颖的，比如那些英雄、半神、独眼巨人、狮头羊身蛇尾兽、复仇女神等等自然界中从不存在的形象。诗人仿佛与自然携手同行，却从不局限于自然狭小范围的恩赐，而是自由地在自己才情的十二宫中畅游。自然从来不像诗人，将大地装点成华丽的织毯，也没有欢畅的河流，丰硕的果树，香甜的花朵或者任何让亲切的大地变得更加可爱的事物。自然世界是黄铜铸成的，然而只有诗人，才能创造出纯金璀璨的世界。
我们暂且抛开这些，来说一说人类——自然创造万物，交由人类使用，她在造人时似乎也灌注了极大的心血——谁知道自然有没有造出像特埃吉尼斯[15]一样真挚的恋人？彼拉得斯[16]一样忠诚的朋友？奥兰多[17]一样英勇的男人？色诺芬[18]笔下的居鲁士一样耿直的君王？维吉尔的埃涅阿斯一样方方面面出类拔萃的人物？这可不是说笑，自然创作的是本质，诗人创作的则是模仿品或想象物。众所周知，匠人的技艺是建立在对作品的预先构想上的，而并非基于作品本身。诗人笔下的诗句如此精湛，显然是先有构思，再按照想像作出表达。人们若是真正懂得创造者为什么创造那些作品，是怎样创造它们的，那么这种表达就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在建造空中楼阁。构思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不仅仅是创造一位自然也能造出的具有某些优点的居鲁士[19]，而是给这个世界一个居鲁士，以创造出许许多多的居鲁士。不要认为将人类才智的巅峰和自然的效果放在同一个层次上进行对比是十分鲁莽的，应该对那创造者的“天国造物主”致以正当的颂扬。造物主按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人，使人类凌驾于所有第二等的自然造物之上。造物主以神圣的活力创造出远高于自然造物的存在，这在诗歌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费尽口舌向那些不相信亚当受到诅咒并堕落的人们讲述着——激扬的才情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完美，而我们被玷污的意志又阻止我们接近完美。不过，这些论证没什么人能理解，更少有人会赞同。我却希望人们至少能够认同，希腊人认为诗歌高于一切学识，大概还是不无理由的。
下面我要用一种更通俗的方法来阐释诗歌，这样讲述得更明白，并且我希望，虽然我们对诗歌的赞扬并没有词源学给诗歌之名的赞扬那样举世无双，但是也没有人会否认，对诗歌的描述是应当给予诗歌大肆赞扬的。
诗歌是一种模仿的艺术，亚里士多德也正是因此将它命名为mimesis，也就是说，诗歌是一种再现，一种复制，或者一种形象的表达，打个比方，就是一幅会说话的画。诗歌的目的就是去教育人，让人感到愉快。
诗歌大致有三种。其中最古老最优秀的一种模仿着上天令人叹为观止的卓越之处。比如大卫的《诗篇》，所罗门的《雅歌》、《传道书》和《箴言》，摩西和底波拉的《颂歌》，《约伯记》等等在伊曼纽·特勒米琉（Emanuel Tremellius）和弗朗西斯科·尤尼（Franciscus Junius）口中被称作《圣经》中的诗歌的。对圣灵心怀神圣崇敬的人都会认可这些作品。类似的还有俄耳甫斯、安菲翁，以及写了《颂神歌》的荷马，还有许许多多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只不过他们信奉的是错误的神明。遵从圣詹姆士教诲的人们一定会利用这些诗歌，在欢乐时吟诵诗篇。据我所知，有人也在死罪带来的阵痛中通过这些诗篇获得安慰，找寻善良的长久慰藉。
第二种诗歌关乎哲学或者道德，如提尔泰、福西尼德和伽图[20]；亦可关乎自然，如卢克莱修和维吉尔的《农诗》；亦可关乎天文，如马尼利乌斯和彭塔努[21]；亦可关乎历史，如卢坎。如果有人不喜欢这样的诗歌，那就完全是品味的问题了，和这种娓娓道来的精神食粮的可口美味无关。
不过这第二种诗歌受到题材的限制，因此诗人无法随心所欲地遵循自己的创作路线。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诗人，是留给语法学家去争论吧！我们来看一看第三种诗人。
这第三种诗人，才是货真价实的诗人，如今对诗歌的攻击其实就是针对他们的。这第三种诗人和第二种诗人之间的差异，就仿佛只临摹眼前面庞的平庸画匠和更优秀的画家，画家们仅仅顺服于自己的才华，展现的都是最适合眼观的事物——比如卢克莱西娅为他人的错误而惩罚自己时那悲戚的面容，那画家画的不是他从未谋面的卢克莱西娅的面容，而是这种美德的外部表现。这第三种诗人最适合通过模仿来教育并取悦人们了，这类诗人的模仿倒不是借鉴过去未来现在的事物，而是在头脑的谨慎控制下，将模仿拓展到神圣的思考中去，考虑什么可能存在，什么应当存在。就像第一种最高贵的诗人可以当之无愧地叫作先知一样，第三种诗人带着诗人的名号，有着最精妙绝伦的语言和最优秀的见地。这些诗人的创作是纯粹为了模仿，而模仿是为了教育人们，取悦人们。取悦人们，是为了打动人们做善事，否则人们就会像逃离陌生人那样逃走；教育人们，是为了让人了解他们因受感化而向往的善行——虽然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学问的最高目的，却也不乏游手好闲者来向之狂吠。
我们可以对这些诗人进行进一步的分类。最著名的是史诗、抒情诗、悲剧诗、喜剧诗、讽讽刺诗、抑扬格诗、挽歌、田园诗等等，有些是根据诗歌内容命名的，有些则是根据诗人最爱使用的体裁——大部分诗人的确使用了各种各样叫作韵文的写作形式，来装点他们诗意的创造力，这的确也只算是装点，因为韵文只是诗歌的装饰，而不是诗歌的成因。许多极伟大的诗人都没有使用过韵文，而如今却随处可见写着韵文却不配诗人之名的人。色诺芬的模仿的确惟妙惟肖，为我们描摹了居鲁士治下的正义王朝（如同西塞罗所说），写出了一首真真正正的史诗；赫略多洛也是这样，在甜美的作品中描绘了特埃吉尼斯和查丽克拉的爱情；二者的作品都是用散文写成的。我想证明的是，格律和韵文并不能造就诗人——正如同造就律师的并非长袍，律师在辩护时即使身披铠甲，也不是军人而是律师——只有对善恶诸事的卓越想象，带着令人愉快的教诲，才必定是诗人的正确标志。即使元老级的诗人们的确选择了韵文作为作品最适宜的外衣，那么也只能表明，这些诗人既然在内容上已经凌驾一切，那么也可以在形式上超越一切。诗人所述绝不是席间闲聊，也不是梦中的无意呓语，而是针对选材恰到好处地斟酌每个词语的每个音节。
为了不出差错，让我们先从整体再从局部来衡量这最后一种诗歌吧！要是这两方面都无可指摘，那么但愿我们就可以对这类诗歌作出更积极的评判了。我们把这种智慧的涤荡、记忆的充盈、见识的增强和想象的拓展叫做学识，不论它以什么名目出现，为了什么直接的目的，其最终结果都是将我们肉身中的堕落灵魂引领到尽可能完美的境地。志趣不同的人据此形成了不同的想法：有些人认为，知识的幸福主要是通过知识获得的，而最高贵神圣的知识便是熟谙星象，便投身天文学；有些人觉得，如果知道了事物的成因，就能成为半神，于是做了自然或超自然的哲学家；有些人为了美妙的欢愉而走向音乐，有些人为了论证的确定性而追求数学；然而，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求知，并通过知识将心灵托举出身体的樊笼，享受自身的神性。不过，经验告诉人们，仰观星辰的天文学家可能会掉进沟里，追根究底的哲学家可能本身是个瞎子，画直线的数学家可能有着扭曲的内心，瞧瞧！经验——知识的支配者——可不正表明了这些学科只不过是工具，它们虽然各有各的目的，最终却还都是指向高贵的知识女王。希腊人把知识叫做architectonike[科学中的科学]，我认为它代表着一个人的自我了解，代表关于伦理和政治的思考，其目的是做得好，而不仅是知道得多——就好比制造马具的人的下一个目标是做一套好的马具，而他更深层次的目的是为骑术这种更高贵的技能而服务；骑兵对于军事也是如此，士兵不仅要有技术，还要履行军人的职责。这样，天下所有学问的最终目的都是美德。最能带来美德的技艺，便能名正言顺地君临诸艺。诗人比其他竞争者值得拥有学问的桂冠，这一点就让我来证明。
道学家们从其他竞争者中出列，向我走来，仿佛怒气冲冲，无法在光天化日之下纵容罪恶；他们身穿破衣烂衫，只为向外界证明他们对身外之物的鄙夷；他们手中拿着自己写的反对荣耀的书；他们用诡辩反驳阴谋诡计；只要看到有人犯了愤怒的错误，他们自己就会怒火冲天。道学家们到处分发着各种定义和分类，轻蔑冷静地询问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通向美德的捷径，让人们明白什么是德行，不光传授美德的存在、成因和结果，还指出美德的敌人是罪恶，而罪恶必须被消灭；还有，激情是美德的棘手仆从，而激情必须被制服；道学家们还指出美德包含在什么之中，以及什么是由美德衍生出的具体事物，最终明白地指出美德如何不止能修身齐家，还能维持公共社会的运转。
史学家几乎没给道学家时间把话说完。史学家背着虫吃鼠咬的旧书，基本凭借他人的历史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而众所周知，历史最大的威信是建立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之上的。史学家费尽力气协调不同的说法，从偏见中提炼事实。他对几千年前的事情比对现在更熟悉，对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比对他自己有几斤几两更清楚。史学家好古猎奇，让年轻人惊叹；桌旁闲谈时，史学家又仿若暴君，义愤填膺地说，在传播美德和德行上没人能和他媲美，并说：“我是时间的见证者、真理的光辉、记忆的生命、真理的导师、古代的使者[22]。道学家传授的是好争辩的品行，我提倡的则是实际行动中的德行。道学家的美德在风平浪静的柏拉图学派中是绝妙无匹的，而我提倡的美德则在马拉松、帕萨里亚，普瓦提埃和阿金库特[23]的战役中光荣地登场。道学家通过抽象的思考来传播美德，可他只让你跟随前人的脚步，认为老辈的经验比聪明的哲学家的见解重要得多；我给出的则正是世世代代的经验。最后，如果说道学家是歌集的编纂者，那我就是把学生的手放到琴上的人；道学家若是向导，我就是光芒。”然后史学家就会给你举出数不清的例子，用一个接一个的故事证明，最最贤明的元老们和君王们向历史借鉴了许多的经验。例如布鲁图，阿拉贡的阿尔芬斯——如果需要例子，随便举谁都行。史学家一连串的争辩得出了这个结论：道学家凭借训诫，史学家靠举例子。
既然是这学术派系中一等一的问题，那我们该找谁来做仲裁呢？在我看来应该找诗人，即使不做仲裁人，也得从另外两者那里把诸艺之君的头衔拿过来，其它的工具学科就更不配得到这个称号了。所以，我们要将诗人与史学家及道学家相比，如果诗人比二者都高明，那就没有人的本事能和他媲美了。至于神学家，我们只能恭恭敬敬地将他排除在外。不仅因为神学的范围远远超过了这一切，就像永恒超越了瞬间，还因为神学家本身也凌驾于这些学科之上。至于法学家，虽然他们是正义之子，而正义又是美德之首，但是法学家是通过让人畏惧法律而不是热爱美德[24]来使人向善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法学家并不尝试使人向善，而只是使人们不犯下危及他人的罪过。不论一个人有多坏，只要他是个安分的公民就好。因此，虽然我们的罪恶使法学成为了必需，而这种必要性又使人尊敬法学家，但是法学家其实也比不上那些努力驱逐邪恶，并让美德扎根在我们灵魂哪怕是最隐秘的角落的人。这四种学者研究的都是人们的行为举止，是最高级的学问，最能培养这种学问的就是最值得推崇的。
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均能达到这一目标，前者通过训诫，后者通过例举，但是二者都不能同时具备这两种方法，因此都止步于此。哲学家通过棘手的论证来确立明晰的准则。他的论证难以说明，晦涩难懂，只尊哲学家一人为师的人在其中奔波到老，也未必能找到充分的理由来做个老实人。哲学家的学问建立在抽象普遍的事物之上，能理解他的人简直是万幸，能学以致用的就更是万幸中的万幸。另一方面来讲，历史学家缺乏训诫，拘泥于事实而不顾概念，注重事情的特殊实质，而不是事物的一般原理，这样一来，历史学家的例子就不能引出必然的结果，所以这个学科也不是很有效。
那举世无双的诗人则是训诫与例证并举。不论哲学家说该办到什么，诗人都能完美地描绘出完成了这件事的人，就把一般性的概念与特定的事例结合起来了。我说这幅图景是完美的，因为诗人向心灵展示了哲学家只用言语表述出的事物的图象，而言语并不能像图画那样震撼、洞穿或占据心灵之眼。拿外部世界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从未见过大象或犀牛的，我们怎么能确切地告知他这些动物的形状、颜色、大小和特征？或者对于一处华美的宫殿，一个建筑师也许能通过道出所有的美丽来使听者死记硬背一样地复述他听到的所有东西，却永远不能充实他内在的理解，不能让他亲眼见到真正鲜活的知识。而同样的一个人，只要看到那些动物的画像或者那房子的模型，就不需要任何解说，直接就能有个一目了然的判断。哲学家的给出的定义诚然展现了他们的学识。不论是关于美德、恶习、公共政策或持家之术，哲学家都能用确凿的理由来填充记忆，可是如果不用诗歌这种会说话的图象来解释这些定义，就仍很难通过想像力和判断力来理解。
西塞罗费尽周折，有时还经常借助诗歌的帮助，才让我们明白了爱国热情的力量。让我们来听听老安喀塞斯[25]在特洛伊城的火焰中说了些什么吧，或者看看尤利西斯在卡吕普索给他的荣华富贵中哭诉他远离荒芜贫穷的伊萨卡岛的苦恼吧！斯多噶学派认为，愤怒是短暂的疯狂。让索福克勒斯把大埃阿斯给你带到舞台上来，让他鞭打宰杀牛羊，以为它们是阿伽门农和梅涅劳斯带领的希腊军队，然后再跟我说说，你对于愤怒的理解是不是比通过学究们那套关于愤怒的起源和差异的理论了解得更深刻？看看尤利西斯和戴奥米底斯的智慧与忍让，看看阿喀琉斯的英勇，尼索斯和俄亚卢斯[26]的友谊，即使在无知者的眼中，这些也显然是光华夺目的。相反，俄狄浦斯良心上的忏悔，阿伽门农旋即反悔的骄傲，其父阿特柔斯吞噬自我的残暴[27]，两位底比斯兄弟疯狂的野心[28]，美狄亚悲伤而甜蜜的复仇[29]，或者往低处说，格纳托[30]或者乔叟的潘达罗斯[31]的描写也都让我们如今用他们的名字来指代他们的事迹。最终，所有善恶和激情都以其自然本质陈列在我们眼前，我们仿佛不是在听他人的叙述，而是清晰地看穿了它们。
不过，即使行善的决心再强，又有哪个哲学家的劝谏能轻而易举地号令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这样的君王呢？或者像维吉尔的埃涅阿斯一样尽善尽美的人？或者像托马斯·摩尔爵士的乌托邦[32]那样纯粹的社会？我这样说，是因为托马斯·摩尔爵士的错误是人类的错误，不是诗人的错误，虽然他可能没能彻底地贯彻这种方法，但组建一个社会的方法是绝对的。问题在于，诗歌的虚构意象与哲学的寻常教诲，哪一个具有更强的教育力量？如果哲学家在这方面做得像个货真价实的哲学家，而诗人却没有达到诗人境界的巅峰——“诗人若平庸，天地人共愤”[33]——我再重申一遍，那就也不是艺术的错，而是能掌握艺术的人太少。
当然，甚至连我们的救主基督，也可以在讲述达维士和拉撒路的神圣故事时灌输庸常的吝啬和谦卑，在讲述浪子和慈父时宣讲叛逆和宽容。然而基督全知的智慧知道达维士在地狱中燃烧，知道拉萨路回到了亚伯拉罕的怀抱中，而这一切会长此以往地铭刻在人的记忆和判断中。诚然，我自己仿佛亲眼看到那挥金如土的浪子变得羡慕猪豕的晚餐。而渊博的神学家们则认为，这些并非史实，只是教导性的寓言。
总而言之，我说哲学家虽然教育人，却艰难晦涩，只有博学的人才能理解。也就是说，哲学家教的是别人学过的东西。而诗人则为最柔弱的脾胃提供了食粮——诗人的确是深得众望的哲学家。《伊索寓言》就是个好例子，其中精妙的寓言隐藏在野兽的故事中，让很多比野兽还凶残的人们从那些无声的讲述者口中听到了美德之声。
不过我们现在可以说，对事物的想象要是这么切合想象力，那么史学家就必然占了优势。史学家带给你事实的景象，这些确有其事，不只是想象出来的，也不是有人假称发生过的。诚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白地阐述了这个问题，说诗歌是philosophoteron kai spuodaioteron，也就是说，诗歌比历史更哲学化，在学术上更严肃。他的理由是因为诗歌关乎katholou[普遍事物]，而历史研究的是kathekaston[特殊事物]。
亚里士多德说：“普遍性考察的是什么应该说，什么应该做，什么可能做，什么必须做——诗歌考虑的正是这些。特殊性指出的则是阿尔西比亚德斯是不是做了或经历了这样那样的事。”亚里士多德如是说，他的所有论证都是这么有道理。
的确，如果问题在于是否应当确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真伪，那么该选哪个就毫无疑问了。就好像你是乐意让韦帕芗[34]的画像和他一样，还是乐意随画家的意愿和韦帕芗完全不像。究竟是把它按你觉得理想的方式写下来呢，还是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如果这问题和你自己的学识和用途相关，那么色诺芬想象出来的居鲁士就比贾斯廷写的居鲁士更有指导意义，维吉尔想象出来的埃涅阿斯就比达勒斯·福里求斯（Dares Phrygius）写的真的埃涅阿斯要好。就好比一位淑女想把她的容貌画得十分高雅，那么如果画家给她画一张最甜美的脸蛋，然后再写上卡尼迪娅[35]的名字，就会比依照原样把卡尼迪娅画出来要好得多，其实贺拉斯本人赌咒说卡尼迪娅丑陋不堪。
诗人如果正确地履行了职责，就会在描写坦塔罗斯、阿特柔斯等人时尽展不可告人的一面，在描写居鲁士、埃涅阿斯、尤利西斯时尽显应当学习的东西。历史学家则必须陈述史实，不能随便描摹完美的典范，否则就会变得诗意。不过亚历山大和西庇阿有可爱的优点，又有可憎的缺点，如果不读昆图斯·库尔提斯[36]，你怎么凭自己的辨识力来分辨哪些应当学习呢？有人可能会说，诗人的方法在研究普遍性的时候固然更胜一筹，但是历史在陈述事实的时候确确实实向人们保证了应该学习什么——答案是显然的，如果一个人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比如他争辩说今天应当下雨，是因为昨天下雨了，那么对理解力不足的人来说这还真有点用处。不过如果一个人所知道的事例只能说明一个假设的可能性，因此行事还是得依靠理智，那么诗人从这一点上就比他强，因为不论是关于战争、政治还是私事，诗人虚构出的例子都是最合理的，而纯粹的历史学家则得常常单纯依靠运气来战胜智慧，很多时候都必须讲述说不出来理由的事情，他们即便有理由，也一定是诗意的理由。
虚构的事例和真实的事例同样可以教育人——显然，为了打动人，虚构的例子可以迎合激情最高亢的音符——举一个诗人和史学家相一致的例子吧。希罗多德和贾斯廷都证实说，当大流士皇帝的忠仆佐庇鲁斯（Zopyrus）看到主子常被叛乱的巴比伦人反抗，就假装极度失宠。为了证明这一点，佐庇鲁斯让国王把自己的鼻子和耳朵都割掉，逃去了巴比伦人一方。巴比伦人接纳了佐庇鲁斯，而他则凭借使其著称的英勇得到了信任，最终想办法把巴比伦送到了大流士手中。李维关于塔奎纽斯（Tarquinius）父子的记载与此雷同，色诺芬精巧地虚构了另一个相似的计谋，是由阿布拉达塔（Abradatas）为居鲁士完成的。那么，我现在想要知道，如果你有机会为君主做出如此光荣的伪装，你从色诺芬的虚构中和从他人的事实中学到的难道不一样吗？更何况色诺芬的虚构显然更好，还能通过协商保住鼻子，因为阿布拉达塔并未伪装得太过分。
因此，再出类拔萃的史学家也不能与诗人媲美。不论历史学家不得不复述什么样的行为、党争、劝谏、政策或者战略，诗人只要乐意，就也都能凭借想象创作出他自己的来，并为了进一步教育人、取悦人而将之美化。从但丁的天堂到但丁的地狱，一切均在笔下定夺。若有人问我诗人究竟做到了什么，我可能能够说出来几项，不过我要说，而且要一再重申，我谈论的是艺术而不是艺术家。
现在来讲讲人们对于历史的赞美。渊博的历史学识是通过记载史上的成功得来的。在历史中，人们仿佛可以看到美德得到颂扬，罪恶受到惩罚——可是这种赞美应当是诗歌所特有的，和历史全无关系。诗歌确实展现了美德最光彩照人的一面，还让命运做美德的好助手，这样人们就一定会爱上美德。你可能看到尤利西斯置身于风暴等苦难之中，而这些困境只不过是对耐心和气量的锤炼，让这些品德在日后的成功中更加大放异彩。相反，如果登台的是罪恶之人——一位悲剧作家在回应不喜欢看到恶人登场的人时如是说——他们上场时就总是施展不开手脚，很难打动人们去追随他。然而历史学家痴迷于荒诞世界的真实性，常常恐吓人们远离善行，鼓励肆无忌惮的罪恶。我们不是看到英勇的米尔蒂亚德（Miltiades）在枷锁中腐烂吗？看到正直的福锡翁（Phocion）和博学的苏格拉底像叛徒一样被处死？看到残忍的塞维鲁斯（Severus）幸福快乐地活着，而那位善良的塞维鲁斯却悲惨地遭到谋杀？看到苏拉（Sylla）和马里乌斯（Marius）死在床上？看到庞贝和西塞罗宁可被流放，却还是被处死？难道我们没看到善良的伽图被迫自杀，而叛变的凯撒则荣登高位，并且恺撒之名即使在一千六百年后也仍旧享受着最高的荣耀？注意凯撒在谈到苏拉时还亲口说过——只有放弃不光彩的独裁，才能做得漂亮——他缺乏文化[37]，就仿佛他是因为没文化所以才做得好。这不是说苏拉不懂诗歌，诗歌对不满于世间的祸疫，为暴君在地狱里设计了新的刑罚；也不是说苏拉不懂哲理性，因为哲学提倡“他们该杀[38]”；这里所指的肯定是历史知识。历史知识的确能让人了解库普塞罗（Cypselus）、佩连德尔（Periander）、普拉里斯（Phalaris）、狄奥尼索斯（Dionysius）等等一丘之貉，他们在施行那可憎的不义或篡权时可是一帆风顺。
我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诗歌胜过历史。诗歌不仅向心灵提供知识，还促使人向往应当算得上是善的事物。这种前进的动力，以及促人行善的诱因，将胜利的桂冠戴在了诗人的头顶，不仅胜过了历史学家，还胜过了哲学家。哲学家的教育方法虽然比诗人的更完美，但我的确认为，人们对哲学家的崇拜不会达到认为哲学家比诗人更感人的地步。这样看来，那种感动可能比教育更加高妙。感动与教育有着十分相似的动机和结果。若非被求学的渴望所打动，谁愿意接受教育呢？教育带来的好处——我说的仍是道德准则——怎么能跟驱使人身体力行的动机相比呢？就像亚里士多德说过的，教育的目的应当是行动而不是知识，没有动机又怎能行动，这不难理解。哲学家为你指路，把具体细节说给你听，也告诉你路途艰辛，说起结束旅途之后舒适的落脚处，以及可能让你偏离正轨的许多岔路。然而，这些话只是对那些读哲学书的人说的，只对那些认认真真仔仔细细读的人，而那读者心中只要有了这种坚定的意念，就已经度过了一半的艰难跋涉，只等着哲学家给他们指出另外一半。博学之士固然已博学地想到，当理性控制了情感，使心灵有自由的意志去行善，那么每个人内心的光芒便可与哲学家的书媲美。我们即使不能用哲学家的文字表述出来，我们天生也知道行善是好的，也知道善恶。哲学家的这些知识是从天生的理念中提炼出来的。不过，要想被感动得去做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或者被求知欲所感动，就得煞费苦功[39]。
我们的诗人是诸学科之王——我指的仍然是人类，以人类的理解力来看——诗人不仅指出路途，而且还给出美妙的前景，使任何人都会禁不住诱惑而上路。仿佛你的旅途会经过一座美丽的葡萄园似的，诗人在最开始就给你一串葡萄，那美味的葡萄让你想要继续前行。诗人并不从深奥的定义开始讲起，晦涩的定义可能会让页边空白涂满注解，让头脑充满怀疑。诗人带着编排宜人的词语向你走来，要么有悦耳的乐音相伴，要么适合与令人沉醉的音乐相伴。诗人的确会带着一个故事走向你，一个能使孩童忘记戏耍，让老人离开壁炉的故事，不费多大力气就能让邪恶的灵魂向善，就像为了让孩子们吃健康卫生的东西，把东西藏在其它美味的东西之中——如果有人开始给孩子讲解他们会消化的芦荟或大黄的性质，这剂药方就中听不中吃了。人也一样，在最崇高的事物面前，绝大多数人都是幼稚的，直到他们长眠于坟墓中——人们才会乐意听到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居鲁士、埃涅阿斯的故事，而且必须要听到对于智慧、勇气和正义的正确描述。如果他们尚未入土为安，就会咒骂说仿佛又回到了学校。
诗歌中的模仿是最顺应自然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残忍的战争和诡异的怪物等等恐怖的东西，在诗歌的模拟中却也变得令人愉快了。我的确知道，有人即使在读高卢的爱玛迪斯（Amadis de Gaule）时，也会被那种礼貌、慷慨、特别是勇气所打动。要知道，这可不算完美的诗歌。读到埃涅阿斯背着老安喀塞斯的人，哪个不想自己能有殊荣来承担这么优秀的角色？一旦被图努斯（Turnus）的意象植根在了想象中，谁能不被他的文字所打动？
“这片土地真要目睹他逃亡？
死亡竟真的如此悲惨？[40]”
哲学家既然不屑于取悦他人，就也不能指望感动他人——除非在争论美德是不是最重要的或者唯一的善时，或者在争论静思的生活与活跃的生活哪个更好时——柏拉图和波爱修都清楚这一点，因此才常常让哲学女王借来诗歌的假面。有些铁石心肠的坏人认为美德只不过是个学名，除了纵欲之外没有其它好东西，哲学家严肃的警告对他们毫无作用，他们感受不到其内在的缘由，但即使是他们也乐意被取悦，而诗人这个好好先生所做的一切恰恰就是取悦他人，于是他们便有幸瞧见那些坏人便偷眼瞧见了什么是善——一旦看到了，就不得不爱——自己倒还没察觉，好似吃了一颗糖衣药丸。
我能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诗歌的神奇效用，不过两个就够了，这两个例子常常被提起，我觉得所有人都知道它们。其一便是梅内纽斯·阿格里巴（Menenius Agrippa）的例子。当时所有罗马人同参议院决裂，眼看局面就要崩溃了。阿格里巴那时虽然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却也没法用比喻修辞或巧妙的暗示来赢得人们的信任，更不能使用牵强的哲学理念，尤其不能用柏拉图主义哲学——柏拉图主义者都以为自己在娘胎里就学过了几何[41]。阿格里巴当时表现得像位谦逊亲切的诗人。给人们讲了个故事：身体的各个部分曾经联合起来密谋一场叛乱来反对肚子，它们觉得肚子吃掉了所有的劳动成果，于是决定要饿死这个不劳而获的家伙，简短截说——这故事人尽皆知，而且也人尽皆知它是个故事——它们最后在惩罚肚子的同时也害苦了自己。阿格里巴用这个故事在群众中取得了广泛的反响，人民与参议院在合理条件下取得了和解。文字能够带来这么有利的突然转变，这是我闻所未闻的。
另一则故事说的是先知拿单。当时神圣的大卫王背弃了上帝，用谋杀来帮助实现通奸的目的[42]。拿单则需尽一个朋友最棘手的职责，让大卫王看到自己的无耻——上帝派来拿单，为了再次召唤被选中的仆从任。拿单除了讲一个被忘恩负义者从怀中偷走了心爱的羔羊的人的故事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这故事有着切合实际的用途，而情节则是虚构的，使得（我指的是动力因[43]）大卫王仿佛透过玻璃看到了他自己的丑恶，就像《慈悲的诗篇》（Psalm of Mercy）所证实的那样。
通过这些事例和论证，我认为诗人使人愉悦的手段显然比其他艺术都更加摄人心魄，因此这一结论就自然而然了：美德是世间一切学问的最佳目的，诗歌则最善于传授美德。至于劝人向善，诗人就更拿手了——诗人是顶尖行业中顶尖的匠人。
不过我并不满足于仅从整体来昭示这一点——虽然如果想要推荐或批评作品，必须具有较高的威信——我还要更仔细地从局部来审视诗歌。诗歌就像一个人，总体加在一起可能充满美丽庄严，却也可能在局部的残缺中找到不足。
提到局部、部分或者类别——随便你怎么称呼——应当注意到，有些诗歌融合了两到三种体裁——例如悲剧和喜剧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悲喜剧。有的诗人用类似的方法，将散文和韵文结合在一起，例如沙那沙罗（Sannazzaro）和波爱修，有的则把史诗和田园诗的题材组合在一起。这些都能归结到一点上来：如果这些题材各自分开来是好的，合在一起就也不会有害。因此，若是引用一些特殊的体裁，看看能从这些体裁的正确用途中找出什么问题来——虽然可能遗漏了一部分，或者略去了一些不值得关注东西——就也不算不妥当。
那么人们嫌弃的是田园诗吗？——可能门槛越低，就越容易突破。人们鄙视的是那支简陋的笛子吗？那笛子时而从梅里伯（Meliboeoeus）的口中展现冷酷地主和贪婪军人手下人民的悲惨，时而在提提鲁（Tityrus）口中讲述最底层的人民从最高层的善行中得到了怎样的幸福。有时，狼和羊的好故事可以涵盖关于恶行和忍耐的全部思考，有时也可以说明，计较细节只能取得些微的胜利。一个人可以看到，即使亚历山大和大流士在争做世界这座粪堆上的公鸡时，他们得到的好处也只是让后世可以说：
“仍记得失败的提尔西（Thyrsis）徒劳地挣扎，
柯里登（Corydon）啊，我们从那时起就选择了柯里登[44]。”
抑或是那悲叹的挽歌？挽歌在善良的心中只会惹起悲悯而非责备。同伟大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一道，挽歌为人类的脆弱和世界的凄惨而叹息。挽歌正应受到赞扬，它既为正当的叹息缘由发出同情之声，亦能着实描绘出悲情的脆弱。
要么就是苦涩犀利又积极向善的抑扬格诗？它抚慰着苦闷的心灵，公开勇敢地吼出对罪恶的反对，让恶人的自吹自擂蒙于羞耻。
要么就是讽刺诗？这精明的家伙在让友人哄笑的同时直指其种种恶习[45]。讽刺诗豪爽大度地让人嘲笑愚蠢，并最终羞愧地嘲笑自己——不到这样不罢休。一个人只要不能避免愚蠢，就不能避免被讽刺诗逗得自嘲。讽刺诗在拨弄心弦的同时，让我们感到了感情充沛的生活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的烦恼——最终，“只要有宁静的心境，就算在乌鲁布里（Ulubris）也能得到幸福。[46]”
不，也有可能是喜剧，胡闹的剧作者和舞台老板把它弄得臭名昭著了。关于滥用喜剧的观点我一会儿再说。现在只能说，喜剧模仿的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错误，将之用最滑稽最轻蔑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样一来，任何看客就都不可能愿意做这样的人。既然学习几何的人得知道斜角和直角，学习代数的得知道奇数和偶数，那么在生活中看不到罪恶的卑鄙之处的人，就也需要通过滤镜来感知美德之美。喜剧是这样处理这一点的，我们从个人生活中得到的经验使得我们只要一听，就能知道吝啬的狄米娅（Demea）、狡猾的代弗斯（Davus）、谄媚的格纳托和虚荣的斯拉索（Thraso）会做出什么事来，还能通过喜剧作者给他们的标志得知谁是这样的人。人们没有什么理由说观看这种表演会让人学坏，因为正如上文所说，所有人在看到这些人表演的角色时，出于天性中正直的力量，都会希望这些角色饱受挫折。不过，装着一个人自身的错误的那个袋子可能被撂在背后，因此他看不出自己在做着同样的事——除非他发现自己的行为被轻蔑地揭示出来了，否则就没什么东西能让他明白过来。
因此我认为，没人能够指摘喜剧的正当使用，更不用说高尚优秀的悲剧了，悲剧撕开最深切的伤口，露出皮肉下面的脓疮。悲剧让国王害怕当暴君，让暴君不敢展现暴躁的性情。悲剧一边搅起仰慕和同情，一边又教给人这世间的不确定性，以及镀金的屋顶会有多么脆弱的地基。悲剧告诉我们：
“残酷地挥舞着权杖的暴君，害怕那些害怕他的人，恐惧回转到施加恐惧者的头上[47]。”
不过至于悲剧能有多动人，普鲁塔克通过可憎的暴君亚历山大·菲瑞斯[48]给出了引人嘱目的证明，写得好，演得也好，引来了很多眼泪。菲瑞斯毫无怜悯地谋杀了无数的人，有些还是他的血亲。这位暴君虽然不耻于为悲剧提供素材，但也不能抗拒悲剧的甜蜜力量。如果悲剧对他没什么好处，就是因为他不顾自己的意愿，不去倾听能软化他铁石心肠的东西。可是，人们厌恶的绝不是悲剧。这种优秀的表演体现了所有值得学习的东西，要抛弃它，简直是太荒谬了。
最让人厌恶的是抒情诗么？抒情诗用优美的竖琴和谐和的嗓音赞颂美德，这是对德行应有的奖励。抒情诗讲述道德准则和本性问题，那声音时而直上九霄，向不朽的上帝吟唱赞美。我当然得承认自己的粗俗，我一听到珀西和道格拉斯的古老歌谣，心情就比听到了号角还要激动，而这只不过是个盲琴师唱出来的，他声音沙哑，风格粗俗，险恶地蒙着蛮荒时代的尘土和蛛网。要是用品达的华丽词藻来装饰他的歌谣，效果会如何呢？我在匈牙利看到的所有宴会和聚会上都有歌颂先烈的歌曲，那个具有正统军人气质的民族认为，这种歌曲是点燃勇气的主要手段。那些无可比拟的拉西第孟尼亚人不仅在上战场时和那种音乐长相伴随，而且在家时也是。这些歌曲是在家中创作的，他们也都爱唱。壮年男人讲述手头的事务，老年男人叙述曾经的事迹，年轻的男子谈论未来的事业。如果有人说，品达曾多次赞颂没什么意义的胜利，而这些胜利对体育的意义比对美德更大，那就可以回答说，那是诗人的过错，而不是诗歌的错。最主要的问题确实出在希腊人的时代和风俗上，他们把体育看得十分重要，马其顿的腓力甚至认为自己在奥林匹斯赢得骑马比赛是他人生三大幸事之一。不过，就像无与伦比的品达所常做的那样，抒情诗最适合将思想从懒散的睡眠中唤醒，从而让他去干一番大事业。
还有英雄史诗，我认为光凭它的名字就足以吓退造谣中伤者。这种诗描绘了阿喀琉斯、居鲁士、埃涅阿斯、图尔努斯·泰德乌斯（Turnus Tydeus）、里纳尔多（Rinaldo）等英雄们。说英雄史诗不好的人怀的是什么居心？这种诗不仅教育、感召人追寻真理，而且还是追寻最崇高、最伟大的真理。英雄史诗让宽容和正义照亮一切浓雾弥漫的恐惧和欲望。如果柏拉图和西塞罗所言不假，只要一个人不会在不理解美德之时就瞧不起美德，那么只要他一见到美德，就会被奇妙地吸引住，爱上美德之美，这个人就会试图把美德变得更加可爱，给她穿上节日盛装，呈现在人们眼前。然而如果已经有人为可爱的诗歌作了辩护，那么所有人就都会一致同意：英雄史诗不仅自成一派，而且是最优秀、最圆满的诗歌体裁。每个动作的映像都会触动内心，启迪灵魂，这种可敬的高贵形象也会点燃心灵，使心灵自身想要变得可敬，并教会它如何变得可敬。就让埃涅阿斯留在你记忆丰碑上吧。在祖国的废墟中，在保护老父时，在延续宗教祭祀时，在遵循上帝旨意离开蒂朵时——即使所有善良的情怀与高尚的感恩之情都会让他宁可留在蒂朵——埃涅阿斯都克制着自己，在风暴中、竞技中、战争中、和平时、逃亡时、胜利时、被围剿时、围剿别人时，对待外人、对待盟友、对待敌人、对待自己，最终在内在自我和外界控制中。我认为，不论一个人的偏见有多深，他也会认为埃涅阿斯是十分优秀的——是啊，正如贺拉斯所说，“胜过克里希蒲（Chrysippus）和克兰托尔（Crantor）[49]。”不过我的确觉得，抨击诗人的人结果就像以为自己有病的健康女人一样——真是说不出来是哪里出了问题。因此，他们虽觉得诗歌臭名昭著，但诗歌的成因或结果，以及诗歌的整体或者其中的某个细节，都不能让他们抓住把柄，作出吹毛求疵的批判。
诗歌是所有人类学问中最古老、最原始的，其他学科均始于诗歌。诗歌十分普及，有见地的民族都不会厌弃诗歌，蛮族同样也少不了它。罗马人和希腊人都赋予了诗歌神圣的名字，一个说它是“预言性的”，另一个说它是“创造性的”。鉴于其他艺术均受题材范围的限制，并向来都是基于题材进行自我创造，那么“创造性的”这个词就的确特别适合诗歌。诗人只用自己的素材，他的构思并非源自于事物——诗人构思中的事物总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由于诗人的表述方式和创作目的都没有恶意，他们描述的东西就不会是邪恶的。因为他的效果好得可以传播善行，并让习得善行的人感到快乐。因为使人在这方面——即道德准则，一切知识之首——不仅远远超过了历史学家，在教学上也完全可以同哲学家媲美，而且比哲学家更能使人感动。《圣经》不含一丝邪念，其中包含着大段诗意的篇章，甚至连我们的救主基督也愿意屈尊，利用诗歌的花朵。诗歌不仅总体来说值得推荐，就算分开来也完全值得赞扬。我认为——并自认为是正确的——诗歌值得其他所有学科的王者桂冠一齐向它致以敬意。
不过，因为我们既有耳朵也有舌头，而且即使最轻微的理由也可以很有分量，所以如果没有可以用来与这些赞誉相平衡的东西，那就让我们听听并考虑一下那些针对诗歌艺术提出的反对意见吧，看看哪些值得认可，哪些需要回应。
首先我要指出，不单这些憎恨诗人的人，还有所有期待通过贬低他人而获得赞扬的人，都慷慨地挥霍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言辞，用来挖苦讽刺、挑剔奚落，通过引人发怒来使得大脑不能透彻地看到所讨论的事物的价值。这些反对诗歌的言论纯粹是徒劳无功、没有根据的——没有什么事物如诗歌这般神圣，让充满渴望的舌头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它们不值得专门去回应，只是别嘲笑他们的戏谑，应当嘲笑那些戏谑本身。我们知道，智慧可以恶作剧般地称赞驴子的辨别力，赞扬悠闲自得的负债者，赞扬染上瘟疫时的快活安逸。那么从另一方面，让我们把奥维德的诗句“Ut lateat virtus proximitate mali[善是恶的近邻]”颠倒过来，这样阿格里巴就会开心地指出科学的徒劳无用，正如同伊拉斯谟乐于称赞愚昧。如此一来，任何人或者事物就也都逃不开这些微笑的讽刺者的掌心了。不过，对于阿格里巴和伊拉斯谟来说，除了事物的外在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素材。这些快活的找茬者还没看懂名词就要纠正动词，还没消化自己的知识就反驳别人，我要让他们好好记住，嘲弄并不来源于智慧。在纯正的英语里面，这些人为了他们的快乐而得到的最好的头衔是“大笨蛋”——我们严肃的前辈也是这么称呼那些可笑的嘲讽者的。
寻韵觅律是这些人最大的嘲讽对象。我已经说过，并认为自己说得很对，即通过寻韵觅律是作不出诗的。一个人可以是诗人而不写韵文，也可以写韵文而不是诗人。假设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斯卡里格[50]的论断似乎的确如此——这的确是个不可分割的赞扬。如果说除了理智之外，语言是赐给凡人的最好的礼物，那么能够修饰语言能力的就也不应该不受赞扬，它不仅将每个词语看成一个人出于极高的天赋而说出的，而也把它看作是出于精心度量的数量，其本身甚至也带有和谐——除非在我们的时代，音律、格律、顺序和比例都变得令人厌烦了。
先不用理会诗歌作为唯一适合音乐的语言而得到的正当嘉奖——我认为音乐是最神圣的感官冲击者——这毫无疑问是对的。如果读完了什么都记不住是愚蠢的，且记忆是知识的唯一保管者，那么最适合记忆的词汇就也同样最适合知识。韵文在编织记忆这一点上远胜散文，其原因一目了然：诗中的词句除了使人愉悦（愉悦和记忆紧密相连）之外，还有独特的编排方式——只要丢了一个词，整部作品就失败了。用这种方法，人们能找出自身的不足，唤起记忆，从而最坚实地巩固它。此外，一个词也会引出另外一个，在押韵或者有节奏的诗句中，人们都能通过一个词大致猜出下一个。最终，甚至连传授记忆方法的人也说，将某个房间分成能够熟练记忆的部分是最方便的记忆方法。韵文恰有这种效果，每个词语都有浑然天成的位置，这种必要的位置就能让人记住这个词。所有人都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诗歌还能有什么缺陷呢？有哪位学者没背诵过维吉尔、贺拉斯或者伽图的诗？他们年轻时背过，到老还时常温习。比如：“回避问东问西的人，他肯定是个长舌妇[51]。”和“人人乐意赞同，群众就易受欺骗[52]。”
各种艺术形式都显著地证明了诗歌是多么地便于记忆。大体来讲，从语法到逻辑、数学、物理等等其他学科，必须背诵的定律都是用韵文写成的。韵文本身甜美有序，最适于记忆，是知识的唯一抓手，那么反对它的人就一定是在说笑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对可怜的诗人们最严重的指责吧，我所知道的也就是这些。
首先，有很多其它更有益的学科，人们最好把时间花在那些学科上。
第二，诗歌是谎言之母。
第三，诗歌滋生了腐败，使我们沾染了许多有害的欲念。塞壬醉人的歌声引诱人心堕落为充满罪恶幻想的巨蛇之尾——尤其是如乔叟所说，喜剧给予了听众最为广阔的自由天地；在各个民族中，在诗人削弱我们的意志之前，我们充满勇气，锻炼体魄，是洋溢着男人气概的自由栋梁，不会被诗人的消遣诱惑，在闲散的荫庇下睡觉。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他们张嘴大喊，好像已经把箭射得比罗宾汉更远了，说柏拉图把诗人赶出了共和国[53]。如果其中有说得对的地方，也就是这点了。
首先，对于第一点，也许的确可以说，人们能够把时间用在更好的事情上。然而，就正如他们所说，这也只是莫须有的罪名。如果就像我上文所说，任何学科都不如那传授美德并使人向善的学科优秀，而诗歌又是能最好地教导人感化人的，那么结论就显然了：纸和笔最有益的用途即是作诗。而人们虽然可以承认攻击诗歌者的第一个假设，我却认为这会引出一个很牵强的观点：好的并不好，因为更好的东西更好。不过我仍然认定，世界上从没诞生过比诗歌更有益的学问。
至于第二点，即诗人是首要的说谎者，我则要大唱反调。诚然，我亦认为，太阳底下的所有作家中，诗人是最不会说谎的。即使诗人想说谎，也是十分困难。天文学家和他的表亲几何学家在测量星辰的高度时就很难脱开干系了。想想看，医生们是不是也撒了谎？他们判断什么东西对疾病有益，却随后给冥河船夫送去了一大堆还未到冥河渡口就淹死在药汤里的灵魂。其余对事物加以肯定的人也撒了不少谎。诗人不肯定任何事物，因此从不撒谎，在我看来，撒谎就是将正确的东西认为是错误的，因此，由于其他学者对许多事情下了定论——特别是历史学家——在人类模糊的知识中就很难不说谎话。然而，正如我前面探讨的那样，诗人从不下定论。诗人从不围绕着想象力打转，骗你相信他写的是真实的。诗人不引用史学权威，即使在开篇，也是召唤温柔的缪斯给他灵感，以便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其实，诗人想要努力达到的并非告诉你孰是孰非，也不是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样一来，诗人讲的东西虽然不是真的，但是也没有撒谎，因为他们并不会说这些东西是真的，否则我们就会将上文提到的拿单对大卫的说辞称作谎言；然而即使是恶人，也不敢说拿单是在撒谎，因此我认为也不能简单地说伊索在他的动物寓言里面撒了谎。谁若以为伊索写的是真的，谁就该算作伊索笔下动物中的一员。哪个孩子来看戏，看到一座旧门上写着底比斯三个大字，就会相信那真是底比斯呢？如果一个人可以回到孩童的年纪，了解到诗人所写的人物和事情只不过是可能发生的图景，而非发生过的事情，了解到那些故事并非言之确凿，而是意有所指，那他们就不会认为那些作品是假的了。历史追寻事实，却可能最终充满谬误；诗歌所追求的仅仅是虚构，就应仅仅把叙述用作想象的基础——创作出有益的剧情。不过，在这里有人可能要说，诗人给他们描写的人物取了名字，就显示出了对事实的虚构；这不是真的，就能证明它是假的了。那么，如果律师在辩护时假借斯蒂勒的约翰或诺克斯的约翰，就也是在说谎喽？这种说法很容易应对：诗人给人物取名，不过是为了让形象更生动；他们不是为了构建任何历史。诗人塑造人物，就不能让他们没有名字。我们也知道，不给棋子取名就无法下棋。不过我认为，心怀极大偏见的卫道士会说，我们若是给一片木头冠上尊敬的主教头衔，就是在撒谎。然而诗人为居鲁士和埃涅阿斯命了名，只不过是为了展现与他们相当的名誉、运气和地位的人的所作所为。
第三点是说诗歌误用人类的才智，培养它纵情于邪恶和淫欲。即便这不是我听人提到过的唯一一种对诗歌的误用，也是最主要的。这些人说喜剧教授而非谴责卿卿我我，说抒情诗满是滥情的十四行诗，说挽歌哭哭啼啼的同时透露出了对情妇的欲望，爱神丘比特甚至也雄心壮志地攀上了英雄史诗这座高峰。天哪！爱情，我宁可你能像冒犯别人那样也为自己辩护一番！我倒希望你侍奉的人们要么把你撵走，要么就给出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留你！对美丽的爱欲纵然是一种兽性的错误——而爱美也很难，因为只有人具有审美的禀赋，而兽类没有——纵然曼妙的爱情之名活该受到各种可恨的责骂，我的哲学大师们却也耗费了不少灯油，来铺陈爱情的妙处。我说，纵使诋毁者想要说的一切都成立——不光是爱情，还有情欲和虚荣——他们要是乐意，就也会说诗人的书中有不少低级趣味，不过如果假设他们的攻击是成立的，他们就会发现，把他们的句子前后置换一下倒是会恰如其分，不说“诗歌误用了人类的才智”，而是说“人类的才智误用了诗歌”。我并不认为人类的才智没有能力作诗，有些学者将诗歌定义为eikastike[表达出来的]，然而却有人塑造形象，将诗歌变为了phantastike[想象出来的]，这反过来的确让想象力沾染上了毫无价值的东西。就像画家一样，本来要么该将优秀的视角呈现给双眼，要么就应给出便于建立或完善的详细图景，要么就加入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子，比如亚伯拉罕用儿子以撒献祭，朱提斯杀死荷罗芬尼斯，大卫同歌利亚搏斗；可是有的作者会偏离艺术原本的目的，肆意把见不得人的事情展示给拥有低级趣味的人来取乐。这是怎么回事！对某样东西的误用难道能给它的正常使用抹黑吗？不过诚然，虽然我承认诗歌不但可以被误用，还可以在被误用的时候通过甜蜜迷人的力量作出比任何语言军团更大的破坏，然而我们远远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可以根据误用来指责被误用的事物。相反，对某样事物的误用为以下这一点提供了依据：某样事物在错误使用时带来的伤害最大，而在正常使用中——每样东西都是根据它的正常使用来命名的——带来的好处最大。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医药技术虽然是我们疾病缠身时的最好保障，在误用时却可以唆使人们下毒，摇身一变成为了最残暴的迫害者吗？熟知法律是为了让一切变得公平公正，在误用时，法律知识不是会变成歪理来支持恐怖的伤人行为吗？从最高层次的事物来讲，上帝的言辞被误用时不是会滋生异端吗？上帝的名字被误用时不是会变成亵渎吗？一根针诚然不会带来很大的痛苦，不过——这话得趁女士们不在的时候说——也做不出什么好事。宝剑可以弑父，也可用于捍卫君王和国家。因此，批评者们将诗人称做谎言之父，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关于误用的论点也仅能体现对诗歌的赞美。
批评者又说，在诗人受到赏识之前，我们的人民更加乐于行动而不是想象，他们更愿意做值得记述的事情，而不是记述值得做的事情。我认为，甚至斯芬克斯也说不上来这“之前”的时代是什么样的，因为不存在比诗歌还要古老的记忆。能够肯定的是，即便在最朴实无华的年代，英国也不是没有诗歌的。好哇，这个论点虽然是用来反对诗歌的，却诚然是对一切学问——或者有人常称之为书呆子气——的夺命连击。哥特人肯定心有戚戚焉：据记载，当哥特人掠劫一座名城时，占领了一座优秀的图书馆，有一位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他也善于处决智慧的果实——差点放火烧掉它；另一个人非常严肃地对他说：“别，注意你的行为。他们要是忙着鼓捣这些玩意儿，咱们征服他们的国家时就能更轻松了。”无知者的确常常抱有这种态度，我时常听到浪费在这上的许多言语；这种理由通常被用来反对一切学问，其中也包括诗歌，或者毋宁说是反对一切除诗歌以外的学问；这个问题离题太远，或者太多余，因为所有对行为的控制显然都是通过知识产生的，产生知识的最好方法就是搜集许多知识，而阅读便是搜集知识，因此，我只和贺拉斯一道，向抱有这种想法的人说一句：“我乐意打赌说这人肯定是个笨蛋[54]。”诗歌本身受这种反对的影响最小，因为诗歌与军旅生活为伴。我敢说，愤怒的奥兰多或者正直的亚瑟王永远不会惹军人反感，而关于太初和存在的诡辩倒是和甲胄格格不入。因此，就像我在开头说过的，就连土耳其人和鞑靼人也喜欢诗人。荷马是希腊人，早在希腊兴盛之前就享有美名，要是能用假设来反驳更薄弱的假设，那么有学识的希腊人仿佛均是从荷马那里得到了第一束知识的曙光，他们的现役军人也是这样获得的最初的勇气。单举亚历山大的例子就足矣，普鲁塔克说亚历山大的美德如此之多，以至于命运不是他的引导者，而是他的踏脚凳；普鲁塔克虽然不能替亚历山大说话，亚历山大的行动却也能为自己代言，他的确是征战诸侯中的佼佼者。这位亚历山大离开了尚在人世的教师亚里士多德，却带上了业已作古的荷马。亚历山大处死了哲学家卡里斯汀（Callisthenes），因为后者的偏执看似明智，却实为背叛。人们听说亚历山大最大的愿望就是荷马还活着，他的勇敢性格是从阿喀琉斯的榜样中学到的，而不是通过聆听坚毅的定义。因此，如果伽图因为福鲁维斯（Fluvius）把恩纽斯带上了战场就不喜欢他，那么我们可以回答说，即使伽图不愿上战场，福鲁维斯也准喜欢，否则他就不会这么做。我更尊重的不是好伽图·乌地森西斯的威信，我尊重的是福鲁维斯。他其实是个严惩错误的人，不过也从未向文艺女神献祭，他不喜欢希腊的学问，并且大骂之，却在八十岁时开始学习它，大概是怕冥王普鲁托听不懂拉丁语。罗马的法律确实不许非军籍的人上战场，因此伽图即使不喜欢那位没有应征入伍的人，也不会反感他的作品。如果让公认为最优秀罗马人的西庇欧·纳斯卡（Scipio Nasica）来评一评，那他肯定喜欢福鲁维斯。另外一对西庇欧兄弟则是靠美德赢得了比亚洲和非洲更伟大的名头，他们也十分爱戴福鲁维斯，甚至把他的尸体葬在了他们的墓穴。伽图这位权威虽然反对此人，而且又有许多比他伟大得多的人来拥护，这反对却也是无效的。
现在有人用柏拉图的名字来压我，我的负担真是很重。我必须承认，我认为柏拉图是最值得尊敬的哲学家，也有很好的理由，因为他是最诗意的哲学家。不过柏拉图若是想要亵渎他思想的源泉，那就让我们冒昧地看看他给出的原因吧。
首先，人们的确可以恶意地反驳，说柏拉图作为一名哲学家，天生就是诗人的敌人。哲学家从诗歌美好的神秘中提炼出真知灼见，加上他们的方法论，就形成了学术流派；诗人仅通过一种神圣的欢愉来传授各个派别的艺术。于是哲学家们便开始摒弃他们的向导，仿佛忘恩负义的学徒，自己开店还不满意，还要想尽办法羞辱他们的师父。不过，欢乐的力量阻止了他们。忘恩负义的学徒越不能推翻师父，就越憎恨他们。哲学家们的确发现，有七个城邦争着说荷马是他们的公民，而许多城邦却都驱逐哲学家，似乎哲学家不是他们之中适宜的一员。许多雅典人只因为背了几句欧里庇得斯的诗，就从叙拉古人手中救了自己的命，而雅典人却认为哲学家们不配活着。西蒙尼德斯和品达这样的诗人说服了海若一世[55]，把暴君变成了公正的国王；柏拉图却对狄奥尼索斯没什么办法，身为哲学家的他自己也沦为了奴隶。我认为，对于向诗人提出的反对意见，应该用对哲学家的吹毛求疵来回应。这样一来，也该让人读读柏拉图的《斐德罗篇》和《会饮篇》，或者普鲁塔克的《论爱情》，看看有没有任何哲学家像他们这般纵容如此可憎的下流勾当。
还有，有人可能会问，柏拉图想把诗人从哪个共和国里驱逐出去。其实就是他自己那个允许共妻制的共和国。那么这种驱逐也不会是因为和妇女有关的放荡，因为如果一个男人可以得到任何他想要的女人，那么爱情诗就也无伤大雅了。不过，我尊重哲学的教诲，祝福产生这些教诲的才智，只要它们不被误用。这点同样可以拓展到诗歌上。圣保罗本人为了自己，也为了诗人的荣誉，曾两次假托二位哲学家的名字，称其中一位是先知，还给哲学定了个标准——这就正和误用有关。柏拉图也是针对诗歌的误用，而不是针对诗歌。柏拉图不断批评他那个时代的诗人，说他们让世上充满了关于神的错误理念，轻佻地编造关于那种完美存在的故事，并因此认为青年人不该被这种观点带坏。在此有许多可以说，不过这一点就够了：柏拉图的观点不是由诗人引发的，诗人只是模仿已产生的观点。所有希腊故事都可以证明，当时的宗教是建立在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神明之上的，这并非诗人的教诲，诗人只是出于模仿的天性而借鉴这些说法。您若愿意，便可以看看普鲁塔克笔下的伊希斯和奥西里斯[56]，看看关于神谕为什么停止、关于天意的讨论，看看那个民族的神学是否立足于如此这般的幻梦之上——诗人的确迷信地依循了这些幻梦。他们虽然没有基督的光辉，却也的确比哲学家们做得好多了，哲学家们抛开了迷信，却引入了无神的理论。
至于柏拉图的威信，我倒宁愿公正地理解而不是不公地抗拒。柏拉图也并不是泛泛地针对诗人，尤利乌斯·斯卡里格说“为了把诗人驱逐出境，有些野蛮粗鲁的人想要滥用他的权威[57]。”。柏拉图只是想要驱除关于神的错误观念，而如今的基督教另立律法，取缔了一切有害的信仰，而柏拉图可能认为那些信仰是由当时备受推崇的诗人们培育出来的。人们只须通过柏拉图本人，就能懂得他的意思。柏拉图在叫做《伊翁篇》的谈话录中给予了诗歌真正神圣的崇高赞美。柏拉图摒弃诗歌的误用，而不是诗歌本身。他没有摒弃诗歌，而是给予了它应得的尊敬，他应该是我们的恩人，不是敌人。我真心诚意地想要指出人们对柏拉图的误解。这些人只会披着柏拉图的狮皮，骡子一般嘶叫着反对诗歌，而不去推翻柏拉图的威信。人们越智慧，就越能找到景仰柏拉图的正当理由。更何况柏拉图对诗歌作的贡献比我要大得许多，他十分善于激起神圣的力量，远远超越人类的智力，这在上文提到的谈话录中有明显的体现。
另一方面来讲，若是有人想证明，诗人的荣誉是由最明智的评判赋予的，那么就会涌现海量的例子：亚历山大、凯撒和西庇欧都喜欢诗人；有“罗马的苏格拉底”之誉的莱利斯（Lælius）本人便是诗人，特伦斯的《自虐者》中的一部分据说就是莱利斯创作的。甚至在希腊被阿波罗认作是唯一智者的苏格拉底，据说在晚年也曾花时间把《伊索寓言》编纂成诗，因此，他的学生柏拉图若是把这种反对诗人的话放到他老师的口中，那就太过恶毒了。还需要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写过《诗学》，若是不应写，为何要写？普鲁塔克教导说，人们能够从诗歌中受益，如果不该读，如何受益？不论是谁，读到普鲁塔克的历史或哲学，都会看到他用诗歌装点了二者的外衣。不过我不愿意用诗歌背后的历史学来为诗歌辩护。诗歌是值得赞美的，这就够了；不论怎么批评诗歌，这些批评要么很容易被推翻，要么可以转变成为正当的赞扬。
诗歌的优秀之处是可以简单公正地证明的，那些匍匐的谴责就可以迅速地被踩在脚下。诗歌并非谎言的艺术，而是真理的艺术；并非优柔寡断的艺术，而是鼓舞勇气的艺术；诗歌并不滥用人类的才智，而是增强人类的才智；柏拉图并未摒弃诗歌，而是尊敬诗歌。让我们用更多的桂冠来装点诗人的头顶吧——只有凯旋的将领能够媲美桂冠诗人的荣耀，这就有了足够的威信来体现诗人们应得的评价——而不要再容忍说坏话的人将恶臭的口气喷在诗歌的清泉上了。
我为诗歌辩护已经费了这么多笔墨，那么若是在完全停笔之前再探究一下，为何卓越思想家们的母亲英国，摇身一变成为了如此铁石心肠的诗歌的继母，就也花不了太多时间。而诗人显然比所有人都更加智慧，因为一切都来自诗人的智慧，诗人确确实实是自身的创造者，而不是他人的创造者。我禁不住高呼：“哦，缪斯，告诉我，她神圣的意旨为何受到了冒犯？[58]”亲爱的诗歌！古时候诸如大卫、艾德良（Adrian）、索福克勒斯、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等等千百位这样的国王、皇帝、议员、将领，都不单单偏爱诗人，还本身就是诗人。在距离我们较近的年代，诗歌的恩主有西西里的国王罗伯特，法兰西的伟大国王弗朗西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红衣主教班布斯（Bembus）和毕边拿（Bibbiena），贝扎（Beza）和梅兰克松（Melancthon）之类的传教士和教师，弗拉卡斯特琉（Fracastorius）和斯卡里格之类的渊博哲学家，彭塔努（Pontanus）和穆雷图（Muretus）这样伟大的演说家，乔治·布赫南（George Buchanan）这样聪慧的才子，还有以法国的霍斯比托（Hospital of France）为首的一众深沉的谋士。我认为这一领域从未产生过更加坚固地建立在美德之上的更圆满的判决。我说的这些人，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不只读别人的诗，还写诗给别人看。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英国，原本处处深受欢迎的诗歌却受到了生硬的待遇，似乎大地也在为之叹息——装点我们国土的桂树比昔日更少。迄今为止，诗人在英国向来繁荣兴盛，甚至在战火连天的时代也是如此。如今诗人的宅邸好像覆满了过分的寂静，他们的名声不比威尼斯的江湖郎中好上多少。真的，在一方面，这给予了诗歌极力的赞扬，就像维纳斯一样——不过是为了更崇高的目的——甘愿和战神玛尔斯在情网中纠缠，也不愿享受伏尔甘平凡的静谧。这也可以作为原因，说明诗人为什么不那么感激散漫的英国。现在的英国几乎无法忍受执笔之痛，这便必然导致了由低俗的庸才执笔，只要能得到印刷商的首肯便觉足矣。正如人们说义巴敏诺达（Epaminondas）带着美德的荣耀身体力行，将一项曾经受人鄙视的事业变得十分受人尊敬。这些人也是一样，单单凭他们的署名，就能用他们的不雅去玷污高雅的诗歌。而如今就好像所有的文艺女神都有了儿女，诞生了冒牌诗人，未经任命就驻扎在赫拉孔的山梁上，直到把所有的读者都弄得比驿马还累；同时，“他们在心头用更好的粘土将提坦塑造”[59]，于是更乐意克制才华的流露，而不是将它们写来出版，与其他人混为一谈。
然而我在斗胆觊觎高位之前，就已名列纸上涂鸦者的行列了。我确实认为我们缺乏荣誉的真正原因是缺乏成就。我们虽然缺乏灵感，却还是做了诗人。如果能说出我们是在什么地方缺乏成就，就也值得感谢；不过，我要是知道我的缺陷，早就去自我完善了。但我从不觊觎美名，就也无视了赢得美名的方法，只有在被某些想法征服时，才会给它们献上一些墨水淋漓的祭品。不过，那些喜欢诗歌本身的人应当尝试了解他们要做什么、该怎样做，特别要在实事求是的理性镜子中看看自己是否有做诗人的资质。对待诗歌不能拎着它的耳朵，应当温柔地引导它，或者其实该让诗歌带路，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学者承认诗歌是神圣的馈赠的原因之一。诗歌并不是人为的技能，其他学科都乖乖地等着智力超群的人们来撷取，而如若缺乏天分，再怎么勤奋也不能成为诗人。所以才有了这句古谚：“演说家乃天赋，诗人乃人为。”而我常常认为，正如同肥沃的土地需要耕作，高飞的智慧也必须有代达洛斯的指引。传说中代达洛斯在各个方面都有三只翅膀，将自己托举到荣誉的天空。这三支翅膀便是艺术、模仿和练习。我们时常以之来拖累自己的既不是艺术法则，也不是临摹范本。我们诚然是在练习，却在反反复复，因为我们本来该为了学习而模仿，实际上却是在为了复习而模仿。这样一来，我们的大脑所传递的信息也就并非源于知识。用语言表达的内容和用来表达内容的语言是两个主要的部分，而我们在这两部分中都没有正确地使用艺术和模仿。我们的内容真是毫无章法，错误地践行着奥维德的诗句，“吾所欲言皆诗句[60]，”从不让诗句依固定的阵容行进，让读者几乎道不明自己身处何方。
乔叟在《特洛埃勒斯与克雷雪达》（Troilus and Cressida）中做得无疑十分出色，我实在不知是应该感叹他在那朦胧的年代看得如此透彻，还是应该感叹我们在这透彻的时代仍在跟着他跌跌撞撞地行走。这位可敬的古人就算有再大的缺点也应该得到谅解。我认为《司法官之镜》（Mirror of Magistrates）之中算是恰如其分地点缀着优美的篇章，萨里伯爵（Earl of Surrey）的抒情诗中也有许多出身高贵的内容，合乎高贵的心境。我若是记得没错，《牧人日历》（Shepherd's Calendar）就是在牧歌中融入了许多诗情，确实值得一读。我不敢赞同作者模仿古老村语的风格，因为不论是忒奥克里托斯在希腊语中，维吉尔在拉丁语中，还是沙那沙罗在意大利语中都没有这样做。此外，我不记得见过几样（恕我直言）有诗情的出版物。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把几句诗写成散文的形式，然后问问它们的涵义，就会发现上下句并不连贯，开头并不照应结尾，成了一团混乱的字词，叮当有韵声，基本无逻辑。
人们大声谴责我们的悲剧和喜剧，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的悲剧和喜剧既无礼率直，也无诗歌巧艺。《勾伯达克》[61]除外——重申一遍，我讨论的是我见到过的悲剧和喜剧——这部作品虽然充满庄重的演说和优美的言辞，风格上攀上了塞内加的高度，充满卓著的德行，用最令人愉快的方法教育读者，并由此恰恰实现了诗歌的目的；然而，此剧在大环境下其实有许多不足，我为此扼腕叹息，是因为它作不了悲剧的精准模范。《勾伯达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错误的，这两者却正是一切实际行为的必要成分。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也根据常识，舞台所表现的往往只是一个地点，戏剧中假定的时间至多只能是一天，而这部作品却拙劣地虚构了许多日子和许多地点。
既然《勾伯达克》是这样，那么其他作品不是有更多的缺点？剧作者可以让舞台一边是亚洲一边是非洲，再加上许多附属的疆域，这样演员入场时必须总得先说他在哪儿，否则人们就永远看不懂这故事。这会儿是三位女士散步采花，我们就得相信舞台是座花园；过了一会儿，我们在同样的地点听到了沉船的消息，若是不把舞台当作一块礁石，那就是我们的错；那边后面又出来一个喷烟吐火的可怕怪兽，于是可怜的观众就得认为舞台是个洞穴；而与此同时又冲进来两支军队，由四柄剑和四块盾牌代表，哪个老顽固会拒绝把舞台看成是硝烟弥漫的战场？
如今的戏剧在时间上更为自由。一般是两位年轻贵族相爱，女方历尽艰辛后怀上了孩子，生下一位俊秀的男婴；男婴丢了，长大成人，恋爱，又该生孩子了——这些全在两小时之内完成。就凭想象也能感觉得出，这种剧情感觉有多荒谬。艺术曾经教导过我们，古代的所有例子也都证明过这种剧情的荒谬，如今意大利的普通演员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有人会举出特伦斯的《宦官》作为例子，其中包含了两天之内发生的事情，可比二十年短了不少。这个剧本真实的，也应该用两天的时间表演，十分适合剧中展现的时间。而且，即使普劳图斯在一处犯了错，咱们也还是得和他一起做正确的事情，不要一起犯错。可是有人会说，那么我们怎么表现一个含有诸多场所和诸多事件的故事呢？发问的人难道不知道，悲剧应当遵循诗歌的规律而不是历史的规律吗？他们难道不知道悲剧不一定要遵循故事，而是有自由重新创造新的故事，或者根据最适合悲剧的方法来塑造历史吗？我再重申一遍，许多演不出来的事情可以说出来——如果这些人知道叙述和表演之间的区别的话。比如我虽然在这里，却可以讲起秘鲁，说到一半又跑去描述卡里卡特（Calicut），而我在实际行动中要是没有帕古莱特（Pacolet）的飞马，就不能把这个表现出来。古人用的也是这种方法，让传话的人来复述此前做过的，或者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情。
最终，如果剧作家想要表现历史，就应当像贺拉斯说的那样，必须不能“从蛋讲起”，而是必须理解要表演的事件的要点。我有一个关于波吕多罗斯（Polydorus）儿时的故事。在特洛伊战争中，他的父亲普里默斯（Priamus）为了安全起见，让波吕多罗斯带着大量的财宝去找色雷斯的国王波林涅斯托耳（Polymnestor）。几年后，波林涅斯托耳听闻普里默斯已经覆亡，就杀死了那孩子，把财宝据为己有。这孩子的尸体被赫克犹巴（Hecuba）看到，她在当天就想出对策，用最残忍的手段报复了那暴君。那么我们的悲剧作家该从何写起呢？只能从送小孩开始。之后他就该航行到色雷斯，度过不知道多少年，走过不知道多少地方。可是欧里庇得斯是从哪儿开始的？就从发现尸体开始，其他的则由波吕多罗斯的幽灵来讲述。这点就不必赘述了，再愚蠢的人也能理解。
除了这些严重的荒谬之处，他们的各种戏剧既非真正的悲剧，也不是真正的喜剧。他们将国王和小丑混为一谈，不是因为事情本身就是这样的，而是把小丑硬塞到庄重的事务中去，既不庄重也不明智。他们的杂牌悲喜剧并未得到欣赏和同情，就连玩笑也开得不正经。我知道阿普雷（Apuleius）做过一些类似的事情，不过他的戏剧具有时间上的广度，并不是在同一瞬间呈现的。我也知道古人有一两个悲喜剧的例子，比如普劳图斯的《安菲特里奥》（Amphytrio）。不过我们若是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从来不把管乐和葬礼配在一起，即使有，也是十分谨慎的。所以结果便是，我们悲剧里中喜剧部分确实没有真正的喜剧色彩，只有不适合纯洁耳朵的脏话，要么就会表现出极度的愚蠢，倒的确能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却别无它用。整个喜剧的剧情应当充满欢乐，而悲剧应该保有适度的崇敬之情。
我们的喜剧作家却认为，没有笑声就没有欢乐。这种观点大错特错。虽然笑声可能伴着欢乐而来，却并不是由欢乐引发的，仿似欢乐是笑声的诱因一样；而同一件事情倒是可以同时引起欢乐和笑声。这二者之间向来存在着一种矛盾。快乐只能从与自身性格或者普遍天性相符的东西中获得，笑声却几乎总是来源于与我们自身和天性极不相称的东西。欢乐之中包含着永久或暂时的喜悦，而笑声只是轻蔑的逗乐。比如我们看到美丽女人时心中会充满愉悦，却绝对不会被感动得哈哈大笑。我们嘲笑畸形的生物，但从中肯定得不到欢乐。良好的机遇让我们欢乐，小小的挫折使我们发笑。我们听到友人和国家的幸福时会感到欢乐，而为此哄笑的人是值得嘲笑的。相反，我们有时应当在发现某些人把事情完全搞错了的时候大笑，并出于对这些人的尊重，会找个台阶下去；虽然我们会真心难过，但是除了大笑以外别无选择，这样的笑声中存在的是痛苦而非欢乐。不过我并不否认欢乐与笑声可以并行。例如，亚历山大的画像让我们快乐而不发笑；在诸多的滑稽剧中，我们哄笑却不觉得快乐。然而，当人们看到画上的赫拉克勒斯蓄着大胡子，表情愤怒，身着女装，照翁法勒的吩咐织布时[62]，这就既让人快乐又引人发笑了。表演如此奇异的爱情力量会带来欢乐，而这种行为的卑微会引人发笑。
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明，戏剧中的喜剧情节不是为了逗人发笑这种低级目的，而是为了把戏剧与诗歌的目的——即令人愉悦的教诲——相结合。亚里士多德明言禁止的一个严重错误，便是用可憎而不荒唐的罪恶来引人发笑，或者是让人为悲惨的事情发笑，而这些事情应该被怜悯而不是被讥讽。让人们盯着一个可怜的乞丐或者乞丐般的小丑，或者违背好客的原则，取笑陌生人的英语说得不如我们好，这有什么用？我们从中能学到什么？“不幸的贫穷最为痛苦，它使人变得荒唐[63]，”这是肯定的。不过如果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是一位沉溺于爱情的朝臣，一位萎靡不振却在威吓他人的斯拉索（Thraso），一位自作聪明的老师，一位改名换姓的旅行者等等这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中就会有欢快的笑声和具有教育意义的欢乐——正如布赫南的悲剧能够正确地产生神圣的景仰一样。
我在戏剧的问题上挥霍了太多言辞了。我这样做，是因为戏剧作为诗歌最优秀的分支，在英国使用得最多，却用得最滥，就像一位举止不端的女儿，表现得缺乏教养，让人们质疑她诗歌母亲的操守。
我们几乎没有其他形式的诗歌，只有抒情的歌谣和十四行诗，上帝要是给了我们美好的心灵，那它该有多好的用处，在公共和私人领域能产生多么神圣的果实，歌唱赞美不朽的美丽，给我们写作之手、构思之才的上帝那不朽的恩德！——于此我们可能缺乏言辞，但从不缺乏内容，我们不用转移视线，就总会诞生新的机遇。
不过说真的，许多这样的作品打着不可抗拒的爱情的旗号，我若是位恋爱中的女子，就决不相信他们是在恋爱。他们将热烈的话语讲得如此冷漠，仿佛他们宁可去阅读恋人的作品，纠结于几个夸张的词组——掺合在一起活像曾经有个跟我说风向是西北偏南的人，因为他肯定能说出好多种不同的风——而不是切实地去体会那些激情。我认为，单凭作者的力量，按希腊人的说法就是energia[力量]，也能轻易将它表露出来。这个虽然简短，却足以说明我们误解了诗歌的真正用意。
那么诗歌的外在——也就是语言——（我或许会称之为措辞）甚至更差。正经人家太太的温言软语却穿上了——或毋宁说乔装成了——官妓一般涂脂抹粉的矫揉造作：有时用词太过夸张，许多词汇在可怜的英国人眼里看去简直像是怪物——这些词看上去至少肯定是陌生的；有时又咬住同一个头韵不放，好像非得按照字典的编法；有时候又像严冬过后饥寒交迫的物象和花朵。
我倒是希望这种错误只会出现在诗人笔下，而不会大范围出现在散文作家的作品当中。许多学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真是令人惊讶。许多传教士也是这样，实在是可悲。我真心诚意地希望——如果我至少能有勇气期盼一件我力不能及的事情——勤奋模仿西塞罗和德摩斯梯尼（他们是最值得被模仿的）的人别像尼佐硫斯（Nizolius）那样，拿着本子记录这二位的修辞和句式，就好像是在细细翻译，就好像要把它们整个儿吞下，完全据为己有。如今他们端上来的每盘菜都撒上了糖和香料，就像那些印第安人一样，光把耳环戴在耳朵上天然适宜的地方还不够，偏要把首饰穿过鼻子和嘴唇，以为这样就肯定能变漂亮。当西塞罗想要说出如惊雷带来的神谕一般的话语，将喀提林（Catiline）驱逐出境时，他多次使用了反复的修辞，比如“他活着。还活着？是啊，他还来元老院了呢。[64]”等等。确实，他的内心燃烧的怒火不无理由，他想把出口话语的力度翻倍，就故意做出了发怒的人常常自然做出的事情。而我们注意到了这些言辞的优雅，就把它们生拉硬拽到与友人的通信中来，而此时怒气太多就成为了暴躁。至于怎么才能让类似的韵律听上去具有教坛上的庄严感，我就只能召唤德摩斯梯尼的灵魂来讲一讲，他对此的运用十分巧妙。德摩斯梯尼的语言的确让我想起了能用各种花言巧语把两个鸡蛋说成三个的诡辩家。然而德摩斯梯尼虽然可以算作是个诡辩家，他的努力却连一个鸡蛋也换不来。因此，诡辩家凭借此等口才，很可能得出表面高妙的结论，却说服不了几人——他们的高妙之处也就到此为止了。
对于某些出版物中的比喻修辞，我认为那些作者将一切植物学以及一切关于飞禽走兽和鱼类的故事全都抢掠来了，以便成群结队地侍奉我们的灵感，这对于耳朵来说可真是荒唐透顶。比喻的作用不是为了向对立者证明任何事情，而只是为了解释给愿意倾听的人。这一点若是做到了，剩下的就都是冗长的废话了，反倒把注意力从目标上转移开来，一点也不能帮助人作出判断。而这种判断力要么就已经被比喻满足了，要么就是比喻所不能满足的。
个人来讲，我毫不怀疑，安东尼乌斯和克拉苏——西塞罗在口才方面的伟大先辈——（就像西塞罗证实的那样）一个装作不懂技巧，一个装作不重视技巧，是因为他们这样就能用直白的说理赢得群众的信任，而赢得信任的下一步便是说服，说服又是演讲的主要目的——我要说，我并不怀疑他们使用了技巧，不过很少。习惯了使用技巧，看到的人就会觉得演说者是在跟随自己的音乐跳舞，观众就也会认为他们讲话时更注重技巧而非真实性。毫无疑问的是（至少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我发现许多没什么才学的朝臣比一些博学的教授有着更加成熟的风格，对此我猜不出别的原因，只能说朝臣通过练习，发现了他们眼中最为顺应自然的方法，并且运用了这些方法；而某些博学的教授则用技巧来表现技巧，而不是在恰当的时候隐藏技巧——逃离自然，真的是在滥用技巧。
哎！不过我发现我从诗歌跑题跑到了演讲上，真该被痛打一番。不过诗歌与演讲在语言的构思上有一种联系，我认为此次跑题可以让人们更透彻地理解我的意思——我并非为了试图教给诗人该怎样做，而只是发现了我和其他的人具有同样的缺点，所以来指出绝大多数作家共有的一两点弊病。通过承认我们有不足，就能回转到内容和风格的正确使用方法。我们的语言赋予了我们巨大的机会，这门语言确实有着各种各样精妙绝伦的应用。
我知道有人会说，英语是一门混合的语言，而撷取二者的长处岂非更好？还有人会说英语没什么语法。不，其实我们应该称赞英语不缺语法。因为英语可能的确具有语法，却并不需要语法。英语本身这么简单，也没有那些纷繁复杂的不同的词格、性数、情态和时态。我认为那些语法特征都是巴比伦塔诅咒的一部分，以致于人们还得在学校学习自己的母语。不过，要是想把心中的想法轻松适意地说出来，英语与世界上所有其他语言就都是相同的，而且还特别适合将三两个词组合在一起，与希腊语类似，比拉丁语高级得多——这是一门语言所能具有的最大的美感。
作诗有两种方式，一是古体，二是新体。古体注重各个音节的长度，据此形成诗句；新体只注重音步的数量，也考虑重音，其主要生命力依靠词语之间的相似发音，我们称之为韵。至于押韵的技巧是否更优秀，则会引起诸多争议。古体诗无疑更适合音乐，词语和音调都注重长度，更适合通过拿捏得恰到好处的音节的抑扬，来生动地传达不同的情感。类似地，新体用韵使耳朵听到特定的乐音，终究的确能够使人愉悦，方式不同，却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古体新体皆有妙处，也都不乏庄重。确实，英语比我所知道的其他粗鄙语言都更适合这二者。因为对于古体来说，意大利语满是元音，总需麻烦地省略；荷兰语则相反，辅音太多，不能组成甜美流畅的诗句；整个法语里面则连一个重音在倒数第三个音节上的词都没有，西班牙语里也多不了几个，因此用扬抑抑的格就十分不雅。而英语就没有上述任何缺陷。对于节奏，虽然我们不重视长短，却严格依循重音，而其他语言要么不能这样，要么不能做得如此彻底。至于诗句中的休止或停顿，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都没有停顿，而在法语和我们的英语中却几乎向来不少。
最终，意大利语甚至不能把韵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阳韵；不过还是可以放在倒数第二个音节里的，法国人把它叫作阴韵，或者倒数第三个音节，意大利人称之为三韵。阳韵的例子是bruno-suono；三韵的例子是femina-semina。从另一方面来讲，法语既有阳韵（比如bon-son）也有阴韵（比如plaise-taise），可是没有三韵。而英语三种都有，比如due-true，father-rather，motion-potion，还有许多，不过我认为这次讨论已然太过琐碎了。
因此，诗歌自古值得赞扬，其中洋溢着欢乐，滋养着美德的生长，而又不乏能够配得上学术这一高贵称号的馈赠。由于对诗歌的谴责要么虚假要么孱弱，由于诗歌在英国不受尊敬是因为冒牌诗人而不是真正诗人的错误，最终，由于我们的语言最适合为诗歌锦上添花，并亦因诗歌而增光，所以，我恳请不幸读了我这篇浪费墨水的歪文的你们，甚至也以九位缪斯的名义恳求你们，不要再轻视诗歌那神圣的奥秘了，不要再嘲笑诗人的名字了，仿佛他们是傻瓜的第一继承人，不要再嘲笑“押韵者”这一受人尊敬的称号了。要同亚里士多德一道相信，诗人们掌握着希腊神祇古老的财富；要同班布斯（Bembus）一道相信，诗人是一切文明的开拓者；要同斯卡里格一道相信，任何哲学概念都不能像阅读维吉尔那样能让你更好地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要同克努图斯（Cornutus）的翻译者克劳泽鲁斯（Clauserus）一道相信，诗歌通过赫西奥德和荷马取悦了天神，戴着寓言的面纱教给了我们所有的知识、逻辑、修辞、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还有什么没有教到？要同我一道相信，诗歌中包含了诸多奥秘，故意写得隐晦，以免被凡夫俗子误读；要同兰蒂诺（Landino）一道相信，诗人颇受神明眷顾，他们笔下的所有篇章，都源自一种神圣的狂热；最终，当诗人对你说他们要用诗句来使你不朽时，一定要相信他们。
这样，你的名字就会在印刷所里随处可见；这样，你就可以贴近各种诗歌的形式；这样，你就会变得最公正、最富有、最智慧、处于一切的巅峰，你就会达至各方之“最”；这样，即使你是一个被释奴隶的儿子[65]，也能突然步赫拉克勒斯的后尘[66]，“若我的诗句无所不能[67]。”
不过，如果——该死的“如果”——如果你生在震耳欲聋的尼罗河瀑布附近，以至于听不到行星般的诗乐；如果你的心灵在土地上匍匐，以至于不能抬头仰望诗歌的天空；亦或出于某种粗俗的蔑视而变成个蠢蛋，成为了诗歌这方面的莫姆斯[68]，那么我纵然不会希望你有米达斯那样的驴耳朵[69]，但也不愿你像布勃瑙斯那样被诗人的词句感动得自缢，也不愿你像传说中在爱尔兰发生过的那样听诗咏致死。而我要代表所有诗人给你下这么一个诅咒——你活着的时候，在爱情中，由于写不出十四行诗，就永远博不得青睐；而在你死后，由于没有墓志铭，关于你的记忆便也会从大地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