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

陈平原

1919年底，《新青年》为重印前五卷刊登广告，其中有这么一句：“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1]这则广告，应出自《新青年》同人之手，因其与半年前所刊代表群益书社立场的《〈新青年〉自一至五卷再版预约》大不相同：后者只是强调《新青年》乃“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思想，通前到后，一丝不懈，可算近来极有精彩的杂志”[2]；不若前者之立意高迈，直接从思想史角度切入。

四年后，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既是讲述历史，也在表达志向：

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3]

胡适并未解释为何谈论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杂志时，不提读者面很广的《东方杂志》或备受史家推崇的《民报》。我的推测是：可以称得上“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杂志，首先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这样方才可能直接介入并影响时代思潮之走向；其次必须有广泛而且相对固定的读者群；再则必须有较长的生存时间。依此三者衡量，存在时间很长的《东方杂志》与生气淋漓的《民报》，“还算不上”是“代表”并“创造了”一个新时代。[4]

十几年后，思想史家郭湛波正式坐实《新青年》同人的自我期待，称“由《新青年》可以看他（指陈独秀——引者按）个人思想的变迁，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的变迁”[5]。此后，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评述《新青年》，成为学界的主流声音。政治立场迥异的学者，在论述《新青年》的历史意义时，居然能找到不少共同语言——比如同样表彰其对于“民主”与“科学”的提倡等[6]。可作为一代名刊的《新青年》，毕竟不同于个人著述；如何在思想史、文学史、报刊史三者的互动中，理解其工作程序并诠释其文化/文学价值[7]，则有待进一步深入开掘。

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第二卷起改题《新青年》，杂志面貌日渐清晰。《新青年》第二卷最后一期出版时（1917年2月），陈独秀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故第三卷起改在北京编辑，出版发行则仍由上海群益书社负责。1920年春，陈独秀因从事实际政治活动而南下，《新青年》随其迁回上海，后又迁至广州，1922年7月出满九卷后休刊。1923至1926年间出现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乃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再是新文化人的同人杂志。故谈论作为五四新文化“经典文献”的《新青年》，我主张仅限于前九卷。

是否将瞿秋白主编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纳入考察视野，牵涉到对该刊的宗旨、性质、人员构成以及运营方式的理解，将在以下的论述中逐渐展开。

[1] 《〈新青年〉第一、二、三、四、五卷合装本全五册再版》，《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1919年12月。

[2] 《〈新青年〉自一至五卷再版预约》，《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1919年5月。

[3] 胡适：《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

[4] 参见拙文《杂志与时代》，《掬水集》140—142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5]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8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据1936年北平人文书店版重印）。

[6] 参看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第五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二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三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微拉·施瓦支著、李国英等译《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二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7]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新青年》”章的最后一节专门讨论《新青年》与报刊工作；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一章题为“《新青年》及其作者”；拙文《学问家与舆论家》（《读书》1997年第11期）关注《新青年》中的“通信”与“随感”；李宪瑜《〈新青年〉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未刊）设第五章“栏目与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