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嬗变因由
在本章研究的历史框架内，当初中外交流的一大障碍属于名副其实的语言障碍，确实是语义引起的纠纷。较早对“夷”称提出异议的，是上文提及的东印度公司职员胡夏米。他于1832年因通商之事与清朝地方官员发生争执，对中国人的夷夏之界恼羞成怒，因而引经据典，不服“英夷”称呼之凌辱，认为英国绝非夷国，中国人应视之为外国：“称夷人者，为蛮貊而已矣。倘以大英国民人为夷人，正是凌辱本国的体面，触犯民人，激怒结仇。”[1]其实，早在胡夏米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14年就已明确就“夷”称向广东官府提出抗议。[2]当时发生的不少中外纠纷，主要缘于中西人士对国际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完全不同的观念。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人对西方国家派来请求通商修好的专使，一概以贡使看待；互派使节的请求也一概严词拒绝。西人的傲慢和其被中国官府所侮慢，在彼时中西交往中屡见不鲜。
1852年，魏源在其《海国图志》百卷本中增补了葡萄牙人玛吉士（José Martins-Marguez）著《地理备考》（1847），该著序言中写道：
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故曰：先王之待夷狄，如禽兽然，以不治治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穿古今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者之旷识。[3]
魏源对《地理备考》颇为推崇，《海国图志》引录此著凡91处，约12万字，为全书征引西书之最。[4]上引玛吉士叙文，侧重辩难蛮狄羌夷之名，魏源显然是有感而录。对那个“天朝君临万国”、视海内外莫与为对的时代来说，玛吉士论说委实不同凡响，颇带挑战意味。尽管此类言说并非始于玛吉士，中国士大夫早有同样思考，[5]但在魏源那个时代，其冲击力非同一般。另外，魏源在《海国图志后叙》中指出：“《地理备考》之《欧罗巴洲总记》上下二篇尤为雄伟，直可扩万古之心胸。”[6]
有学者曾通过对《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的比较，认为两部著作是两种世界观的对垒：魏氏还拘囿于华夏中心主义，徐氏则率先突破了迂腐的华夷观念。[7]这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然而笔者以为，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为数不多，魏源便是其中名人；对那个还有很大局限的时代来说，《海国图志》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世界观的著述，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不错，在魏源那里，“夷”字占有主导地位，他倡导师夷长技以弘扬圣武，其政治观点还未摆脱天朝贡国体系，即华夷内外的传统思维模式。然而，《海国图志》本身已经描绘出多元的、由许多主权国家及其殖民地组成的世界景象。该著所体现的开放精神以及作者的广阔视野，无疑给传统的（亦即编著者自己的）思维模式打上了问号。人们可以从中窥见一种新思想和新的世界观之发展趋势，这是重新（应该说“开始”）认识世界并对之称谓进行反省的萌芽。鉴于此，魏源援用玛吉士论说，绝非偶然之事。
中国士大夫历来梦想“用夏变夷”，进入近代以后，越来越严酷的现实却是“用夷变夏”。如前所述，“夷”字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贬义指称。可是，这种称呼除了蔑视、痛愤以及退避的恐惧外，也可能引发敬畏甚或钦佩之情。[8]冯桂芬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上海参加由江浙官绅和英法美等国驻华领事组成的会防局，得以直接与西人交往，他在著名的《校邠庐抗议》中说夷论狄的时候，“夷”字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内涵和外延，指的不再是野蛮未开化之人，而更多的是让人叹服称羡的欧洲和北美。他只是“约定俗成”地称其为“夷”，无非为了更好地张扬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显示出传统的夷夏观念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内在矛盾：
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9]
“四不如夷”对自我文化及社会关系的非难，实属惊世骇俗之言。后来，中国第一任驻英副使刘锡鸿抵达伦敦刚两个月，便说英国“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10]，可谓是对“四不如夷”的最好注释。诚然，冯氏对“夷”的评估略嫌夸张。可是，本章的重点不是分析这类情绪性十足的立论。如果结合冯桂芬的论点来考察他所说的“夷”，我们马上就能发现，此时的“夷”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野蛮无教化之义。这里不仅充分体现出夷与夏的互变性，也能见出夷夏之辨本身具有的开放和封闭的两面性。[11]冯桂芬之所以摈弃士大夫曾尊奉的春秋攮夷之说，崇尚古法本有的“礼失求野”，在于“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12]。如何理解冯氏用“夷”，完全在于词义与语境的依赖和互动关系。而这种依赖和互动，除了词义本身，还取决于作者所构思的文本意义，以及作者和读者的主观设想之间的沟通。其实，这种词义偏移或曰旧词语的沿用和词义的引申，[13]多少已经见之于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开放思想中，尽管它还只局限于器物和工艺层面。（当然，“夷”字本身依然是一个贬义概念，只有在上下文中才能确定其真实用意。）一般而言，中华帝国强盛之时，夷夏之辨是开放式的；而在衰弱之秋，夷夏之辨则趋于封闭，旨在防范以夷变夏。[14]
我们现在来讨论词语和概念嬗变的原因。宋育仁1895年《泰西各国采风记》中的一段议论，对我们的分析很有启发意义：
外国之并力以图中国，固由于彼教之尚同，而我国之独异；亦有一名一实有以招之。实者，中国之地产富饶，弃而未用，西人所亟垂涎。名者，华夷之界限，中国拥其尊名，而事或废弛，民多流徙，宜为外夷所不服。春秋最严夷夏，而自来注解皆失其旨。此解一差，汉以后夷祸相寻，至于今日。经言夷夏之辨，以礼义为限，不以地界而分。传言降于夷则夷之，进乎中国则中国之。倘如旧说分以地域，则降于夷者必徙而之夷，既无是事；进乎中国者，必进而据地，进而据地，灭人之国，方讨之不暇，反视同中国，又无是理。[……]法国议和条约一款云：以后凡中国自行一切公牍，自不得以夷相称，约虽施行，而其义终疑忌。此即各国与中国隔阂之情。可见人之好善，谁不如我，争名之习，人情大同。但彼知夷为贱称，而不知所以贱，中国知夏为大称，而不知所以大。徒拥虚名，以招攻射，其几甚微；始于经训不明，而贻害至于中外交乱。今于修订公法书中讲明此理，俾知圣人之书，一无偏倚，夷夏之名，非可力争。听命于道，自察于己。既释猜嫌，渐慕名教，则中国实为名教宗国，未有不推服钦崇。[15]
毋庸置疑，把“中外交乱”归于“经训不明”，显然过于简单，失之偏颇；因为这不属于本章议题，故无需赘言。宋育仁之辨夷夏，其实是19世纪中国人在中西碰撞之后的一个时代命题。并且，他承袭了夷夏之辨向来援引春秋大义的理路，即“内中国而外夷狄”，以及孔子作《春秋》的原则之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就夷夏观念的历史渊源、时代情状及其认识论基础而言，宋氏论说至少涵盖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第一，开始禁止对外称夷的历史时间。1858年6月26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宋氏云“法国议和条约”亦属《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16]鉴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夷夏之大防，[17]似乎只有条约才能（至少在名义上）禁止公文中的“夷狄”称呼。[18]确实，继《天津条约》之后的《北京条约》（1860）[19]签订前后，中国在涉外用词上出现了由“夷”到“洋”的明显变化，这在英法联军占领下的广州城尤为显著。[20]广东人在物质生活上的崇“洋”风气开始向其他城市蔓延，“夷”字在社会语言中的使用频率明显下降。此乃上文将1860年定为重大转折点的主要缘故。不过，这里说的终究只是发展大势。即便在修约之后很长一个时期，各种不对外的奏折、谕旨等公文中，“夷”字依然时常出现；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多半还是“夷务”。
第二，若说禁用“夷”称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炮舰政策亦即西方勒迫和侵逼的结果，那么，许多先识时务的士大夫在认识上的发展，则是观念变化之极为重要的内在因素。自同治中兴起，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使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对外部世界之逐渐深化的了解，自然会体现于语言运用、特别是在“夷”“洋”“西”“外”的取舍之中。其实，宋育仁之前已有一些类似的见解，指出夷夏之见和夷夏之防的懵懂、虚骄和自大。洪仁玕在1859年的《资政新篇》中就指出，“夷狄戎蛮鬼子”，只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21]郭嵩焘曾尖锐地指出：“是所谓戎狄者，但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国礼乐政教而以寇抄为事，谓之夷狄，为其倏盛倏衰，环起以立国者，宜以中国为宗也，非谓尽地球纵横九万里皆为夷狄，犹中土一隅，不问政教风俗何若，可以凌驾而出其上也。”[22]久居口岸的王韬也在《弢园尺牍》中说：“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终始矣，此时而曰徙戎攮夷，真腐朽不通事变者也。”[23]王韬另有《华夷辨》短文一篇，引春秋之义理，阐述内华外夷之大谬不然。
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称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
《禹贡》画九州岛，而九州岛之中，诸处错处。周制设九服，而夷居其半。《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狄虽大，曰“子”。故吴、楚之地皆声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统谓之夷。
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24]
时至19世纪末，这种观点已很常见；宋氏论说很能表明这一点，而这在当时并非一家之言。然而，宋育仁在1890年代中期还在辨夷夏，这说明还有阐释的必要，说明“约虽施行，而其义终疑忌”。梁启超在其《戊戌政变记》（1898）中还在说：“中国向来守旧之徒，自尊自大，鄙夷泰西为夷狄者无论矣。”[25]尤其是在守旧与开放的路线斗争中，夷夏之辨、夏尊夷卑始终是顽固派的重要理论依据。
第三，宋氏用意，明显在于正“夷”“夏”之名。至于宋育仁这样一个开明人士和外交家，最终未能摆脱传统思维模式，视“中国实为名教宗国”，与其说出于思想和道德观念，毋宁说由于论者的社会地位及其政治对手的压力，或许是一种论述策略。另一方面，宋氏论述也很能体现中国19世纪下半叶的一种典型世界观，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这种观念的两个前提，一是承认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不同主权国家的存在，天下不只是中国，中国只是万国一员，且应进行国际接轨，通过“师夷长技”和洋务运动来摆脱屈辱之境；二是不愿放下华夷尊卑的身段，依然坚持华夏中心主义，虔信儒家伦理在道德上胜于世界万国，依然不失为“名教宗国”。这也足以体现彼时思想变化之缓慢。直至甲午战败亦即《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竟然在东亚也无奢谈“华夏中心”的资本了。此时才真正开始了万国观的去中心化历程。[26]
[1] 《胡夏米上苏松太道书》，转引自许地山辑：《达衷集》，第53-54页。关于胡夏米就“夷”字与中国官府交涉之事，参见陈旭麓：《辨“夷”“洋”》，《近代史思辨录》，第22-23页；萧致治编：《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第242-251；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第52-63页。尤为明晰的辨析，见之于王宏志：《说“夷”：十八至十九世纪中英交往中的政治话语》，载陈思和、王德威编《文学》2016年春夏卷，第285-289页。
[2] 参见王宏志：《说“夷”：十八至十九世纪中英交往中的政治话语》，载陈思和、王德威编《文学》2016年春夏卷，第292-293页。
[3] 玛吉士：《地理备考·叙》，转引自魏源《海国图志》（下）卷七十六，第1888-1889页。——玛吉士本人在论述欧洲族类亦即古罗马以外的异族时（《地理备考》，散见于《海国图志》有关章节），也常使用“夷狄”等字，其指导思想是：非希腊人及其嫡传即蛮族也。（另见玛吉士：《欧罗巴各国总叙》，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一帙，第4页）
[4] 参见熊月之：《〈海国图志〉征引西书考释》，载《中华文史论丛》1996年第55期，第253页；另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264-265页。
[5] 张潮（1659-1707）在其编辑的《昭代丛书》中，论及西方的地圆说，即“上下四方皆成世界”，而他所描绘的西方世界的图景是：“其人则颖异聪明，其学则星历医算，其俗则忠信耿直，其器则工巧奇妙，诚有足令人神往者。”（转引自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第66页）
[6] 魏源：《海国图志后叙》，《海国图志》（上），第7页。
[7] 参见任复兴：《晚清士大夫对华夷观点的突破与近代爱国主义》，载《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第195-197页。
[8] 同样的现象亦见之于后来在西方产生的“黄祸”说。
[9] 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第49页。
[10] 刘锡鸿：《英轺私记》，第109页。
[11] 关于“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参见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第35-60页。
[12] 冯桂芬：《收贫民议》，《校邠庐抗议》，第75页。
[13] 关于“旧词语的沿用和词义的引申”，参见周光庆、刘玮：《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第31-41页。
[14] 参见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载刘岱编《中国文化新论：永恒的巨流》，第425-478页；金观涛、刘青峰：《从“天下”“万国”到“世界”——兼谈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222页。
[15] 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一帙，第40页。
[16] 转引自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102页。
[17]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曰：“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末有别，而先王强为之防也。”
[18] 王宏志指出，尽管英国人在1814年就曾正式就“夷”字向中国官员提出抗议，但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以致英人的不满越来越强烈，才有最终要以战争及和约条款来禁止使用。”（王宏志：《说“夷”：十八至十九世纪中英交往中的政治话语》，载陈思和、王德威编《文学》2016年春夏卷，第298页）
[19] 《北京条约》确认《天津条约》仍属有效。
[20] 参见陈旭麓：《辨“夷”“洋”》，《近代史思辨录》，第25-26页。
[21] 洪仁玕：《资政新篇》，载《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528页。
[22] 郭嵩焘：《复姚彦嘉》，《郭嵩焘诗文集》，第200页。
[23] 转引自陈旭麓：《辨“夷”“洋”》，《近代史思辨录》，第27页。
[24] 王韬：《华夷辨》，《弢园文新编》，第148页。另参见王韬：《论大地九州岛之外复有九州岛》，《弢园文新编》，第335-338页。
[25]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专集》之一，第143页。
[26]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从“天下”“万国”到“世界”——兼谈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227-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