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1914年的精神

一

在国境线另一边的德语国家奥地利，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勒尔（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提供了激进反犹主义的另一个版本。舍纳勒尔的父亲是一位铁路工程师，曾被哈布斯堡皇帝授予贵族头衔，以奖励他对国家的服务。1866年，奥地利在普奥战争中战败；第二年，哈布斯堡王朝重组为由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平等国家组成的邦联，以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为共主，中央政府设在维也纳。在中央政府内任职的绝大多数是说德语的人，奥地利境内大约600万德语人口接受了被逐出德意志邦联的命运，转而强烈认同哈布斯堡家族，将自己视为奥地利帝国的统治集团。但舍纳勒尔对此不以为然，他在1878年的奥地利议会上喊道：“要是我们属于德意志帝国该多好！”作为一位激进的改良地主，舍纳勒尔倡导成年男性普选权、完全世俗化的教育、铁路国有化——这一点或许体现了他父亲的职业——以及国家扶持小农和手工业者。他将哈布斯堡王朝中的匈牙利裔和其他民族视为德语人口进步的障碍，认为奥地利的德语人口如果与德意志帝国统一起来，将能够在经济与社会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91]

随着时间的推移，舍纳勒尔所信仰的德意志种族优越论，开始与越来越强烈的反犹主义结合在一起。1885年，他在自己于1879年提出的11条《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林茨计划》（Germannationalist Linz Programme）中增加了第十二条，要求“在公共生活的所有部门清除犹太人的影响”，以此作为他所希望实现的改革的前提条件。舍纳勒尔在奥地利议会的席位，使他不但能够反抗犹太人在诸如铁路公司等领域的影响力，而且可以免于因言辞过激地谴责犹太人而受到控告。他创建了一系列组织，用以宣传自己的观点，其中的泛日耳曼协会（Pan-German Association）在1901年的议会选举中成功获得了21个席位。该协会不久即在领导层的私人交恶中散伙，但是以它为榜样的其他反犹组织纷纷出现。泛日耳曼协会喋喋不休地谈论臆想中的犹太人的邪恶影响力，使愤世嫉俗的地方政客更容易获得支持。比如基督教社会党保守派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他通过煽动反犹情绪赢得了足够的选票，于1897年代表崛起的右翼政党基督教社会党出任维也纳市长。卢埃格尔担任此职一直到1910年，他在任时混合了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与富于想象力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市政改革，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2]

舍纳勒尔从未像卢埃格尔那样得到过广泛支持。但卢埃格尔的反犹主义虽有影响力，其本质却是机会主义的。他因为与维也纳的犹太名人一起进餐而招致批评，对此他曾说过一句名言：“谁是犹太佬，由我说了算。”而舍纳勒尔的反犹主义则是发自内心、坚定不移的。舍纳勒尔宣称，反犹主义确实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成就”。[93]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想法甚至越来越极端。自称“异教徒”的舍纳勒尔发起了一场反对罗马天主教的运动，其口号是“远离罗马”。他还杜撰了假装成中世纪词汇的问候语“Heil!”（万岁！）。1902年舍纳勒尔在议会里使用此问候语，引起了议员们的普遍愤慨，因为他那次演讲的结束语是：“起立，祝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万岁！”以此表达他对德意志皇室而非奥地利皇室的忠诚。舍纳勒尔的追随者称他为“Führer”（元首），这可能是那场运动给极右翼政治词汇表增加的另一个术语。他提议用日耳曼名称重新命名每年的节日和月份，比如称“圣诞节”为“Yulefest”，称“六月”为“Haymoon”。更古怪的是，他提议使用新的纪年，将元年定在公元前118年，即日耳曼族的辛布里人（Cimbri）在诺里亚战役（battle of Noreia）中打败罗马军队的那一年。舍纳勒尔真的举办了一次（不太成功的）庆典，迎接新千年2001 n.N.（n.N.为“nach Noreia”的首字母缩写，意思是“诺里亚战役之后”）。[94]

舍纳勒尔是毫不妥协的种族反犹主义者，“宗教无高下，种族有优劣”是他特有的那些朗朗上口的口号之一。舍纳勒尔的极端言行使他与当局多有抵牾，尤其是在1888年，一家报纸误发了德皇威廉一世的死讯，结果他怒闯出错的报社，殴打了该报的几位员工。在舍纳勒尔公开宣扬威廉为“光荣的吾皇”后，被激怒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褫夺了他的贵族头衔，议会也剥夺了他的议员豁免权，以便让他入狱服4个月的刑期。但这也没能阻止他在获释之后宣称，他“期待着德军开进奥地利并摧毁它的那一天”。如此极端的言行，表明舍纳勒尔从未真正离开政治的边缘地带。的确，在1907年的奥地利议会选举中，他没能保住连任，其追随者赢得的席位也缩减至三个。与赢得权力相比，舍纳勒尔也许更热衷于传播思想。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幌子下，他后来对纳粹主义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95]

奥地利的反犹主义，远不是独立于德国反犹主义的现象。奥地利与德国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而且奥地利曾在1,000多年里属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又归属于德意志邦联，直至1866年被俾斯麦粗暴地逐出邦联，这意味着思想影响与政治影响可以不费力地跨越国境。例如，舍纳勒尔自称是德国反犹主义者欧根·杜林的信徒。那些从维也纳寻求灵感的德意志帝国公民，尤其是居住在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地区者，肯定能注意到卢埃格尔将社会改革、天主教忠诚和反犹主义论调融为一体的理论。舍纳勒尔从种族主义角度为犹太人下的定义、对“雅利安人”神话的崇拜、公开承认不信仰并且厌恶基督教、笃信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以及对其他种族——尤其是斯拉夫人——的蔑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德意志帝国境内更加极端的反犹主义者的共识。他的观点无一与德国反犹主义相悖，二者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种极端主义思潮。只要哈布斯堡王朝继续存在，舍纳勒尔的泛日耳曼主义就注定会失败。但是，如果奥地利有朝一日灭亡了，那么它境内的少数德语人口将面临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他们是希望加入德意志帝国，还是单独组建自己的国家？假如出现这种情况，泛日耳曼主义的时机就可能到来。

二

在德意志帝国内部，德皇威廉二世于1888年即位，导致俾斯麦帝国宰相的地位被迅速削弱。《反社会党人法》含有对公民自由的诸多限制，对于是恢复还是废除该法，二人意见相左，俾斯麦被迫辞职。随着该法的废除，各式各样新型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乘势兴起，所有政治派别都参与其中。如今，各种鲜活有趣的新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与接替俾斯麦相继出任宰相的卡普里维（Caprivi）†和霍恩洛厄（Hohenlohe）‡的沉闷乏味恰成反差。其中至少有一位是备受敬慕的人物，因为他刚好是德国民族主义者所寻找的那种英雄。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是19世纪末典型的殖民冒险家，其拓殖事迹很快成为传奇。在俾斯麦于1884年很不情愿地接收了几块名义上的德国殖民地之后，彼得斯立即出发，把纸上的征服变为真正的征服。到达东非海岸后，他组建了一支远征队，向内陆进发，与各地的原住民首领签署了许多条约。按照其一贯作风，他事先并未与德国政府商量此事，俾斯麦得知后拒绝承认这些条约。随后，彼得斯陷入了更多的麻烦，因为有消息透露说，他不仅苛待男仆，还与多位非洲女子有染。关于其不端行为的报道震惊了资产阶级舆论界，但这并没有妨碍彼得斯为在非洲建立一个伟大的德意志帝国而继续求索。[96]

丰富的想象力和旺盛的精力促使彼得斯创建了各种组织，包括1884年组建的德意志拓殖学会（Society for German Colonization），它于1887年与一个有同样目标的团体合并为德意志殖民学会（German Colonial Society）。由于彼得斯本人声望卓著，加之他的支持者也颇有影响力，俾斯麦只好承认他的东非冒险，宣布他已经拓殖的地区为德国的保护领地，这是建立德属坦噶尼喀殖民地的第一步。然而在1890年，俾斯麦的继任者列奥·冯·卡普里维同意把彼得斯已宣示主权之领土的某些部分，尤其是桑给巴尔岛（Zanzibar）割让给英国，以换取英国将北海的黑尔戈兰岛（Helgoland）出让给德国。怒火中烧的彼得斯于1891年初主持了一次会议，会议的组织者是一群民族主义者，其中包括年轻的公务员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此人后来在纳粹的崛起与掌权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组建了德意志总同盟（General German League），1894年更名为泛日耳曼联盟（Pan-German League）。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大力推动德国在海外开疆拓土，在国内德意志化少数族群。受这一宗旨的吸引，东部边区学会（Society for the Eastern Marches）于1894年加入联盟。该学会致力于在德国东部省份摧毁波兰人的身份认同感。相对于泛日耳曼联盟而言，它拥有更为密切的政府关系。彼得斯创建的另一个组织与联盟并无二致，即1881年因参与哈布斯堡王朝官方语言之争而组建的德语学派协会（German School Association），该协会致力于在德意志帝国境外的德语人口聚居地保留德语。它后来更名为境外德语区协会（Association for Germandom Abroad），以此表示协会的影响范围正在极大地扩展，涵盖了德国以外世界各地德意志文化的所有方面。[97]

更多的民族主义协会随之兴起，其中最重要的大概要算1898年由军火商克虏伯出资组建的海军联盟，当时帝国国会批准组建一支规模庞大的德意志海军，克虏伯对此有明显的兴趣。不到十年，海军联盟就在各种民族主义组织中独占鳌头。如果分支机构也计算在内的话，其会员总数已远超30万。相比之下，其他民族主义压力团体的会员人数极少能够超过5万，泛日耳曼联盟的人数似乎始终卡在2万以下。[98]这些压力团体的领导人多为职业煽动家，比如因从事新闻活动而升迁受阻的军官奥古斯特·凯姆（August Keim）。这些人是众多民族主义协会中的重要人物，通常起着激进的推动作用。以凯姆为例，他是海军联盟和国防联盟（Defence League）的领军人物，还创建了另外一些名气不大的协会，比如组建于1912年的防止妇女解放之德意志联盟（German Leagu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旨在让女性回归家庭，为帝国繁育更多后代。[99]

除了这些边缘人物，还有各类心怀不满的显要人物，他们正在为施展政治抱负而在日趋民主的世界里寻找新的出路，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对有产者和智识阶层的尊重已不再发挥作用，而在1860年代至1880年代，那种尊重曾使民族自由党和其他更加偏向右翼的政党在选举中保持了好运气。这些煽动家中的许多人通过刻苦攻读取得了大学学位，然后在不太热门的部门里沿着公务员序列缓慢上升，谋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此外，相当程度的社会焦虑也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或许是过分的认同，赋予了各种民族主义协会中的所有领军人物一种自豪感与归属感，以及一种奉献和动员的目标，而不论他们的背景为何。[100]而且常常有人同时加入不同的组织；在特定的政治斗争中，几个人抛开个人恩怨和政治分歧为共同的事业而联手合作，也不是什么不同寻常之事。

暂不谈困扰着它们的频繁内斗，各种民族主义协会除了追求各自的具体目标之外，还普遍认为俾斯麦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工作远未完成，而亟须促成它的完善；他们也越来越觉得帝国领袖在此方面未尽其责。1912年，民族主义者的信仰以一种极为戏剧性的方式大白于天下，泛日耳曼联盟的主席、律师海因里希·克拉斯（Heinrich Class）用笔名发表了标题醒目的宣言：《假如我是皇帝》（If I Were the Kaiser）。他的目标毫不谦虚。克拉斯昭告世人，假如他握有威廉二世手中的权柄，则首先要对付帝国内部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和犹太人。他怒斥，社会民主党年初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是犹太人阴谋损害国家的结果；犹太人正在颠覆德国的艺术、破坏德国的创造力、腐蚀德国的民众。克拉斯写道，假如他是皇帝，他将立即褫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将其列为异类；取缔社会民主党，将其领导层、议员、报纸主编和工会书记驱逐出德国；重新制定议会普选权，给予智识阶层和有产者更多投票权，只允许最优秀的成年男子担任公职；利用全国性集会和爱国庆典号召人民群众投身民族事业。[101]

民族主义者主张，国内绥靖政策将包括压制少数民族的文化，比如普鲁士东部省份波兰人的文化——把波兰人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必要时使用武力逼迫这些被认为劣等、蒙昧的“斯拉夫人”就范。在克拉斯的领导下，泛日耳曼联盟及其盟友力主大规模扩充军备，甚至要超过1898年以来遵照《海军法》（Navy Laws）已经启动的扩军规模；扩军之后要打一场战争，德国将征服欧洲，吞并德语地区，比如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奥地利。他们毫不顾及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其他民族的感受，也无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甚至比利时境内的佛兰德分离主义者（Flemish separatists）都不太可能支持他们，更别提其他各种持不同政见者了。出于战略考虑，他们把罗马尼亚（Romania）包括了进来，并且强调，可以在比利时和荷兰的海外领地——比如刚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规模远超英国殖民地的殖民新帝国。泛日耳曼联盟及其民族主义者盟友有选择地借用尼采、朗本、达尔文、特赖奇克等作家的作品，而且在借用过程中屡屡将他们的思想进行庸俗化解读、断章取义或者简化到不可辨识的程度，然后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建立在这样一种世界观之上：以斗争、冲突、“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反犹主义和权力意志作为其核心信仰。[102]

然而，在他们怀有这些几乎毫无节制的野心要谋求德国的世界霸权的同时，泛日耳曼联盟和其他民族主义协会也对德国的现状与前途提出了强烈警告，甚至表达了失望情绪。他们认为，德意志人民受到了敌人的内外夹击——“斯拉夫人”和“拉丁人”从外部包围，犹太人、耶稣会士（Jesuit）§、社会主义者和形形色色颠覆性的煽动家和阴谋家从内部搞破坏。泛日耳曼的种族主义是通过语言的使用表达出来的，他们将各民族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行为一致的种族实体——“日耳曼势力”（Germandom）、“斯拉夫势力”（Slavdom）、“盎格鲁—撒克逊势力”（Anglo-Saxondom）或者“犹太势力”（Jewdom）。他们认为，其他种族的繁殖率已超过日耳曼人，有“淹没”日耳曼人的危险；或者说，其他种族像法国人一样正在堕落，于是通过自身的衰落对日耳曼人施加腐蚀性的影响。极端民族主义者将自己描绘成“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除非有人听到这呼喊，否则日耳曼民族将无药可救。重症需下猛药：只有通过在农民阶层、个体经营的手艺人和小企业主，以及传统的核心家庭**中恢复日耳曼民族的种族之根，才能够挽回局面。大城市已成为非日耳曼种族道德败坏与混乱无序的渊薮，需要采取强硬措施恢复秩序、礼节以及一种正确的日耳曼文化概念。德国需要一个新的俾斯麦——他应该强硬、冷酷，在国家需要拯救时，不惮于对内施以铁腕政策、对外奉行侵略政策。[103]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主义协会批评德国政府对内、对外的软弱时越来越直言不讳。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大选中的胜利，以及被民族主义者视为德国耻辱的1911年摩洛哥危机解决方案，惊醒了动辄争吵不休的各民族主义协会，他们开始采取激进行动，联合加入新组建的国防联盟——该联盟旨在为陆军提供像海军联盟对海军舰队那样的支持。合并后的新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比海军联盟与政府的关系独立得多。它完全认同泛日耳曼联盟的观点，会员人数在1912年组建之后的两年内达到9万，为泛日耳曼联盟提供了广大的群众基础，这是后者靠自身力量一直未能做到的。与此同时，泛日耳曼联盟与殖民学会联手发起了一场运动，游说政府停止承认殖民地的德国居民与非洲黑人之间婚姻的合法性。保守党中的知名人士开始与泛日耳曼联盟合作。农业主同盟（Agrarian League），一个由大、小地主组成的与保守党关系密切的大型压力团体，于1913年8月与德意志工业家中央同盟（Cent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Industrialists）以及手工艺匠人和手工业工人的全国性组织合并，组建了“生产型产业卡特尔”（Cartel of Productive Estates）。卡特尔不仅会员人数高达数百万，而且采纳了泛日耳曼联盟的许多主要目标与信念，包括排挤或解散国会，压制社会民主党，以及奉行侵略性外交政策，乃至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征服战争。[104]

这些极端民族主义压力团体，并非威廉二世统治集团的任何一种操纵策略的产物，而是通过在底层进行政治动员所产生的真正民粹主义运动。但这些团体在工人阶级中根本得不到选票；在社会各等级中，它们最底层的票仓是白领工人和职员阶层，此阶层的工会之一、与犹太人不共戴天的德意志国家商业雇员工会（German-National Commercial Employees' Union），怒斥犹太人的商业利润造成了工会会员的工资下降，并攻击说女性进入秘书和行政岗位是犹太人企图破坏德国家庭的产物。[105]然而，各种民族主义协会自1912年以来赢得的声望已使德国政府倍感压力；随着泛日耳曼联盟在右翼新闻媒体中结交了一些新朋友，政府感受到的压力就更大了。泛日耳曼联盟的支持者之一、退休将军康斯坦丁·冯·格布萨特尔（Konstantin von Gebsattel）被《假如我是皇帝》打动，写下一份备忘录。他在这篇长文中呼唤一场斗争，抗击“犹太人的阴谋诡计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煽动”；呼唤一个“没有议员的”帝国；呼唤一个并非仅为傀儡，而是真正统治国家的、挥动“全副武装的拳头”、奉行侵略性外交政策的皇帝；以及呼唤一种最大程度限制民众影响力的选举制度。

他在备忘录中提议把犹太人当作异类对待：禁止他们购买土地，如果他们移居国外就没收其财产；禁止他们在国立机构任职，比如政府行政部门、法律界、大学和军队。在格布萨特尔看来，接受洗礼当然改变不了一个人是犹太人的事实，任何人只要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犹太血统”就应该被当作犹太人而非日耳曼人对待。“犹太出版机构”应予取缔。格布萨特尔说，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德国的全部生活已被“犹太精神”主宰，这种精神浅薄、消极、具有破坏性的批评欲，是实利主义的。是回归真正的德意志精神的时候了——回归深刻的、积极的、理想主义的精神。这一切将由一场上层发动的有效政变来实现，并通过宣布军事管制、颁布戒严令来提供保障。格布萨特尔及其朋友、泛日耳曼联盟领导人海因里希·克拉斯认为，备忘录的基调是温和的。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所谓的温和，是因为考虑到这份备忘录将呈送给以同情民族主义事业著称的皇储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皇储随即满怀热情地将备忘录转呈他的父亲，以及当时接替俾斯麦担任帝国宰相的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106]

宰相贝特曼和皇帝礼貌但坚决地否决了格布萨特尔的提议，认为它们不切实际，甚至会危及王朝的稳定。帝国宰相承认，“犹太问题”是“德国未来发展的巨大隐患”；但他又说，格布萨特尔的严苛方案不能当真。皇帝对提案泼了更多冷水，他告诫儿子，格布萨特尔是个“古怪的热心人”，很多想法都“幼稚透顶”。然而他也承认，尽管把犹太人逐出德国在经济上是不明智的，但确实有必要“将犹太影响力排除在军队和行政部门之外，并且尽最大可能限制犹太人对艺术与文学的影响”。他认为，在新闻界也是如此，“犹太势力已经建立起了最危险的舆论阵地”，但是像格布萨特尔所倡导的那样全面限制新闻自由，将会适得其反。反犹主义的成见就这样渗透进了政权的最高层，皇帝读了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十九世纪的根基》之后成见愈益加深，他将此书誉为德意志民族的警钟。加之不屈不挠的泛日耳曼联盟在公开场合和暗地里对宰相的批评不断升级，贝特曼越来越感到必须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强硬路线，而这种强硬路线在危机处理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导致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07]

三

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德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心态乐观，满以为胜利在望，极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凯旋。陆军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等军界人士则预测冲突将持续较长时间，并且担心德国最终有可能战败。然而他们的专业意见未能使民众信服，确切地说是未能使许多掌握着德国命运的政客信服。[108]此前几十年间经济的大幅增长，在民众心中催生了德国不可战胜之感，1914—1915年德军在东线的几次大捷又助长了这种情绪。俄国提前入侵东普鲁士，促使德国总参谋长起用退休将军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一位生于1847年、参加过1870—1871年战争的老将接手战事，其得力助手、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是一位非贵族出身的技术专家和军事工程师，他在战争初期攻打列日（Liege）的战役中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两位将军诱敌入彀，歼灭了入侵的俄军，随后又取得一连串胜利。到1915年9月底，德军占领波兰，重创了俄军，致使敌军由上一年占领的阵地后退了250英里††。

这些战绩使兴登堡声誉卓著，被视若无敌战将。英雄崇拜很快围绕他建立起来，他那厚重结实的体态似乎为瞬息万变的战局带来了一种稳定因素。但实际上，兴登堡的政治远见和能力都相当有限，在很多方面，他只是充当着其精力充沛的下属鲁登道夫的门面，而鲁登道夫的作战思路远比兴登堡的想法更加激进和无情。这对搭档在东线的胜利与在西线的僵局形成了鲜明对比：西线战场在战争爆发后几个月内，沿着从北海至瑞士边境的450英里‡‡战壕，双方大约800万部队面对面地相持着，均无法有效突入敌军防线。松软的土地使他们可以修建一条又一条深深的防御战壕；带刺铁丝网阻碍了敌人的推进；防线上密布的机关枪火力点，能够射杀从对面阵地成功突入射程的任何部队。双方都为这种徒劳的较量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到1916年，压力开始让双方吃不消了。

在战争中期，主要参战国全部更换了领导层，反映出各国都意识到需要以更大的力量、更无情的手段动员国民、调动资源。在法国和英国，上台的分别是克列孟梭（Clemenceau）§§和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德国别具一格，上台的不是激进的文官，而是两位功勋卓著的将军——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于1916年接掌政权。“兴登堡计划”（Hindenburg Programme）***旨在振兴并重组德国经济，使之服务于那个压倒一切的目标——赢得战争。在另一位中产阶级将军†††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的管理下，战争办公室拉拢工会和平民政客承担动员任务；但这引起了企业主和其他将军的反感，格勒纳很快被调离。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甩开平民政客，在德国建立起一种“幕后独裁统治”（silent dictatorship）：在幕后实行军事管制，严格限制公民自由，中央调控经济，将军们对战争目标与外交政策的制定发号施令。上述发展为十几年之后德国民主政治和公民自由所遭遇的更加惨烈的命运提供了重要先例。[109]

德国转向实行更加残酷的战争政策，它所产生的反作用表现在不止一个方面。鲁登道夫下令对德军占领的法国、比利时和东中欧地区实行系统性的经济剥削，被占领国对此的记忆，让德国人在战争结束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将军们那些野心勃勃、不容变更的战争目标，使国内的许多自由主义中间派和左翼人士与他们逐渐疏远。1917年初，为了切断美国对英国的物资供应，德国决定在大西洋实行无限制潜艇战（unrestricted submarine warfare）‡‡‡，结果却激起美国参战，加入协约国。自1917年起，对世界上最富裕经济体的动员使协约国实力大增，当年年底，美军开始源源不断地开进西线战场。在德国人看来，战争中唯一真正的亮点，是他们在东线战场的节节胜利。

但东线的胜利也有其代价。德军及其盟友在东线不断施加的军事压力，在1917年初有了结果——效率低下、不得人心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政府垮台，被俄国自由派执掌的临时政府所取代。然而事实证明，自由派并不比沙皇更有能力调动俄国巨大的资源以赢得战争。国内濒临饥荒状态；政府陷入混乱；前线节节败退，绝望情绪日甚一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气氛越来越转向反战；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原本已经摇摇欲坠，此时开始彻底消失。这种局面的最大受益者是俄国唯一自始至终持反战立场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Bolshevik Party）。它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唯一信仰的政党，其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始终认为，战败是引发革命的最快捷方式。他抓住时机，在1917年秋突如其来地发动政变，几乎没有遭到直接的抵抗。

“十月革命”很快沦为血腥的乱局。当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企图发动一场反政变时，新政权则应对以暴力的“红色恐怖”，镇压了其他一切政党，建立起以列宁为首的中央集权式专政统治。新组建的红军由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领导，与志在恢复沙皇统治的“白军”（Whites）进行了一场残酷的内战。“白军”的努力未能帮到沙皇本人，他很快就与家人一起被布尔什维克处死。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警察组织契卡（Cheka）无情地镇压了政权的反对者，各政治派别无一幸免——从左翼阵营中的改良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Mensheviks）、无政府主义者和农民社会革命党人，到右翼阵营中的自由派、保守派和保皇党。数千人遭到折磨、杀害，或者被野蛮地关押在第一批劳改营，到1930年代，劳改营开始成为一种规模庞大的拘禁系统。[110]

列宁的政权最终获胜，打败了“白军”及其支持者，控制了前沙俄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列宁及其继任者将精力转入建设苏俄版本的共产主义国家和社会：至少在理论上体现了经济社会化的财产公有制；取缔宗教，以确保一种世俗的社会主义觉悟；没收私有财产，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建立“民主集中制”和计划经济，赋予设在莫斯科的中央政府前所未有的独裁权力。但列宁也知道，这一切将要建立在一个经济落后、缺乏现代资源的国家和社会。在他看来，像德国那类比较先进的经济体拥有更加完善的社会制度，爆发革命的可能性甚至大于俄国。事实上，列宁认为，除非其他国家也成功地发生同类型的革命，否则俄国革命可能难以为继。[111]

于是布尔什维克组建共产国际（Comintern），向全世界输出苏俄版本的革命。在此过程中可资利用的是，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因战争引起的问题而发生分裂。尤其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起初支持以战争为主要防御手段抵抗来自东方的威胁，但随着政府大规模吞并领土的要求日益明显，曾经铁板一块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政府的疑虑越来越深，从而备受困扰。1916年，该党分裂为主战与反战的两派。多数派有所保留地继续支持战争，他们倡导的是温和改良，而不是大规模革命。少数派独立社会民主党（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s）中的一些人，在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领导下，于1918年12月组建了德国共产党（German Communist Party）。最终，大部分少数派的支持者都于1920年代初加入了德共。[112]

上述事件在西欧和中欧许多地区的民众中间传播时所引起的不安和恐惧，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听到共产党的激进言论，看到俄国中上层人士失去财产、消失在契卡的刑讯室和劳改营，德国的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警觉起来，社会民主党人担心，如果共产党在德国掌权，他们也将面临改良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以及为农民发声的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所遭受的厄运。各国的民主派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共产主义意在压制人权、废除代议制、废止公民自由。恐惧感驱使他们相信，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在本国制止共产主义，甚至通过暴力手段、通过中止那些他们承诺要捍卫的公民自由权。在右翼人士看来，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理论相当于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威胁性似乎不分伯仲。1918年，匈牙利共产党在库恩·贝拉（Béla Kun）§§§的领导下上台执政，这个短命的政权试图取缔教会，但很快被霍尔蒂·米克洛什海军上将（Admiral Miklós Horthy）领导的君主主义者推翻。反革命的政权继而实行了“白色恐怖”，数千布尔什维克和社会主义者遭到逮捕、残酷虐待、监禁和杀害。匈牙利变局第一次让中欧人感到，从战争造成的紧张局势中滋生出的政治暴力与政治冲突可以达到怎样的新水平。[113]

在1918年初的德国本土，共产主义的威胁似乎还比较遥远。为了获得巩固新政权所需的喘息机会，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很快开始与德国谈判，以谋求其迫切需要的和平解决方案。德国漫天要价，凭借1918年初签订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吞并了大片俄国领土。当大量德军从已经停战的东线被调往西线去增援一场春季新攻势时，最后的胜利似乎指日可待。在1918年8月对德国民众发布的年度公告中，皇帝向所有人保证，战争最糟糕的阶段已经结束。局面确实如此，但趋向并不如他所愿[114]，因为鲁登道夫的春季攻势让德军伤亡惨重，协约国在美国大规模输送的新兵和物资的增援下，在德军防线上撕开缺口，从西线长驱直入。德军士气开始瓦解，越来越多的士兵开小差或者向协约国部队投降。最后的打击随之而来，德国的盟友保加利亚（Bulgaria）求和了，南线的奥匈帝国军队在意大利新一轮进攻面前一触即溃。[115]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不得不在9月底告诉皇帝，败局已定。在胜利的希望实际已经破灭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严苛的新闻审查制度确保了报纸还在继续展望最后的胜利，因此德国战败的消息所造成的冲击波特别强烈。[116]后来的事实证明，战败对于俾斯麦1871年所建帝国的残存政治制度造成了过于沉重的打击。

正是在战争与革命的烈焰中，炼成了纳粹主义。1918年德国战败与1933年第三帝国来临之间，仅仅相隔15年，但这一路波诡云谲、充满变数。希特勒的上台绝非在1918年就已注定，也绝非由此前的德国历史进程所预设。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及其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强国地位的确立，使许多民众心生希望，然而在一战结束时，人们清楚地看到，帝国及其各级机构无法实现他们的希望。在许多人心目中，俾斯麦冷酷、强硬，为达目的不惮于使用暴力和诡计，是领袖人物的典范；采取行动抑制政治天主教运动（political Catholicism）的民主化威胁，以及抑制社会主义劳工运动时，俾斯麦所显示出的魄力，使他在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中赢得了广泛爱戴。1916年在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幕后独裁”把残酷的专制统治准则付诸实践，为德国的未来开创了一个不祥的先例。

德国的历史遗产，从很多方面看都是一份沉重的负担，但它并没有使纳粹主义的兴起与得势成为必然。俾斯麦投下的那些阴影本来有可能最终被驱散，然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它们却几乎无限地加深了。俾斯麦及其继任者遗留给德国政治制度的问题，因战争的影响而无尽地恶化下去，而且在这些问题之上，又添加了其他后患无穷的问题。如果没有战争，纳粹主义可能不会崛起为一支值得重视的政治力量，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德国人不顾一切地寻求一位独裁者，来取代在国运攸关之际看起来显然有负众望的文官政治。1914—1918年，每个人所下的赌注都如此之高，以至于右翼和左翼都准备采取某种极端主义的措施，这在战前只有处于边缘的政治人物才敢想。讨论德国战败之责应由谁承担时，各派相互攻讦，其结果只是加深了政治冲突。面对巨大的牺牲、极度的物资匮乏和奇高的死亡人数，德国所有政治派别都在苦苦寻找原因。超乎想象的战争开支给世界经济造成的巨大负担，再花30年也无法摆脱，而其中负担最重的是德国。所有参战国在战争期间尽情发泄民族仇恨，给未来留下了一种可怕的后遗症——宿怨。不过，当德军逐渐回国，德皇心有不甘地准备将政权移交给民主派时，一切似乎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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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兰登堡—普鲁士（1415—1918）和德意志帝国（1871—1918）的主要统治家族。——编注

† 列奥·冯·卡普里维（1831—1899），普鲁士王国首相（1890—1892）和德意志帝国宰相（1890—1894）。

‡ 霍恩洛厄—席林斯菲尔斯特亲王（Prince of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1819—1901），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1894—1900）。

§ 耶稣会士，创建于1534年的罗马天主教修道会“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的成员，强烈反对宗教改革。

¶ 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voices in the wilderness），语出《圣经·约翰福音》1:23。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遣祭司和利未人来见约翰，问他：“你是谁？”约翰答道：“我是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说：‘修直主的道路’。”

** 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小家庭。

†† 约402公里。——编注

‡‡ 约724公里。——编注

§§ 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总理兼内政部长（1906—1909），总理兼陆军部长（1917—1920）。

¶¶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首相（1916—1922）。

*** 兴登堡计划，由鲁登道夫于1916年8月制定，其目标是到1917年春，弹药供应量增加一倍、机枪供应量增加两倍。但由于原料供应不足而无法实现。1916年10月，在国防部内成立战争办公室（War Office），由威廉·格勒纳（1867—1939）负责，统一指导军需供应与人力动员。

††† 意思是格勒纳与鲁登道夫一样，都不是贵族出身。

‡‡‡ 德国海军部于1917年2月宣布，德国潜艇可以事先不发警告，击沉开往英国海域的任何商船。

§§§ 匈牙利语为Kun Béla，匈牙利人名的书写顺序是姓在前、名在后，中文译名从匈牙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