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
时间：1993年4月30日
地点：北京大学蔚秀园
主持人：陈平原
对话嘉宾：钱理群、吴福辉、赵园、陈平原
文字整理：杜玲玲
陈平原：去年以来，面对迅速崛起的商品经济大潮，最难适应的可能是人文学者。相对来说，自然科学家因有可能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变成专利用以开发，故转型比较容易；学经济的、学法律的，也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摊子，也比较容易转型；跟整个市场经济距离最大的，或者说将来最难立足的，可能是人文学者。把论题限定为“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目的是想撇开那些关于“下海不下海”之类的争论。就谈“现在时”的人文学者，“前学者”不算；不考虑那些以前做文史研究，而现在已经从政或下海的朋友。因为我觉得那是另外一条路子，如果要涉及诸如“要不要下海”“从不从政”，问题就太多了。我们现在考虑的，是还愿意在书斋里面做文史哲研究的这些学者们的命运，以及将来可能的出路。谈“命运”是对现状的估计，谈“出路”或“选择”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预测性。我们可以谈学界的现状，也谈自己的选择，随便谈就行了。
当初拟定这个题目，是因为我特别注重人文学者的转化，也就是人文学者的重新定位的问题。从历史上考察，晚清以下，中国的读书人已经从传统的士大夫转化为专业的学者，相对来说，转化得比较成功的是搞自然科学的，因为其学术背景基本上就是西方的。人文学者受中国传统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一套价值观念影响比较深，容易有“经世致用”的愿望。再说，几十年来，人文学者在整个社会动荡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因此还依然保持着所谓“经天纬地”的人格理想。其实我们或多或少地都还遗留那一种东西，跟宋元明清的读书人还有很多血脉的联系。自然科学的学者比较容易转过弯来，变成学有所长的“专家”。而由于我们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缘故，关注的是精神、价值、观念等等。这很容易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我们仍然还控制着这个社会的价值系统，仍然还能对民众发号施令，仍然还在启蒙，仍然还在维持着这个社会的良心和道德。这样，人文学者向真正意义上的“专家”的转化就比较慢。这两年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好多读书人走出了书斋。我猜想同样说“下海”，搞自然科学的(从事基础研究的除外)、搞社会科学的，心理障碍都没有我们那样大。如今搞人文科学的人同样面临这个“转轨”的时代，普遍感觉问题比较严重，疑惑较多。这跟我们以前对自己的估价——我认为不甚合适的估价——有点关系。所以我说“重新定位”——我们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钱理群：人文学者的地位由中心位置向边缘位置转移，恐怕是跟整个中国走的历史道路有一个很大的转折有关。从“五四”以来，甚至可以说20世纪以来，中国一直走着一条首先通过“思想革命”，制造舆论，启发和动员群众，然后发动“政治革命”，以图中国社会根本变革的道路。1949年以来，更是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的作用被无限地夸大，文学艺术、人文学科也因此被视为“晴雨表”而始终处于时代的中心。这种人为的“中心地位”在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作家、人文学者中造成了可悲的幻觉，仿佛我们自身也真的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主体。这种“自我神化”使得我们长期以来失去了对于自我生存状态的真实性体味，我们不能(不愿，也不敢)正视：这种所谓“中心”位置，是以我们自身的被“改造”、扭曲，以屈从于权力意志、大众意志与时代意志为代价的。现在，历史的发展又对我们开了一个玩笑：20世纪末的中国，一改走了大半个世纪的老路，走上了“经济兴国”的新轨道，而且看来不可逆转。这样，人文学者地位的边缘化，就不是商品经济一时的冲击的结果，而是一个历史的新选择所形成的发展趋势，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长期(甚至永远)“坐冷板凳”的精神准备。在我看来，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至少从客观上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使得我们有可能从自命为“时代的主宰”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幻觉中惊醒过来，正视我们现实的生存境遇、实际地位，弄清楚我们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且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发挥多大作用，这样，就能够获得一种清醒的、比较符合实际的自我体认与自我评价。现在，有的人仍然念念不忘当年处于“中心位置”的“雄风”，今昔对比，不胜感慨之至；其实，当年的“雄风”并不值得羡慕，我们千万不要再陷入鲁迅所说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悲哀”里去。
陈平原：不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恐怕也并非始终处在奴隶状态。我曾经把这一百年中国的学术(以及相应的学者地位)分成三个阶段：从世纪初到1940年代大概是个体学术阶段，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是计划学术阶段，从1980年代末到现在以及以后一段时间可能是市场学术阶段。一二十年代(1940年代因处于战争状态，不太典型了)，大学教授们的待遇比较优厚，可以凭他们的兴趣、凭他们的良心、凭他们对学科发展方向的理解来做他们愿意做的研究工作。那时候既没有一个国家规划，也没有一种特别强烈的经济压力，学术研究基本上是学者们自作主张、随心所欲。从195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的生活由国家“包”起来了，一直到1980年代，都是一方面“被养”，另一方面就被要求“服务”。国家规定你的学术研究方向，规定你的学术选题，甚至规定你学术研究时所使用的理论框架，你必须按照这个规划从事你的研究工作。1990年代以后——其实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从“丛书热”开始——学术界出现一种新动向，借用经济学术语，是“订货”与“供货”。以后我们从事写作不是因为自己的学术冲动，也不是国家下达科研任务，而是有了出版社的“订货单”。“订货”的前提是假设“学术”可以而且已经进入市场，或者说读者需要什么我们就该写作什么。以后可能会形成这么一种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学者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读者以及代表读者需求的市场。假如真的这样，相对来说好处可能是思考的自由度大了，不一定直接受制于哪一个政府官员或者哪一条临时政策；不好的地方是，我们被另一只手控制了，即被以经济效益为代表的市场这一只手控制了，或者说，我们的学术研究将被读者的趣味所左右了。所以说以后所面临的问题，与前面时代面临的问题不太一样。
赵园：我同意平原的这种说法。近几年的商业化，影响于学术文化，是几百年未有之变局，或许不止“几百年”。但对此可以从多方面估价。比如，是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即如所谓“纯学术”(当然，“纯学术”这名目本身可以讨论)。既然有一些人在搞他们自以为的“纯学术”，正是利用了经济进程所提供的自由度。这名目在十几年前是犯忌的。
我相信在这种情势下，继续从事文史研究者，他们彼此之间会更清晰地区分开来，所谓学术分途、文化分流，有更专业化的研究，也有跟时务较接近的研究……
钱理群：你说的“时务”指什么？
赵园：就是跟现实比较贴近。
陈平原：就是咱们说的“文化批评”。
赵园：以及较为通俗化的，适应更为大众的文化需求的研究。我想，倒是在这种情况下，平原常说的学者的“职业化”“专业化”，才成为可能。商业化会“澄清”，使诸种选择间的区分更显明；商业化还会“淘汰”，不只使有些应当生存的学科、学术门类面临困境，也会淘汰那些无对象的、既不适于学术尺度也不适于一般价值尺度衡量的、几乎不适应任何社会需求的所谓“学术”。文化市场会为自己造就人才，除写作庸俗出版物、适应不良趣味的人才外，也会造就用较通俗的方式普及学术文化的人才。这种人才不是新的，自晚清新闻出版业发展以来，文化市场就大量地造就过这种人才。而且我注意到，二三十年代，文人并不严守雅、俗分际，仍有中国文人传统的那种通脱。对于文化市场需求的适应，也是一种生存努力。现代史上的文人，卖文、靠版税为生、靠报章文字生活的，就不乏其人。我在日本的书店里看到的，大量的是较通俗的学术出版物……
陈平原：日本学者似乎特别欣赏中野美代子的研究？
赵园：对。当然，“分途”与“淘汰”都不会轻松，可能很严酷。这一过程的正面与负面效应都会有。不可能指望“市场”去维持“专家之学”。当然，对“专家之学”也仍不妨作不同估价。顾炎武、王夫之对汉代的专家之学评价就不同。“市场”并不公正，不可能鼓励学术上的公平竞争，但可能有助于摆脱某种依附。长期以来，“养起来”不但制造平庸，也使文人丧失了某些本有的生存能力。我明白市场、钱是一种权力，但全无所待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中国的文人，多一点选择余地没什么不好。不要危言耸听，谈论这类问题不要过分地道德化……
陈平原：“危言耸听”本身也可能就是商业行为。
赵园：对。对于文化，市场是一种破坏性的，也是建设性的力量，尤其现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又在长期的禁锢之后，市场的文化品味之低是不奇怪的。市场的文化水准也有待提高。这需要过程，这一过程也须有文人的参与。
我这里说“文人”，而没有用平原的提法，因为我在研究机构，生活与工作方式更近于传统文人。我觉得“文人”这角色就很值得作批判性的审视。顾炎武一再引宋刘挚的话，“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鲁迅也好引这段话。明清之际，到近现代，关于文人的批评很多，其中有些批评包含了自嘲。我感到几十年来，文人自身在退化，文化素质、精神品质都有退化。而由清末到近代，尤其19世纪、20世纪之交，文人这一传统角色是经历了改造的(包括他们的生存方式、写作行为等等)，因而才有可能出现鲁迅那一批有独立的批判态度的文人。
半饥半饱地被养起来，造成了对权力、对豢养的依赖，使文人丧失了曾经有过的独立地位(当然，这种说法将问题简化了，实际的因果要复杂得多)。
钱理群：我仍然相信鲁迅的判断：中国文人(大部分现代文人恐怕也包括在内)不过是“官”的“帮忙”与“帮闲”(其等而下之者就是“扯淡”了)，以后又成了“大众”的“帮忙”与“帮闲”。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变动本身，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人的历史困境，甚至还会造成新的陷阱和危机。例如，在新的社会格局中，我们一方面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权力的依附，却同时增加了成为“商人”的“帮忙”“帮闲”与“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危险。
赵园：商业化、经济冲击、文人的相对贫困化，在一段时间里(恐怕这段时间会相当长)还会造成人才的流失、精神产品文化品味的普遍下降。在这期间，“文人”这名目将更像是讽刺。我们自己就在这困境中。1989年以来，我个人就一再遇到学术著作出版上的困难。解决这些问题，大约只能用不少国家的模式，由一些基金会提供资助；尤其由企业界提供较少附加条件、较少学术限制的研究基金。企业界与文化界已开始建立某种联系，我对此持乐观态度。如前面说过的，至少在目前，多一条生路没有什么不好。
我个人是要继续搞学术的，在这方面也依旧文人习气，考虑的并非社会需求，而是个人的精神满足。但至少在理论上，我认为应当调整思路，面对变革中的社会，不要动辄即用“一概之论”，使问题没有讨论余地。道德问题在中国就常常是这样不可讨论的问题。即使不下海，也不必谈市场、谈卖文即色变，以为事关贞操。对多种取径、多元文化，大可以“广大之旨”待之，放弃“明道”“救世”一类夸张的使命感，重建学术文化的价值自信。学术从来是少数人的事业；它是庄严的事业，却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贵。少一点文化偏见，对变动中的社会文化保持敏感和理解力，我想也是维持学术生气的条件。
吴福辉：可以想见将来的学术文化，很难纯“独立”，而是一种间接依附，但一定会舍弃直接依附。商人拿钱办基金会，基金会委托一个学院或科研机构，学院或科研机构找一些文人，这样已隔了好几层。这种间接依附是完全可能的。不妨回忆一下整个20世纪的学术、文化状况，你们讲的人文学学术、文化由中心地位逐渐向边缘地带转移。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当学术文化处在中心地位时，它完全是一种直接依附性的，实际上是因为政治占了中心地位，才给了依附于它的学术文化以一定的“假象”，好像一言可以兴邦似的。但慢慢地向边缘地带转移时，就可能出现间接的依附，反而取得了某种独立性。尽管这种独立性很有限，开初也不稳定，但这是唯一可以乐观、可以庆幸的地方。
平原说的三个阶段的问题，可以简化一下，换个角度来说。在20世纪前五十年，学术文化基本上是为现实服务的，却是多元的。同时在这种多元的、为现实服务的学术文化中，还包含一部分经院文化。我觉得经院学术文化是这里唯一带有自由性的，除此而外就很难谈了，基本都是直接依附于哪个党派或哪种政治力量的。20世纪下半叶(1949年)到1980年代以前基本是一种单元的、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学术文化。到了“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极致，讨论海瑞、李秀成、孔夫子都成了路线斗争，古人、死人都被我们当“枪”使。1980年代以来，可能出现多元的、商业和政治混合类型的文化，今后的中国可能就是这么个商业、政治混合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间接依附的文化会大量发展，其中我寄希望于经院文化能继承二三十年代的传统，能真正地形成气候。今后相对比较独立的学术文化，要以经院文化为主。到现在为止，我们分析各种阶段的学术文化类型里面，只有经院文化取得了某种自由度，虽然它的背后也有其他力量。
钱理群：但经院文化以什么为经济基础呢？
吴福辉：这要靠国家养，或者商业养，这是比较可能的。像北大，就可以扎扎实实搞经院文化。这与报刊专栏作家不同。像我在作家协会，作协想的是出书或者办刊物，它的创研室或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室，都很难不围绕着文学评论界的现实情况来写作。我觉得将来的学术文化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经院学术；另一部分就是把高级的学术文化普及，专栏评论家干的就是这个事情。
钱理群：就是跟大众文化传播联合起来。
吴福辉：这两部分人结合起来，就有可为。过去我们的学术文化跟政治靠得太近，也就失去了学术本身。这一段离政治稍远一些。如果学术能跟商业、政治都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学术的独立性就会慢慢呈现出来。从事的人数肯定要比过去少得多，但学术文化的质量、价值，会逐渐提高，这是21世纪的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比较乐观，但现在很难说会成什么样子。我们现在谈“命运”的问题，“选择”过一会儿再谈。
钱理群：对经院文化我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经院文化有一个陷阱。我觉得学术、文学，特别是文学艺术，它与生活和人应有一种联系，如果搞成一种纯粹的东西，容易失去活力。这就有一个学术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是，一方面学术要关注现实；另一方面学术对现实的关注不一定像过去那样，直接为现实问题做出答案，提出解决方式或方法，带有很大操作性和直接实践性。今天，当然也需要有这个东西，但我们现在所说的经院学术却不是对现实直接提供某种答案、操作方法。它给现实提供的是一种高层次的、未来的或对人性、对人的生存的根本性进行的关注。这是更高层面上对现实进行关注，对现实产生影响。我理想(追求)的文学研究应有双重关注：一种是现实性的关注；一种是形而上的人的生存境遇、人性的关注。或者说，研究的原初动力来自现实，思考与探索则要进入“超越”的层次。“五四”以后，周作人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贵族的和平民的》的文章，提倡文学艺术与学术研究的“贵族精神”，而他所说的“贵族精神”，就是“一种超越的追求”，是从“无限的超越的发展”出发，对现实的更高层次的否定与批判。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过分和现实拥抱，追求学术的现实效果，忽视了对现实的“超越”，肯定降低学术品格；但是完全与现实脱离，尤其是文学研究，就会变得受不得磨砺，这是经院学术容易碰到的一个问题。
吴福辉：经院学术文化可以有多种构成，其中有一部分是特别超前的，是为未来写作的。比如过去文学史、学术史上有些卓绝的文人，他们在当时非常寂寞。真正超前的东西在当时一定是非常寂寞的。那些人又很清贫——凡·高的画，当时卖多少钱？现在卖多少钱？可现在“倒”他的画却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在今后的社会，清贫这方面可以稍微好一点儿，社会能保证起码的温饱，不会连稿纸都没有。但是寂寞是肯定的，因为经院文化的核心是为未来写作的，和当前现实有什么关系呢？它和未来的现实有关系。未来的人会发现你的价值，承认你的水平，但现在却是不被承认的，因为它不能马上转化为生产力。当然，这部分文化最完善、最系统，整个民族文化的质量在某些方面就是由这些经院文化决定的。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极少数人坚持这一点，那就完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就无法向前推进。过去常常有经院文化变得僵硬后，由民间文化来冲击、激活的历史事例。但民间文化有“落后”的一面，有“向后看”的一面，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质量上有局限。
此外，又有大部分人在把高级的学术文化向大众传播，通过报纸、刊物作为媒介。有的人可能两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搞经院文化的人必须耐得住寂寞，耐不住寂寞是不行的。
赵园：老钱刚才说了“贵族精神”，这里当然还有一个学者的“贵族化”问题，这个题目是可以发挥的。当然，只有在比较合理的社会里，才可能培养起来一批这样的人，问题是经由什么样的机制才能发现这样的人才并把他们养起来。
陈平原：刚才来之前我正在翻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里面说：“本真的科学研究是一种贵族的事，只有极少数人甘愿寂寞地选择了它。”精神贵族，和社会贵族又不一样，他们注重对人生和现实生活的超前思考。老钱刚才讲的关于学术跟现实人生的关系，涉及对经院派学术的看法。我们所说的经院派学术，只不过相对地脱离政党利益而作比较独立的思考，脱离一时一地的社会需求而从事比较纯粹的学术研究。当代中国的大学教授们，或者说真正有出息的“学院派”，他们的灵感和思考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现实，除非纯粹搞考据。即使考据，也有个选择考据对象的“前理解”，不存在完全与世隔绝的学问。只不过学院派不大讲经世致用，常被断为“来做神州袖手人”。其实陈三立的“袖手”，也是一种寄沉痛于悠闲。
钱理群：我说的是陷阱。任何一种选择都有一种陷阱，我觉得经院学者们的陷阱就是可能脱离社会生活。当然我不希望这样。实际上也很难这样。但是是有可能这样完全脱离社会生活的。这里我自己就有一个矛盾，一方面我觉得中国需要提倡更纯粹的思想，超前的、更抽象(更远离现实，不具有现实实践性)的学术，因此，我在最近写的《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这部书里，提出了“还思想于思想者”的主张；但另一方面，我又担心经院学术脱离了社会人生而失去了学术的生机。所以我又提出了“双重关怀”的要求。
陈平原：从理论上讲，老钱的预测是有意义的，即对一个经院学者来说，可能出现的陷阱是什么，我们尽量绕开。我们一直在警醒着，会不会有一天走到闭门读书、不闻窗外事的地步。但在中国目前来说，我们这些人很难达到这个地步，我们的“门”关不住。“关门”有几个条件：优厚的环境、清静的社会氛围等等。在中国，好长时间里，对我们这些大学教授来说，主要的问题不是因为“关门”而忘记了门外的风声雨声。中国有两千年的士大夫关注现实的人文传统，同时社会现状也没有给我们营造一个可以躲进去避风雨的小楼。有两种对我们特别大的诱惑：一个是下海，经济造成的压力；另一个是或正面或负面地与政治权威对话。即因为经济上的压力或因为政治的诱惑而放弃纯粹的学术追求。目前，闭门读书而成为苍白书生的可能性还不很大，这种危险到了下一代也许会有。像欧美学者，我们与他们讨论的语境不一样，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冲出校园。我们是想从街头走回书斋，他们是想从书斋奔向街头。但有一点，力图沟通学术和人生，这“大思路”是一致的。
吴福辉：学术文化要独立，还是要经济支持。没有经济做保障，学术文化很难达到独立，不是依附于这个就是依附于那个。我们现在到底感受到多少商业文化的冲击？
陈平原：很大。
钱理群：我们这批人目前还基本上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研究，比我们年轻的学者就只能看出版社愿出什么就写什么，不能随心所欲地写作，这是有很大差别的。将来这也是一种研究，即以出版社为中心。中国总会出现有眼光的文化企业家的，一些兼有学者品格的文化商人，由他们组织文化研究，那也是一条路。
吴福辉：高级商业文化。
赵园：现在中国的企业家还停留在希望你的研究直接为他的生产服务的阶段。
陈平原：企业投资文化事业，在目前情况下大都是一种变相的广告，等于是另外一种投资，现在还没到纯粹的学术或文化做支撑的地步。而且，将来到了那个地步，优先考虑的是经济决策、国际战略，诸如此类。文史哲是无关紧要的，无法对他们的企业有什么作用，大众传媒也不大关注。我们如果办一个国际战略讨论会的话，很多人会投资；但如果我们考虑办一个文史研究会，那没有多少宣传效果，没人愿意投资。所以我说将来文史哲是最惨的——其他都容易拉到赞助，就这些不行。
钱理群：另外一条路，就是学者自己办杂志、出版社、书店，像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巴金、叶圣陶他们那样。学者与文化事业的结合，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可以使我们稍微独立一点。
陈平原：你们现在考虑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冲突给文人的活动带来一点自由度，但有没有想到如果两者共同对付你，你要权没权，要钱没钱，那怎么办？你们刚才还谈到了“精神贵族”，不错，有钱不一定能培养出精神贵族，但精神贵族必须是有钱的，文化和教养都与钱有关。也就是老话说的，发家致富以后，起码三代才可能培养出一个贵族，一两代人是不行的。另外，有人说20世纪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大家”的时代，这是世界性的现象。也许现代化的过程是以人类精神的平庸化为代价的。中国人将来有钱了，文化普及了，大家都有教养了，可不一定就能产生文化思想艺术的“大家”。“大家”可能跟文化上的等级制度有关。
钱理群：当然大思想家、大学者不一定以个体出现，可能是一个群体、一批人，不以某个远远高出其他的个体为代表。从科学发展来讲，科学发展得很快，一个人很难掌握那么多方面，但一批人、一代人或者一个群体可以。
陈平原：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发展的方向是专业化，专业化一个最大的弊病是“不通”。这个世纪专业分工已经越来越细了，那种特别大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于生存。专业化以后我们就很难达到过去所谓“通人”那样的博和通。学术上的大气度很大程度上跟学科之间的贯通、古今中外的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气魄、胸襟、眼界各方面的“大气”有关。社会的发展，和18世纪、19世纪不一样，“通人”大概只能“心向往之”。
钱理群：我想完全的专业化也可能只是一个阶段，以后转向“通人”也有可能。现在有一个趋向是边缘学科越来越多。
陈平原：但边缘学科、跨学科研究已说了很多年，国内国外都是，这正说明了单一学科的局限性。并非对专业化持否定态度，只是说日渐专业化的倾向使过去那种博和通很难达到。从某种意义上，“杂家”易找，“通人”难求。学科越分越细后，每个学科的专业训练都要用很多的时间，一个人把文史哲三门都读得差不多，那也垂垂老矣。
赵园：但学术境界也仍有不同。比如余英时，我不知道他到底西学精通到什么程度，但目前这样已相当不错了——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搞中国文化研究，涉及的面很广，从具体问题考据到比较大的命题的论证。
陈平原：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人文学者如何跟大众传媒建立关系。倘若没有政府或基金会的支持，我们又必须出书，希望文化产品为广大读者接受，完全排斥大众传媒是有问题的。学院派往往看不起那些常常上电视的“明星学者”，如果考虑学术普及，这其实也是一条途径。我相信以后社会正常运转，学者和大众传媒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将来会有一大批为一般知识界写作的“文化人”，这条路会很有前途。做纯粹的学术研究的人会越来越少；好多人转而写作一般读书人而非专业圈内关注的东西，有学问，也有文笔，接受的读者面较宽。
赵园：这其实很有意义。
钱理群：尽管现在是一个行动大于一切的时代，年轻人仍是有种种精神追求的。不管叫不叫启蒙，应该满足有知识的年轻一代(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的精神要求，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
赵园：就学术发展本身来说，这是很必要的，没有这个环节是不可想象的。
钱理群：比较难的是既畅销又有学术价值。畅销做不到，但如果拥有一定的超出本专业范围的读者，还是可以做到的。
赵园：这种畅销很大程度上也靠文体，靠组织材料的技术，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种书更难写。
吴福辉：今后的学术文化可能是一个三角的关系。依附于政治的继续存在，依附于商业的继续扩大，同时也形成“纯学术”自己的小圈子。这样，就构成了政治学术文化、商业学术文化、纯学术文化的三角关系。我估计整个21世纪文化将是这样。其中根基还是纯学术文化，整个世纪文化的质量、水平都要看它。它在商业文化、政治文化中间可以形成多层次的构造，有介于纯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的，有介于纯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在这中间还有很大空间，可以分成很多段。另外，一定的经院文化必将构成一种学派。如果不成为学派，它将站不住脚，而且影响也小。纯学术文化对商业、政治文化产生很大的渗透作用，也要借助于学派的名望、权威性质。
赵园：其实学派就是以刊物为阵地形成的大致相近的取向或追求。
吴福辉：必须有一个权威性的刊物。如果一个学术学派要形成，没有一个有影响的刊物是很难的。讲到这里，一个搞纯学术文化的人的选择，便很明显。当然，搞政治文化、商业文化也需要一批人。后者的人数可能更多些。
赵园：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彼此之间从来就有诸种差异，但又始终有相互的理解，有呼应，有事实上的互补。我们说了对不同取向的理解，但我们自己并没有打算改变角色。北京的可贵、可留恋，就在有这么一大批顽梗的文人。最近写了篇短文，说南方经济力量北上，北京的文化南下。看看南方报刊的作者阵容就可以知道。仅仅据此也可以相信学术文化的价值。
钱理群：我给自己规定的几条：一、适合自己的选择就是最好的。二、每个选择都有弊病。包括我自己做的选择，我很清楚弊病(危机、陷阱)是很多的，而且都是一些不可解决的矛盾。再就是要自尊自重，也尊重别人的选择。今后的历史是多元发展的，也应该有多元的价值观，要习惯于这一点。在多元选择中，尤其要注意保护少数人的逆向选择。我们的社会太容易趋从于某一种共同的倾向。对年轻人来说，还有选择的余地，发现选择不对就要赶紧转向。但对我们就不一样了，大概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陈平原：结论是经商咱们赚不了钱，从政咱们救不了世，只能待在学校里读读书，发点无伤大雅的议论。
钱理群：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是被安在这个位置上，动也动不了了。有点像鲁迅说的遇到歧路与穷途，就姑且选一条大致可以走的路走走看吧。因此很难谈得上是主动的选择。只不过在这个位置上怎样调整，我们还有一点自主权，是很有限的。
(初刊《上海文学》199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