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又到巴黎：成为联合国官员

走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门

1993年4月16日是个星期五，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节点。这天我从北京乘德国汉莎航空的航班，飞往德国法兰克福。从法兰克福转机，于傍晚时分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飞机缓缓降落的过程中，透过左面的舷窗可以看到远处落日余晖下埃菲尔铁塔的身影。通常人们在开始人生的一个新阶段时总会有些激动，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除了对新工作有几分好奇外，似乎并没有不平静的感觉。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享誉世界的“浪漫之都”，1979年我第一次出国去加拿大留学就曾路过巴黎。

一个多月前，我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人事局局长的信，通知我被任命为教育部门P5级项目专家，要我尽早前往巴黎赴任。当时我人在西安，担任陕西省政府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副主任，之后的一个多月中我在西安和北京之间往返办理了各种手续。那时国家机关干部的出国手续是很烦琐的，好在我去教科文组织是国家推荐，由国家教委（1998年更名为教育部）为我办理出国手续，省去不少麻烦。在北京协和医院体检，又联系教科文组织驻北京的办事处为我买了机票，折腾了一个多月终于成行。

巴黎机场入关时法国警察问了我几句话，我凭着在国内自学的基础法语应付了。出发前国内通知了中国常驻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团（以下简称常驻代表团），他们派了一辆挂着绿色外交牌照的奔驰轿车到机场来接我。司机张振林来自国家教委的车队，去往市区的路上他一直在给我讲述他在巴黎生活的实践经验。这是一位奇人，他一句法语也不会，但是在巴黎没有他找不到的地方，据说是靠看街牌上的第一个字母。他还能到法国的各部门办驾照、车务，比比画画居然就能把事情办了。常驻代表团在巴黎的第六区卢森堡公园附近的戈赛街有一栋小楼，当时作为接待临时来访人员的招待所，我被带到这里安顿下来。

当晚，我被接到常驻代表团在巴斯德大街23号的驻地，常驻代表秦关林大使招待我吃了一顿饺子。秦大使给我介绍了教科文组织的大概情况，也说到教育部门中一直没有中国籍官员，工作很不方便。当时我拿到的还是教科文组织聘用11个月的临时合同，所以他希望我尽早转为正式合同，成为新中国进入教科文组织中这个最重要的业务部门的第一人。看来我肩上的担子不轻。

第二天是星期六，一大早来到巴黎的大街上，比起上次来巴黎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卢森堡公园里绿树参天，阳光灿烂，空气新鲜。年轻人在晨跑，老年人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一幅安宁的图景。路旁的花店摆出五颜六色的鲜花，巴黎不愧“花都”之称。沿街的建筑散发着典雅的历史文化气息，让人身心陶醉。按照手上的巴黎地图，步行20分钟，我来到位于丰特努瓦广场的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我没有出入证，只能在铁栅栏外观看。

这是一个七层的呈三叉戟形的建筑，办公室分布在三个“翼”上。总部大楼的大门朝西，正对着法国军事学院，大门旁边有“UNESCO”的巨幅标志，四周绿树环荫。军事学院再往西就是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了。当年法国这个东道主真是慷慨，给教科文组织选了这样一个好位置。这栋大楼作为法国政府给教科文组织的礼物，于1958年建成，占地三万平方米，整个建筑矗立在72根混凝土柱桩之上。我不懂行，但是听说此楼以其卓越的建筑价值在国际建筑界享有盛名。大楼南面是宽敞的庭院和绿草茵茵的草坪，上面矗立着一些雕刻艺术品，那是一些会员国送给教科文组织的礼物。后来几年我仔细观赏过这些多数为抽象派风格的作品，有几个还是大师的杰作，例如，瑞士抽象派雕塑大师贾科梅蒂的名为“行走的男人”的一个步履匆匆的青铜人形雕塑。但是也有些我真的看不懂。记得有位欧洲国家的大使曾对我开玩笑地说，会员国把自己不喜欢的作品都送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里最负盛名的作品是在一层2号会议厅外墙上的一幅毕加索在1958年为教科文组织绘制的巨幅墙画，名为“伊卡洛斯的坠落”。这幅90平方米大的画上有大海、沙滩和抽象的男女人体，中央画了一个头朝下坠落的骨架形象。不过这幅画本身色调偏暗，那面墙的光线也不足，因此很不起眼，常常被人忽视。总部地下一层的走廊墙上还有一幅中国画，是国画家朱屺瞻的《寿松图》，这是中国在1979年赠送给教科文组织的。大楼后面的院子里有一个东方风格的花园，是来自日本的礼物。这里可以说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多样性既表现在其工作人员不同的文化背景上，也表现在大楼内外的建筑、花园、雕塑和画作这些不同的文化符号上。

南面与大楼相连的是一座大屋顶的建筑，那是供各国代表团开大会的可容纳千人的会议厅。草坪上沿着栅栏排列着近200根旗杆，是为大会期间升起所有会员国国旗预备的。从草坪向西面望去，旗杆后面的天际线是路易十五修建的法国军事学院灰色的穹顶，更远处可以看到埃菲尔铁塔的顶部。历史与文化在这里交汇，这就是我将要工作的地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瞥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是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之一，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文缩写为UNESCO。联合国专门机构是联合国体系内的在特定的领域从事国际活动的组织，它们并不是联合国的附属机构，在组织上和活动上都是独立的，只是根据协定与联合国有特殊的法律关系。教科文组织于1945年11月在英国伦敦正式成立，同年12月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总部设在巴黎。其使命宣言是“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其宗旨是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从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教科文组织是各国政府间讨论教育、科学和文化（后来又加上了信息与传播）问题的国际组织。它的五大目标职能是：（1）思想的实验室；（2）标准的制定者；（3）国际合作的推动者；（4）信息交流中心；（5）能力建设者。它又是一个意识形态非常强，与政治牵扯甚深的国际组织，尤其是在信息与传播和文化领域。历史上美国和英国都曾经因政治原因而退出过教科文组织，美国在2018年第二次退出。

教科文组织由全体大会、执行局和秘书处三大机构组成。每两年召开一次的全体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讨论通过战略、计划和预算。大会主席由全体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两年。由58个会员国代表组成的执行局是大会闭幕期间的管理和监督机构，每半年开会一次。其主席由执行局选举产生，任期也是两年。秘书处负责执行日常工作，由执行局选举并经大会任命的总干事作为首席执行官领导秘书处的工作，任期四年，可连任一次。总干事是教科文组织的“掌门人”。

目前教科文组织有193个会员国，使用联合国系统的六种语言：英语、法语、俄语、汉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其中英语、法语为常用的工作语言。教科文组织的经费与在纽约的联合国没有关系，其“正常预算”来自会员国分摊缴纳的会费，其“预算外资金”则来自会员国，其他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金融机构、基金会、企业或个人的捐赠。预算与计划每两年编制一次，目前每个双年度的正常预算约为5亿美元。

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由总部机关、驻各国的办事处以及研究所组成。总部机关的机构设置在不同总干事的任期内通常会有调整，但大的构架多年来并无大的变动，分为负责实施业务工作的业务部门（Programme Sectors）与负责综合协调和服务的中央服务机构（Central Services）两个部分。业务部门有五个，涵盖教科文组织的五大业务领域：教育、自然科学、社会与人文科学、文化、信息与传播。被许多中国人熟知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或者说“申遗”，就是教科文组织文化部门的工作。每个业务部门由一位助理总干事领导。各个部门的人员规模与预算经费差别很大，最大的是教育部门。

中央服务机构最重要的是三个局：战略规划局、财务管理局和人力资源管理局（也就是人事局）。其他还有法律顾问、内部审计、大会与执行局秘书处、总部事务管理局等单位。这些机构的负责人是局长级的官员。另外还有一个对外联络部门和一个非洲优先部门（2018年以后这两个部门被合并），各由一个助理总干事领导。在博科娃担任总干事时期，其治下设1个副总干事、8个助理总干事。这些人加上总部中央服务机构的局长和总干事办公厅的主任，共20人，组成总干事麾下的“高级管理团队”。总干事通过这个团队领导教科文组织的1200人的日常运作和实施所有项目与活动。

教科文组织在50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分别涵盖一个或多个国家。另外在纽约、日内瓦、布鲁塞尔、亚的斯亚贝巴还设有4个联络处，负责联络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日内瓦机构总部、欧盟和非盟。教科文组织有10个研究所，分散在不同国家，其中多数（7个）隶属教育部门。这些研究所被称为“第一类机构”，所长和主要人员都是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人员。

绝大多数会员国在巴黎设有常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团，通常由一位大使衔的常驻代表率领。中国是教科文组织的创始国之一，1949年以后，中国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国民党政权占据，直至1971年才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

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人员被称为“国际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务员”（international civil servant），还有称之为“国际职员”的。这些人分为三个等级：（1）一般事务类人员，G级（General Service），包括从事行政辅助工作和文秘工作的职员、秘书等，分G1到G7共七个级别；（2）业务类官员，P级（Professional），分五个级别，P1和P2级属于初级专业官员，P3和P4级为中级专业官员，P5级为高级专业官员；（3）高级官员，D级（Director），细分为两级，D1级（司长）和D2级（局长）。再往上就是负责一个部门的助理总干事（ADG级）了，相当于联合国的助理秘书长。根据教科文组织与法国政府的协议，P5级以上的官员在法国具有外交身份，享有外交豁免权和出入境免检礼遇。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国际公务员入职时要宣誓，申明将为联合国的利益而规范自己的行为，不接受任何政府或其他机构的指示。

一波三折的竞聘

我到教科文组织任职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做外交官时，就知道教科文组织是一个负责教育领域工作的联合国机构。那时觉得作为联合国官员，推动全球教育合作与交流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集教育和外交为一体的工作，也就有了以后找机会去教科文组织工作的隐约想法。

1989年底我任满从加拿大回国，到国家教育委员会等待分配工作。人事司本希望我继续做外事工作，说了几个涉外单位让我考虑。其中的一个叫“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简称全委会），这是国家教育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司局级单位，统筹协调中国各有关部门参与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我拜访了当时全委会的秘书长曹元聚，他告诉我，参与教科文组织的活动对中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十分有益，国家对此也很重视。但是我们国家在这个组织内的人员非常少，目前在那里工作的有两类人，一类是从事中文的翻译与打字，有十几个人。另一类是在业务部门的官员，当时只有寥寥几人。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最希望有人加入的教育部门则没有一个中国籍的官员，这很不利于推动我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和在教科文组织中发挥影响力。

曹秘书长认为我的条件十分难得——有博士学位，英语好，还有外交官经历。不过他认为，如果我想进入教科文组织的教育部门，尚缺乏在教育业务领域的业务与管理工作经验。如果能够补上这块短板，那么我就有很强的竞争力。他建议我去教委的一个业务司局工作，取得经验和资历，补上短板。我那时刚刚回国，与这位秘书长并不熟悉。但是他深感中国在教科文组织“朝中无人”的掣肘，眼前忽然冒出我这样一个有潜力的“苗子”，他当然不会“放过”。后来他在我竞争职位的事情上也确实出了大力。不过他也告诉我，教科文组织的官员是从所有会员国中公开招聘的，对专业经验与语言能力的要求非常高，竞争激烈，这也是多年来中国人很难进去的原因，因此要有做长期努力的准备。我觉得曹秘书长的分析十分在理，后来也一直很感激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我自己需要做的是积极创造条件，查漏补缺。

我还蛮有运气的，国家教育委员会职业技术教育司的杨金土司长在我回国前曾去加拿大访问，当时我在渥太华接待他而且我们谈得很投契，他还曾动员我回国后去他的司里工作。我找到杨司长，他那里正好有一个综合处处长的位置出缺，主管政策协调和外事。杨司长是个极果断的人，我上午找了他，他下午就去人事司要人了。1990年春，我正式到职教司任综合处处长。我在那里工作了近三年，前两年是综合处处长，参与了那一时期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宏观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全局、现状与改革有了很深刻的了解与切身的体会。其实教育管理不是一门“硬科学”，只要有机会参与并且认真学习，就可以成为专家。后来我又兼任职教司的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司内各项工作。这两个岗位使我有机会熟悉部委的运作机制，培养了总揽全局和综合协调的能力。

国际职业教育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活动一直很活跃，但是此前中国参与不多，原因是那时中国从事职业教育的人懂外语的很少。当时在国家教委能够用英语直接交流的职业教育方面的官员只有我一人，所以那几年我有机会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会议，并且在会上积极发言。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我感到，我们国家在国际教育界的声量不大，我们的许多成就与经验不为外人所知。而教科文组织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既可以学习别国经验，也可以介绍我国的成就。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我结交了不少各国的职教官员和专家，我在这些活动中的积极表现，为我在国际职教界打出了知名度，也引起了教科文组织官员的注意。

在1991年下半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负责职业教育的一位巴基斯坦籍官员建议我争取加入教科文组织。他在此前的几次国际会议上看到我的表现，认为我很有条件竞争职位。那次活动结束回国后，我就此事写了一份报告给国家教委领导，希望国家支持我参与竞争教科文组织的职位。主管外事的滕藤副主任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我的条件的确很难得，而且他也确实一直在为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内没有中国籍的官员而伤脑筋。不过他也说，这种事要看机会。

不久之后，国家教委挑选了被认为具有竞争力的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人，其中有大学校长、研究所的副所长、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等，我们的材料被送到巴黎的教科文组织总部，请他们考虑录用。后来我才知道，时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为一起人事案请求中国协助，滕副主任借此机会提出给中国两个教育方面的专业职位。马约尔同意了，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有适当空缺；二是中国推举的人选要经过面试，必须符合教科文组织的录用标准。

1991年底，马约尔总干事派了他的办公厅主任来华，在国家教委面试中方推荐的人选，我们五个人依次与他面谈。这位办公厅主任并没有问很多与教育有关的专业问题，只是闲聊以前的经历，目前从事的工作以及以后有什么打算，感觉很平淡。

1992年春天，教科文组织的教育助理总干事科林·鲍尔来华访问。曹元聚秘书长安排我与鲍尔见了一面，地点在他下榻的北京建国饭店的咖啡厅。那天下午我见到了鲍尔和陪同他的教科文组织驻中国办事处的主任日本人武井士魂。鲍尔是澳大利亚人，以前是布里斯班大学的教授，他为人随和，说话直爽，寒暄几句之后马上就开始问我对当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趋势有什么看法，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职教模式相比有什么特点。我马上明白了，这是一次非正式的面试，既是专业知识考核，又是语言能力的测验。好在他问的这些都是我很熟悉的内容，能够应对自如。

鲍尔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让我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至今印象很深的一个问题是，假设我是教科文组织的一名官员，到一个非洲国家去，能给这个国家发展职业教育提出什么建议。他还问我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如何管理自己的团队。他不做任何记录，只是认真倾听。武井主任在旁边一言不发，也只是听我的回答。最后，鲍尔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看看表，居然谈了一个半小时。

“面试”结束后，谈话变得轻松起来。鲍尔说他属下的教育部门的职业技术教育处处长最近出缺，是一个P5级的职位，正在招聘。他们审阅了中方提供的五个候选人的材料，认为我的资历与经验符合这个职位的要求，所以他利用这次访华的机会亲自对我做一次面试。他说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认为我完全可以胜任这个职位。不过他又说，在职业技术教育处工作了许多年的一位意大利籍的P4级官员也在竞争这个职位。他试探问，假如意大利人得到了职位，我是否愿意考虑他空出来的P4级的项目专家的职位。我回答愿意考虑。

与鲍尔结束谈话后，一直没有发言的武井主任送我离开。他对我说，他的感觉是我会得到这个职位。我回答说，借你的吉言，希望如此。他说作为教科文组织驻中国的代表，他一直希望协助中国政府增加在教科文组织中中国籍官员的数量。临别之际他说：“我会为你和中国政府感到高兴。不过，中国会失去一个出色的人才。”

滕藤副主任在会见鲍尔时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我的政治支持。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张维教授曾经于1972—1976年担任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他与我父亲很熟，我是他在清华园里看着长大的，他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给马约尔总干事。鲍尔在临别时让我等消息，没想到一等就是一年。

1992年底，我外派西安，任陕西省政府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成为副局级干部。去西安之前，我去向滕副主任辞行，他说很遗憾，鲍尔走后一直没有反馈，去教科文组织工作的事只好从长计议了。他还说，去地方工作很好，想要在仕途上发展就要能吃苦。

在陕西刚刚工作了四个月，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放手大干一番的时候，国家教委通知我说收到了教科文组织人事局的一封信，我已被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任命为P5级的职业技术教育项目专家，要求我尽早赴任。我是这次中方推荐的五个人中唯一获得任命的。

后来进了教科文组织才知道了内情。当时这个处长的职位有近百人竞争，我作为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之一被挑了出来，进入只有几个人的“小名单”。鲍尔后来对我讲，他们仔细研究了我的履历，看到我有加拿大的博士学位，做过外交官，又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教育部门负责职业技术教育的政策规划，还参与过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管理。这都是他们认为难得的经历。他还说我的履历很特别，大学本科学的是体育，念研究生改为生理学和生物学，毕业后做外交官，回国后又从事职业技术教育，几次专业和职业变动的跨度都很大。尽管跨度大，但是每跨一步，职务都有提升，说明我的能力全面，适应性强。其他候选人大多是大学毕业后留校，从讲师、教授、系主任、院长到校长一路升上去。他对这种单一职业路径的人不感兴趣。我没想到我的职业生涯或被动或主动的几次改弦易辙竟成了我的强项！

不过，由于会员国施加政治影响，总干事后来还是决定任命那位意大利人为处长，把他留下的职位留给我。鲍尔向马约尔报告了在北京对我面试的情况，说P4级对我来说太低，马约尔于是决定把这个职位提升为P5级给我。从P4级到P5级是一大台阶，P5级是高级专业人员，享有外交身份。从1989年回国算起，“折腾”了三年多，在国家的支持下，自己有意识地创造条件，再加上些许运气，我终于向教科文组织迈出了第一步。

1993年3月，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来中国访问。滕副主任让还在西安的我临时回北京，见一见我这位未来的“老板”。在招待晚宴之后，滕副主任把我介绍给马约尔。马约尔握住我的手说十分高兴见到我。我感谢了他对我的任命，我想客套一下，说：“总干事先生，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教科文组织官员？”马约尔放声大笑，说：“既然我任命了你，说明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教科文组织官员了。”在场的人也都笑了起来。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早就听说教科文组织的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但是当我在1993年4月19日星期一早上9点准时到达总部大楼时却发现，无论是我要去报到的人事局还是我要去工作的教育部门都不见人影，初步领教了这个据说很受东道国风气影响的国际组织的作风。等到快10点才找到人事局的人报到，办理各种手续。后来还领到了在法国的外交身份证和一本蓝色的印有联合国标志的护照，正式名称是“联合国通行证”，也就是说我是联合国官员了。

在人事局办完手续后，我到教育部门的职业技术教育处去见处长。我的这位新领导叫蒂波蒂尼，50多岁，胖胖的，卷发，典型的意大利人模样。处长人很不错，颇有意大利人的豪爽与热情，我们一见面就互有好感。蒂波蒂尼在教科文组织工作多年，听说他年轻时专业能力很强，曾经是一颗希望之星。不过后来他身体不好，年纪渐长，变得有几分暮气。不过他熟知教科文组织的各种规矩、人头很熟，许多人事上的历史纠葛他可以如数家珍。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极有用的信息。他不拘小节，享受生活，对食物、对酒、对服装、对艺术都有甚高的鉴赏力，还爱给我讲他年轻时候的“风流韵事”。他对总部建筑极熟，知道大楼的哪个角落有一个沙发，上班时间如果累了可以去那里打个盹而不会被别人看到。他热心快肠，我的车停在路旁被撞了，他带我去警察局报案，迫使肇事者赔款。在教科文组织，他是一个很好的领我入门的师傅，我们后来始终相处愉快。

处里还有其他几位官员和三个秘书，其中一个秘书为我工作。一开始处长只是让我看文件，自己去熟悉情况。后来我发现，在国际组织中很大程度上都要靠自己主动去学习，主动找事干，领导给的指点通常不多。这倒是应了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话，“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处里还有一位“老同志”，来自保加利亚的即将退休的职业教育专家迪安科夫，他在我到来的初期给了我许多指点和帮助。不久之后一位来自韩国教育部的官员张基元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是韩国政府为了培养本国官员而出钱送到教科文组织工作的，为的是获取国际经验。我熟悉职教工作，在专业上给了他不少帮助，也和他建立了友谊。他回到韩国后在教育部做到助理部长，还当了韩国常驻教科文组织的大使衔代表。后来我主持的教科文组织在韩国举办的两次非常重要的大型国际会议，即1999年的“第二次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和2015年的“世界教育论坛”，都是在他的协助下使韩国政府决定作为东道国承办会议的。这是后话。

我到巴黎不久，滕藤副主任来巴黎出席执行局会议。一个周末我陪同他到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的花园散步，他对我说，你是我们国家进入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的第一人，我们会支持你，但是以后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努力。他说得很对，背后有国家支持，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己的奋斗。他还说：“我想你总该做到助理总干事吧。”助理总干事相当于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对于初出茅庐的我来说是一个远在天边、高不可攀的职位。不过我当时还是回答说，“我会尽力”。

肩负如此厚望，我开始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5年的职业生涯。17年后，我真的当上了助理总干事，我托人转告早已退休的滕藤副主任，我终究没有让他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