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

本书的写作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被广泛用于各种学术研究，一方面，能够帮助了解法律服务业开放的历史和现状，确定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另一方面，能够形成国内法律服务业开放的一般印象，进而有助于全书的分析和对策建议。

第二，定性分析法，亦称“非数量分析法”。这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方面的分析。具体地说，它是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的目的。英文中的“qualitative research”在中国大陆被翻译成“定性研究”，在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被译为“质的研究”。如果望文生义，此类研究似乎是对社会现象“性”“质”的研究，而与此不同的另一种方法“定量研究”或者“量的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则是将重点放在事物的量化表现上。有学者将这两种研究概括为：“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精确化。”实际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方法对同一事物的“质”进行研究。由于指导思想和操作手段不同，它们有可能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质”的不同侧面上。社会科学界对“定性研究”尚无明确、公认的定义。国内社会科学界对“定性研究”的理解一般比较宽泛，通常将所有非定量的研究（包括个人的思考、对政策的解释与阐发）均纳入定性的范畴。^[1]由于“法律服务（贸易）”一词在国内法学界还未形成较精确的定义，因此本书结合WTO/GATS规则等进行研究和提出对策建议，也算是一种“变通”的方式。

第三，跨学科研究法。这是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被称为“交叉研究法”。科学发展运动的规律表明，科学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世界上已经有超过两千种学科，而学科分化的趋势还在加剧；同时，各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从宏观角度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法学发展格局进行了检视，认为其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重要范式：政法法学、诠释法学和社科法学。这三种范式的出现虽然有大致的先后顺序，但是并非此兴彼灭的完全替代关系，而是以不同程度上共存的形式奠定了当代中国法学的基本格局。在展望中国法学的未来发展之时，朱苏力教授认为，注重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法法学将走向衰落，起主导作用的将是高度关注具体法律条文、法律制度和法律纠纷解决技术的诠释法学，以及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试图发现法律制度与社会生活等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社科法学。^[2]本书在进行法律服务业开放的规则研究时，辅之以经济学、管理学等范式，力图更好地对法律服务业开放的规则提出对策建议。

[1] 参见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参见尤陈俊：《不在场的在场：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之争的背后》，载《光明日报》2014年8月13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