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提倡学术与垄断舆论
就像前面提到的，《新青年》之以“运动”的方式推进文学事业，讲究策略，追求效果，相对忽略细致入微的学理分析；而在具体栏目设置上，又创造性地采用作为“思想草稿”的“通信”，以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随感录”，刻意营造桀骜不驯的形象。思想方式与文体创新，二者配合默契，共同挑战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撇开孔教之是非、古文之死活，单是这种激进的反叛姿态，便引起很大的争议。前面略为提及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蓝志先批评《新青年》的骂人文章，以及胡适对此问题的反省，基本是在“运动策略”的角度思考；这里换一个角度，借助于《学衡》派的抗击，重新解读《新青年》中关于“革新家态度问题”的辩难。
《新青年》与《学衡》的对抗，主要体现在对于传统中国及欧西文明的不同想象，同时也落实在知识者言说的方式上。眼看着新文化运动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响应，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学衡》诸君奋起反抗，首先针对的便是这种诉诸群众运动的策略。按照吴宓的说法，提倡新文化者，其实是“以政客之手段，到处鼓吹宣布”[1]；胡先骕则批评新文化人“利用青年厌故喜新，畏难趋易，好奇立异，道听途说之弱点”，发为不负责任的惊人之论[2]。梅光迪的批评最为狠毒，挖掘“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背后的功利目标：
彼等既以功利名誉为目的，作其新科举梦，故假学术为进身之阶。昔日科举之权，操于帝王，今日科举之权，操于群众；昔日之迎合帝王，今日之迎合群众。其所以迎合者不同，其目的则一也。故彼等以群众运动之法，提倡学术，垄断舆论，号召徒党，无所不用其极，而尤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3]
《新青年》同人以思想启蒙为目标，必然面向广大民众，所谓“以群众运动之法”，没有什么不对。关键在于“提倡学术，垄断舆论”八个字。任何一个杂志，都有自己的宗旨；任何一场运动，都有自己的主张。“提倡学术”，此乃题中应有之义，为何《学衡》诸君那么反感？看来问题出在“垄断舆论”上。
就像人心向背一样，“舆论”其实是很难被“垄断”的——除非采用军事或政治的暴力。《新青年》同人只有纸墨而没有枪炮，如何能够“垄断舆论”呢？其实，梅光迪追究的，不是结果，而是动机，即《新青年》同人希望通过“肆行谩骂”而达到“垄断舆论”的目标：
彼等不容纳他人，故有上下古今，惟我独尊之概。其论学也，未尝平心静气，使反对者毕其词，又不问反对者所持之理由，即肆行谩骂，令人难堪。……往者《新青年》杂志，以骂人特著于时。……其尤甚者，移学术之攻击，为个人之攻击。[4]
如此立说，近乎诛心之论。但《学衡》诸君确实认准《新青年》同人不纯粹是思想问题，而是哗众取宠，说话不负责任，只求一时痛快。胡先骕的《论批评家之责任》，就是这样给钱玄同、胡适等上课的：
又如钱君玄同，中国旧学者也，舍旧学外，不通欧西学术者也，乃言中国学术无丝毫价值，即将中国载籍全数付之一炬，亦不足惜。此非违心过情之论乎！胡君适之乃曲为之解说，以为中国思想界过于陈旧，故钱君作此有激之言。夫负批评之责任者，其言论足以左右一般青年学子，岂容作一二有激之言乎？[5]
其实，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变革年代，很难真的像胡先骕所设想的，“以中正之态度，为平情之议论”——《学衡》上的文章，论及新文化时，同样充满怒气与怨气；但胡君最后提出的“勿谩骂”戒律，还是发人深省的。就像胡君所说的：“今之批评家，犹有一习尚焉，则立言务求其新奇，务取其偏激，以骇俗为高尚，以激烈为勇敢。此大非国家社会之福，抑亦非新文化前途之福也。”[6]
时光流逝，沧海桑田，后人重读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遗迹”的《新青年》，不免有些隔膜。单从文本看，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偏激，可谓一目了然。学者们希望用“了解之同情”的心态，来面对这些报刊史上的“经典文献”。赖光临在《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中，专列四章（外加前言、结论）讨论《新青年》的功过，尤其关注其“言论态度”：
谈论《新青年》人物的言论态度，大致可用八个字归纳：议论激昂，态度刚愎。
至于《新青年》同人为何采取如此偏激的姿态，赖君提供的答案有三：“一是这些人物的思想中，都含有‘尼采层’，因之最不能对他们认为‘不合理’的事物因循妥协。”“二是新青年人物之言论激烈，主要目的是在于破除旧说。”“三是他们对国家危亡的处境，感受特别敏锐，以‘烈火焚居，及于眉睫’，因而‘急不择言’。”[7]
时人及后世史家之感慨《新青年》“态度刚愎”，主要不是指第三卷第三号（1917年5月）上胡适、陈独秀的“通信”——在提倡白话文学这个问题上，到底是“容纳异议，自由讨论”，还是“不容他人之匡正”，关系不是很大。《新青年》“激起众怒”的，其实是刘半农的《答王敬轩书》。《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8年3月）上，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刊发钱玄同戏拟的“王敬轩来信”，以及刘半农的答复。正因王敬轩实无其人，乃虚拟的箭垛，刘半农将其作为旧势力的象征，极尽挖苦之能事。其语调之刻毒，让旁人看不过去，于是引发了一场关于“革新家态度问题”的争论。
先是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1918年6月）的“通信”栏中，以《讨论学理之自由权》为题，探讨“有理”是否就可以“骂人”。那封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来信，真假莫辨，或许又是个圈套：
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肆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又是乎？
接下来陈独秀的答辩词，带有纲领性质，在日后的争论中，曾被钱玄同引用，可见其大致代表《新青年》同人的立场：
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而答词之敬慢，略分三等：言论精到，足以正社论之失者，记者理应虚心受教。其次则是非未定者，苟反对者能言之成理，记者虽未敢苟同，亦必尊重讨论学理之自由，虚心请益。其不屑与辩者，则为世界学者业于公同辩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而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8]
既然是同人刊物，完全可以拒绝刊载毫无常识的驳难，就像鲁迅《渡河与引路》说的[9]。可《新青年》为何偏要登载那些“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找不到合适的“妄言”，甚至杜撰出一则“王敬轩来信”——然后再加以痛骂？大概只能归结为，此乃吸引读者目光的编辑策略。刘半农的复信，开篇就是：
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10]
这可不是作为修辞手法的“反话”，而是《新青年》同人制造“王敬轩事件”的真实意图。还是在“通信”栏，第五卷第一号《新青年》上发表的，一是汪懋祖和胡适的《读新青年》，二是戴主一、钱玄同的《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汪懋祖的来信主要批评称中国人论战时喜欢将对方妖魔化，甚至还要“食肉寝皮”，足证其凶暴与偏狭。接下来话锋一转，指向《新青年》文章之“如村妪泼骂”：
文也者，含有无上美感之作用，贵报方事革新而大阐扬之；开卷一读，乃如村妪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此虽异乎文学之文；而贵报固以提倡新文学自任者，似不宜以“妖孽”“恶魔”等名词输入青年之脑筋，以长其暴戾之习也。
胡适富有涵养，面对这样尖锐的指责，复信依然很客气，显示其一贯的绅士风度。不过，对于自家立场，没有丝毫动摇；需要改进的，只是“舆论家的手段”：
此种诤言，具见足下之爱本报，故肯进此忠言。从前我在美国时，也曾写信与独秀先生，提及此理。那时独秀先生答书说文学革命一事，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有异议。我如今想来，这话似乎太偏执了。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我若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也不来提倡了。但是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我们深信这是“天经地义”了，旁人还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学，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11]
戴主一致《新青年》编者的信，直接点名批评刘半农的《答王敬轩书》，更指出“通信”一栏多“胡言乱语”，失去了“辨难学术”的本意：
“通信”一门，以为辨难学术，发舒意见之用，更属难得。尚有一事，请为诸君言之：通信既以辨论为宗，则非辨论之言，自当一切吐弃；乃诸君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胡言乱语，时见于字里行间，其去宗旨远矣。诸君此种行为，已屡屡矣；而以四卷三号半农君覆王敬轩君之言，则尤为狂妄。……足见记者度量之隘。
钱玄同可没有胡适那样的涵养，估计是一读此信火冒三丈，不觉得有认真理论的必要，于是以杂文笔法作答。先请戴君读读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上的答辩辞，即所谓“答词之敬慢，略分三等”，对于“妄人”之“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接下来反唇相讥，倒打一耙：“来书中如‘胡言乱语’，‘狂妄’，‘肆无忌惮’，‘狂徒’，‘颜之厚矣’诸语，是否不算骂人？幸有以教我！”[12]
这还没完，大概社会上对于《新青年》之“好骂人”微词颇多，陈独秀觉得还有澄清的必要。第五卷第六号的《新青年》上，又以《五毒》为题，发表爱真与独秀的通信。爱真讥笑钱玄同的主张自相矛盾，既废灭汉文，又何须改良？而《新青年》“每号中，几乎必有几句‘骂人’的话。我读了，心中实在疑惑得狠”。陈独秀的答书很有意思，除强调《新青年》同人辩论时所取“除恶务尽”的立场，还隐含着对于胡适绅士腔调的嘲讽：
尊函来劝本志不要“骂人”，感谢之至。“骂人”本是恶俗，本志同人自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答足下的盛意。但是到了辨论真理的时候，本志同人大半气量狭小，性情直率，就不免声色俱厉；宁肯旁人骂我们是暴徒是流氓，却不愿意装出那绅士的腔调，出言吞吐，至使是非不明于天下。因为我们也都“抱了扫毒主义”，古人说得好，“除恶务尽”，还有什么客气呢？[13]
显然，在陈独秀眼中，《新青年》之“声色俱厉”，不只并非必须改进的缺点，而且是“性情直率”的表现。
前面几次“通信”，因对手乃无名之辈，且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表达不满而已，《新青年》同人的答辩未免轻慢了点。《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上蓝志先、胡适、周作人三人的问学与辩难，没有依惯例收入“通信”栏，而是另设“讨论”栏，显然认定此回的“讨论”非同一般。一方面是蓝志先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此信谈及“贞操问题”“拼音文字问题”“革新家态度问题”，有很强的学理性。当然，也与这期杂志归胡适编辑有关。蓝君先是感叹中国人之不喜欢也不擅长辩论：
在欧美各国，辩论是真理的产婆，愈辩论真理愈出。而在中国，辩论却是呕气的变相，愈辩论论旨愈不清楚，结局只能以骂人收场。
接下来讨论“革新家态度问题”，对《新青年》的论辩风格颇有微词：
讲到《新青年》的缺点，有许多人说是骂人太过，吾却不是如此说。在中国这样混浊社会中讲革新，动笔就会骂人，如何可以免得。不过这里头也须有个分别，辩驳人家的议论说几句感情话，原也常有的事，但是专找些轻佻刻薄的话来攻击个人，这是中国自来文人的恶习，主张革新思想的，如何自己反革不了这恶习惯呢？像《新青年》通信栏中常有这种笔墨，令人看了生厌。本来通信一门是将彼此辩论的理由给一般人看的，并不是专与某甲某乙对骂用的，就便骂得很对，将某甲某乙骂一个狗血喷头，与思想界有什么好处呢？难道骂了他一顿，以后这人就不会有这样的主张了么？却反令旁观者生厌，减少议论的价值。吾敢说《新青年》如果没有这几篇刻薄骂人的文章，鼓吹的效果，总要比今天大一倍。吾是敬爱《新青年》的人，很望以后删除这种无谓的笔墨，并希望刘半农先生也少说这种毫无意思的作揖主义。[14]
胡适在回答“革新家态度问题”时称：“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句句都是从自己经验上来的，所以说得十分恳切，我们读了很感激先生的好意。”接下来引录自己在第五卷第一号《新青年》上的说法，即所谓“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算是呼应蓝君的批评，并代表《新青年》同人作自我反省。[15]
值得注意的是，《新青年》同人中，对“骂人”公开表示不妥的，只有胡适。而且，就连胡适本人，后来也承认陈独秀之“不容他人之匡正”自有其道理。在叙述文学革命进程的《逼上梁山》中，胡适引述了他与陈独秀关于是否允许批评的通信，然后加了个按语：
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16]
这里突出陈独秀作为“宣传者”“推行者”的作用，可如果是“思想家”或“探索者”呢？至于争议最大的“谩骂”，胡适后来也倾向于欣赏。晚年口述自传，提及“陈独秀竟然把大批古文宗师一棒打成‘十八妖魔’。钱玄同也提出了流传一时的名句‘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胡适再也没有指责的意味，而是承认：“这几句口号一时远近流传，因而它们也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17]
即便当年“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胡适也是从如何完善“舆论家的手段”的角度着眼，而不是像他的前辈章太炎那样，主张“文化多元”[18]，或者基于“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民间智慧。在这一点上，胡先骕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夫他人之议论，不能强以尽同于我也，我之主张，恐亦未必全是也。故他人议论之或不当也，尽可据论理以折之。且彼与我持异议者，未必全无学问，全无见解，全无道德也。即彼所论或有未当，亦无容非笑之、谩骂之不遗余力也。……甚有人谓世无王敬轩其人，彼新文学家特伪拟此书，以为谩骂旧学之具。诚如此，则尤悖一切批评之原则矣。流风所被，绝无批评，但有谩骂。[19]
胡适表示愿意接纳批评，是一种绅士姿态；至于《新青年》其他同人，连这点姿态都免了。那么，为什么陈独秀等“革新家”明知“‘骂人’本是恶俗”，却偏要采取如此“偏激”的言说姿态？
这里牵涉到陈独秀等人对于文化传统、民众心理以及改革事业的基本判断，并非只是个策略选择的问题。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陈独秀有段十分沉痛的话，很能显示那时改革者的心理状态：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20]
对时局、对国民性、对文化传统的深刻怀疑，使陈独秀等人对于按部就班、温文尔雅、和风细雨的改革能否奏效很不乐观，因而倾向于采用激烈的手段，“毕其功于一役”。这种时代风气，从晚清谭嗣同的“烈士心态”，到刘师培的“激烈主义”，再到五四新文化人大都默认的“矫枉必须过正”，都是假定改革必须付出代价，唯有“鲜血”能够“洗净旧污”。
考虑到群众的麻木以及对抗中必不可少的损耗，革命家于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故意将问题推到极端，在警醒公众的同时，也保留折中回旋的余地。在《无声的中国》中，鲁迅曾论及这种革命家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21]
这废掉汉字的“极端言论”，正是出于思想“偏激”“所主张常涉两极端”，说话“必说到十二分”的钱玄同先生[22]。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运动的策略，极端思维自有其好处。郑振铎在叙述五四新文化运动进程时，专门强调：
好在陈独秀们是始终抱着不退让，不妥协的态度的，对于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信守着，“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遂不至上了折衷派的大当。[23]
但另一方面，过于讲求“策略性”，追求最大限度的“现场效果”，未免相对忽视了理论的自洽与完整。至于由此而激发若干原本不必要的凶猛对抗，尚在其次。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新文化人的这一自我期待，使其言谈举止中，充溢着悲壮感。这一方面使其具有道德上的优势，论争中难得体会对方言论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注重勇气而不是智慧，认准了路，一直往前走，从不左顾右盼。唐德刚整理《胡适口述自传》时，在“文学革命”那一章加了条有趣的注释：
搞文学革命和搞政治革命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革命家一定要年轻有冲劲。他们抓到几句动听的口号，就笃信不移。然后就煽动群众，视死如归，不成功则成仁。至于这些口号，除一时有其煽动性之外，在学理上究有多少真理，则又当别论。[24]
“提倡学术”犹如唐德刚所说的“搞革命”，同样需要“笃信不移”，而不是不断的自我反省。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上下求索，五四新文化人大都有了坚定的信仰——不管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兼及文学的托尔斯泰主义、尼采主义、易卜生主义。有信仰，有激情，加上知识渊博，五四那代人显得特别自信。更何况，作为各种“主义”基石的“现代性想象”，其时正如日中天，没像今天这样受到严峻挑战。这种状态下，新派人士难免有点先知先觉者的“傲慢与偏见”。
傅斯年在回顾其追随《新青年》师长，创办《新潮》杂志，挑战传统势力时，有这么一段自我批评：
我们有点勇猛的精神，同时有个武断的毛病。要说便说，说得太快了，于是乎容易错。观察研究不能仔细，判断不能平心静气，——我不敢为我自己讳。[25]
说到“平心静气”，不只《新潮》做不到，《新青年》做不到，晚清以降众多提倡革新的报章，全都没有真正做到。一是国势危急，时不我待；二是大家都还没掌握好大众传媒的特点，说话容易过火。批评《新青年》好骂人的《学衡》诸君，其论辩文章又何尝“平心静气”。胡先骕挖苦胡适的文章，也够刻薄的，难怪人家很不高兴——旁征博引、洋洋洒洒三万余言，论证《尝试集》“无论以古今中外何种之眼光观之，其形式精神，皆无可取”，唯一的价值是告诉年轻人“此路不通”。[26]
晚清及五四的思想文化界，绝少真正意义上的“辩论”，有的只是你死我活的“论战”。这与报刊文章的容易简化、趋于煽情不无关系。真正的“辩论”，需要冷静客观，需要条分缕析，而且对参与者与旁观者的学识智力有较高的要求。还有一点，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辩论”，很可能没有戏剧性，也缺乏观赏性。大众传媒需要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受众，因而，夸张的语调，杂文的笔法，乃至“挑战权威”与“过激之词”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佐料。所谓“吾敢说《新青年》如果没有这几篇刻薄骂人的文章，鼓吹的效果，总要比今天大一倍”，蓝志先显然不太了解大众心理以及传媒特点。单就对“报章之文”的掌握而言，《新青年》同人明显在《学衡》诸君之上。只要稍微翻阅鲁迅的《估〈学衡〉》[27]，以及胡先骕的《评〈尝试集〉》，二者文章的高低，以及争论时之胜负，几乎可以立断。
从思想史角度切入“文学革命”，《新青年》同人容易显得“高瞻远瞩”——道德优势、整体主义思维特征、泛政治化倾向，再加上以杂志为阵地，其发起的文学革命，必定是理论先行，声势浩大。至于说如此“提倡学术”，是否必定导致“垄断舆论”，这取决于反对派的实力。
当初创造社崛起时，打的也是“对抗垄断”的旗帜。《时事新报》1921年9月29日刊出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很能代表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志气与意气：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这里所说的“垄断文坛”，指的是此前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之挑战文学研究会，有文学理想及创作方法的分歧，可意气之争也是重要因素。好在创造社很快凭借实力，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这是新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各方都无法回避。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以及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分别叙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崛起，一个说“这决不是‘包办’或‘垄断’文坛，像当时有些人所想象”，隐指创造社的无事生非；另一个接过话头，“然而久而久之，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渐渐固定了，变成了一个同人团体，那却是不容否认的”，继续为创造社之反抗“垄断”辩解。
《新青年》之迅速崛起，不可避免地对他人造成压迫。不管是否有意“排斥异己”，《新青年》的走红，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其占据中心舞台，确有走向“垄断舆论”的趋势。因此，《学衡》的奋起抗争，有其合理性。而《学衡》诸君学有根基，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也自有其价值，值得充分理解与同情。倘若能像创造社那样，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形成双峰对峙的局面，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可惜《学衡》诸君不只道德及文化理念与时代潮流相左，其表达方式也有明显的缺陷——胡先骕等文之引证繁复，语言啰嗦，加上卖弄学问[28]，哪比得上《新青年》同人之思维清晰，表达简洁，切近当下生活，而且庄谐并用，新诗、小说、通信、随感一起上——因此，其“打破垄断”的愿望，没能真正实现。
[1]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1922年4月。
[2] 胡先骕：《论批评家之责任》，《学衡》第3期，1922年3月。
[3] 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1922年2月。
[4] 同上。
[5] 胡先骕：《论批评家之责任》，《学衡》第3期，1922年3月。
[6] 同上。
[7] 参见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532、535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
[8] 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独秀：《讨论学理之自由权》，《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1918年6月。
[9] 鲁迅在《渡河与引路》中建议：“只须将诚恳切实的讨论按期登载，其他不负责任的随口批评，没有常识的问难，至多只要答他一回，此后便不必多说，省出纸墨移作别用。例如见鬼、求仙、打脸之类，明明白白全是毫无常识的事情，《新青年》却还和他们反复辩论，对他们说‘二五得一十’的道理，这功夫岂不可惜，这事业岂不可怜？”
[10] 王敬轩、半农：《文学革命之反响》，《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8年3月。
[11] 汪懋祖、胡适：《读新青年》，《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1918年7月。
[12] 戴主一、钱玄同：《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1918年7月。
[13] 爱真、独秀：《五毒》，《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1918年12月。
[14] 《蓝志先答胡适书》，《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1919年4月。
[15] 《胡适答蓝志先书》，《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1919年4月。
[16] 胡适：《逼上梁山》，《胡适文集》第1卷163页。
[17] 参见《胡适口述自传》第七章，《胡适文集》第1卷322页。
[18] 参阅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六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9] 胡先骕：《论批评家之责任》，《学衡》第3期，1922年3月。
[20]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1917年2月。
[21] 《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13—14页。
[22] 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提及，“玄同所主张常涉两极端”，而且这种思想“偏激”，“是他自己所承认的”。据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中追忆：“从前鲁迅批评他：十分话最多只须说到八分，而玄同则必须说到十二分。”（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73页）
[23]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5页，《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24] 参见《胡适口述自传》第七章注释6，《胡适文集》第1卷324页。
[25]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二卷第一号，1919年10月。
[26] 胡先骕：《评〈尝试集〉》，《学衡》第1、2期，1922年1、2月。
[27] 鲁迅：《估〈学衡〉》，《鲁迅全集》第1卷377—379页。
[28] 胡先骕的《论批评家之责任》（《学衡》第3期，1922年3月）说理清晰，但称“欲以欧西文化之眼光，将吾国旧学重行估值，无论为建设的破坏的批评，必对于中外历史、文化、社会、风俗、政治、宗教，有适当之研究”，接下来从屈原到赵熙，一口气开列近八十家诗文集，再加上希腊、拉丁、英、德、法、意等五十几家的著作，最后告诉你，“以上所举，几为最少甚且不足之程度”。言下之意，如没读过这些诗文集，免开尊口。又不是哈佛大学的博士资格考试，如此设立门槛，明显地卖弄学问，极易让人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