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

周作人

我平常不大欢喜立论；因为（一）恐怕意见不周密，议论不切实，说出去无价值：就是怕自己的内力不足。（二）觉得问题总是太大，太多，又还太早!这就是对于国人能力的怀疑。

这种怀疑，虽然较胜于夸大狂，究竟是不狠好；前次我看见梁漱溟先生作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篇文章，是心里是极佩服，但不免又想：这问题太早，又太好了!叫现在的中国商民，自己去求积极的和平？他们懂得么？他们敢么？只要懂得就敢，可是他们那里会懂呢？梁先生这篇文章是白做的了。

这是我当时的意见。近来又读日本武者小路君作的脚本《一个青年的梦》，受了极强的感触；联想起梁先生的文章，起了一个念头。觉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必要：虽然力量不及，成效难期，也不可不说，不可不做。现在无用，也可播个将来的种子；即使播在石路上，种子不出时，也可聊破当时的沉闷。使人在冰冷的孤独生活中，感到一丝的温味，鼓舞鼓舞他的生意!

我对于战争这件事，本来不大欢喜：从前无论读什么Mahon等歌颂战争的论文，或Tolstoj等反对战争的小说，总觉得这件事是可怕，是无意义；但是没有想到过应该如何去解决他。

大家总说俄国是欧洲最野蛮，喜侵略的国。他们的皇帝大官和将帅，或者如此；但是世界上反对战争的文学，却要算俄国第一。解决的方法，也是他们想得最早。苦利米亚的战，Tolstoj亲历战阵，作sebastopolj三卷。俄土战争，Tolstoj的私淑弟子Garschin，听得他人受苦，烦闷不过，自去投军，情愿一同受苦；可是没有死，受了伤，放回来。作《步兵日记》，《四日》（曾经译登《域外小说集》第二册）等短篇，写出战场上所受肉体同精神的苦痛，人类对于生的执著和死的恐怖。日俄战争，Andrejev并没有去打仗，作了一篇小说叫《红笑》。可是猛烈得狠，读了这书，若不是一点不懂得，便包管头痛心跳起来，夜里做恶梦!

这一次欧洲战争，俄国顶有名的战争小说，或者可算kuprin的《圣母的花园》。

至于解决的方法，他们也不一致：Tolstoj提倡无抵抗主义，实行当时口号“V Narod”（到民间去）这一句话；亲自种田砍木，做皮鞋去了。Garschin想拔去“红花”（一切罪恶的象征）拔不掉，自己从楼上跳下来死了。Andrejev随后做了一部小说《七个绞罪犯》，看了又是要出冷汗的书。kuprin作了半部小说，名叫一个《坑》字，现在不晓得下卷出了没有，其中是讲娼妓生活的。这两个人的意见，大约都是抱定一个“人”字。彼此都是个“人”，此外分别，都是虚伪，如此便没有什么事不可解决。这是最乐观的思想；但是“人类互相理解”，怎样能够做到呢？答语大约也是说“V Narod!”他们两个人本来也是Tolstoj派的人！

日本从来也称好战的国。樱井忠温的《肉弹》是世界闻名的一部赞美战争的小说。但我们想这也只是以前的暂时的现象，不能当作将来的永远的代表。我们看见日本思想言论界上，人道主义的倾向，日渐加多；觉得是一件最可贺的事。虽然尚是极少的少数，还被那多数国家主义的人所妨碍，未能发展；但是将来大有希望。武者小路君是这派中的一个健者，《一个青年的梦》，便是新日本的非战论的代表。

《一个青年的梦》，最初登在杂志《白桦》上，一九一七年时单行出版。是一部四幕的脚本。一个青年被一个不认识的人引了到各处去看，真心的觉到战争的恐怖和无意义，随后断结到“世人未达到人类的长成时，战争不能灭。照现今的国家行下去时，战争将更盛”。只要“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便可得永久的和平。但这事“非从民众觉醒不可。”第四幕中一段对话说得好：

青年　“不使产生战争的东西有活力，国不亡了么？我所想的，是国也不亡，也没有战争。

乞食者　就是这点要紧。但如‘国’这思想，还是同现在一样，那怕就为难罢!须得用民众的力量，将国的内容改过才好。世界的民众，变了一团，大家握手时，战争便自消灭。须使民众不要互相恐怖误解。不可不晓得大家重要的关系；平和过日，是大家都有幸福的事。又凡损人利己的人。无论是本国人，是外国人，都是平和的敌，非加制裁不可的。这些事，非真心的懂得不可。假如承认了现在的国家，却反对现在的战争，世上没有这样如意的事。

青年　我也觉得；但如今想更变各国的意旨，又觉得有点做不到。

乞食者　全在根。全在根。全在民众。人再进步一点，就好了。再一步!再两步!”

要人民自求积极的平和，先得教他们痛切的感平和的必要。武者小路君的著此书，就是要他们感这必要；也就是自己感得痛切不过，不得不直叫出来。他人感着呢？不感着呢？也全是不得而知。不过希望他们能够感着罢了。《自序》中说：——

“国同国的关系，要是照现在这样下去，实在可怕。世界的人想都觉得。单是觉得，也是无益。一点都没法，只是默然罢了。我也晓得说也没用。但若不说，又更觉歉然。我若不从艺术一方面说出来，我终免不得肚胀，我作这书，算是出出气。这戏演不演，不是第一个问题。我只想说出真实的话罢了。战争的恐怖，我也不去夸张他。我止努力写他全体。用人人所不能反对的方法，人人都能同感的方法，写出他的恐怖来。我也觉得自己的深度不足，力量不足；但是因为怕了这些事便不说，又做不到。我不愿如此胆怯，连自己能说的真实话也不说。止就我力量所能及的做去，就满足了。

我自己不晓得这书价值如何。但他人的非难，我能回答他，或者听凭他，我想不久总会明白的。自己的精神，自己的真诚，从内里出来；决不是装上去的。所以我想，靠这个诚，或能在人心中，意外的寻得许多知己。

……

我不专做这样的著作；但也想一面渐渐的动手来做。对于人类运命的忧虑，这不是僭越的忧虑，是人人都应该忧虑的事。我望从这忧虑，生出新世界的秩序来。忽略这忧虑，或者反要生出可怕的结果。我望平和的合理的又自然的，生出这新秩序。血腥的事，能避去时，最好是避去。这并不尽因我胆小的缘故，实因我愿做平和的人民。

但我觉得现在社会的事情，不像在正路上走，能得平和解决的样子。所以我比别人加倍的害怕。”

明知“说也没用”，然而不能不说，因为还有对于人类这“爱”存在。我看了《一个青年的梦》，想起《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不觉也引起那“僭越的忧虑”。虽然还怀疑这问题太大太早，然而觉得这样下去，总不是事；所以写这几句，希望青年能够对于这问题，稍稍注意，就满足了。

（原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