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肖洛霍夫及其作品研究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肖洛霍夫(1905—1984)是20世纪具有世界声誉俄罗斯小说家。肖洛霍夫的“顿河史诗”以其广阔的历史视界和宏大的叙事结构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肖洛霍夫1923年进入文坛，早期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和《浅蓝色的草原》。1926年至1940年，作家陆续完成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1932年至1960年，肖洛霍夫写就《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和第二部)。1957年，肖洛霍夫发表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另有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1965年，肖洛霍夫因其“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各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的品格”，荣获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20世纪30年代，在对“新俄文学”的翻译介绍中，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前2部)和《被开垦的处女地》最初被译成中文。[1]40年代作家的《他们为祖国而战》的汉译本发表。1940年和1941年之间金人翻译的《静静的顿河》(4部)全译本陆续问世。[2]
改革开放以后，包括肖洛霍夫研究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学科经历了重建、发展和成熟的历史过程。纵观30年以来的中国肖洛霍夫研究历程，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学者在继承以往肖洛霍夫研究传统论域的基础上，建立了自身具有独特学理价值的研究论域：(1)创作总体研究；(2)创作艺术研究；(3)小说个案研究；(3)创作比较研究。与此同时，当代肖洛霍夫研究在其理论视野、研究思路、分析方法等方面均经历了不断的沿革，最终形成了新的研究格局。
1．80年代研究状况
80年代是肖洛霍夫研究继“文革”之后的恢复和重建时期。这一时期研究的特征在于“重建性”。而“重建”的重要基础则源自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成果以及苏联当代的学术研究资源。
在“创作总体研究”论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述有：李树森撰写的《肖洛霍夫的思想与艺术》[3]；李毓榛的《肖洛霍夫现实主义的若干特征》[4]以及孙美玲的《肖洛霍夫：1905—1984》[5]等。《肖洛霍夫的思想与艺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别就《顿河故事》《被开垦的处女地》、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形象和彭楚克的形象展开评论；第二部分对肖洛霍夫创作的思想和艺术进行了系统分析；第三部分对国外肖洛霍夫研究加以考察和评述。《肖洛霍夫现实主义的若干特征》针对苏联评论家对肖洛霍夫创作的定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杰作”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顶峰”以及“包罗万象的现实主义”“严峻的现实主义”和“无情的现实主义”等进行探讨，指出“肖洛霍夫的艺术创作凝聚着他探索生活奥妙的胆识，坚持独立思考的勇气，肖洛霍夫的现实主义是这种胆识与勇气的结晶，它的丰富内涵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概念——肖洛霍夫现实主义”。
在“创作艺术研究”论域，陈孝英撰写的《论肖洛霍夫创作的幽默风格》[6]颇为典型。论文在对评论界关于肖洛霍夫创作“悲剧性”和“幽默性”矛盾定性给予考察的基础上，对作家作品中呈现出的独特的幽默风格加以分析和评定。
在“小说个案研究”论域，较具影响的著述有：孙美玲撰写的《<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问题》[7]；彭克巽的《析<静静的顿河>的艺术构思》[8]；汪靖洋的《<静静的顿河>的审美作用》[9]；力冈的《美好的悲剧形象——论<静静的顿河>主人公格里高力》[10]和孟湘的《人的魅力——论葛利高里性格的悲剧美》[11]等。《析<静静的顿河>的艺术构思》基于高尔基对《静静的顿河》思想价值正面评价，对作品的整体艺术构思及其意义进行探究和评定。《<静静的顿河>的审美作用》则指出《静静的顿河》在以史诗手法展现哥萨克日常性生活和历史性事件的过程中所给予读者的审美作用进行了详尽的探究和分析。
在“创作比较研究”论域，孙美玲撰写的《肖洛霍夫和中国》[12]；李树森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评西方论肖洛霍夫》[13]和王国华的《军事文学领域的新拓展——<一个人的遭遇>和<西线轶事>之比较》[14]等具有典型意义。《肖洛霍夫和中国》对肖洛霍夫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以及作家创作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和梳理。
2．90年代研究状况
90年代，中国的肖洛霍夫研究进入到发展时期。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有效确立，为这一时期肖洛霍夫研究的学理化和多元化提供了可能的前提和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这一时期的肖洛霍夫研究带来了新的形态。
在“创作总体研究”论域，较具学术价值的著述有：詹志和撰写的《肖洛霍夫创作中的自然主义问题刍议》[15]；钱晓文的《论肖洛霍夫的创作个性及其形成》[16]；丁夏的《永恒的顿河：肖洛霍夫与他的小说创作》[17]和徐家荣的《肖洛霍夫创作研究》[18]。《肖洛霍夫创作中的自然主义问题刍议》在认定肖洛霍夫创作风格“由很多具有对立意义的思想艺术因素构成”的基础上，对作家创作中所体现出的“自然主义”元素进行探讨并给出独特的论断。《论肖洛霍夫的创作个性及其形成》将肖洛霍夫的创作特征概括为“严酷的真实”，以此对作家的创作个性及其形成过程进行分析和考察。专著《肖洛霍夫创作研究》对肖洛霍夫的生平和创作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评述，并在系统解读作家代表作品的基础上对其艺术成就加以总结。该书还对俄罗斯(苏联)、西方和中国的肖洛霍夫研究文献加以概括，并对部分具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在“创作艺术研究”论域，孙美玲撰写的《肖洛霍夫的艺术世界》[19]具有一定的影响。专著在对肖洛霍夫创作道路进行系统论述的基础上，对作家“悲剧史诗”式叙事艺术给予分析和评价，并对作家研究史中的若干争议问题和著作权问题进行探讨和剖析。
在“小说个案研究”论域，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有：于胜民撰写的《试论<静静的顿河>的主体结构》[20]；张均欧的《战争沉思录——评<一个人的命运>在苏联军事题材文学中的开拓新意》[21]；李树森的《也论<一个人的遭遇>——兼谈对小说的美学理解》[22]；胡日佳的《一幅色彩斑斓的“马赛克镶嵌画”——试评<静静的顿河>的叙事结构》[23]；戴屏吉的《对革命和战争的历史反思——试论<静静的顿河>的思想倾向》[24]；刘佳霖的《试图走出历史的悲剧——简论<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25]；刘文飞的《电脑批评：文学作品的数据研究——从<静静的顿河>的作者权谈起》[26]；李嘉宝的《大胆的探索 成功的开拓——<一个人的遭遇>新论》[27]；孙美玲的《死的艺术和悲剧美——<静静的顿河>中两位女主人公的爱和死》[28]；刘亚丁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与冷战》[29]和张捷的《<静静的顿河>著作权问题的争论又起波澜》[30]等。《一幅色彩斑斓的“马赛克镶嵌画”——试评<静静的顿河>的叙事结构》在将《静静的顿河》的叙事结构与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加以比较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静静的顿河》叙事文体“多元整合”的特质。《死的艺术和悲剧美——<静静的顿河>中两位女主人公的爱和死》基于对柏拉图的“死亡是真正给人以灵感之神和哲学的主宰”命题的认同，对《静静的顿河》两位女主人公的“死亡”艺术所蕴含的悲剧性审美价值进行探究和评价。
在“创作比较研究”论域，胡日佳撰写的《肖洛霍夫与萨特——<静静的顿河>的意识本体结构初探》[31]具有代表性。该文在将肖洛霍夫创作与萨特加以比较的基础上，对《静静的顿河》中“意识”结构的构成进行了深入的辨析。
3．21世纪前10年研究状况
21世纪前10年，中国的肖洛霍夫研究进入到成熟期。这一时期的肖洛霍夫研究在对前两个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积累的基础上，适用新型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对作品展开考察和分析，最终使得该领域的研究及其成果达到了更高的层级。
在“创作总体研究”论域，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有：刘亚丁撰写的《肖洛霍夫的写作策略》[32]；何云波的《肖洛霍夫》[33]；刘亚丁的《顿河激流：解读肖洛霍夫》[34]以及李毓榛的《萧洛霍夫的传奇人生》[35]等。《肖洛霍夫的写作策略》从苏联文学“中心”和“边缘”格局出发，对肖洛霍夫独特的写作策略进行剖析，指出肖洛霍夫“既遵从中心文学的基本规则，又突破其约束”。“他的作品既有中心文学的合法性，又有边缘文学的批判性。他处于中心与边缘的过渡地带”，因而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专著《顿河激流：解读肖洛霍夫》分为三个部分：“时代篇”“人物篇”和“影响篇”。它们的论题包括：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静静的顿河》的悲剧内涵；作家与同时代作家、政治人物的关系；作家的写作方式；作家创作的历史-文化价值。
在“创作艺术研究”论域，冯玉芝撰写的《肖洛霍夫小说艺术的三点整合》[36]和《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研究》[37]具有代表性。《肖洛霍夫小说艺术的三点整合》从类型学、主题学和人物模式三个层面出发，对肖洛霍夫的小说叙事艺术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评价。专著《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研究》认为作家“在体裁融合、审美把握和语言运用方面形成了多元同构、相辅相成、和谐而完整的小说艺术系统，达到了俄苏小说史上的一个新高度”。该书将肖洛霍夫小说的整合性“艺术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对作家“小说艺术形态”的构成及其特征、叙事层次的结构关系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在“小说个案研究”论域，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有：粟周熊撰写的《<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问题终成定论》[38]；张捷的《<静静的顿河>的版本》[39]；何云波、刘亚丁的《<静静的顿河>的多重话语》[40]；谢昉的《良心就是上帝——剖析<静静的顿河>中的人道主义精神》[41]；傅星寰的《李斯特尼次基的“执著”与幻灭——<静静的顿河>意识形态价值辨析》[42]和《从“摇摆”到“回归”—— <静静的顿河>伦理审美意识形态辨析》[43]；张中锋的《试论<静静的顿河>创作中的非理性主义特征》[44]以及王先晋的《追寻“非零和”的社会模式——再论<静静的顿河>艺术结构》[45]等。《<静静的顿河>的多重话语》认为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中存在有基于各自文化精神和文学传统的多重话语：“真理”话语、“人性”话语和“乡土”话语。这三类话语对这部小说的人物分类和叙事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并且它们经常通过相互置换而形成对话。由此，小说文本的“对话性”使得作品拥有了丰富的意义指向。《从“摇摆”到“回归”——<静静的顿河>伦理审美意识形态辨析》旨在运用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生产论”对《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哥萨克意识形态”等价值体系的再生产张力加以阐明。论文指出：“作为哥萨克代言人的作家萧洛霍夫以深邃的历史洞见和悲悯的人道精神，揭示了几个世纪以来哥萨克群体与俄罗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间难以弥合的历史隔膜。”作家通过主人公对“伟大的人类真理”求索，表现出哥萨克伦理意识形态中的审美理想。《试论<静静的顿河>创作中的非理性主义特征》认为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非理性主义”表现于历史观、人性观和人生观三个方面。这些“非理性主义”元素使得这部作品超越传统意义上“现实主义”而获得“现代主义”的美学特质。
在“创作比较研究”论域，较具影响的论文有：冯玉芝、薛兴国撰写的《帕斯捷尔纳克与肖洛霍夫小说艺术比较》[46]；徐拯民的《命运多舛 情归何处——<静静的顿河>与<原野>中两位女主人公的悲剧美》[47]和李志强、李朵的《肖洛霍夫小说创作中的果戈理因素》[48]等。《肖洛霍夫小说创作中的果戈理因素》对肖洛霍夫创作与果戈理的渊源关系加以考察，对作家小说作品中所蕴含的果戈理风格要素进行了辨析。
除以上提及的代表性学术文献之外，从1979年至今，在国外肖洛霍夫研究学术著作的翻译方面，较具影响的译著有：孙美玲编选的《肖洛霍夫研究》[49]；刘亚丁、涂尚银、李志强翻译瓦连京·奥西波夫的《肖洛霍夫的秘密生平》[50]和孙凌齐翻译瓦·李维诺夫的《肖洛霍夫评传》[51]等。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肖洛霍夫研究历经30年的历程。在这一期间，肖洛霍夫研究在新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藉以新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各个研究论域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时期研究的总体态势表明：中国的肖洛霍夫研究业已趋于形成基于自身文化身份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可以预期，中国的肖洛霍夫研究随着文学学科研究理念、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的不断拓展，将获得更高学术水平的科研成果。
[1] 参见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第130-132页。
[2] 同上书，第133-135页。
[3] 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 《国外文学》1988年第3期。
[5]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 《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1期。
[7] 《苏联文学》1980年第1期。
[8] 《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
[9] 《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3期。
[10] 《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
[11] 《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
[12] 《苏联文学》1984年第5期。
[13] 同上。
[14] 《苏联文学》1987年第2期。
[15] 《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3期。
[16] 《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
[17] 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
[18]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20] 《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3期。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同上。
[24] 《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1期。
[25] 《当代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
[26] 《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
[27] 《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1期。
[28] 《俄罗斯文艺》1994年第4期。
[29] 《俄罗斯文艺》1998年第1期。
[30] 《外国文学动态》1999年第4期。
[31] 《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
[32] 《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33]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4] 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5]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6] 《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1期。
[37]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8] 《外国文学动态》2000年第2期。
[39] 《外国文学动态》2001年第3期。
[40] 《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41] 《俄罗斯文艺》2003年第6期。
[42] 《俄罗斯文艺》2006年第2期。
[43] 《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
[44] 《国外文学》2006年第4期。
[45] 《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2期。
[46] 《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1期。
[47] 《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6期。
[48] 《俄罗斯文艺》2009年第3期。
[4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
[50]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1]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