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先生谈民歌与新诗

林庚（1910—2006）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现代派诗人，也是研究、讲授中国文学史的知名学者。

在文艺界一般年轻人心目中，很难把林庚和民歌连在一起。事实上，林庚先生与民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前，我们探讨其在新诗与民歌方面的贡献，将对新诗发展和文艺规律研究产生良好的影响。

林庚在写诗之外，更注重探讨新诗的普遍形式。《问路集》是林庚探索新诗格律的专著，也因此他将《问路集》放在其多卷本文集的第一卷出版。他曾在给我的《问路集》一书的扉页上写下“俱怀逸兴壮思飞”，这是李白的一句诗（下一句为“欲上青天揽明月”），表达了他对新诗格律事业的热烈追求。《问路集》中有许多关于民歌的精彩论述。他说：“我们如果要知道什么是大众所最容易接受的形式，我们只要看流行得最广的民谣就可以知道。我们如果要知道什么是一种最浅出的文字，我们只要看《诗经》就会明白的。如：‘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还有比这些更浅出的文字吗？”林庚特别指出，“浅出”并不等于“浅”，它必须还有一个“出”字，这就暗示它已经深入，其实正因其已经“深”了，所以才有得可“出”。他认为：“深入浅出的诗才是第一等的好诗，这样它才既可以是‘大众’的，又同时可以是‘诗’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林庚在探索新诗形式时，更注意对民歌的研究。他对新诗格律形式的探索，注重“把握现代生活语言中全新的节奏”，“追溯中国民族诗歌形式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从“现代生活语言中全新的节奏”看，民歌无疑是最符合这个条件的，民歌既是现代口语，又是有节奏的韵文。另外，几乎所有重要的诗歌形式都是首先从民歌中产生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要探索新的诗歌形式，必须重视民歌。林庚认为，“五七言是秦汉至唐代时期最适合的语言文字形式，而今天我们使用的语言文字显然有所不同了”，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在现代汉语中双音词大为增加，所以五七言的诗句就该相应加长，如何加长是必须探讨的问题。

1935年，林庚把许多自由诗搜集统计，发现凡是念得上口的诗行，其中多含有以五个字为基础的节奏单位，于是就尝试着作了相似结构的诗句，如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节奏等。自由诗是以白话为主的，而白话和口语之间还有距离，如：白话“没有什么事情”，口语为“没什么事”；白话“看这个月亮”，口语为“看这月亮”。对此，林庚作了很好的分析，并由此引出了九言诗的新体。他说：“口语反映了中国本土文法简略的特征……如果用更接近口语的节奏作诗行的主要单位，岂不要比用白话的节奏更近于民族形式吗？”他从民间小调《小放牛》的九言诗行看到了九言诗的希望，并把它作为重要的证据，说明民歌中已经有了九言的萌芽。（《小放牛》：天上的娑罗/什么人栽/地下的黄河/什么人开/什么人把守/三关口/什么人出家/没有回来）

在《新诗的“建行”问题》一文中，林庚谈到要把五七言的传统同今天的口语统一起来，建立新的普遍的诗行时，他首先考虑的也是民歌。他征引了陕北民歌《兰花花》，认为这种探索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创作实践问题。林庚希望诗人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自觉地进行探索，学习民歌，加长诗行。如他创作的九言诗《除夕小唱》《马路之歌》《恋歌》《十三陵水库》《新秋之歌》《海浪谣》《曾经》《光之歌》《乡土》《回想》《路灯》等，都是情深意切、深入浅出、铿锵迷人的好诗，在艺术内容和语言形式上都是非常优美的，可谓新诗的典范，非散文式的自由诗所可比肩。

林庚的新诗格律探索并不局限在九言诗一种形式，他认为各种形式都可以探索，诗歌形式多样化是一个好的现象。探索的目标是使诗歌真正适应新的时代，真正深入浅出使人民大众喜闻乐见，使人们可以利用一种形式更熟练、更快地写出流传广泛的好诗来。

林庚重视民歌不是偶然的，是“五四”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他曾经讲过，他的老师朱自清和闻一多都很重视民歌。当年胡适在《歌谣周刊》复刊词中说：“我们纵观这二十年的新诗，不能不感觉他们的技术上、音节上，甚至于在语言上，都显出很大的缺陷。我们深信，民间歌唱的最优美的作品往往有很灵巧的技术，很美丽的音节，很流利漂亮的语言，可以供今日新诗人的学习师法。”朱光潜在《歌谣周刊》第二期发表《从研究歌谣后我对于诗的形式问题意见的变迁》认为：“歌谣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全是自然的流露；它有它的传统的技巧，有它的艺术的意识。”吴世昌在《歌谣周刊》第四期发表了《打趣的歌谣》一文，认为从民间歌谣感到“中国人是一个很风趣的民族”。林庚也发表了两篇文章，探讨民歌和诗的关系。他认为：“无论歌谣或诗，其基础都是生活，但其目的必不止于是个记录，诗是要跳出这个范围而把生活更扩大去，歌谣是就在这范围里把它弄得更热闹起来……”

他说歌谣不是诗，并不是贬低歌谣，而是强调它的特点和独立性。他认为歌谣“使我们实际生活中情趣增加，这是歌谣的特质，是没有另外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在对中国文学史多年的系统研究中，林庚对民歌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民歌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他说三千年来文学史的发展，具体地说明了民间文学永远是一个解放的力量。“例如《诗经》里的《国风》原是来自民间的歌唱，这些优秀的作品就使得四言诗从《雅》《颂》中获得了解放。再如，汉魏乐府之发展了五言诗，宋元间流行在江湖的院本之发展了南北曲，民间的说书之发展了笔记小说为伟大的章回故事。无数的作品正是这样不断在民间文学上获取得解放的力量。”这种文学的解放，是由于民间文学是口语的文学，它对文学创作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因为“在文学的发展上，却从来是要求它的‘文语’与‘口语’接近的，每次文坛从民间文学上获得解放，同时也就取得了语言文字上的解放”。

林庚认为民歌是解放的力量，是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去观察的。在内容方面，他强调民歌直接表现人民生活，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他不只是从形式方面来看民歌的艺术，同时也很注意民歌的内容方面。在形式上，民歌的口语音韵美、节奏美，民歌的巧喻、起兴等语言技巧和明快清新的风格，以及它的明朗性，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新诗学习借鉴的。

林庚认为，明朗性对新诗特别重要。诗的形式不只是悦耳的双声叠韵等讲究，而应是“在一切语言形式上获取最普遍的形式”。他非常明确地说：“形式的普遍就是形式的解放，于是表现出深入浅出，大量流传的诗句所具有的远过于散文的明朗性，是很难由没有形式的诗篇写出来的。”因为有了普遍的形式，诗歌就能广泛地流传，流传就证明了诗的明朗性。他认为新诗要获得这种明朗性，就必须有普遍流行的诗歌形式。这正是林先生探索新诗普遍形式的理论根据。明朗性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晦涩，为了诗的广泛流传。对写诗的人来说，就是要有一种形式使他写得顺手熟练；对欣赏者来说，就是要诗歌明白易懂，喜闻乐见，这样才能引起共鸣、受到感动。这种普遍的形式林先生把它叫作“自然诗”，这是相对于自由诗来说的。

2002年8月23日，我去燕南园拜望林庚，谈起新诗与民歌。他说：“新诗不成器的原因，是把世界上最好的诗歌传统丢了。他们（指那些照搬西方现代派诗的所谓先锋人物和许多诗刊编辑们）不知道中国是世界上诗歌最好的国家。”他还说：“中国的诗始终与乐府接近，绝句、七古都是歌行，都是能唱的，属乐府一类，所以兴旺发达，受人们欢迎。宋诗离开了乐府，就写不好了。不要看不起民歌，诗与歌分开就不好了。”

林庚说：“一个国家要有盛唐气象、少年精神，一个人也要有盛唐气象、少年精神。”这是对新诗创作而言，也是对诗人健康的人生观的要求。诗如其人，这是诗歌创作的根本规律，在几千年的文学史上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

当前，人们大大忽视了民歌的价值，文学界也有人放弃了对民歌的研究，甚至最新编纂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也取消了“民间文学卷”。但是，民间文学是文学的根基，民歌是文学解放的力量。林庚始终坚持对民歌的热爱，不随波逐流，这种科学的治学态度，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者有着特别的启示。

附：林庚先生题词手迹与谈话记录

林先生说：一个国家要有盛唐气象、少年精神，一个人也要有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盛唐气象是我一辈子研究的主要成果。

他还谈到现在新诗不成器，他们不知道中国是诗歌最好的国家，从《诗经》开始，楚辞、乐府民歌以来，诗歌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中心，从屈原、李白……中国出了多少全世界最杰出的诗人，中国的伟大诗人最多。西方文学的中心不是诗而是戏剧。西方以游牧、航海为主，到处跑，要冒险，与命运作斗争，所以有矛盾就成为戏剧的源泉，古希腊悲剧就发展起来了，这是西方文学的主要成就。后来莎士比亚、歌德是诗人，但都是戏剧家，这是西方传统。

中国以农业为主，与大自然接近，熟悉自然，发现大自然之美，与自然协调而产生好诗，特别是山水诗。

新诗是白话诗，宋代以后诗的书面语言已与口语拉开距离，脱离了口语；要写诗就必须写白话诗，是受了外国诗的影响。他们说学了外国写的就是外国诗了，其实外国诗只是影响并不是根据，根子还是中国诗嘛。

要写诗，把世界最好的传统丢了，诗能写好吗？把诗糟蹋了，不是诗了，没有诗的美，能感动人吗？人家看也看不懂，没有诗的素质，和民歌的距离太远。

中国的诗始终与乐府接近，绝句、七古都是歌行，都是能唱的，属乐府一类，所以兴旺发达，受人们欢迎。宋诗离开了乐府，就写不好了。不要看不起民歌，诗与歌分开就不好了。

唐代是口语的时代，南北方统一，北方是鲜卑等少数民族，为了互相接近，所以语言通俗，口语化，这才出现盛唐气象。

现在新诗不成器，只少数人写少数人看，多数人还是写旧体诗，它至少还是诗呀，有诗的美呀。现在新诗把世界最好的传统丢了，把诗糟蹋了，不是诗了。

宝林记
2002.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