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烽烟，辗转求学

1932年春，我才五岁多的时候，就上小学了。在小学读书一年半之后，家里让我去读私塾。私塾就设在我的小姨公家里，老师是小姨公，学生只有小姨公的孙子和我两个人。在私塾读了一年半以后，我又回到小学读书了。

1937年秋，读完了初小后，我考上了县城的中山小学高小，但是，正当我要去上学时，全面抗战爆发了。日寇侵略的战火也燃烧到了我们那里。我们邻县衢州（现衢州市）有个飞机场，日本飞机常飞经我县去轰炸机场。为躲避战火，小学从县城搬去乡下了。所以过了半年后，我才去上学，高小念了两年，就去考中学。

1940年春，我考上了金华中学。因为抗战，金华中学也搬到乡下去了，我们班同学在金华山区一个叫方山的村子里上学，我们占用了一座祠堂，把祠堂中间隔开，一半用作教室，另一半用作宿舍。教室里放着若干可坐八个人的方桌，它既是上课的课桌，也是我们吃饭的饭桌。祠堂里摆着很多祖先的牌位，我们用纸把放牌位的架子都糊起来，但是纸很容易破，所以经常晚上睡觉时一转身，旁边露出一些牌位来！那时候没有电灯，也点不起煤油灯，每个同学自备一盏青油灯，每天晚上，八个人围着一张桌子自习，点着八盏青油灯，烟雾缭绕。

上了半年课，我病了，在家里休学了半年，第二年换到了一个叫山南的村子里上学。这里条件稍微好了点，一栋小小的两层楼房，下面是教室，住宿在楼上，大家就睡在地板上。这样又读了一年半，日寇侵占了金华，我只好逃回家去。金华中学当然不可能在金华办了，但我也不知道它搬到哪里去了。找不到学校，我只好在家里休学，跟我弟弟两个人在父亲开的小店里帮他卖点东西。

就这样我又休学了一年。1943年秋，我听说金华中学搬到缙云去了。缙云是浙江南部的一个小县城，比较偏僻，那时候不通火车，也没有运送客人的长途汽车。我只能收拾行装，走着去上学，我们一路走的有三个人，除了我，还有韩济生（现在是北大医学部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另一位是英士大学的学生。我们三人走了15天，走到了缙云。

迁到缙云的金华中学，也在一个山村里，条件异常艰苦。吃的饭我们叫作“沙米”——米里面沙子太多，因此吃的时候不能细嚼，只能嚼几下就往下咽。饭是定量的，一顿几十个人只有那么一桶饭。因此，盛饭的时候要有技巧，第一碗饭不能盛得太少，也不能太多。第一碗盛得太少，吃不饱；盛得太多，等吃完去盛第二碗的时候，桶里的饭就都被大家吃完了，这样就吃不上第二碗了。菜也很少有，吃肉就更不敢奢望了。山区里想吃点零食也没有，嘴馋了只能买村民做的玉米饼，而且也不常有。

然而，即使这样也不得安宁，大概不到一年，日寇又把战火烧到了缙云。我们只能又逃回家去。回家前校长给我们开了一个证明，算是毕业了，以便考高中。我的初中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1944年秋，我到衢州中学读高中。学校也在乡下，当时高中有军训。吃饭也像部队里那样，要排队进入食堂，站在桌子边上，不能立刻吃饭，要等吹号，号声一响，才可以吃饭，过了十分钟左右，又吹号了，就必须停止吃饭。

我考到衢州中学的第二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又过了一年，学校搬回衢州城里。

在乡下的时候，最匮乏的是“精神食粮”——除了教科书，没有别的书，买也买不着，借也借不到。寒暑假的时候，我也没有书看，就找学长把下一年级的教科书借来预习，提前把下一学期的算术题大半都做完了。

学校搬回衢州城后，城里有一个小图书馆，我很高兴，终于有书看了。晚上其他同学要做习题，而我已经提前把大部分习题都做过了，可以自由阅读。我记得图书馆里有一套《胡适文存》，我读了以后很受启发，觉得胡适的文章讲得很有道理，很佩服胡适。胡适那时候是北京大学校长，所以我就想将来到北大读书。正是在衢州图书馆里，我心里逐渐种下一颗北大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