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端、初创及其启示
王浦劬
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现象及其相互联系的观察和追究，几乎与人类文明一样久远。记载文字显示，人们在古代就仔细观察、追究和思考社会公共生活及其权威现象，形成了关于政治现象的知识和学问，并且开设学堂，讲授知识、传播思想。在中西方政治学发展史上，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好奇、探究、思考和传播，初始过程竟也十分相像，古希腊智者柏拉图的《理想国》及柏拉图学院，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他的吕克昂学校，孔子创仁德政治思想并以私学授业，由思考到传授，使得这些智识者的政治思考和学识成为文明意义上的学问和学术。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中西方历史演进过程中，不同文明和政治形态的发展，对于中西方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的需求，也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素材和际遇，使其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思想和制度论理，从而构建了不同的政治学问和学术。
19世纪末，中西方政治学几乎在同一时期成为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尽管如此，中西方政治学科独立成型的动因和背景却迥然相异。
在西方，发端于14世纪的启蒙运动引发了此后的资产阶级革命，造就了自由主义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体系。及至19世纪末，近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已经确立，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却日益凸显，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对于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有效化解经济社会矛盾的作用随之逐步突出，为此，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对于在既有政治制度框架下的政治实际运行提出了更具操作性和现实性的要求，实际政治生活对于专门的研究对象、完备的知识体系、独特的可靠方法和实用的研究成果的需求，促使原本依托哲学、伦理学、法学而形成并且仍然与哲学学科学术混为一体的政治知识，演化成关于政治运行和技术的专门而清晰的学科、学理、知识和方法体系，正因为如此，独立的政治学科应运而生，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的成立，通常被公认为标志着西方独立政治学科的诞生。
当西方政治学揖别哲学、伦理学而成为独立学科和知识体系时，中西方文明在现代化意义上，已经在社会经济政治形态和发展时序方面形成巨大落差和时差。
没落腐朽的满清王朝挟持着中华文明急剧沉沦，而在后发和外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觉醒的先进分子积极向西方和国外寻求拯救民族危亡的良方。甲午战争之前，这种关注和努力无疑大量集中于器物层面，对于西方军事技术、工业制造技术等等的直接引进和简单模仿，逐步酿成了近代洋务运动。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宣告了对于西方器物简单模仿学习而达成现代化的路径的受阻。启蒙知识分子由此认为，先进的西方器物，固然是先进的西方技术和制造之花的果实，但是，先进的西方技术和制造之花，却是开放在与此对应的西方制度之支干和根基上的，因此，欲达成先进的器物，必先达成先进的技术和制造，而欲达成先进的技术和制造，则必先达成先进的制度。实际上，1898年的“戊戌维新”，正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转换的集中行动，维新派的戊戌变法，实则为制度变革。与此相伴的倡导新学，不过是伴随制度引进的思想、学问和文化引进。研究表明，恰恰是这种思想、学术和文化的引进，激发了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近代哲学社会科学兴起和发展。
由此可见，近代中西方政治学形成独立学科的公元纪年虽然同处一期，但是，中西方政治学在历史遭际命运和实践使命意义上的社会纪年却迥然相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摆脱深重民族危亡和对于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艰难追寻，引发了对于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旧政治哲学的抛弃、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追求和对于现代化伴生政治形态的知识渴求，这种弃与求，既是近代中国政治学形成独立学科的认知滥觞，也是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端和发展的实践底色。
金安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近代中国百年政治学科发展”及其成果《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以下简称《发端与拓展》），即是从近代中国政治学的源头追溯入手，破解尘封的故旧典籍，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前世往事的探幽发微和寻踪觅迹，钩索远逝的文脉沈隐，对于近代中国近代政治学科源流纵横的严谨梳理和条分缕析。作品展示了近代中国政治学术初生问世的苍凉境况，分析了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确立过程的内在逻辑，揭示了近代中国政治学人拯救民族危机、图求民族复兴和营造现代国家的拳拳初心。透过作品缜密清晰独到的全景式描述和论述，可以窥见百廿中国政治学的诞生缘由和初生样态：
1、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古老中国的诞生和拓展，是戊戌维新运动移植和嵌入外来知识和制度的幸运例外。
作为独立学科的近代中国政治学，是戊戌维新创立京师大学堂的产物。戊戌维新本质上是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变革腐朽的满清封建制度以救亡图存的重大行动。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戊戌维新的制度变革主张惨遭旧势力疯狂扼杀而几近全部覆亡，但是，京师大学堂却是其侥幸留存的唯一成果，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正是因为京师大学堂的侥幸留存而得以萌发。
京师大学堂侥幸留存的原因甚为复杂，其中缘由已经诸多学术探讨。而《发端与拓展》以细密的考证和分析，揭示了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得以引进和确立的复杂要素的契合性。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引进和确立，首先是出于晚清统治集团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治统治的需要，政治学科的“首要任务是为朝廷培养官员——当然是接受一些西式文化能懂新政会搞新政的官员”（第16页）。正因为如此，京师大学堂初始，其课程全科目甚至都设置为培养官吏的“仕学馆”。其次，政治学科在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和开课，亦是社会和政治不得不趋向变革的社会政治发展要求使然，腐朽的晚清政权难以担当起拯救民族危机的重大使命，对于政治制度变革的巨大期望，使得京师大学堂设置、留存甚至发展了以国家制度认知和阐述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学科，就此而言，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设置恰恰适应了当时政治制度变革的需求。因此，“对于近代学科的选择具有‘现代性’的使命，也有‘国家需求’和‘政治统治’的考量”。（第10页）再次，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设置创立，也缘故于近代政治学科的独特属性。民族危机既重，旧学伦理说教无以论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难以确定国家的现代政治发展方向，欲维新国家制度，不得不选择新的政治学说。因此，“近现代政治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最能反映中国社会转型以及近代化进程的学科之一，它对中国政治近代化过程的学术折射最为典型；同时它也是中国最受外来影响的学科之一。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化的来临，中国曾处于既迎又拒、半推半就的矛盾纠结中。在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前夕，中国急需现代政治知识尤其是现代国家知识的积累和传播作为建设现代国家之政治思想准备。以‘国家理论’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政治学学科与学术，在19世纪末的美国形成不久后就被引进和落地中国，成为当时中国最权威、地位最高的大学的专业之一，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重要的学科，这比起其它近代学科的产生与传入要迅捷得多，这是中国被动现代化中的一次相对主动的对接，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在学术发展上的映现和必然。”（书稿导论第6-7页）
不同需求的相互契合和复杂交融，造就了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旧统治与新变革之间的栖身空间，而不同政治集团关于旧邦新命变革的不同愿景，则赋予近代中国政治学科这一新芽以嫁接于旧制度枯藤的不同寄托，由此使得近代中国政治学科避免了戊戌维新其他新法的命运，成为新知识和新制度嵌入旧体系和旧制度的幸运例外。
2、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是在近现代中国大学治理体制和治理结构的蜕变中得以发端和发展的。
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端和创立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大学创立和发育的时期。究其初始发端和后来发展可见，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是在与中国现代大学发育和发展相互联系甚至密切互动中形成和发展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是与中国近现代大学治理体制和治理结构的蜕变相向而行和同步进展的。《发端与拓展》的考证揭示，由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学科特殊性，其近代的发端、发育和发展历史，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大学治理体制和治理结构的演变历史。
戊戌维新之后，唯一幸存的维新成果—京师大学堂被赋予双重角色，即中国第一所近代国立综合性大学和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即是在这一政学合一的机构中萌发破土的。显然，这种政学合一的机构并非现代大学，其属性和职能的混合性，也使得萌芽吐绿的近代中国政治学，实际上淹没在为官之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之中。
1905年清廷学部的设置，使得中央政府具有了专司全国教育管理的行政机关，也使得京师大学堂得以蜕除行政机关属性，成为中央直属的综合性大学，由此逐步形成了高等学府与政府机构之间相对独立的体制关系，开始了现代大学政府管理体制的建构。
高等学府外部行政体制的变革，为其内部治理结构的调整创造了条件。京师大学堂由此获得了相对自主的办学权，从而可以更多地按照社会需求、学科和学术发展规律来设置办学专业、办学层次、组织结构和课程体系，建立健全学术共同体。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育成型过程，正是在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大学的发育和发展过程中逐步披展和形成的。
《发端与拓展》的研究显示，“1905年学部成立到1911年前，京师大学堂的学科建设有了较大的调整，朝着更接近近代高等教育的方向改革和发展。”（第24页）首先，大学堂的分科大学设置，使得不同学科体系边界、内容和功能得以清晰；其次，大学本科教育的开展，使得现代大学的教育层次得以正式确立，而政治学科本科教育的开展，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创立的标志；再次，大学管理体系与知识体系合一的学系的构建，使得大学按照学科知识结构构建形成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从而使得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以学科和知识体系为基础，也标志着包括政治学科在内的近代学科的设置完成。研究表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正是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创立之时完成其现代设置的。
3、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创设和拓展，经历了从学识到学系的多要素多体系构建的漫长过程。
近代社会科学学科包含着复杂繁多的元素，如果以“学”为其根基，其中至少包含着学识、学术、学者、学生、教学等元素，包含着学术认识、学术研究、学术教育、学术组织等体系。为此，人们对于近代社会科学的学科诞生和形成标识，往往见仁见智、各取不同。比如，如前所述，西方近代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创立和形成，是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的创立为标志的；再如，我国新时期政治学科的恢复重建，通常是以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为标志的。
《发端与拓展》立足于学科发端和发育的完整性，严谨考证，综合考虑京师大学堂学制和课程设置内容的完整性、政治学科移植学术发育的孱弱迟缓性和生长发展的曲折性，学科多重体系的综合组织依托性，选择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三个基本要素即学术、学科和学系[1]的综合发展，作为学科从发端到创立的衡量标尺。“近代学术和近代教育是以近代意义的大学为重要依托和基地的，而大学又是以学科和学系的建立与形成为基础和核心的，它们互为影响因素。因此，在近代学科史的研究中，必须要有学术、学科、学系三位一体的综合视角，将学术史、学科史、学系史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接近准确的描述和把握。”（第6页）
据此，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孕育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院”的政治学科课程，问世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的政治专门讲堂，“从初步分科授业、按所学专业建立教学单位这一角度考察，可以将1899年9月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政治专门讲堂，看作是北京大学政治学最早的学科渊源和学系渊源”，（第7页）发展于1909年的独立专业本科教育，“这既有政治学学科独立的意义，又有政治学系独立建制的意义”，（第74页）完成于1913年的第一届政治学专业本科毕业，“1913年北京大学政治学本科学生毕业并获得法科学士学位，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科和学系建立完成的重要标志”（第75页），确立于1919年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正式成立，前后历时长达20载。
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学术、学科和学系的三要素综合性标尺考量，体现着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本质的认知，这就是说，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本质上是关于社会政治现象及其相互联系的专业思想和知识体系。从《发端与拓展》的论述来看，这种体系实际上内含着以诸多体系，包括政治学专业化知识体系构成的学系、政治学专业化研究的学术体系、政治学专业化研讨的学术共同体体系、政治学专业化高等教育和训练体系、政治学专业化课程和教学体系以及政治学专业化的话语体系，这些体系交融结合、相互构建，共同形成了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
《发端与拓展》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端、发育和发展的这种三要素多体系考量，几近当代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不仅完整呈现了近代中国政治学科诞生和创立的全过程，而且显示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北京大学创立伊始即是专业化的学术、学识、学习、课程和学生等多方面体系的有机融合，表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问世之初就逐步形成了多重专业性体系复合和相互融合的完备学科体系。按照《发端与拓展》，在这诸多要素和体系中，又以高等学校政治学系的创立为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创立和完成的重要标志，因为“一个现代学科的形成、生长和成熟，通常是要借助大学的课程体系和专业设置、通过大学以学系为单位的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以及学科建设来完成的，学科和学术的规范和持久的发展必须基于大学学系的建立。”（第8页）这就进一步表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形成之初也许是专业化知识体系和研究体系，但是，只有这些知识体系和研究体系发育发展出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时，才能确定其完整的学科的形成和创立。同时，“这样的改变，在学科门类划分的意义中加进了有关管理的意涵，为学术共同体里增加了‘单位’的边界”。（第80页）
与此同时，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多要素多体系发育和创立时间的冗长，在实践意义上，显示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艰难，“现代专业化的学科体系建立，从表面上看，是中国整体性知识向专业性知识的妥协，实际上则体现了农业化时代向工业化时代、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变。既是工业化时代社会生产专门化、精细化的内在诉求，也是政治近代化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第79页）另一方面，学科创立时间的迟滞，在知识和学术转型意义上，亦体现了近现代政治学术、学科和知识体系嵌入的困顿，映射了旧制度环境下构建近现代政治学科多重体系的曲折。在废弃旧学创立新学的过程中，近代政治学科的创立，既面临旧势力旧传统的重重阻碍，又面临新学识新学科处处幼弱的培育艰辛，更面临着新学科于现实政治和学生就业的效用的严酷考验。
4、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初始到创立的演进呈现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再到本土化尝试的学术发展和运行轨迹。
如前所述，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是戊戌维新的侥幸留存，其问世和发端既是维新派移植西方学术、学科和制度的结果，也是其为了培养变革人才而嫁接于中国旧有教育制度的产物。“戊戌维新实际有两条逻辑进路，殊途同归，都指向了官制改革。光绪皇帝的逻辑是变法首先要进行官制改革，因为对于反对变法的官员和阻碍变法的部门必须通过官制改革直接清障。康梁等知识分子的逻辑则首先考虑的培养新人：变法急需的是人才，人才的培养在办新式教育，办新式教育就要取消科举，取消科举就要向传统的官制开刀，因此官制改革是为兴办新式教育保驾开道的。”（第13页）显然，两条进路都指向兴办政治学科，由此促成了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问世。
作为戊戌维新的产物，初创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知识结构和体系，无疑带有浓重的西方政治学的特质，考察其学术、学识、教学、学者乃至学科不难发现，其学科要素，基本是西方舶来品。
但是，与维新派的初心大不相同的是，留存和兴办新学的统治者和旧官僚的始衷，却是使新学服务于旧统治和旧秩序，并且为之培养政治人才。新学科与旧宗旨的冲突，酿出了中体西用的革新主张，办学者正是以此原则开始了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发端与拓展》的研究显示，主政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的办学思想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总体框架下，注重传统经学，兼学西学。“反映在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上就是将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分为六堂‘课士’（‘课士’指上课和考试），这六堂分别为‘诗’‘书’‘易’‘礼’‘春’‘秋’。”（第33页）1899年，学堂的专业和课程设置开始变化。尽管如此，京师大学堂政治学课程首先培养的却是学生的传统政治和纲常伦理思维。
及至1902年，恢复重建的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深感大学堂的学制设置远远不能满足政治统治和新政培养人才的需要，在考察日本和美国等多所大学的学制之后，设计了学堂学科的新章程，实际上，无论学习日本，还是模仿美国，都使得包括政治学科在内的大学堂课程体系、学科设置和专业科目演化成全盘西化模样。在这其中，日本的影响更大些，“可以说，从构想与创制、从课程到教员，各个方面都显示着日本对于仕学馆的影响。”（第43页）但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学制和课程，大都也是从西方学习而来，因此，“总体上，仕学馆的课程体现出一种明显的传统向现代、中学向西学的过渡特征。在以西方法政知识为主的体系框架中，交织熔融着中国固有的知识要素与内容。”（第43页）及至1912年，民国教育部通电各省，“前清用书，如《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它有碍民国精神的科目，须一律废止；前清御批等书刊则一律禁止采用”。[2]政治学门的课程1912年调整和修订后从原来的19门增至宪法等27门课程：[3]基本上都是近代西方政治学科的课程。“在对学科的界定和理解方面，从完全仿效日本政治学开始转向对欧美政治学的关注和引进。”（第78页）。
随着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引进和消化，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联系的政治学科并不满足于纯粹引进和移植西方政治学的知识和内容。在具有五千年连续文明的古老国度，面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政治和政策要求，传统文明的惯性和现实政治的需求，使得近代中国政治学科逐步转向尝试政治学科本土化及中国政治学独立设立议题的努力。按照《发端与拓展》的说法，“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学知识向政治学学术转换的过程。”（第168页）。就其内容和话语系统来看，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本土化的初次努力，呈现明显不同的取向和特点，大而要之，这种努力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中文话语对于西方政治学基本概念和知识的解说，代表作如1902年杨廷栋编撰的《政治学教科书》、1906年严复的《政治讲义》，[4]1910年梁启超的《宪政浅说》等等，这些本土化努力实际上只是编译性的西方政治学解说，缺乏基于本土政治的原创性。另一是以现代政治学名义解说皇权政治和君主政治，代表作即1902年出版的《皇朝政治学问答》，就其内容来看，实际上不过是“用了‘政治学’这样一个当时流行的现代学科的概念并且模仿政治学的叙事框架讲解清朝政治，暴露出的却是传统君主政治。”（第173页）这种所谓本土化的努力，不过是旧学和皇权政治伦理的翻版，缺乏现代化取向。三是北京大学陈启修教授为代表的，积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和方法与中国本土政治现实相结合的本土化努力，“在西方政治学传入中国二十几年的时间后，陈启修就敢于尝试开创一种与之不同的新政治学，是极其难得的挑战和创新。”（第221页）。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本土化，就前两种努力来看，或者失之肤浅，或者取向迷误。而北京大学陈启修教授的本土化努力，不仅积极阐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和方法，而且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和政治，堪称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努力的创举，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政治学本土化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5、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具有巩固和完善政治统治的国家学说的学术倾向和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遵循着研习和教授政治统治和为政之要的传统学术逻辑。
虽然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初建到创立过程大多移植了西方政治学的知识和课程，但是，从政治学的课程内容和学术内容来看，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却以统治集团的需求取舍西方政治学术和课程内容，由此使得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具有保守的国家政治学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典型特征，实际上缺乏对于西方近代民主革命和民主制度基本原理和政治哲学的深刻阐释和准确把握。
首先，从政治学科课程体系来看，晚清京师大学堂设置的仕学院，到仕学馆，到北京大学设置的政治学专业，基本层面实乃国家学，或者是对于国家、法律、财政及其制度的政治学解释。“在北京大学初步形成了基于现代分科教育的，与世界主要国家可以对话的‘法科—政治学系’；以政治学基本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与思想、行政学（尤其是市政学）、外交学、宪法学、公共财政学、国际关系为主要课程框架的学科体系。”（第81页）因此，“早期中国政治学具有强烈的‘国家’底色，甚至当时的政治学有时就直接被称为‘国家学’”。（第215页）虽然在1912年北京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的要求对于政治学科课程进行了调整，在课程设置中同时出现了“政治学”与“国家学”这两门政治学专业核心课程。但是，“在中国，学科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权力、国家行为、社会意义等重大的时代命题息息相关，存在着权力与学科之间的控制与张力”。（第78页）就1912年调整后设置的27门政治学课程来看，基本是国家法律、国家制度和国家政策的综合，实际上仍然是以官吏培养和治国技能养成作为根本价值取向的课程体系。（第77页）
其次，从政治学学术体系来看，在北京大学首先形成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实际上是“以国家理论为核心内容的学术研究体系。”(第81页)这种以国家理论为核心内容的学术研究，从当时北京大学政治学科代表性学者的学术研究可见端倪。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的张慰慈教授在其代表作《政治学大纲》中明言，“政治学是研究国家如何发生，如何进化，找出因果变迁的公例（历史的政治学）；并观察现在国家的性质及组织和所处的环境，所发生的变端（叙述的政治学）；更从这种性质、组织、环境、变端之中，找出根本观念和具体的原理原则（纯理的政治学）；拿来做怎样应付现在政治环境，解决现在政治问题，创造新政治局势的工具（实用的政治学）；这就是政治学的涵义”。[5]张慰慈教授甚至干脆把他为政治学科开设的市政学课程也归为国家学。为此，如同《发端与拓展》指出的那样，“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张慰慈关于国家的理论成为他政治学思想的核心贡献。”（214页）。同时，作为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其本土化作为新政治学的代表学者陈启修教授，学术的视野也集中于国家政治权力方面，他认为，政治也就是人类关于政治权力的活动进程，政治的核心概念就是“权力”。“以权力关系为核心的政治现象中，‘政治权力的形成’、‘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均衡’、‘政治权力的将来’是环环相扣、彼此承接的关系。具体说来，政治权力的形成包含四个层面的具体内容，分别是权力的发生、权力的固定化、权力的神圣化、权力的人格化。”（第224页）相形之下，社会成员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内容，在政治学术中普遍缺位。
政治学科发端时期的这种以国家理论为核心的政治学术，相对以传统的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治国学说，无疑是学术和学理的进步。不过，人权、自由、民主的学术缺位，显示当时的中国政治学科和学术不过移植了西方政治学的国家制度之表，缺失了其政治制度之魂，也许因为如此，这样的政治学术研究，既没有成为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动指南，更没有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现代政治发展的精神灵魂。
再次，从课程内容来看，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采用的课本内容，大都是国家理论概论、法律制度概述和公共政策解说，其内容大都围绕西方关于国家原理、国家制度建设、公共政策内容而展开。（参见第112页到115页）
据此可以认为，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对于近代西方政治学术、学科、学系和课程的移植，得其形而未详其神，为政权而忽视民权，求治政之道而舍弃自由民主，研权力运用而未尊人民地位。这种学术特点，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院式政治学科的局限性，在移植西方近现代政治学的过程中，片面取用其国家和制度建设学说服务于本土既有政治统治，实际上并没有摆脱研习和教授为官之术的传统学术窠臼。
总上可见，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诞生与问世、发端和创立，具有高度的历史复杂性，其中既具有近代中国制度变革维新侥幸留存的偶然性，又有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政治进步和民族复兴要求建设现代国家和制度的必然性；既具有破除几千年儒家政治伦理说教、冲破旧势力旧制度的艰难曲折性，又具备中国近现代政治学科新文明新学术的生命力和开拓性；既具有维护旧国家和政治统治的职能使命，又承载建设现代国家和政府并且为此培养人才的现代取向和责任。因此，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对抗和转换岁月中呱呱坠地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既是中国政治思想、知识传统和教育体系的重大突破，又必然带有先天的不足和缺憾。
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端和创立，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和文明的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
1. 戊戌维新标志着中华民族拯救民族危机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制度学习、制度
移植、制度更新和制度变革的开始。作为戊戌维新文化和制度遗存的京师大学堂和政治学科，在现代大学教育意义上继续着戊戌维新启动的现代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历程。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及其学术、学科和教学的努力及其影响，与中华民族寻求拯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世纪同行，在政治学专业知识移植、生产和传播意义上，导入了近现代政治思想和精神，改变了知识精英的封建政治的陈腐说教，这些学识、思想和学术的引进和传播，使得近现代中国政治学科成为近现代政治学专业化的学术和教育的温床，其知识、思想、学术、学科和教学，对于后来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政治、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发展，都产生了特定专业知识性影响。在这其中，尤其是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科专业中的登堂入室和系统传授，无疑与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的最初传播一起，为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带来了思想火种，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准备了思想基础，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和政治进程。
2. 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创立，启动了举国现代政治学科的创立和发展的航程。近代中国
政治学科的创立，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摆脱传统旧学腐朽精神枷锁，寻求建设现代国家和制度，进而推进现代化的知识文化和教育努力。在创立近代中国政治学新学科的过程中，先驱政治学人破除了传统经学的教育体系，创立了以近现代政治学识为基础的政治学科体系和多重体系。中国近代专业化政治学科研究和教育由此发端，逐步发展成为现代高等学校中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国政治学科百廿年的基础和框架，启航了中国政治学学术、学科和学系发展的世纪航程。到20世纪20、30年代，随着中国现代大学的广泛建立和政治学科的普遍设置，“现代政治学学系和学科成为中国大学比较普遍的学系和学科，与政治学研究院所和机构一起，完成了现代政治学科在中国的构建。”（第232页）同时，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初创时期形成的学科范式、制度路径、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广泛影响20世纪的全国高校政治学科，甚至至今仍然影响着我国政治学科的学科框架、研究路径和课程体系。
3. 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为现代国家建设、制度建设和政治进步培养了专业人才。研究表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近代高等学校中的创立和拓展，以近现代专业政治思想、理论、知识和方法训练和培养了一大批具备近现代政治意识的知识精英。这些知识精英从晚清通晓新政的朝廷官吏，到民国的政府官员、学术人才以及革命者，为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治进步作出了贡献。研究显示，“1913年至1929年北大政治学系的毕业学生，其职业选择和志业取向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进入现存政治体制，以政治官员（僚）的身份支持或者改造完善现存政体；二是沉入社会基层从事教育启蒙或者其他职业，间接践行救国齐身的理想；三是以反体制的直接政治活动建造一个新国家作为自己的志业和职业。”（第152页）这些政治学知识精英不仅改变了社会知识精英的结构，而且为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作了专业人才储备。
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端与拓展，给今天奋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政治学科的人们以多方面的启发：
1. 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华民族摆脱传统旧学腐朽精神枷锁，图求
民族伟大复兴、社会政治进步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制度建设和政治思想发展趋向现代文明和进步，实现文明价值的产物。但是，局限于时代和学识，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实际上是不可能承担和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得现代中国政治学获得科学的指导思想，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新中国的建立，才使得中国政治学科真正成为探究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学科，成为培养担负历史和天下重任的政治人才的学科。今天，我们建设世界大学和一流政治学科，必须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把握政治文明发展和民主法治进步的世纪潮流，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定位，才能真正推进一流世界政治学科的建设。
2. 学科的发育和发展，与高等学校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近代中
国政治学科既是特定政府管理体制变革的产物，又是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分离而获得适度自主办学权的产物；既是移植西方高等教育和学科体系的产物，又是基于中国国情逐步形成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产物。《发端与拓展》的研究显示，现代大学的形成与现代学科的发育高度关联，现代大学管理体制机制和治理结构创立完善与现代学科的建设发展同向同步。因此，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政治学科，按照现代大学的职权、责任和资源的合理结构性要求，深化改革政府管理高等学校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大学的治理结构，科学调整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科的学科结构，无疑仍然是今天的中国政治学人通过改革与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重大命题。
3. 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创立和形成，是学术、学科和学系为基本要素的多体系复合构成，
因此，建设世界一流政治学科，需要对于我国高校政治学围绕学术、学科、学系构成的多个体系同步推进和优化建设，实现政治学科思想体系、知识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课程体系、人才体系和教学体系共同成长、均衡发展和相互交融。与此同时，由于现代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交叉，政治学一流学科的建设，必需其他相关学科比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等的相互强力支撑。为此，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科偏废畸形、落差巨大的政治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构，能够使得政治学科或者相关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学科，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4. 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本土化，是政治学科成长发展的必然。政治学是经世致用之学，
与不同的传统文化契合，与社会政治现实结合，围绕重大历史、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和教育，是政治学科的学科根基和生命力所在。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创立和发展的第一个学术周期就很快呈现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再到本土化的趋势。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政治学科的科学性、实践性、国际性和本土性？如何实现这些属性的有机结合，产生原创性的政治学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得以恢复重建的我国政治学科、学术研究和教学，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借鉴国外政治学的有益知识和方法，取得了重要成就和进展。在建设世界一流政治学科的未来进程中，如何把国际性与本土化、科学性与现实性有机结合起来，不忘本来、吸取外来、面向未来，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课程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同样是我国政治学科发展的重要命题和任务。
5. 政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以科学的思想指导，确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学科和学术
发展理念和定向，明确培养什么政治人才？为谁培养政治人才？怎样培养这样的政治人才的根本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建设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政治学科。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端和创立的过程，实际上一直蕴含着培养什么政治人才、为谁培养政治人才以及怎样培养这样的政治人才等根本问题。正是基于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初始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选取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和课程体系，作为维护晚清统治秩序、治理朝政和推进维新的人才培养的学术和知识依托，这也就使得近代创立的中国政治学科带有国家学说和制度学术的强烈烙印。今天，我国的政治学科建设无疑必须以科学的、实践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建设人民民主国家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基础，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价值定位建设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学科，培养尊奉人民主权、尊奉社会主义法治、尊奉人民利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接班人。
王浦劬
2019年5月25日于北京大学
[1] 从近代学科发展来看，“学系”具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专业思想和知识的学术体系，二是作为高等学校管理单位的系列单元。实际上，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创立时，两种含义往往是共为一体的，因此，选择学系的设置作为学科创立完成的标志，本质上是选择专业化思想和知识体系创立作为学科创立完成的标志。
[2]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3] 课程科目见“光绪二十九年/民国元年北大学科设置及课程安排”“民国元年学科设置及课程安排”、民国元年所订之大学学制及其学科，北大档案编号：BD1912001（卷内材料顺序号2）。
[4] 萧公权认为这是“中国人自著政治学概论之首先一部”，参见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54页。但严复在此著中始终用的是“政治之学”。
[5] 同上书，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