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北大校园生活琐忆

早晨，未名湖，水平如镜，霞光满湖，令人赏心悦目。在湖边漫步，心中总难以平静，青春的旋律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四五十年前。

往事如烟，似乎已经相当遥远，随着岁月的流逝，有的事早已淡忘了，但在北大的学生时代的诸多往事，却像清晨未名湖中的绿树红云高塔倒影般明晰。进北大时，我还是二十岁的小伙子，如今已年过花甲，白发苍苍。回忆在北大度过的美好岁月，胸中的青春之火勃然而发，这是难以抑止的北大情思。“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在回忆中与亲爱的师友们重新聚首，这是多么令人快意的事啊！

文学机缘，初进北大

我从小崇拜爱迪生，想当发明家。中学时热衷于数理化，但却进了北大中文系学文学，这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仔细想想又不全属偶然。

我出生在古城扬州，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受到这座古城文化氛围的熏陶。充满扬州气息的儿歌、童话没齿难忘，古诗古文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文学的种子。在达德小学、琼花观小学，老师们不用日伪的语文教材，却大讲《古文观止》《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陈情表》《陋室铭》等名篇，这些我当时是背得很熟的。在扬州中学，鲍勤士老先生动情地吟诵《诗经》、讲“国学常识”课，江树峰先生讲语文课让我们写小说，亲戚们从大后方带来的用土纸印刷的《苔丝姑娘》和《愤怒的葡萄》，使我逐渐接近了文学。而真正引起我文学热情的还是扬州新华书店的阅览室，那儿有座椅，各种新书随便取阅。这些书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使黑暗中的我看到了光明的前程，正是文艺新书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9年我15岁，入团不久，就参了军。在部队一年多，每天吃饭前都唱歌，开会就拉歌，诗歌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1951年年初，到上海华东局工作，在书店、地摊上，见到更多得多的文学书刊。我们单位的前身是新四军军部，老同志们特别爱护年轻人，看到我喜欢读书，就让我管机关工会的图书室，后来又把我调到华东作家协会工作，整天和作家们在一起，耳濡目染，更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学曾是我渺茫的梦。记得抗战刚胜利时，我小学六年级，给在大后方的大舅写信，希望他们“快快回乡，共享天伦之乐”；大舅见了信特别高兴，回信说将来要供我“上大学”。但他只是一个小公务员，新中国成立前糊口也难，怎能供我上大学。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培养之下，梦想成真了。1954年，国家动员年轻干部考大学深造，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人才。华东一级机关请上海最好的中学老师给我们上辅导课。华东局宣传部也组织了一个文科辅导班。记得一位处长原为山东大学教授，对近代史极熟，给我们讲课不用讲稿，滔滔不绝，年代史实都记得很清楚。他帮我们掌握要点，还教我们记忆历史的方法，如甲午战争的1894年，就可联系大清帝国之腐朽“一扒就死”而牢记不忘，果然有效。经过一个多月的复习，我以华东区第五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

群星灿烂，交相辉映

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燕京三座大学的文理科都集中到北大，北大也由沙滩红楼搬到了城外燕京大学旧址。1954年中山大学的语言专业师生也并入北大。这样，北大中文系的著名教授就很多很多了。而且当时文学研究所在北大哲学楼，所内专家也为中文系讲课。这就使我们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得到这样多名家的教诲。20世纪5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真是群星灿烂，交相辉映。杨晦先生是系主任兼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在一教101大教室给一年级讲“文艺学引论”。他讲课主张“只讲自己最有心得的东西”，所以讲得非常尽情，眉飞色舞，往往有很独到的见解。

游国恩先生给一年级讲“中国文学史（一）”，在文史楼小教室上课，是文学专业的小班，人不多，但游先生讲课却非常认真，声音很大，发的讲义也非常详细。他是闻一多先生都尊重的楚辞专家，不仅精通楚辞，而且对许多古书都非常熟悉，常常大段大段地背诵古书引文，令人叹为观止。

魏建功先生给我们讲“古代汉语”，虽然他早在“五四”时期就已到了北大，却仍带有浓重的苏北口音。他对学生们很用功、把老师讲的笔记背得很熟非常惊异，但又说做学问需要记住一些东西，不过主要还靠独立思考。

周祖谟教授比以上三位一级教授要年轻一些，是30年代毕业的高材生，对古汉语很有研究，却给我们一年级讲“现代汉语（一）”。他讲的是标准的北京普通话，很有条理，有系统，抑扬顿挫，特别清楚。他说明问题都举例子，有时举两三个例证。有一次他上课时，见同学中有人只记了一个例子就不记了，就语重心长地说：“我讲的这些例子，都是好不容易才找来的，你们不记，盯着我的脸看什么？……国家花这么多钱，让你们免费读大学，还供应你们吃饭，你们不认真学好，对得起国家吗？”我也是只记一个例子的，似乎感到他是针对我说的，听了不免脸红。这些话也就深深地刻印在我心中了。

高名凯先生是留学法国的，翻译过不少巴尔扎克的小说，给我们讲“语言学引论”，他的教材很厚，内容很丰富。他用福建腔官话讲课，干脆有力，敢讲自己的观点，不乏幽默感。有时，他自称“高老头”，其实当时他才五十岁左右，并不老。他主张汉语没有词类，和西方语言不同，为此与王力先生在报刊上写文章争论，针锋相对，在“五四科学讨论会”上也唱对台戏。虽然争论很激烈，却并未影响两人关系，他们始终是互相尊重的，当年蔡元培与胡适也是如此争论红学的。

我们的班主任叶竞耕先生教我们“现代文选及习作”课，讲范文、改作文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后来我当了优秀生时，他还让我总结经验在班上推广“三好”。我们班开新年文娱晚会，他也赶来参加，师生关系很亲热。

二年级时，林庚先生给我们讲“中国文学史（二）”由魏晋讲到五代。陈贻焮先生是他的助教，进行辅导。林先生是现代诗人，讲课注重艺术分析，热情洋溢，一首诗可以分析一大段，颇能引起我们对古典诗歌的兴趣。他特别强调唐诗的少年精神，这种精神也贯彻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他如今年近九旬，人们仍能感受到他的少年精神。他的板书清瘦有力，具有很潇洒的风韵，很有个性。有的学生模仿他，被称为“小林庚”，可见其人格魅力。他提倡新诗用九言格律，并亲自实践，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新诗：“马路宽得像一条河，汽车的喇叭唱着牧歌……”在他的《问路集》上他给我题辞：“俱怀逸兴壮思飞”，这是李白的诗句，下一句是“欲上青天揽明月”。于此可见他胸中跳动着一颗多么年轻的心。林先生还给我们开了“楚辞”专题课，新见迭出，多是他独立钻研的成果，很有启发性。

陈涌先生讲“鲁迅研究”，都是在办公楼上大课。郑奠先生连着给我们上了两门专题课“文心雕龙”和“古汉语修辞”，他的吴语方言很难懂，不过他的讲义却非常详细，我至今仍保存着。

此外，周祖谟先生还给我们讲过“工具书使用法”，魏建功先生讲过“要籍题解”等专题课。

我们四年级的“中国文学史（四）”现代文学部分是王瑶、乐黛云和裴家麟三位先生讲的。1957—1958年度“反右”以后，政治活动多了，讲课很不正常。后来我毕业后，曾在王瑶先生指导下进修，听过他的“《野草》研究”专题课，是很有内容的。王先生曾对我说：“研究一个问题，一定要把一切有关资料都找来看，这样才有把握，即使你的结论不深刻，但系统的资料总是有价值的。”这一点成了我日后做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苏联文学课是曹靖华先生讲的。他用浓重的河南话念讲稿，念得相当慢，有时标点符号也念出来，可见其讲稿是非常成熟的，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他同一些苏联作家很熟，又长期在苏联工作，所以讲课内容很精彩。俄国文学史是张秋华、彭克巽和岳凤麟等先生讲的，因为有三卷本的《俄国文学史》教材，我们又结合讲课看了许多俄国作家的经典作品，所以收获是很大的。

西洋文学课是西语系赵荣骧先生讲的。他的课讲得很精练，也很生动。重点作品如古希腊神话、史诗和悲喜剧、但丁《神曲》、莎翁戏剧等都扼要介绍作品情节和精彩段落；他的朗诵充满激情，讲得津津有味，令人难忘。当时我看了许多西方文学作品，有一次班长陶尔夫检查我的学习计划，曾指出我用在西洋文学上的时间太多，但我认为这是我研究文艺理论所需要的。据说赵先生在“文革”中把西洋文学讲稿烧掉了，后来感到十分懊恼。

东方文学课由东语系的许多老师主讲，有季羡林、金克木、刘振瀛、马坚等教授或他们的弟子，讲印度、日本、阿拉伯、印尼等许多国家的文学情况。这门课似乎是第一次开，听起来非常新鲜，让我们大开眼界。

为了扩大知识视野，我还到外系去偷听名教授的课。在哲学楼小教室，我听过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他在上课开始总要先复习提问上一课的内容，他说一些要点是要记住的。他讲课很有条理，节奏有力，两只大眼炯炯放光。这是锐利的智慧之光，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还听过宗白华先生的美学课，他讲课有些方言口音，但非常热情，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汪篯先生的隋唐史专题，给研究生讲研究方法，他的扬州话听起来很亲切；他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和助手，敢于讲自己的观点，学养深厚，令人敬佩。唐兰先生给考古专业讲文字学，吴语口音也颇重，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很吸引人。汤一介先生当时很年轻，但讲“中国哲学史”课，相当熟练。他讲课有条理，口齿流利，引《诗经》之句分析古人的“天道观”，很有道理。

为了充实自己，我们的学习是如饥似渴的。当时有一张明信片是白鹭涉水的照片，非常美，我题了一首小诗送给何立智同学，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

白鹭涉秋水，月照黄花睡。

甘泉尽兴饮，日出共霞飞。

讲座众多，大开眼界

思想活跃，讲座众多，也是北大的办学特色之一。许多名人讲座，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在大饭厅，我听过冯雪峰热情的演说，他力劝年轻人一定要多看大作家的名作精品，不要在平庸之作上浪费青春。这诤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订的唯一一份文学刊物是《译文》，爱看其中经过历史筛选的经典名篇；我们还听过苏联作家卡达也夫、波列伏依，诗人牛汉，作曲家罗宗贤等文学艺术家的讲座。

在我眼里，每天的太阳都是那么新鲜，和前一天的不一样。这印象是那样强烈，至今难忘。文史楼窗户上的朝阳，在我心中永远明亮、永远辉煌。那时精力特别旺盛，每天按时作息，不知道什么是疲倦。每晚下自习的铃响了，我们的学习正处于高潮，要打几次铃才能把我们从阅览室赶下来，依依不舍地离开。在回宿舍的路上，想起上海的战友们，现在也许正挑灯夜战，为四个A字的电报又要干一个通宵，而我却在这样好的环境里学习，这是多么幸福，肩上的担子又是多么沉重。我暗下决心，要担负起他们的一份责任，不辜负他们的希望。

1956年供给制改薪金制，战友们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合伙买了一大包衣服给我带来。他们知道我每月20元的调干助学金是够紧的。战友丁克成来北大看我时就鼓励我多写文章，说：“文科就要多写，不写文章算什么文科呢？”是啊，要多写文章，我给校刊写过通讯报道，四年级时在学报也曾发表过小文，但要真正搞研究、写论文，却是需要作充分准备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考扬中时的作文就是这个题目，所以印象极深。我以为要搞研究首先要掌握好锐利的思想武器。我看过《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这还不够，一定要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行。我又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边看边记笔记，记了两本哲学笔记，深感哲学是叫人明白的学问，有了哲学知识，学习与思考就更科学了。二年级学“中国革命史”时又重学了《矛盾论》《实践论》，更好地掌握了明快的思想工具。当时还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工作方法》，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是怎样去研究新问题、创造新理论的。这种学习使我深深地意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绝不是教条，而是最有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去研究新问题，必然会创造出新的理论来。如果没有创造，只死背教条，就绝不是马列主义，而只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正是反马列主义的祸害，这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教训非常深刻。有鉴于此，我决心以革命导师为榜样，掌握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充分独立思考，大量占有材料，去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这时，我对苏联那一套教条主义的空洞的文艺理论有看法了。实践出真知，一些作家的创作论给我很大的启发，如《学习译丛》上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文章《论文学艺术的特性》（上下），我在上海时就曾被这个问题吸引，到三年级做学年论文时，就选定这个题目准备好好研究一番。

1956年正是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兴起和思想活跃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科学进军”的提出，极大地激励了我们的创造热情。记得当年开学时，学生会发动我们拟写迎新对联、口号，我写的一副对联，曾写成美术字剪贴在大板上放在西校门两旁，至今记忆犹新。这对联是：

高举红旗 攀上世界科学的顶峰

挺起胸膛 做个原子时代的英雄

由此可见我们当时“风华正茂”的精神状态了。当时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年论文的写作，看了大量有关资料，写了许多笔记和草稿，到1957年夏天抄好时，竟有5万字之多，订了厚厚的一个本子。在论文中我对当时流行的“文艺的特性是形象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它只是形式上的特性而已，而艺术的本质——艺术内容的特性更重要。艺术的特殊内容是什么？我以为伟大作家托尔斯泰《艺术论》中的观点是很精辟的，这就是他所说的：艺术是交流感情的工具。艺术的内容正是感情，但感情一定要通过艺术形象才能传达出来，所以艺术的特性应是用形象表现感情。为此我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体系，具体分析了艺术的“两种本质”“情绪与感情的区别”“感情和思想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的统一”等等问题。当时辅导论文的助教不同意我的观点，将论文拿给教授们看。钱学熙教授曾找我谈话，我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意见，后来得到了教授们的认可。

当头一棒的考验

考验到处都有，一个严峻的考验很快就摆到我的面前，我竟成了全年级“不尊敬老师”的典型，并因此受到了重点批判。

事情是这样的。我比较注意抓紧时间学习，连课前等待老师的时间也不放过，要记点单词或写点什么感想练笔。有一次在“马列主义基础”课前我看到辅导员教师（是复旦大学刚毕业调来的年轻女教员）脸变得黄瘦了，于是顺手在笔记本的扉页里对“小辅导员”作了形象素描，并发挥想象力，认为这是忙于工作而过于疲累所致，写道：“……她的心灵却更美了！”写完就完了，自己也没当回事。谁知有一次老师要检查笔记，我就把它交上去了。据说这位辅导教员看到这段素描后竟难过得哭了，以为我是有意写给她看，“调戏”她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把此事反映到系里，成了一件大事。

当时我们这个年级从工农中学和各机关、部队来的调干生很多，年纪偏大，不少人比刚毕业的教员年纪都大，所以很容易流露出“不尊敬师长”的情绪来。系领导觉得入学后应进行尊师教育，于是把我作为典型，由团总支书记张钟在全年级二百人的大会上不点名地作了批判，而在我们班的团支部会上，则专门对我开了一次点名的批判会。不知不觉犯了错误，受到许多听来过重过火的批判，我是想不通的；但我相信“事实胜于雄辩” “真金不怕火炼”的真理，又想到陈毅同志说的“过倒霉关”也是一种考验，于是对此也就淡然处之了。

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仍然挺着胸膛每天快步走向课堂，在“马列主义基础”讨论课上，照样带头积极发言。这也使得教员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有一回还受到她的表扬。期末考试时口试也是由她主持的，我抽了两张考卷，两次都对答如流，得到了优等的成绩。那一年我门门课都考了优等，成了全班唯一的优秀生。后来，我在中文系第一届运动会上得了两个单项第一和个人总分第一名，大家还选我当了军体委员，成为班委会领导成员。就在二年级上学期，我被吸收入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这是非常光荣而幸福的。当时我们同学之间关系非常单纯，互相提提意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家常便饭，并不影响亲密的关系。记得开全校团代会时，我和55级的陆俭明同学等在一起讨论大会发言，我认为文科也可以向科学进军，他们要我起草发言稿 ，然后由张钟在会上作了发言，还在全校广播了。毕业后我和张钟都留校了，而且一直住在一个宿舍，关系是非常好的。

热血青春，报效北大

在北大，我度过了我的青春年华，打下了学业的基础，我把全部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母校，献给了亲爱的祖国。

毕业后不久，因民间文学缺教员，而我对苏联那一套教条主义文艺理论已经不感兴趣，所以主动要求去教民间文学，得到了杨晦先生的首肯，于是我就在这片颇为荒凉的学术领域中起劲地耕作起来。我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河北省文联的张帆、张文、李盘文、叶蓬等人去河北调查义和团的故事传说，和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孙剑冰、卓如、祁连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安民，中央民族学院的王尧、佟锦华、耿予方、科巴及民族宫的马扎布等人共同去西藏进行民间文学调查。在农村如鱼得水，一点不觉得艰苦，回来都写了文章在《民间文学》《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处发表。1960年后，“民间文学”课下马风很盛，全国各大学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都不开民间文学课了，而我却在开完第三次文代会后，开始给外国留学生讲“民间文学”课，后来又编了教材，给中国学生上大课，一直坚持到1966年。

“文革”开始后，中文系也下到工厂。我和学员一起到了北京特殊钢厂，劳动中学习、批判，评法批儒，在平炉炼钢，看钢花飞溅，注解“法家文论”。不久，又调我去东郊人民机器厂的工人大学文学班讲课。我带了四名工农兵学员，白天备课、劳动，晚上上课。工人们干一天活，还上两小时课，很累，但也很努力。我参加创作班的教学，趁机把古典作家的名作、传记等材料看了许多；当时图书馆陈文良同志是中文系系友，很支持“开门办学”，要什么古典名著都能及时送来。住在“大子女宿舍”木板房小隔笼内，避开大批判的干扰，倒也自得其乐。当时抄录了许多创作资料，后来编了两本《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1979年印出，寄请茅盾先生指教。茅盾先生回信说：“你下了很大功夫，令人敬佩。”先生褒奖的话令我不禁汗颜。后校友邓荫柯来北大平反，将资料带到他任职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合为一册出版，茅盾先生还题写了书名，后被评为优秀图书，刘绍棠、林斤澜、雷加等许多作家都认为对他们的写作很有用处。出版后有老友来信以为我改行了，一改行就“出手不凡”，其实我是为研究文艺规律和民间文学对作家的影响而搜集这些资料的。我后来写了《文艺上的雅俗结合律》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为了发展新诗，我同广西过伟先生合作编写了《民间诗律》《中外民间诗律》《古今民间诗律》等书，包括56个民族的几百种诗律形式和20多个国家的多种诗律形式，以名作为例证，国际音标、民族文字、汉文直译、意译四对照，得到王力先生、冯至先生、臧克家先生、公刘先生的高度评价，并欣然为我们写了序言；季羡林先生、李赋宁先生、钱春绮先生、唐作藩先生、姜彬先生、朱介凡先生、谭达先先生等名家为我们撰稿；贺敬之先生、周祖谟先生、吴小如先生为我们题签，支持这一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文化工程。

此外，我还在笑话美学研究中对西方传统喜剧美学进行了质疑和补充，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获得强烈反响和支持。我又在民俗学的教学中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足迹遍布20多个省市，两赴西藏、新疆、云南、广西，四赴扬州，搜集了许多资料。我讲的民俗学选修课，文理科学生都来听，教室爆满，换了三次教室，最后换到当时最大的二教203还坐不下，可见北大人对民俗课的热衷。我现在虽已年过花甲，但仍雄心不已，作为第一总主编，正为《中华民俗大典》三十五卷本的编写出版而辛勤劳作。这是我们报效北大、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这一几千万字的艰巨工程，虽然困难重重，但得道多助，海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积极参与并支持这一壮举，相信这将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再添一道充满魅力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