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家乡与文学梦

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祖父是贵阳山城颇有名气的富绅兼文化人，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英文系的旁听生，母亲是当年贵阳女子师范学校的校花。我的父母都是新派人，所以4岁就送我进天主堂，跟一位意大利修女学习钢琴。

全面抗战爆发那年，我刚6岁。大约1939年末，贵阳也受到战乱威胁，下达了学校疏散的命令。父亲所在的贵阳一中奉命迁到离市区40余里的农村——乌当。父亲租了一座农民储粮的仓库，我们一家四口（还有2岁的弟弟）就在谷仓里住了三年。尽管外面兵荒马乱，但我们还可以沉浸在父亲所极力营造的一片温情之中——我们常常去小山顶上野餐，欣赏夕阳。

住家附近没有小学，父母就亲自教我念书。父亲教英语、算术，母亲教语文。母亲嫌当时的小学课本过于枯燥无味，就挑一些浅显的文言文和好懂的散曲教我阅读和背诵。

1941年，我10岁那年，父亲因接近进步学生而被解聘了，失了业。我们一家凄凄凉凉地回到贵阳。我们真是过了一段非常穷困的日子。我常陪母亲到贵阳专门收破烂的金沙坡去卖东西，家里几乎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很颓丧，母亲和我却更加坚定了奋发图强、将来要出人头地的决心。

生活的转机有时来得好奇怪，父亲偶然碰到了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同学，他正在为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招兵买马，父亲当即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我们一家高高兴兴地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我快乐地在花溪度过了我的初中时代。母亲也在我就读的贵阳女中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我们在花溪的生活又恢复到过去的情调：在小溪边野餐，看日落，爬山，做点心，赶集。

我在贵阳女中念完了三年初中。初中一毕业，我就考上了贵州唯一的国立中学——国立第十四中学，可惜我在十四中的时间并不长，高二那年，抗战胜利，十四中迁回南京，我则仍然留在贵阳，进了贵州中学。

高中三年我被文艺所深深地吸引。美国的“文艺哀情巨片”使我如痴如醉。我宁可摸黑走路回家，也要在星期六下午赶场看两三部美国电影。每个星期六我一定会参加唱片音乐会，听著名的音乐史家萧家驹先生介绍古典西洋音乐，然后系统地欣赏从巴赫、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到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的乐曲。在这一时期，我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来看外国小说，中文的、英文的，真是无所不看！我也喜欢写散文、念故事，国文课上，总是得到老师热情的夸奖。我就这样走上了我的文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