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川流不息

2017年的一个下午，我去了黄浦江沿岸公平路上的一座旧日客轮码头。少年时代，我放暑假时就从这里出发，坐一天一夜的海轮去青岛。1976年，我父亲创建了青岛远洋公司，他平时住在青岛。这里是上海最早的海轮码头，站在码头上等船开闸，不一会，海风中沉重的盐分就把裸露在外的手臂和小腿都变得湿答答的了。这是我对上海这座城市就在大海边上的第一个直观的认识。

那座码头教会我的还有很多，只是要等待岁月和机缘慢慢揭示出来。作为十九世纪通商口岸城市最重要的码头之一，它是早年获得庚子赔款资助的清华留美幼童赴美学习的出发地，它也是怀抱救国梦想的留法勤工俭学青年前往法国的出发地。它是洋行大班进入上海的第一站，比如沙逊家族和嘉道理家族，它也是二十世纪，许多来亚洲谋求更好的人生的欧洲青年，在数月海上旅行后，见到的东亚第一张脸。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回忆起这座城市时，说出了自己对这座城市开放性的认识：“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如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上海那样，教会我如何做一个世界公民。”（劳伦斯·嘉道理爵士）。以及，对这座城市的倔强与自强的判断：“日本人一定会（在太平洋战争中）夺取上海，但上海人最终会将所有外国人都赶出去，上海终是上海人自己的城市。”（维克多·沙逊爵士）。

在2017年的那个下午，夕阳将滨江公园上的那堵透明的玻璃幕墙照亮，我发现玻璃幕墙里有半透明的旧照片，照片里的人，正是曾在这里走向世界的留美幼童们。

现在，这里已经不是我少年时代空旷的旧码头，而是上海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滨江岸线公园。

从1865年，外滩建成公家花园和一小块滨江绿地开始，超过一百年以来，上海一直只有一公里左右的滨江岸线，供整个城市作为客厅来使用。人们来到上海，如果不到外滩来拍一张照片，就好像去旧金山却没与金门大桥合影，去伦敦却没到伦敦塔下拍张照片一样。如今，黄浦江滨江一带，已成为有四十五公里之长的水岸公园了。

在四十五公里长的滨江公园里，有时路灯是二十世纪的工厂旧钢管改造的，纪念中国工业的发源地。有时草地里的石板路上，刻着十九世纪的海运时代旧仓库和海运公司的名字，纪念将上海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现在，上海已经是世界上年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江边的美术馆是1950年代的煤码头和仓库改建的，门口还留着橘红色的行车架子，纪念这座城市的工业历史。有时红色的慢跑道绕过了2010年世博会的场馆，纪念为了欢迎世界博览会来到上海，我们为此经历过的八年城市更新，六个月城市狂欢，那是热烈爱世界的滋味。

在滨江的四十五公里岸线上走一遍，我心中谦卑而欣喜：上海看上去，像是一个有来历，有脑子也有雄心的城市了。2019年，上海滨江水岸计划要从四十五公里岸线扩展到九十公里，这就比伦敦泰晤士河八十公里水岸步道还多了十公里。

诚然，上海并没有伟大的自然，连海水都不够蔚蓝，因为我们在扬子江的最末端。上海也没有璀璨的文明，我们只有一座宋朝时候的古塔，四十米高，塔里并未封存着重要的古籍和珍宝。但是，我们也可以成为一座伟大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