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英国玄学派诗歌的现代复兴与传播
英国玄学派诗歌在17世纪得以生成以后，在整个18和19世纪，基本上默默无闻，但到了20世纪初，玄学派诗歌得以复活，大概是人们对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那种甜蜜蜜软绵绵的风格感到腻烦，所以对玄学派诗歌交口称誉，特别是艾略特等人对此派大加赞誉。艾略特认为英国诗歌从多恩之后便日趋衰落。认为多恩诗歌智力和激情交融一体。因此，多恩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对玄学派的研究至今仍被人关注。有的论者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上认为玄学派是17世纪风行整个欧洲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思潮，如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旺克（Frank J．Warnke）就是持这种观点。[1]
一、英国玄学派诗歌与欧洲巴洛克文学
英国玄学派诗歌与欧洲巴洛克文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趣的话题。西方有些学者将英国玄学派诗歌视为欧洲巴洛克文学整体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反之，西方也有学者将波及西欧的巴洛克文学视为玄学派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弗兰克·旺克甚至把西班牙诗人维加等都列入玄学派诗人的行列。再如，西班牙诗人奎维多（Francisco de Quevedo，1580—1645），就被西方不少学者视为玄学派诗人。[2]赫普尔（Daniel L．Heiple）就明确认为：“西班牙奎维多的诗歌，在主题和精神方面，非常接近约翰·多恩，时常具有玄学派的艺术特征。”[3]
尽管名称不同，但是玄学派诗歌和巴洛克文学都是与追求严谨与和谐规范的古典主义文学相对立的文学思潮，两者都摒弃尺度和规范，不以和谐、简要和匀称为创作原则，并对现实生活表现出一种漠视的态度。在具体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手法上，两者也是非常相近的。英国学者罗吉·福勒所著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一书在论及巴洛克风格的时候，就认为它具有“奇思异想”的风格特征，而且认为：“在17世纪的欧洲文学中频繁出现的矛盾修辞法和矛盾语，是当时巴洛克式绘画中戏剧性的明暗对照法的对应物。”[4]实际上，将英国玄学派文学视为整个巴洛克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更加显得科学合理。从这一层面上理解，我们可以认为：当时主要产生于意大利、西班牙、德、英等国的巴洛克诗歌，是一个相对于古典主义而流行整个欧洲的文学思潮，并以西班牙黄金时代的贡戈拉主义诗歌和英国玄学派诗歌为主要代表。
西班牙贡戈拉主义诗歌也称夸饰主义诗歌。对于这派诗歌的艺术特征，我国西语诗歌研究专家赵振江先生作了精辟的评述：“以诗人贡戈拉为旗帜，把巴洛克主义推向了极致。贡戈拉偏重抒情咏志，惯于用夸张的比喻、奇谲的形象、冷僻的典故、艰涩的词汇，因此他的作品结构优美严谨，寓意深奥隐晦。”[5]
这样，从欧洲文学整体发展的视野来考察英国玄学派诗歌，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玄学派诗歌的渊源和实质。我们认为，英国玄学派诗歌是西方巴洛克文学整体发展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样的研究视角，可以避免孤独地看待英国玄学派诗歌的现象，从而把英国玄学派诗歌看成是西方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进程。同时，也应将英国玄学派诗歌的研究与17世纪政治、宗教、自然科学等领域的发展进程密切结合起来，将其视为人类思想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英国玄学派诗歌的系统研究，对于全面理解英国文学史的发展，对于正确把握17世纪西方文学的实质特征，以及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都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的研究课题。
具体说到英国玄学派诗歌（Metaphysical school of poetry），它是作为一种文学倾向或文学思潮流行于17世纪的英国文坛的。所谓玄学派诗人，是指英国17世纪诗坛比较松散的一群抒情诗人，这些诗人自己并没有组织过任何形式的诗歌流派或者发动过任何一场文学运动，这些诗人相互之间甚至并不熟悉，绝少交往，但是，他们具有共同的诗学思想和创作观念，也都接受过相同的文学传统的熏陶和社会语境的影响，尤其是玄学派后期诗人，大多接受了玄学大师约翰·多恩的影响。所以，“玄学派是指英国17世纪受到约翰·多恩影响或者与约翰·多恩诗风相近的诗人的独特的诗歌创作风格和内涵”[6]。
受约翰·多恩影响的诗人中，包括托马斯·卡鲁等一批被称为“骑士派”的诗人。这批诗人同样可以归于玄学派诗人的行列，西方学者也大多持这一观点。科恩所编的《英国诗歌指南》一书中写道：“多恩的诗歌在17世纪十分具有影响力，尽管他后来被人们所遗忘，直到19世纪后期尤其是20世纪才被人们重新记起。骑士派诗人托马斯·卡鲁、理查德·拉夫莱斯、约翰·萨克林尽管师承本·琼森，但是在关于情爱的态度上却很大程度受到了约翰·多恩的影响。在17世纪中期诗人亨利·金的悼亡诗中，在神学诗人乔治·赫伯特尤其是亚伯拉罕·考利的多重象征的诗歌中，我们也都可以看到约翰·多恩的影响。安德鲁·马韦尔戏谑而又不失严肃的巧智的运用，对肉体和灵魂关系的探寻，以及他用意象来说明问题的偏好都证明其对约翰·多恩了解甚多。约翰·多恩对情侣双方灵魂契合的推崇，后来被凯瑟琳·菲利普斯借以改造用来颂扬‘女性之间的友谊’。”[7]正是由于受到约翰·多恩的影响，后来人们也给这批诗人加上了“玄学派诗人”这一称号。他们在玄学的事物以及研究事物的普遍方法方面具有共同的兴趣，他们也有着共同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技巧，如受到学界普遍关注的“巧智”“奇喻”“悖论”等技巧。其实，“玄学派”这个称呼最早由英国诗人德莱顿在1693年使用的时候，是含有贬义色彩的。德莱顿认为以约翰·多恩为代表的一些诗人“好弄玄学”，他在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关于讽刺文学渊源与进展的论述》（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Original and Progress of Satire，1693）中，将考利（Abraham Cowley）视为多恩的学生，说了一段饶有风趣的俏皮话：“他（指多恩）不仅在讽刺诗方面，而且在爱情诗方面，好弄玄学；写爱情诗，自然情感本应占有统治地位，他本该赢得女性的心灵，以柔情来吸引她们，可是，他却用哲学的微妙的思辨，把女性们的头脑弄糊涂了。在这方面，考利先生对他进行了过度的模仿。”[8]
实际上，在德莱顿之前，还有一个人提及过“玄学派”这一称呼，那就是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诗人威廉·杜伦孟德（William Drummond，1585—1649）。1630年，杜伦孟德反对同时代作家的创作倾向，认为那些作家“将诗歌抽象成玄学的思想和经院哲学的本质”。
18世纪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进一步做出评论，在其严格基于古典主义规则的文集《英国诗人之作》（1779—1781）的前言中，他借用德莱顿提出的术语，写道：“大约在17世纪初，涌现出一批可以称之为玄学派诗人的作家。”[9]但是，约翰逊所提及的诗人范围不仅十分有限，没有涉及卡鲁、萨克林等诗人，更无法提及当时还只有手稿留存在世的特勒贺恩。
正是由于塞缪尔·约翰逊的评论，使得“玄学派”这一术语得以广为流传。塞缪尔·约翰逊在论述这派诗歌的艺术特色时，所关注的主要是巧智技巧，认为他们的诗中富有巧智，但只是把不协调的东西生拉硬套，强行扭在一起。
20世纪，写过《玄学派诗人》著名论文的T.S.艾略特为玄学派的现代复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T.S.艾略特对玄学派诗歌大加赞誉，认为英国诗歌从多恩之后便日趋衰落，并且认为多恩诗歌智力和激情交融一体，是一种“复合型的智性”。
英国玄学派诗人有20位左右，包括多恩、马韦尔、赫里克、赫伯特、拉夫莱斯、沃恩等。在西方学者所选编的一些玄学派诗选中，所入选的诗人具有扩展的趋势。
这派诗歌的艺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大的特色还是“巧智”（wit），即能在异中见同，而且寓庄于谐的才智。“‘巧智’指的是智力的自由发挥和对智力游戏与智力竞赛的喜爱。”[10]这一技巧得到广泛的认可，也的确是玄学派诗歌明显区别于其他诗歌作品的地方。在玄学派的诗歌中，说理辩论的成分明显多于抒情的成分。作品中，一些明显无关的观念、思想、意象、典故等，常常被神奇地糅合为一体，构成“双重思维”。然而，这种深层次的思维活动又与强烈的情感融为一体，从而达到玄学派诗人所追求的感情哲理化，思想知觉化的效果。
除了巧智，英国玄学派诗歌中其他主要艺术特征，如奇喻、悖论等，也很典型。玄学派同时代人经常提及的多恩等诗人的技巧，还包括“strong line”（刚性诗行）。所谓“刚性诗行”，不是指诗体形式，而是指“通过生硬的或谜一般的句法结构或者通过悖论和奇喻而形成的引人注意又难以理解的表现手段”[11]。譬如，在约翰·多恩的《迷狂》一诗中的第32行，诗人写道：“We see we saw not what did move.”（我们得以弄明我们不曾明白的动力。）这就是“刚性诗行”，因为we see we saw not非常简洁，却又像谜一般难以理解，同一首诗中的第51—52行，多恩还写道：“They are ours，though they are not we，we are / The intelligence，they the sphere”（肉体是我们的，尽管它们不是我们，/我们是神灵，它们则是天体），这同样可以称为“刚性诗行”，无论是短语的结构还是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有关行星运动的玄学思想的奇喻，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特征。
二、玄学派诗歌的现代复活与传播
英国玄学派诗歌，经过17世纪的辉煌发展，在18世纪和19世纪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评论界的冷落，但是到了20世纪，却又重新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尽管19世纪末就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多恩等玄学派诗人发生了一些兴趣，并编辑出版了其中的一些诗集，但是，玄学派诗歌的真正复兴和传播是在20世纪初开始的。
19世纪70年代以后，格罗萨特（Alexander Grosart）编辑出版了约翰·多恩、乔治·赫伯特、克拉肖、马韦尔、考利的诗集。汤姆森（Francis Thompson）和其他几位美国批评家对多恩和其他玄学派诗人逐渐产生兴趣。但是这些只能算是20世纪玄学派复兴的前奏。只是到了20世纪初，随着1912年赫伯特·格瑞厄森（Sir Herbert J．C．Grierson）所编辑的约翰·多恩等玄学派诗人诗集的出版，引起了人们巨大兴趣，涌现出对玄学派诗歌的强烈的批评热忱，有学者在当时认为多恩“对于许多读者和学者来说突然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令人激动的诗人”[12]。玄学派诗歌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特别是T.S.艾略特等人对此派诗歌大加赞誉，使得人们的热情更为高涨。T.S.艾略特甚至认为英国诗歌从约翰·多恩之后便日趋衰落了。T.S.艾略特在1921年发表的《安德鲁·马韦尔》《玄学派诗人》等论文中，对玄学派诗人给予极高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客观对应物”“感受分化”等诗歌创作的一些美学原则。[13]从而从根本上引起了玄学派的现代复兴。
这一现代复兴的状况，与西语诗歌极为相似。在西班牙诗歌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1492—1650），以贡戈拉为代表的西语诗歌，红极一时，贡戈拉主义的旋风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人文主义精神和巴洛克风格的结合使得他们的诗歌极具表现力。然而，在此后的几个世纪，贡戈拉主义同样受到冷落。可是，到了20世纪，贡戈拉主义却引发人们的热情，从而开始了现代复兴，并且促使了西语诗歌第二个黄金时代的诞生。在20世纪西语诗歌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中，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二七年一代”的诗人群体。这一诗人群体的出现便是与17世纪的著名的巴洛克诗人贡戈拉直接发生关联。1927年，著名诗人贡戈拉逝世300周年。西语世界举行一系列的狂热的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又促使一些诗人运用贡戈拉主义的风格进行创作，从而使贡戈拉主义相隔三百年后在20世纪得以复兴，如同T.S.艾略特复兴以约翰·多恩为代表的英国玄学派诗歌一样。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纪廉、洛尔加、阿列克桑德雷、阿尔维蒂等20世纪具有重要影响的诗人。
而T.S.艾略特对于英国玄学派的现代复兴，具有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贡献。同样，英国玄学派诗歌的现代复兴有着特定的时代语境和诗学观念以及审美情趣的嬗变等多方面的原因。
就社会语境而言，17世纪和20世纪都以剧烈的变化为特征。尽管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标志着欧洲中世纪历史的结束和欧洲近代历史的开端，但是，围绕着革命与复辟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与封建君主及其贵族之间的政治冲突不断升级，政权不断交替更迭。在宗教方面，国教已经被确立，一些天主教徒，要在社会上取得地位，就不得不依附权贵，从而内心显得极度困惑。凡此种种，“在17世纪的英国社会中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怀疑、幻灭的感觉”[14]。而20世纪上半叶社会政治的剧烈变更和动荡不安以及世界大战的战火摧残，同样使得当时的人们感到惶恐和绝望。
就诗学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嬗变而言，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在20世纪的复兴，主要是因为人们大都处于多元价值激烈交锋的时期，从而养成了冥想、思辨的特性。西方批评家格瑞厄森在《十七世纪玄学派诗选：从多恩到巴特勒》（Metaphysical Lyrics ＆ Poem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Donne to Butler）中，在评述约翰·多恩的艺术魅力时，就十分中肯地指出：强烈情感与深沉思辨的独特混合形成了约翰·多恩最伟大的艺术成就。[15]英国玄学派诗人抛开了时代的局限性，不愿随波逐流，而是敢于打破传统，对流行的文学倾向进行深刻的反思，发掘诗歌艺术中具有永恒价值的内涵。正如我国学者对多恩的评述：多恩诗名之重振，其原因绝不可能仅仅是外在的，偶然的。“他的诗中必有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令人感兴趣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16]
玄学派诗人一方面对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诗歌传统的理性和单一以及对理想王国的浪漫空想感到厌倦，同时对17世纪盛行的一切以理性为前提的古典主义诗歌难以认同，所以，另辟蹊径，从而走上了情感哲理化、思想知觉化的道路。也正是这一特性，被20世纪以T.S.艾略特为代表的新批评派所认可。T.S.艾略特从而引用玄学派的诗句或者通过分析玄学派的诗歌来阐释或是论证自己的诗学主张。
新批评派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到了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该流派影响甚广，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休姆、T.S.艾略特、理查兹、兰塞姆、燕卜荪、塔特、沃伦、布鲁克斯、韦姆萨特、比尔兹利、布拉克墨尔和韦勒克等。“玄学派与新批评派之间相距三百年，但是这个盛极一时的理论派别的各代表人物都对玄学派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两派间诗学观点和文学批评思想的相似性是玄学诗歌在20世纪得以复兴的重要原因。”[17]新批评派对复兴玄学派无疑做出了一些重要的贡献，但有时也有片面解读的现象。西方学者奥古斯丁（Matthew C．Augustine）对此的评述是较为中肯的。他在谈到玄学派诗人马韦尔的评论时写道：“在许多方面，现代安德鲁·马韦尔研究者受到新批评的熏陶，重视鉴赏和解读马韦尔作品的形式方面的特征，包括含混、反讽、悖论，以及对类型的机灵的发展和变换，对音调的掌控和语言上的平衡。的确，对马韦尔诗歌进行新批评视角的切入，开启了许多意义和秘密，这样的方法也扭曲和误读了他的诗歌，达到了非同寻常的地步。”[18]
作为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T.S.艾略特的诗学创新，是在崇拜欧洲文化，特别是崇拜17世纪玄学派诗歌基础之上的创新。他所写的《玄学派诗人》等论文，对于怎样重新发现、评价和继承文学传统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富有创见的论述。他在评论多恩时，对于艺术想象的综合力量以及玄学派将明显无关的观念糅合一体，构成“双重思维”的特性作了精辟的、恰当的评述，他写道：“对多恩来说，一种思想就是一种经验；它修正他的感受。当一个诗人的头脑完全准备好写诗时，它不断把迥然不同的经验交合起来；一般人的经验是混乱的、不规则的、零散的。一般人陷入爱情，或阅读斯宾诺莎，这两种经验互不相关，与打字机的声音或烹饪的香味也毫不相关；在诗人的头脑里，这些经验总是在形成新的整体。”[19]在T.S.艾略特看来，英国玄学派诗歌是智性与情感奇特交融的产物，这远远胜于单纯的抒情，英国玄学派诗歌中所特有的奇喻、巧智、悖论、反讽等技巧，可以用来表达西方人面对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复杂的内心体验和矛盾的心理状态。
理查兹则迷恋诗歌语言的伪陈述、复杂性和多义性，认为“艺术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它有能力平衡或调和性质复杂而矛盾的事物”[20]。
韦姆萨特则曾经引用多恩《告别辞：节哀》中诗句来说明好诗对隐喻的使用。将诗中的情人的分离与金子打成薄薄的叶片联系起来进行比较，认为：“诗是那种类型的词语结构，其中参照或对应的真实性最大限度地与一致的真实性融合——或者说其中外部和内部的关系是密切的互相反映。”[21]
布鲁克斯对玄学派的评述更为精辟。他在《现代诗与传统》（Modern Poetry and the Tradition，1939）和《制作精美的瓮》（The Well Wrought Urn，1947）两部书里，讨论了伟大诗篇成功的方法。他认为一首诗的成功，在于平衡与调和了相反与不和谐的质素：同中见异；笼统配合着具体；观念配合着意象；个性配合着共性；新颖配合着古老与熟知的事物；一种不平常的情绪状态配合着不平常的秩序……布鲁克斯说，这是一连串矛盾的语句，诗篇的最高境界，就像玄学诗人达成的境界，是用比喻把明显的矛盾连接起来的。
不仅在诗学思想方面，在创作实践方面，T.S.艾略特等诗人同样受到玄学派诗歌技巧的影响，尤其是在情感哲理化以及诗歌的戏剧性等方面，显得较为突出。譬如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一诗的开始，诗人把夜晚比喻为一个躺在手术床上被麻醉了的病人。这一奇喻典型地表现了玄学派诗歌的特点，并且恰如其分地将夜晚的意象用来暗示普鲁弗洛克的麻木不仁、逆来顺受、坐以待毙的心理状态。再如，T.S.艾略特的著名诗篇《四个四重奏》的构思就是建立在玄学派诗人所关注的“元素理论”以及“有机循环”理论基础之上的。四个四重奏分别代表着一年的四个季节，表现着“有机循环”的四个生长阶段，并且暗示着水、土、气、火这四大元素。诗人T.S.艾略特不仅将四个元素与四个季节相对应，而且将四个元素与四个地区相对应。从而表现了与“有机循环”相近的自然进程，同样也表现了同样可贵的对宇宙自然探索的精神。
综上所述，17世纪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玄学派诗人的世界观的形成以及诗歌创作技巧和创作主题等方面的形成和变更。我们从英国玄学派诗歌的一些创作实践中，无疑可以看出历史星空的折射，发现文学经典的生成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玄学派诗人的时空意识、发现意识和探索精神，体现了时代特质，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关联。玄学派诗人在创作方面对新词和自然科学术语的偏好，对巧智、双关、奇喻的沉迷，以及对动态意象的酷爱和对圆形意象的追求，都体现了自然科学的革命性的影响。然而他们对自然科学的理解，特别是关于宇宙空间的想象，又与他们传统的思维模式构成了强烈的冲撞，从而获得了具有玄学色彩的形态和意义。
[1] Frank J．Warnke，European Metaphysical Poet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p.4.
[2] 这一观点，可以参见以下文献：Frank J．Warnke，European Metaphysical Poet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pp.52-53；Arthur Terry，“Quevedo and the Metaphysical Conceit”，BHS，1958（35），pp.211-212；Emilia N．Kelley，La poesia metafisica de Quevedo，Madrid，1973；Elaine Hoover，John Donne and Francisco de Quevedo：Poets of Love and Death，Chapel Hill，N.C.：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8.
[3] Daniel L．Heiple，“Lope de Vega and the Early Conception of Metaphysical Poetry”，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36，No.2，Spring，1984，p.98.
[4] 罗吉·福勒：《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袁德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5] 卡斯蒂耶霍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赵振江译，北京：昆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
[6] Robert H.Ray，An Andrew Marvell Companion，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1998，p.104.
[7] Thomas N．Corns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Poetry：Donne to Marvel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8] Dryden，“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Original and Progress of Satire（1693）”，in George Watson ed.，Of Dramatic Poesy and Other Critical Essays，London：Everyman’s Library，1962，II．pp.76，150.
[9] Samuel Johnson，“Life of Cowley（1779—1781）”，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London：Everyman’s Library，1925，I．p.11.
[10] 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11] David Reid，The Metaphysical Poets，London：Longman，2000，p.4.
[12] Joseph E．Duncan，“The Revival of Metaphysical Poetry”，PMLA，Vol.68，No.4，September，1953.
[13] 参见A．Walton Litz，Louis Menand，and Lawrence Rainey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Vol.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8-30.
[14] 王佐良等主编：《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42页。
[15] Sir Herbert J．C．Grierson ed.，Metaphysical Lyrics ＆ Poem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Donne to Butler，Oxford：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21.
[16] 约翰·但恩：《英国玄学诗鼻祖约翰·但恩诗集》，傅浩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7] 王海红、刘立军：《20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复兴》，《河北学刊》，2007年第6期。
[18] Matthew C．Augustine，“‘Lilies Without，Roses Within’：Marvell’s Poetics of Indeterminacy and ‘The Nymph Complaining’”，Criticism，Vol.50，No.2，Spring，2008，p.255.
[19] 郭宏安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0页。
[20] 同上书，第360页。
[21] 韦姆萨特：《语象》，转引自郭宏安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4—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