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摸索前行

北平解放以后，长期隐蔽的地下党终于走出“地下”。1949年2月4日，在四院礼堂召开整个北平的地下党会师大会。在这个会上，地下党员互相见面了，才知道自己所在院系哪些人是党员。其中有的人，我们一直觉得其比较落后，有的甚至“反动”，结果却是党员。他们的“反动”行为是党从全局考虑而安排的。

3月5日，中共北大总支部召开北平解放后第一次支委以上的干部会布置工作。3月13日，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北大发展的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民主革命青年联盟、民主进步青年联盟、农业青年联盟、进步青年联盟等六个革命青年组织，在四院礼堂联合召开盟员大会。会上宣布北大成立盟总支。3月24日，北大盟总支召开全校盟员代表大会，进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4月6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大总支部正式成立，原来的盟员转为团员。

开始的时候，大家对党组织的组织结构不太懂，北大党总支下面有组织部、宣传部，还有一个校政部。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刘仁同志知道了，批评说总支下面怎么会有校政部，才把它取消了。后来成立了统战部。

4月24日，成立北大学生会，大概我因为在系会工作过，就把我选到学生会去工作了。开始的时候，学生会主席是许世华。他做了几个月后毕业了，由我接任。

1949年5月4日，成立了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那时候北大没有校长，只有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常委会的主席是汤用彤先生，委员会里的人有两个讲师、助教的代表（俞铭传、谭元堃），还有两个学生代表，是我和许世华。

当时的学生会和现在很不一样，办食堂、养猪、做豆腐等，挺有意思的。学生会首要的工作是宣传党的城市政策。那时候学校很多人对共产党不了解，有一些误解，需要我们宣传介绍。学生会就请一些延安来的老干部做报告，讲解党的政策、党的历史等。

再一个工作是进行课程改革，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进行改革。其中法律系课程改革任务很重，那些之前讲国民政府法律的课程，当然不能上了。我们根据党的方针，结合同学们的意见，和系里的领导、老师一起研究，推进课程改革。

1950年3月，学生会改选了，我不在学生会工作了，组织上让我“脱产”（不再继续上学读书了），专职做党务工作。于是我结束了求学生涯。1951年我担任了北大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开始时我在北大工作，但编制不属于北大，属于北京市委组织部。

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部分合并到北大。江隆基同志调到北大当副校长，后来兼任党委书记。当时北大的教务长有三位老师——周培源、严仁赓和侯仁之。他们三人都是党外人士，江隆基同志想找个党员协助他们，就把我从党委调到教务处当主任秘书。从此，我从党务工作转向做教务工作，一直到1984年又去做党务工作，任北大党委书记。

1984年，北大校园建设规划委员会部分成员合影，左二为王学珍

对如何做好教务工作，我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摸索。院系调整后，党的方针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发生过只照搬苏联的经验，不讲如何结合中国实际的偏差。如1952年秋制订的各专业教学计划，把苏联六年学制的课程压缩在我们四年学制的教学计划中，产生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消化不良”，教师也负担过重的情况，不得不在1953年进行调整。又如我们曾一度照搬苏联的“六节一贯制”做法，即从上午8点开始上课，一连上六节课才吃午饭，然后整个下午安排自学，认为这样可以提高学习效率。但是我国的生活习惯和苏联不同，我们早饭是便饭，吃得不多，上到第五节、第六节课的时候，大家肚子饿了，学习效率很低，学生和老师都有很大意见，所以“六节一贯制”实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取消了。

1956—1965年，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我们学校也在党的领导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有北大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建设的道路。这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曲折和失误。1966—1976年，我们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顾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段历史，我们深深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才取得的成果，这条道路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并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奋发前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作为过来人，我希望同学们珍视这条道路，坚定“四个自信”，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成为可靠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采访、整理：李若凡、金昊玥、鲍啟芳、罗琳山、郝洁若、陈思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