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新的“世界”意识及“国际”观念

历史上的中国人坚信儒家“声教迄于四海”，只有“天下”即“中国”观念，没有“世界”意识。利玛窦给中国人带来的地圆说和万国观，也没能真正动摇中国人的信念，更何况利氏世界地图在18世纪之后已很罕见，知之者甚少，直至魏源辑著《海国图志》，利氏世界地图重又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1]中华天朝中心主义的彻底破灭，是19世纪下半叶的事。王韬《地球图·跋》云：“大地如球之说，始自有明，由利玛窦入中国，其说始创，顾为畴人家言者，未尝悉信之也。而其图遂流传世间，览者乃知中国九州之外，尚有九州。”^[2]郑观应则在《盛世危言·论公法》中说：“[中国]其号曰有天下，而实未尝尽天所覆、尽地所载而全有之，则固一国也。知此而公法可言矣。[……]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可相统属之道也。”^[3]西方炮舰政策打开中国门户所带来的交通往来，使得近代意义的世界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即所谓“四海九州岛”观念。^[4]时人重温《史记》孟荀传中的“邹衍谈天，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乃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岛，禹之所奠九州岛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岛也；[……]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为天地之际焉。”^[5]新的发现，逼迫时人不断考问中国典籍，如张德彝所指出的那样：

按《淮南子》谓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所谓南极之山者，必闽粤临海之山也。所谓暑门者，比近赤道之地也。不知赤道在南仍有温带寒带及冰洋等处，是真南极也。彼所谓“南极”者，中国之南极，非天下之南极也。所谓暑门者，中国之暑门，非天下之暑门也。^[6]

不仅“天下”一词获得了崭新的内容，人们还开始关注天底下的世界。“世界”本是旧词，源于佛经；^[7]古往今来曰世，上下四方曰界，不可分隔的时间和空间合为“世界”。魏源《海国图志》中有一段著名的美国论：“数百年来，育奈士迭遽成富强之国，足见国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8]此处“世界”，虽然还是传统概念，但它所表达的意思，肯定不是佛教中的现世之说，亦非中国高僧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它所呈现的是一片新天地、一种新气象、一个新世界。^[9]正如后来梁启超所说：

且夫泰西富强，甲于五洲，岂天之独眷顾一方民哉。昔尝考之，实自英人培根始也。培根创设奖赏开新之制，于是新法新理，新器新制，新学新政，日出月盛，流沫于各邦，芬芳于大地。诸国效之，舍旧图新，朝更一制，不昕夕而全国之旧法尽变矣，不旬日而全球之旧法尽变矣。无器不变，亦无智不新，至今遂成一新世界焉。^[10]

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11]

正是“新世界”景象，才是维新之士面对新时局的世界意识，并成为他们同顽固势力进行斗争的论据。唐才常说：“今夫世俗之子，荣古而虐今，贵耳而贱目，尊旧而卑新，比比然矣。西人则以新学、新国、新世界相夸耀，而鄙吾‘支那’为旧国，为老国，为天弃之国。吾‘支那’之人，则亦自安于旧、而老、而天弃，夷然弗之耻。”^[12]“变化”是新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人们到处可见“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13]，这同传统天下观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之理念截然不同。华夏中心主义的中国，“其执政者枵然自大，冥然罔觉，不复知有世界大局，”^[14]完全像“中古以前（罗马解纽以前）欧洲之政治家，常视其国为天下，所谓世界的国家，world state是也。”^[15]“世界”概念的新用，是甲午之后的显著现象；尤其在19/20世纪之交，时人对新世界的认识有许多标签，“文明”“进步”“自由”“平等”等新潮思想最为明显，梁启超则是鼓吹欧西“今日之民权世界”^[16]之最耀眼者：“近百余年间，世界社会，日进文明，有不可抑遏之势。”^[17]“今者，全世界文明进化之运，相逼而来，自由平等之义，已浸入中国人脑中。”^[18]从“天下”到“世界”到“国际”的演化，出于对新的世界秩序和现代民族国家的认识，其直接原因是中华天下“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以之与前此国家竞争之世界相遇”^[19]，其醒豁特征则是天朝话语向“民族—国家”话语、向“主权”话语的转变，即“国家”思想的确立，以及对建立在国民和国家主权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的追求。“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20]在梁启超看来，新时代的国民“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21]。这一切都导致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之中国的勃兴，“民族”和“国家”成了那个时代的关键词。

王韬在《答强弱论》中指出：“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22]华夏中心主义的解体，以及对世界格局的认识和国家认同，必然带来新的表述形式。在一个全新的概念体系中，中国不再是远近夷狄之上的唯一国家，也不是鹤立鸡群的中心，而只是国际共同体中的一员、民族国家之一。这样，“国际”交往便成为一种常态。“国际”一词是从日本引入的概念。1897年，在日本汉学家古城贞吉为《时务报》译自日语的文字中，一再出现“国际”一词：

然则宜速即改订中俄条约，以明彼我财务之交涉，并定国际之章程为要耳。（《论黑龙江省将来大局》）^[23]

及千八百九十三年，与英国下议院商略，遂订约于华盛顿府，乃吾人所提倡而成焉。盖此种条约，实为近世出色之良法。何则？欲不假兵力，而裁断国际之纷争也。然则以何物为准的乎？曰正义与道理是也。由是观之，此法足以夸示各国，使各国仿效我邦也无论矣。（《美国总统演说》）^[24]

然至今日，则官民协和，互以信实相交，不拘旧习，开新智识，以出于合宜之途，是为今日之亟务也。抑今果何时乎？虽人人相竞于商务，至若国际争强，则更有大者在焉。（《大隈伯论变更国政》）^[25]

吾人尝论布哇之事，言日间事必至于此极，以大警我当轴之人，今果接如此之报告，是使吾人得知言之名也。抑所以解释邦国交际纷议之理，盖有二焉：一曰国际之道义，二曰国际之利益是也。今夫就国际之道义起见，虽布哇立国微弱，而其于我也，亦至亲之邦国矣。苟有欲亡斯国，而并其民者，则我岂宜默视哉。[……]若为国际之利益起见，则须维持之，且谋增进其利益之道。盖各国所同志也，况布哇之与我，其利益关系极为至密也。（《论美哇合并》）^[26]

也是在1897年，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中收录了伊藤悌治、福原镣一郎、平冈定太郎等法学家的“国际公法”或“国际私法”著作。他在1898年1月29日《上清帝第六书》请求设立法律局时，亦涉及“国际公法”^[27]。梁启超在1899年《东籍月旦》中介绍有贺长雄著《近时外交史》和德比缁儿著、酒井雄三郎译《今世欧洲外交史》时指出：“此两书虽以外交为重。然十九世纪列国之事迹。几无不与国际有关系者。故不独专学外交者所必读。即寻常学者亦宜研究也。”^[28]以上“国际”一词，当为汉语中“国际”概念较早的运用之例。此后，“国际”之说急剧增长。且以1899年和1900年这两年的《知新报》和《清议报》为例，我们可以在这两个刊物中找到的说法有：国际团体，国际会议，国际公法，国际法典，国际法，国际势力，国际相交，国际交涉，国际关系，国际事务，国际均势，国际纷争，国际竞争，国际伦理，国际举措，国际情形，国际条约等。用唐才常话来说：“国际之关系，民智之开张，文化之进步，无一不百倍于古人，而不可以三百年前蛮触之争相等伦也。”^[29]

上文提到的“公法”“外交”“世界”“国际”等概念，同本章以四个词为重点来展开讨论的语言概念嬗变密切相关。涉及“外国”“外交”的词和词组，只要它们与“夷”“洋”“西”“外”之转换了的概念体系有所关联，都毫无疑问地属于这个范畴。没有“夷夏”之辨向“国际”话语的转型，没有“夷”“洋”“西”“外”之递嬗，许多与外国和世界、与陌生现象和事务有关的新概念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许多西方（新）概念的中文翻译，（不管它们是以什么途径译成汉语的，都同这一嬗变难解难分。换言之，这里不仅涉及许多（翻译）概念的定型和标准化，更是关乎一个（即便不是事先策划的）总体方案，一个19世纪下半叶逐渐形成的、合乎逻辑的、相互关联的概念体系。这个体系与“夷”字亦即夷夏观念“冰炭不同器”。作为本章结尾，笔者再选录一些辞书中的翻译概念或曰概念的翻译，这里无需再作阐释，因为义项本身就是阐释。

[1] 参见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第73页。

[2] 王韬：《地球图说跋》，《弢园文新编》，第140页。

[3] 郑观应：二十篇本《易言·公法》，《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上），第178页。

[4] 参见周光庆、刘玮：《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第32-36页：“天下”。

[5]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77页。——其实，此类论说早已见之于明末清初，如瞿式榖所言：“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瞿式榖：《职方外纪小言》，载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9页）

[6]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第287页。

[7] 《楞严经》曰：“云何名为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

[8] 魏源：《外大西洋·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总记》，《海国图志》（下）卷六十，第1662页。

[9] 19世纪的一些西学著述，常把美国视为“新世界”，参见谢卫楼：《万国通鉴》（1882），丁韪良：《西学考略》（1883），艾约瑟：《欧洲史略》（1886）

[10] 梁启超：《经世文新编序》（1898），《饮冰室文集》之二，第47页。

[11] 梁启超：《灭国新法论》（1901），《饮冰室文集》之六，第32页。

[12] 唐才常：《通种说》（1897），《唐才常集（增订本）》，第226页。

[13]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1896），《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23页。

[14] 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899），《饮冰室文集》之四，第61页。

[15]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1902），《饮冰室文集》之十，第10页。

[16]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饮冰室文集》之六，第113页。

[17] 梁启超：《清议报叙例》（1898），《饮冰室文集》之三，第29页。

[18] 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1899），《饮冰室文集》之三，第50页。

[19]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饮冰室文集》之四，第60页。

[20] 梁启超：《新民说》（1902），《饮冰室专集》之四，第16页。

[21] 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1902），《饮冰室文集》之十，第61页。

[22] 王韬：《答强弱论》，《弢园文新编》，第104页。

[23] 载《时务报》第二十三册（1897年4月12日），见《强学报·时务报（影印本）》，第1567页。

[24] 载《时务报》第二十七册（1897年5月22日），同上，第1841页。

[25] 载《时务报》第三十一册（1897年6月30日），同上，第2123页。

[26] 载《时务报》第三十二册（1897年7月10日），同上，第2181页。

[27]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通称《应诏统筹全局折》），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00页：“今宜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复位施行；不能骤行内地，亦当先行于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则、舶则、讼律、军律、国际公法，西人皆极详明，[……]”（另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专集》之一，第14页）六十卷本《海国图志》（1847）中的《夷情备采》，节译了瓦泰尔（Emer de Vattel）的《万民法》（国际法），标题为《滑达尔各国律例》。丁韪良译《万国公法》（1864）之后，中文国际法译著还有《公法会通》《公法便览》《公法千章》《公法总论》《各国交涉公法》《各国交涉便法》等。

[28] 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文集》之四，第96页。

[29] 唐才常：《送安藤阳州君入燕都序》，《唐才常集（增订本）》，第397页。

[30] 资料来源：《新尔雅》（1903）；Technical Terms（1904）；《汉译法律经济辞典》（1907）；《英华大辞典》（1910）；《普通百科新大辞典》（1911）；《华英辞典》（1912）；《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1913）；《官话》（1916）；《新文化辞书》（1923）；《中英法外交词典》（1925）；《哲学辞典》（1926）；《汉英军事辞典》（1935）；《现代惯用语：新术语》（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