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北大迎解放，投身革命

1947年1月，我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动物学系做练习生。我1月13日到理学院报到，其时正是北大师生抗议美军对北大女生实施暴行的高潮。理学院大门内外铺天盖地贴满“抗议美军暴行”“严惩美军暴徒”“美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深刻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和侵略者的本质。这是我进北大上的爱国主义第一课。

理学院原是清朝的公主府，院内建筑仍是王府的格局，唯有大院正厅东部的生物楼和南楼（教室楼）是近代建筑。动物学系师生人数不多，都挤在生物楼楼下，用房十分拥挤。练习生的工作主要是为教学、科研准备实验材料，采集、制作各种动物标本，并管理学生用的实验设备如显微镜等。因为这些工作，练习生和师生们接触很多，所以大家彼此都很熟悉。师生们关心政治、思想进步，他们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逐步融入北大这个“小解放区”的环境之中。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打内战，大量印发钞票，搜刮民脂民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教育事业遭遇严重危机。北京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发起“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1947年5月18日，北大学生宣传队在西单商场附近突然遭到国民党青年军208师士兵围堵殴打，据说有8人被打致伤，其中2人受重伤。动物学系助教李秀贞向我们介绍她弟弟（北大工学院学生）在西单被打的情况：暴徒拳打脚踢，有好几个同学受伤。我们听了非常气愤，大家议论要参加“五二〇”大游行。

5月20日下午，一万多名各校学生聚集在北大操场，我加入的北大队伍有几百人，排头的是在北大上学的青年军复员学生，他们穿着夹克式青年远征军军装，有人还戴着美式钢盔，衣服背面写着“老208师”字样。当过兵的人走起路来很威武，队伍是四列纵队，我们年轻力壮的排在外侧两列，中间两列是较体弱的男生和女生。队伍浩浩荡荡，沿途高喊“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走到西单商场时，我们外侧两列男生都将手挽起来，防止被冲散、被殴打。西单商场附近有些像特务便衣的人在观望，所幸没有发生事故，但回校后听说北大仍有两个人被打了。游行大队回到北大广场即举行群众大会，总结“五二〇”游行的战斗，并把北大操场命名为“民主广场”。

暑假后，我搬进理学院南楼单身宿舍，住在校内有更多时间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不久，我参加了化学系练习生沈承昌组织的读书会，参加读书会的有我们理学院几个练习生和校外几个中学生，北大学生老宁辅导我们学习《大众哲学》《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读物。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还学习了介绍解放区情况的《大江流日夜》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等。北大校内虽然民主自由气氛浓厚，但学习小组仍然十分注意保密，学习地点随时更换。我们的学习文件也注意保密，北平解放前夕我们学习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华社新闻稿，就是伪装在一本周作人的《秉烛谈》里。

学习小组坚持的时间很长，参加学习的人员有不少更迭，直到北平解放后小组公开，定名为“青苗社”，成为职工中一个社团，吸收沙滩校区青年职工中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参加。学习小组还在总办事处前设立板报专栏，配合政治学习，定期出版，直到职员会、工会正式成立，文宣工作正常化后，青苗社才停止活动。

学习小组是练习生们的一个交流平台，练习生联谊会就是在学习小组中酝酿产生的。1948年春，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地下党领导教职工开展要求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斗争，只拿职员工资60％的练习生们，纷纷要求享受应有的全额工薪待遇。沈承昌、王克昌和我几个人多方呼吁奔走，虽未解决问题，但练习生们在斗争中团结起来，一起读进步书刊，宣扬进步思想。后经党组织同意成立了练习生联谊会，我们几个人成了联谊会的负责人。联谊会在之后的迎接北平解放，与旧职员会斗争，以及成立职员会、工会等工作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8年4月的一天，我同李鸿藻（王岳）去西郊采集标本，中午回到理学院时，看到总办事处门口吵吵嚷嚷聚集了很多人。感觉情况不对，我同李鸿藻赶快进了理学院大门。他叫我去总办事处看看，我在民主广场的布告栏里看到贴着警备司令部抓人的黑名单，名单上有李鸿藻的名字。我赶快回来告诉他，想让他暂时在我的宿舍住下，他说不用我管，第二天去了解放区。几十年后，我们又在北大相见，李鸿藻任北大物理系党总支书记，后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

1948年暑假，我的小学同学刘光鼎（后为中科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从山东大学转学到北大物理系，带着弟弟刘光鼐来京，暂时挤在我在南楼的单身宿舍里。当年，山东大学缺乏进步书刊，他想运一批进步书刊到山大。其时，我正准备到青岛采购制作鲨鱼标本的材料，要带几个装仪器、药品和鱼的木箱，将进步书刊装箱混在一起是可行的办法。经党组织同意，我将进步书刊装在这批箱子里，从北京火车站运到天津码头，再装船运到青岛大港，由山大学生从码头接走。在天津码头，军警逐箱严格检查，我千方百计没有让他们打开这几个箱子。这次经历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危险行动，也是我第一次单独完成一项革命任务。

1948年12月，解放军几路大军将北平城团团围住，地下党布置全党和盟员组织护校和迎接北平解放。植物学系练习生、地下党员王克昌组织我们几个人，登记动物学系、植物学系的贵重仪器、设备和重要图书资料。

1949年1月31日，我们接到通知：和谈签字，人民解放军要在今天进城接受北平防务，北平正式解放，我们要集体赴西直门欢迎入城的解放军部队。我们几个人到西直门外，在城门两侧等候。过午，人民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古老的北平城。我们见到自己的队伍，群情振奋，热泪盈眶，大家振臂高呼欢迎口号。之后，我们又在回校的路上见到地安门部队换防：在地安门城门楼东北角马路东侧的人行道上，原站着两名国民党士兵，从东面走来一队着装整齐、精神饱满的解放军战士，从中走出两人，与国民党士兵互敬军礼后互换岗位。我们和周围参观的市民一起热烈鼓掌，我心中默默地想：“北平变天了，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了。”

晚上回来，上级通知2月3日举行欢迎解放军入城式，要求学校各群众团体在地下党的统一领导指挥下，参加解放军入城式。而1947年12月改选的职员会，领导权是在一群国民党、三青团的人手里，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经党组织研究，由练习生联谊会出面，与旧职员会谈判，夺回职员会的领导权。2月1日下午，沈承昌、王克昌和我三人在孑民堂与旧职员会展开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争论，最后迫于大形势影响，他们同意欢迎解放军入城式由练习生联谊会来组织领导。2月2日旧职员会中国民党骨干分子逃离学校，2月14日旧职员会宣布结束会务，2月15日北大沙滩区职员会筹委会成立。

2月3日，举行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我们带领职工队伍随北大的大部队一起，到东交民巷西口路南指定位置。这里恰好是美国兵营大门口，大门紧闭，偶尔会有个蓝眼睛、黄头发的脑袋从门缝中伸出来看看，我们高呼“美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大门马上又关上了。上午11时，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走过来，热情的欢迎人群沸腾的欢呼声交织在北平的上空，直到下午5点仪式才结束。广大市民“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的口号响彻云霄，庄严热烈的欢迎庆典震动古都。

7月1日，北大党员、团员步行到先农坛，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我们下午就到了那里，那天下着瓢泼大雨，离开会还有几个小时，大家在雨中唱着、跳着，十分兴奋，每个人都浑身湿透，鞋里、袜子里都是水，但没人退缩躲雨。晚上开会时，雨停了，郭沫若朗诵了一首庆祝的诗，毛泽东主席向大家问好，全体与会人员斗志昂扬、不怕困难的精神在我的记忆中永不磨灭。

10月1日，首都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我随北大的队伍中午就到了西三座门西侧的指定位置。下午3时，庆典开始，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30万群众仰望天安门、看着毛主席，心潮澎湃、群情激昂，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朱德总司令绕场检阅后，盛大的阅兵式开始，威武的人民解放军陆、海、空方队在我们面前通过。天上飞过机群、地下通过装甲坦克后，群众游行队伍开始出发，北大队伍在天安门西侧，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后。当晚，我又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盛大庆祝晚会。

我有幸参加开国大典，见证新中国的诞生，感到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当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我暗下决心，要为年轻的新中国奋斗终生。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27日，北大民主广场上贴出了“反对美帝侵略、支援朝鲜人民爱国战争”的大字报。我在北大教职员抗美援朝上书毛主席的志愿书上签了名（我记得全校教职员376人签名）。1951年暑假，动物学系召开师生员工大会，动员开展捐献运动。我当时负责系里的行政事务工作，找到王府井南口中国青年服务社（团中央所属），经多次协商，他们同意收购我们制作的动物标本、切片。全系师生昼夜奋战制作标本，我也制作了一批蟾蜍骨骼标本，销售收入全部捐献，动物学系的捐献成果为全校各系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