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质正”的含义

金基石曾指出：李氏王朝中期（15—16世纪）出现汉语教育的鼎盛期，涌现出申叔舟、崔世珍等著名汉学家和《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解》《翻译老乞大·朴通事》等语言学著作及汉语教材。^[3]但关于这些著作及汉语教材蜂出之原因，学界一直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从新发掘之文献来看，皆可能与朝鲜朝汉语官话语音“质正”制度密切相关。有关语音“质正”问题的研究，张辉依据朝鲜朝汉语官话语音质正制度研究中发现的新材料指出，许多朝鲜朝官员、学者关于汉语官话“正音”及音韵学术语、理论的论著中体现出浓厚的汉语官话“质正”意识，也有对朝鲜汉字音和中国字音关系及差异问题的讨论，认为这些新资料对近代汉语语音史和汉语音韵学在朝鲜的发展研究具有独特意义和价值。^[4]此外，李无未则对日本学者研究朝鲜汉字音和“朝鲜汉字音学”进行过简介^[5]，叙述了18世纪至20世纪期间日本学者朝鲜语汉字音研究的主要作品和观点，如小仓进平的《朝鲜语学史》和《增订朝鲜语学史》，河野六郎的《朝鲜汉字音の研究》等。但从“质正”制度及“质正音”文献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十分少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朝鲜朝质正制度运行下遣往中国之“质正官”除质正汉语音义外，尚有其他职责，比如“质正”礼制、军制、法律、民俗、医书、避讳等等。其目的张辉曾有所言及，即朝鲜朝在实施对华朝聘的同时，以“质正”制度模仿中国各项制度。在政治、礼仪、法律、文化制度上积极效仿中国，对明清中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质正”，以期准确掌握中国情报，建立小中华体系。^[6]本文在先前研究基础上，重点讨论“质正音”及相关文献之问题。

“质正”含有质询、辨明、就正之义。朝鲜朝奉行事大朝聘国策，曾以“质正”制度运行模仿中国各项制度。（李无未、张辉2014）“质正音”是朝鲜朝汉语官话语音标记文献中所特有的，在朝鲜朝汉语官话语音质正制度长期运行过程中，实施的针对朝鲜汉语官话教科书及韵书、工具书等语音与中国实际语音差异的问题，根据中国官话语音实际进行的历时语音标注而形成的语音标记及其音系。^[7]据《朝鲜王朝实录》卷200，成宗十八年（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2月2日（壬申）条：

壬申，御经筵。讲讫，侍讲官李昌臣启曰：“臣曾以圣节使质正官赴京，闻前进士邵奎以亲老居辽东，回来时寻问之，该通经史，精审字训矣。世宗朝遣申叔舟、成三问到辽东，就黄瓒质正语音字训，成《洪武正韵》及《四声通考》书。故我国之人，赖之粗知汉训矣。今须择年少能文如申从濩辈，往就邵奎质正字训书籍，则似有利益。正朝节日之行，人马数多，不可久留；如唐人解送时入送，则可以久留质正矣。”上问左右，佥启曰：“遣文臣质正，祖宗朝古事，今可行也。”

据此，我们认为朝鲜朝时期形成的与“质正”活动相关的汉语标音文献皆可称为“质正音”文献，如此材料中的《洪武正韵》及《四声通考》等。并且在张辉（2017）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此类“质正音”标注的汉语文献并非是混乱杂糅存在的，而是较为规范和系统化的，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汉语教科书、工具书和汉文教科书（谚解书）。上述三类文献都是有语音标记的，并且有历时更新的现象，其中的汉文教科书应该是用于朝鲜朝时期蒙童教育及科举考试的用书，如《论语谚解》《孟子谚解》《论语正音》《童蒙先习谚解》等等。长期以来，中国国内对这类文献中的语音标记关注得很少，这可能与传统认知中，认为此类标音与汉语音韵史研究关系不大，也可能是与文献发掘的受限有关。但是这类文献实质上也与“质正”有关，如果说在前期的研究中，我们只是认识到了受朝鲜朝官方对中国“正音”的追求驱动，而进行“质正”，形成了大量的“质正音”文献，只能说我们的视野还是受到了材料的局限。而实际上，从前期“赴华”“质正”语音形成“正音”范本后，为了推广“正音”，又刊行大量的“谚解”类文献应用于教学中，这才是汉语“质正”制度的基本模型。这些文献与世宗朝李边、金何，世祖朝申叔舟、成三问，成宗朝张有诚、黄中、金自贞、李昌臣，中宗朝崔世珍等人（兼通朝鲜语和汉语，多有质正官经历。）所编纂的《训蒙字会》《韵会玉篇》《小学便蒙》《吏文辑览》《吏文续集辑览》，用谚文翻译的汉语会话读本《老乞大》和《朴通事》《老朴集览》《四声通解》等都被纳入“质正音”文献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