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任总干事（1999—2009）松浦晃一郎

我和唐虔博士已经密切地合作了20多年，我们的合作可以分为四个不同长度的时间段。

第一个时间段是1998—1999年，我参加竞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那时我是日本驻法国大使，应日本政府的要求，我决定竞选1999年底出现空缺的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职位。唐博士当时已经在教科文组织的教育部门工作，因此我向他请教教科文组织的情况，请他为我介绍该组织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工作。此外，我知道唐博士与中国方面有很好的关系，因此我请他将我的竞选理念转达给中国政府高层。最后我有幸从11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任总干事。

我与唐博士合作的第二个时间段持续了10年，这也是最重要、最长的一段时间，涵盖了我担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期间的各项工作。教科文组织下设五个业务部门，分别是教育、自然科学、社会与人文科学、文化、传播与信息，其中教育部门是最重要和最复杂的部门，需要在世界各地开展活动。因此我认为教育助理总干事一职至关重要，应该由一位一流的专业人员担任，能够在应我的要求赴世界各地执行任务时，从国际认可中获益。

为了支持助理总干事的工作，业务部门的二号职位显然应该由具有极强管理能力的人担任。为此我在2001年决定在教育部门设立一个新的行政办公厅，任命唐博士担任主任（D1级）一职。尽管早在2000年他已被委任为中等教育、科学教育与职业教育司的司长，但他仍然是最适合担任办公厅主任职位的人。四年后，2005年，我擢升他为副助理总干事（D2级），兼任行政办公厅的主任。我设立这样一个职位是考虑到教育部门的重要性及其活动的复杂性，这是教科文组织五个业务部门中唯一的副助理总干事职位。

在任内的10年间，我从外部招聘了三位教育助理总干事，他们都是世界知名的教育专业人士。然而，事实证明没有一个人能够处理他们在总部、地区办事处和分布在全球各地的教育研究所所面临的复杂的专业与管理问题。因此，我在处理涉及教育部门管理方面的问题时完全依赖唐博士，为此我经常请他到我办公室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当然，为了避免任何摩擦，我都会让教育助理总干事知晓我在充分利用唐博士的管理才能来帮助他们处理教育部门的问题。回顾我们合作的第二个时间段，我深信，如果没有唐博士，我作为总干事不可能成功地完成教科文组织在教育方面的所有重要使命。

在我离开教科文组织以后，我与唐博士的第三段合作仍在继续，当时我的继任者伊琳娜·博科娃已经任命他为教科文组织负责教育的助理总干事。看到他被擢升，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在此后的8年间，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位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助理总干事。毫无疑问，这得益于他在我任职期间担任二把手的经验。那段时间无论何时我去巴黎，我们都会定期在他办公室会面或共进午餐，就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教育问题以及教科文组织在这些问题上的作用交换意见。就在我离开教科文组织之前，我收到了印度政府的一项提议，要在新德里建立一个新的教科文组织的教育机构，这是亚洲的第一个此类机构。我接受了这个提议并指示唐博士进行详细规划，他做得非常成功。该教育机构被命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圣雄甘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所”，我被聘请为研究所理事会的理事，因此我与唐博士每年都会在新德里见面。

自从唐博士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休以来，我一直与他保持联系，从而开启了我们合作的第四个篇章。我们偶尔在巴黎或者世界的其他地方会晤。比如，我们已经开始定期在香港见面。陈一丹基金会的总部就设在香港，该基金会设立了一个大型的教育奖。唐博士是该奖项的全球顾问委员会主席，而我是评审委员会的主席，这让我们密切、持续地保持联系与合作。

上述是我与唐虔博士20多年来一直合作的简述，我们之间的合作一直持续到今天，我感到非常满足。在此我谨向唐博士表达我的感谢之情，感谢他多年来的忠诚合作与无私帮助。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唐博士以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5年的工作经验写成了这本书。我相信，读者朋友们一定会有兴趣看到，东方传统的和谐、宽容和包容原则，以及在西方世界和国际组织的丰富经验是如何使唐博士成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全球教育领袖和教科文组织出色的高级管理者的。毫无疑问，这本书能够开阔年青一代的思想，拓宽他们对全球事务的视野。而在当今世界，这是促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