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

高一涵

政治本由理想产出。理想者为事实所感召，立之以纲维时会之迁流者也。必有新理想导之于先，乃有新政治实现于后。国人局于现象，鉴吾国政治状况，大似欧洲十八世纪之初。凡所论列，多摭拾十八世纪以前之学说，以津津自憙。如天赋人权、小己主义、放任主义，早为西人所唾弃者，尚啧啧称道，自诩新奇。殊不知政治进化，非同机械；发达变迁，均为有意识之动作。凡他国由枉道而得之利益，吾可由直道而得之。他国几经试验，由失败而始得成功者，吾为后进之国，自应采取其成功之道，不必再经其失败之途。由此以推，则凡先进国回环顿挫，历数世纪始获得之进步，后进国可寻得捷径，而于一世纪之中追及之。然则述西人政治思想之变迁，以为吾国政治思想变迁之引导，诚为今日之急务焉。兹略举数事如左：

一　国家观念之变迁

古代人民思想，均以国家为人生之归宿。故希腊罗马及前代之倭人，莫不以国家为人类生活之最高目的。人民权利，皆极端供国家之牺牲。至唱人权、放任、小己之说者起，乃一变其说，谓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绝不相容；且有谓政府之存在，徒因人类之有罪恶；罪恶一去，政府斯亡，乃至十八世纪以后，新国家主义日益发明，如费舒特（Fichte）、海格尔（Hegel）、玛志尼（Mazzini）、加奈尔（Carlyle）、骆司硁（Ruskin）、格林（Green）诸氏，均阐发国家之功能：以为人类一切障碍，惟赖国家之力，可以铲除；一切利益，惟赖国家之力，可以发达。在千八百六十四年，英人之思想，以反对国家者为正教，以信赖国家者为异端；在最近数年前，则以信赖国家者为正教，以无政府主义为异端。考其所以变迁之原因，盖一由国家观念，大异于前，一由国家功效，昭昭在人耳目，故也。唱人权放任小己之说者，以为国家权利，与人民权利，乃两相妨害之物；国权一伸，民权自不得不缩。近世乃知人民之权利自繇，由法律所赋予。国家权力强固一分，即人民权利强固一分，确认国家无自身之目的，惟以人类之目的为目的。犹经济学上之富然：富非人生之究竟，乃为求达人生究竟之一途；国家亦非人生之归宿，不过为人类凭藉，以求归宿之所在耳。又因列强竞争，日形激烈；人民自繇，仅为此小国家主义所限制，劳劳战备，日在惴惴战栗之天，自繇范围，终嫌狭隘。于是信赖民族竞争之小国家主义者，又一变而神想乎人道和平之世界国家主义。欧战告终，国际间必发生一种类似世界国家之组织，以冲破民族国家主义之范围。此征之于最近西人舆论而可信者也。

二　乐利主义之变迁

古代之政治思想，多自“损下益上”“捐万姓以奉一人”之原则，演绎变化而来。自边沁唱最大幸福之说，政治思潮，倏焉丕变，顾尔时之解乐利主义者，犹重其数量而略其性质。多数之幸福，犹为少数代表所代谋。夫幸福之所以可贵者，在引人民于政治范围以内，俾藉群策群力，以谋公共福祉之谓也。设以他人代谋为原则，使多数人民，立于被动地位，颓废其独立自营之本能，所谓幸福，直欺人语耳。盖近世所谓幸福，绝非根据他方之痛苦而来，亦不得以一阶一级之人数为界限。设移此阶此级之幸福，以享他阶他级之人，抑或因谋最大多数之人幸福，而置少数之人幸福于不顾：皆非近世之所谓乐利主义。乐利云云，必以个人为单位。无论牺牲万姓以奉一人者为非，即牺牲一人以奉万姓者亦非。此方所增之幸福，绝不自他方痛苦中夺来，亦非自他方幸福中减出。设在吾国，痛苦一人，以利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犹是阶级的乐利主义，多数的乐利主义，而非平等的乐利主义，全体的乐利主义也。真利所存，必其两益。绌此伸彼，终必致两败俱伤。近世学说，多由主张小区选举制度，变为主张大区选举制度，由主张多数选举，变为主张比例选举。此制如行，则旧日多数专擅自营其私之弊端，可日益廓清；且可更进而行直接民政，公意全发动于人民之自身矣。

三　民治主义之变迁

在贵族政体初变时代，论平民政治者，犹未脱尽阶级资格之观念，限制选举，多以教育财产为必要之条件。与其谓之为平民政治，毋宁谓优秀人民政治。乃择其优秀者，畀以参政权，非畀以参政权，使养成优秀人民也。迨十九世纪之末，欧美学者所谓平民政治，大抵皆建筑于人民权利及小己私益之上：以为平民政治云者，小己自保其权利，自享其私益之谓。不知权利私益，皆为人生之凭藉，而非人生之归宿。近数年来，多唾弃小己主义，主张合群主义；唾弃私益问题，主张公益问题；以为真正平民政治，乃建设于担负社会职任之小己之上。小己私益，即自社会公益中分来。人民入群而后，皆以谋社会公共幸福之目的，谋小己之幸福。而社会利益之进化，不徒恃普通选举制，及议院政府制，乃恃有中介的团体，使小己与一群，得以联络一气。民治政府，实为责任政府。予人民以参政机会，即道人民以负责之方。以选举之事，锻炼政才，故实行平民政治，实足以收教育之功能，选举制度，不惟无教育资格之必要，且足以补教育之缺焉。

吾国政治思想，偏于守旧。自表面观之，所受世界思想变迁之影响，似乎极微。推求实际，近日政治现况，实与世界思想，一致前趋。大凡政治理想发现之初，不为破坏的革命，则为消极的反对。当新思想未能实行之先，必使与我反抗之旧思想，破坏无余，乃有建树新思想之余地。哈蒲浩有言曰：“当自由主义之发端也，恒为破坏的革命的批评。取消极态度者，约数世纪。所立事业，破坏多于建设。削除人类进步之障碍，远多于表明积极之主张。”吾意中国今日之政治思想亦然。袁氏之自私的国家主义，已经打消。段氏之负气的武力政策，亦瞬见失败。此后群众放矢之的，又将转向“骑墙”的自私诡计而发。凡凭国为祟，图谋一部分乐利，及假贤人政治为名，以屏斥人民于政治范围而外者，皆与此国家主义乐利主义民治主义之新思想，不能并存。不试则已，试则未有不偃旗息鼓、败北而逃者也。

（原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