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田野里，甘坐板凳冷

1961年，我毕业后留校工作。虽然说是留校，但是之后近二十年，我其实也没有登上北大的讲台教书，大部分时间是根据系里安排，带学生去田野实习，奔走在天南地北的田野遗址中，枕着黄土入眠。1961年刚毕业，我去发掘了昌平雪山遗址；1963年参与了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1964—1965年又去了安阳殷墟。恢复招生以后，1972年去发掘了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1975年去青海柳湾遗址，发掘精美绝伦的彩陶；1978年去承德参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的整理；后来，又参与发掘了江西清江吴城、湖北黄陂盘龙城及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等。

现在回头看，这一段经历非常宝贵。考古不是一门闭门造车的学科，不接触实际，不扎根田野，就没有发言权，唯有在鲜活的遗址和出土的遗迹、遗物中才能谋得知识的纯熟。

自毕业后东奔西走，十年辛苦，想来也够磨成一剑。毕业十年后，20世纪70年代我才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我从田野发掘的材料整理中萌发出来的，是参与江西吴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时思考的。那是1973年，我突然接到苏秉琦先生的电话，把我叫到考古所，说我的老同学李家和自江西扛了一麻袋陶片到这里，苏秉琦先生看过后觉得很有发掘的价值，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吴城遗址非常重要，它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那时候我已经久经田野发掘的训练，对地层发掘、类型分析，早已得心应手。我们将出土器物按类排列，进行文化对比，分成了两堆，一堆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商文化出土的器物形貌酷似，另一堆却是在北方十分眼生的“土著”器物。这个文化该怎么命名？当时大家众说纷纭。我就说，这个新的文化，尽管其中有商文化的影响，但是分量不占主要地位，而大部分是我们过去没碰到过的、本地的器物，毛主席说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我们就叫它“吴城文化”吧。

这件事酝酿出了我在学术上的一个新思考——文化因素分析。我常常说：我们搞考古的人如何把冰冷的出土文物与热腾腾、活生生的历史联系起来，变成历史研究有用的素材？这套方法便是在中间架一座过渡的桥梁。对于文物，你要先体察它的“内心”，确定它的性质，再考证一下它的种种成分和外界有什么关系，这一块儿是受哪里的影响，那一块儿又能溯源到哪里。如此这般，就把一个扁平的物塑造成了一群立体的人，这样你就能看到，原来这堆不起眼的文物承载了许多不同部族的文化，再拿出传世文献一比对，与种种部族名便神奇地吻合上，或者你会惊讶地发现，自己踏入了一片尚未被传世文献记载的历史的处女地。这套方法成了我做学问的利器，我在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中就谈到了这个方法。我自己体会到，没有文化因素分析，我都不会写文章了。正是因为掌握了这个方法，才能通过“物”，看到背后的“人”、背后的“族”，架起一座从考古学研究过渡上升到历史学研究的桥梁。

田野发掘虽然辛苦，但是也有很多乐趣。每一次发掘，都充满了期待；发现新东西的时候，就特别兴奋；如果能有铭文和传世文献对应上，那就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1979年，李伯谦在山西侯马工作站整理调查资料

我最满意的是晋侯墓地的发掘。这是北大多年的实习基地，我也参与其中。一直到2001年，一共发掘出了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我们对每一组的墓葬都考证了墓主人。晋侯墓地的发现无疑是20世纪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为确认西周时期晋国的始封地以及晋国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迄今为止这还是研究西周时期封国最重要的材料。发掘和研究的过程不仅对我自己的研究帮助很大，而且提高了我国整体考古研究的水平。

经过数十年的田野发掘和研究，我深刻地感受到，做学问一定要扎扎实实，要甘坐板凳十年冷，要扎扎实实积累材料，所谓厚积才能薄发，这是北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