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谱录”类书籍在历代书目中的著录情况

宋人创作日益增多的“谱录”，才使得“谱录”足以独立为一类。在宋以前，不足以独立成类的谱录，往往只能附庸于目录的其他类目，通过考察《遂初堂书目》中的“谱录”类书籍在历代官私书目里的归类，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考察宋人对于谱录的认识。

（一）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的比较

尤袤《遂初堂书目》“谱录”类中，大部分为宋代之书，仅十五部书为宋以前的谱录类书籍。诚然，撰写谱录之书，至宋代方才蔚然成风，但这些前代的零星散作，由于在目录成例中并无一席之地，仅能牵强归入其他门类。

隋代以前，谱录并不是常见的体式，《隋书·经籍志》收录《钱谱》《竹谱》与《相鹤经》三种。顾烜《钱谱》（即《遂初堂书目》中误题为“顾煜”的《泉志》）与《竹谱》载“史·谱系”类中，《相鹤经》载“子·五行”。《隋书·经籍志》的“谱系”类，本为记载氏族宗族世系的谱牒之类的书籍而设，《钱谱》与《竹谱》的附入，或许与之前王俭《七志》中图籍单设而阮孝绪《七录》再加调整有关。目录中，对于“图”的著录，有过不同的看法。刘向校理《七略》时，由任宏校理兵书，在《兵书略》的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诸书下，间或附图，而《汉书·艺文志》承袭《七略》，载图籍卷数于兵书篇数之后，这是目录学上著录“图”之始。后来南朝宋王俭《七志》中独立设“图谱志”^[1]，而阮孝绪的《〈七录〉序》中，批评王俭的“图谱志”的设置，以为：

王氏《图谱》一志，刘《略》所无，刘“数术”中虽有“历谱”而与今谱有异，窃以图画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谱”既注记之类，宜与史体相参，故载于记传之末。^[2]

则王俭《七志》的“图谱”，既包括一些图籍，也包括与史体相参的“谱牒”之类，而阮孝绪认为“图谱”的独立并无意义，将图依所画之物各自拆散，《七志》中的“谱牒”，调整至《七录》“纪传录”最末的“谱状”^[3]，而顾烜《钱谱》与戴凯之《竹谱》，或许由此附入了“谱状”之中，而《隋书·经籍志》的“谱系”类，正是由阮孝绪的《七录》“谱状”而来。《遂初堂书目》中，以谱牒文献归入“姓氏”类，以别于“谱录”类，剖判清晰。至于《相鹤经》的归类，与《隋书·经籍志》将《七略》《汉书·艺文志》“数术·形法”下相地、相宅、相人、相物之类书籍归入“子·五行”类的调整相契合。

唐代以来，谱录有渐次增多的趋势。而《旧唐书·经籍志》的处理中，就发生了相应的调整。《旧唐书·经籍志》依照书籍性质，将《竹谱》《相鹤经》《养鱼经》之类事关农务之书，调整归入“子·农家类”，而在《隋书·经籍志》中紧挨《竹谱》的《钱谱》，也随之移至农家类。

至北宋修《崇文总目》，或因隋唐以来的谱录多载遗闻佚事，故而几乎都归入了“子·小说”类中，仅《秦传玉玺谱》载入“史·传记”，《相鹤经》载“子·艺术”类。后者与《崇文总目》对“相书”的分离有关。《崇文总目》中仍有“五行”一类，保留了与《汉志》以来“数术·形法”一类中的“相人”之术的书籍，但飞禽走兽的相书和医书，一律调整到了“子·艺术”类之中。

《新唐书·艺文志》的纂修稍稍晚于《崇文总目》，对谱录书籍的分类，采用折衷的方式，将《旧唐书·经籍志》已经著录的诸书，悉仍《旧唐书·经籍志》之旧，《旧唐书》并未著录的谱录类书籍，则列于“子·小说类”最末，遂导致原本性质相近的顾烜《钱谱》与封演《续钱谱》，便分置在不同门类之中。

（二）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郑樵《通志·校雠略》《通志·艺文略》的比较

在《崇文总目》之后，宋代馆阁中的藏书又陆续有所增长，今存的《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下文略称《秘目》）中，是一部专门著录元祐二年以后秘书省陆续采编入藏图书的目录，其中反映出北宋中期以来秘书省编进书目的发展。但今本收有绍兴后期著作，当混入了宋孝宗以后人的增补。^[4]南宋初年，郑樵编纂《通志》，以《校雠略》《艺文略》来实践自己对于书籍“类例”的看法。

在《崇文总目》之后，《秘目》中添入不少宋人的新著，而“经·小学”“子·小说”“子·农家”诸类之中，都能找到谱录的身影。“经·小学”下，著录苏易简《文房谱录》一种，“子·小说”下著录窦常《酒录》《锦谱》《海棠记》《荔枝新谱》《芝经》、蔡宗颜《茶山节对》《茶谱遗事》、丁谓《北苑拾遗》、沈立《香谱》、蔡襄《墨谱》、丁谓《天香传》、《墨苑》，计十二种，另外茶法之类的《茶法易览》《茶法总例》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等，亦入此目，性质较为混杂^[5]；“子·农家”下有《叶嘉传》《北苑拾遗》《茶苑总录》《接花图》《洛阳花品》《江都花品》、曾安止《禾谱》《洛阳花木记》《□［冀］王宫牡丹品》、于公甫《古今泉货图》、张台《钱录》、陶岳《货泉录》、周绛《补茶经》、□［叶］清臣《述煮茶泉品》、《魏王花木志》、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计十六种^[6]。即便同是茶类，或载于“子·小说”，或载于“子·农家”，本属一类的书籍分插在不同的类目，由此可见，如何安排新出的谱录，《秘目》显得左支右拙。

在《通志·校雠略》中，郑樵从“会通”的思想出发，批评传统史志目录不计亡书，强调通过划分“类例”来反映完整的学术源流，如“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7]。这种分类的实施，要求“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不可有所间也”^[8]，由此，郑樵以为：

货泉之书，农家类也。《唐志》以顾烜《钱谱》列于农，至于封演《钱谱》，又列于小说家，此何义哉，亦恐是误耳。《崇文》，《四库》因之，并以货泉为小说家书，正犹班固以《太玄》为扬雄所作，而列于儒家，后人因之，遂以太玄一家之书为儒家类，是故君子重始作，若始作之讹，则后人不复能反正也。^[9]

郑樵指出《新唐志·艺文志》将两部《钱谱》措置两处是不正确的做法，而《崇文总目》《四库书目》（即《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归钱谱入“小说家”，更是沿袭之误。但今本《秘目》著录钱谱于“子·农家”而非“子·小说家”，与郑樵所述有所龃龉，这可能是由绍兴之后改定的《秘目》不同版本所致。

郑樵以《通志·艺文略》来实践他的关于分类与纪亡书的主张，而面对宋代日益增多的谱录著述，郑樵选择在“史”部下增设“食货”这一子目，下辖“货宝、器用、豢养、种艺、茶、酒”六门，来容纳有关各种钱泉货宝谱、文房香器谱、相鹤养鱼书、竹木花草书、茗茶谱、酒令书的书籍，共计一百二十部书。《通志·艺文略》中仍有“子·农家”类但仅著录范子《计然》《齐民要术》等十二部农书。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子·谱录”类书，有二十九部见于《通志·艺文略》之中，除《小名录》《警年》外，二十五部载“史·食货”下，另外有《玉玺谱》载“经·仪注·国玺”，《宣和博古录》载“经·会礼·礼图”，并见于郑樵专录图谱的《图谱略》。因为“史·食货”下，郑樵已设“酒”一门，故而《通志·艺文略》“子·医方·食经”中不题撰人的《酒谱》，可能并非宋代窦苹所作的《酒谱》，而是以酒养生的医方。与《校雠略》中“货泉之书，农家类也”的主张不同，各类“货泉”之书大都载《艺文略》“史·食货·货宝”类。先前《校雠略》中的判断，是郑樵在面对钱谱在《新唐书·艺文志》里或“农家”或“小说”的两相权衡下作出的选择，这里实际的安排，则更为系统化、缜密化。宋人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追求，使得谱录写作渐渐脱离于传统的实用功效，多从观赏之趣着眼，而非纯粹的艺圃栽培的指南，郑樵所设立的“史·食货”类，也正是出于谱录渐兴，类例须明的考量。

《通志》中设《图谱略》，高度肯定了图谱在目录学中的重要性。然而，虽然名为“图谱略”，郑樵著录的图谱大多看重“图”，包括历代图画等，基本无“谱”，著录的谱录仅有“记有”中的《考古图》《博古图》《钱谱》与“记无”中的《于公甫古今泉货图》。而宋代明确记载配有图的谱录，如张峋《洛阳花谱》、丁谓《北苑茶录》三卷，以及一些书名中带图的书籍如《钱图》等，郑樵未录于《图谱略》中，而只著于《艺文略》的“史·食货”类之中。这可能是因为郑樵的《图谱略》名为“图谱”，其实是以图为主，有图方收，而宋时的谱录，虽然部分谱录图文并茂，但大部分的谱录以文为主，图画只是文字的附庸，所以文字谱录与带插图的谱录都一并收入《艺文略》的“史·食货”下，仅个别以图为主的谱录，载于《图谱略》。

可以说，郑樵在尤袤之前，已经察觉到了之前类目无法容纳谱录的问题，促使他将这些书籍独立为一个门类。“食货”之名，来源于传统史书所立的《食货志》，而宋代食货之法与农田、赋税、布帛、漕运、课役、盐、茶、酒、商税、市易、均输息息相关，故郑樵立此为二级目录。“史·食货”的著录之中，以食货典章与谱录这两类书籍为主，而将这些饱含闲情逸致、间载稗官丛谈的书籍，归于讲求事正辞严、秉笔直书的史部，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三）与《郡斋读书志》衢袁本、《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的比较

尤袤稍晚于郑樵，在《遂初堂书目》的“子部”中设立“谱录”，较之于“史部”要求的谨严著述，“子部”的范围则比较轻松灵动。然而，尤袤同时与之后的公私书目，却很少采纳这样的分类。尤袤同时到之后的目录，如《郡斋读书志》衢本、袁本^[10]，《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与《宋史·艺文志》等目录中谱录的归类，仍在各部之间游移不定。

晁公武编纂《郡斋读书志》略早于尤袤《遂初堂书目》。晁公武将不少汇纂故事为主的谱录类著作如镜、鼎、香的谱录归入了“子·类书”类中，茶谱、花木谱入“子·农家”类，《相鹤经》的归类参考了《崇文总目》中的划分而入“子·艺术”^[11]，金石谱录入“经·小学”。另外，袁本《郡斋读书志》和衢本《郡斋读书志》的分类上，个别归类有调整痕迹。其中，袁本《郡斋读书志前志》是早期晁公武分类判断的体现，衢本《郡斋读书志》的分类编次是晁公武后出转精的编排。在文房谱录的归类上，唐询的《砚谱》，衢本、袁本均载“类书”，而苏易简《文房四谱》袁本载“小说”，衢本调整为“类书”；后来赵希弁为自己藏书编次撰写为《郡斋读书志附志》时，又将新出的林洪《文房图赞》收入了“子·杂艺术”，与晁公武或入类书或入小说的斟酌不同。关于钱谱的归类，从袁本《前志》到衢本，亦即从袁本的《前志》到《后志》，经历了从“子·农家”到“子·类书”的调整。《郡斋读书志》衢本的“子·农家”类下首条《齐民要术》提要中，包含了“农家”这一类目的小序，晁公武谈及了对于钱谱移易位置的理由：

农家者，本出于神农氏之学。……故今所取，皆种艺之书也。前世录史部中有岁时，子部中有农事，两类实不可分，今合之农家。又以《钱谱》寘其间，今以其不类，移附类书。^[12]

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将金石谱录载“史·目录”，玉玺作为特殊门类，归“史·典故”，而品茶、啜酒、焚香之谱，与钱谱一起挪出“农家”归入“杂艺”，文房四宝之类亦载“杂艺”，仅留花木谱录与传统农桑书籍入“农家”，对于这些调整，陈振孙载“农家类”的小序中有如下描述：

农家者流，本于农稷之官，勤耕桑以足衣食。神农之言，许行学之，汉世野老之书，不传于后，而《唐志》著录，杂以岁时、月令及相牛马诸书，是犹薄有关于农者。至于钱谱、相贝、鹰鹤之属，于农何预焉？今既多从其类，而花果栽植之事，犹以农圃一体，附见于此，其实则浮末之病本者也。^[13]

传统务农为本的社会里，“农”之重要性不言而喻，故而陈振孙的处理中，勉强保留了花木之流在“农家”之中，而牛马之类与农业息息相关的牲畜的“相书”，在小序中，陈振孙以为可以保留，但在实际处理中，《集马相书》与《相鹤经》《相贝经》《禽经》一起，归入了“子·形法”类中。

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编次中，参考了《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和不少宋代官方书目，但又作出了调整。其中，金石图谱之类书籍，入“经·仪注”，并在《钟鼎款识》一书下加按语，以为“《考古图》诸书，晁氏以入小学门，陈氏以入书目门，皆失其伦类，既所考者，古之礼器，则礼文之事也，故厘入仪注门。”^[14]钱谱、玺谱，则改隶“史·故事”类中；花木、茶酒谱录入“农家”，而香谱、文房谱录与绘画归入“杂艺术”类，“杂艺术”类下的叙录，马端临有案语：

按：晁、陈二家书录，以医相牛马及茶经、酒谱之属，俱入杂艺术门。盖仍前史之旧，今以医相牛马之书名附医方相术门。茶酒经谱附种植，入农家门。其馀技艺，则自为此一类云。^[15]

这段按语中对“医相牛马之书名”在“晁、陈二家书录”中的归类有失笼统。诚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将牛马的医书、相书归入“子·杂艺”类，但其中叙录显示这些书未必兼顾“医”与“相”；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相书不载“杂艺”而大都载于“形法”中。马端临的实际处理上，也并非“以医相牛马之书名附医方相术门”这般一刀切，而是参考了陈振孙的归类，在“子·医方”最末，附入了与医治牲畜密切相关的书籍，而在“子·形法”中，收入无关医疗的相书。但马端临书中，又因为《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的分类、题名的不同，导致“子·杂艺术”与“子·类书”里重出了陶弘景《刀剑录》。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论：“陶弘景《刀剑录》，《文献通考》一入之类书，一入之杂技艺，虞荔《鼎录》亦入杂技艺，夫弘景所录刀剑，皆古来故实，非讲击刺之巧，明铸造之法，入类书犹可，入杂技艺，于理为谬，此由无所附丽，著之此而不安，移之彼而又不安，迁移不定，卒至失于刊削而两存，故谱录一门不可不立也。”^[16]

《宋史·艺文志》对于谱录的著录，应当是参考了宋代历朝所修《国史》中《艺文志》与馆阁书目等不同的史源，呈现出了纷呈的面貌。一方面，宋代新兴的金石书，与传统的玉玺、鼎录等在“经·小学”中立足。然而，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书，在“经·小学”与“史·目录”两类中重出。在子部中，农家类、小说家类、杂艺术类中，都有谱录类著述。农家类中，包括大量的花木谱、茶谱、酒谱、香谱、钱谱、农谱，共计四十六部^[17]，小说类中，掌故为主的刀剑鼎录安插其中，但也有少量的花木谱录，如张宗诲《花木录》、僧仲休《花品》、蔡襄《荔枝谱》三书。而张宗诲《花木录》、僧仲休《花品》，俱与“子·农家”重出^[18]。蔡襄的《荔枝谱》置于“子·小说家”，可能是沿袭了之前《秘目》的史源。“杂艺术”类中，主要是文房谱录^[19]。另外，酒令之类的书籍往往并不涉及酒的酿造，所以有关酒令的书，著录在“子·小说”中，而皇甫松《醉乡日月》又重出于“子·杂艺”之中，可见关于酒的酿造、掌故、游艺，因为性质的歧解与史源的多样性，导致最终安插的困难。在《宋史·艺文志》中，钱谱著作，多载“子·农家”，但顾烜《钱谱》、陶岳《货泉录》，仍然保留在“子·小说”类，延续了唐代以来钱谱难以定位的状况。虞荔《鼎录》，在“经·小学”类下著为“虞荔《鼎录》”，又在“子·小说”类下著录为“虞荔《古今鼎录》”，题名稍别而重出。重出和一类书分置不同类目的现象，往往是由《宋史·艺文志》史源不同、对书籍性质的理解差别、对目录学传统的遵循与改易等多重因素造成的，而在不同部类中出现谱录的重复著录，正是其新兴的谱录体式，已经难以在原有的目录框架中安身的体现。

综上，宋代以前，谱录著作零星出现，《隋书·经籍志》附载于“史·谱系”，少量与相术相关的谱录，则载于“子·五行”之中。唐代以来，谱录增多，当时谱录所谱对象，往往关乎农事，故而《旧唐书·经籍志》转入“子·农家”之下。北宋初年纂修《崇文总目》时，因早期谱录往往汇纂掌故，故将包括茶谱之类的谱录，都入“子·小说家”下。稍后编修的《新唐书·艺文志》则受《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的多重影响，而出现同为钱谱却分别载于“子·农家”“子·小说家”的状况。其后，伴随着宋代谱录写作的日益增多，北宋之时，所作谱录的范围，逐渐扩大到金石、玺玉、钱谱、文房、石谱、香谱、茶酒、花木、动物与农器等。《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参酌《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的框架而著录得较为混杂。郑樵的《通志·艺文略》于“史部”下辟“食货”一门，下分货宝、器用、豢养、种艺、茶、酒六门，著录食货典章与谱录，是目录学中谱录著录的一次初步探索，但归于“史部”的处理及典章制度与谱录书籍的混杂，仍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尤袤设“谱录”这一类目，结束了谱录牵强于他部的情况。但与尤袤同时及稍晚的《郡斋读书志》衢本、袁本，《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与《宋史·艺文志》等目录中，谱录的归类因为受宋代官方书目的影响与个人学术主张的不同，而散见经部的小学、仪注，史部的目录、典故、故事和子部的农家、小说、杂艺、类书、形法、五行等类中。

[1] 《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07页。

[2] （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序》，《广弘明集》卷三，四部丛刊初编本。

[3] 按，阮孝绪《七录》“纪传录”最末两类为“谱状”“簿录”，而从参考过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的《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来看，《隋书·经籍志》“史部”最末设“谱系”“簿录”二类，“谱系”收姓氏宗谱，“簿录”收目录，故《七录》所叙“‘谱’……载于记传之末”为泛指，实为倒数第二类。

[4] 参见张固也、王新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考》：“此目初编撰于宋徽宗政和七年，绍兴十四至十七年间添注‘阙’字，并未增加图书，是为绍兴改定本，孝宗以后出现多种增补本，其中一种，是为今本。”收入《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332页。

[5] （宋）佚名，（清）叶德辉考证《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二，《中国历代书目丛刊》据观古堂书目丛刊本影印，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年，第56a-65b页。

[6]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二，第77a-78b页。

[7] （宋）郑樵，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06页。

[8] 同上书，第1815页。

[9] 《通志·二十略》，第1815页。

[10]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序》作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但当时应当只是《读书志》肇作之雏形，根据对于《郡斋读书志》书中收录内容与称谓、时代等等的判断，可以得知初版的《郡斋读书志》成于乾道七年（1171）至淳熙十一年（1184）之间，由其门人杜鹏举刊于蜀，当为一个四卷本系统。其后，有晁公武门人姚应绩编订的二十卷本，该本以杜鹏举刊本为基础，加入晁公武亲自修订增补的内容，如小序的增订，归类编次的重新处理，于淳熙十四年之前刊刻于蜀。目前存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包括两个版本系统，其一为衢州二十卷本系统，其二为袁州本系统。衢州本二十卷本系统的祖本为游钧依姚应绩刊本重刻，于淳祐九年（1249）在衢州刊行。衢州本较多保留了晁公武最后改定的意见，并且是后来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所袭用的底本，而衢州本系统下的版本包括有清艺芸书舍本《郡斋读书志》二十卷。袁州本系统有宋淳祐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此本为赵希弁淳祐十年年刊刻于袁州，包括《前志》四卷、《附志》一卷，《后志》二卷，《前志》基本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初刊的蜀四卷本系统的再刻。《附志》为赵希弁将自家藏书与《郡斋读书志》校勘比核后删削重复后所编，增补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所无的内容，《后志》包括对淳祐九年衢本《郡斋读书志》增添内容的考异等。以上说参孙猛《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的比较研究——兼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过程》，收入《郡斋读书志校证》，第1361页。

[11] 衢本《郡斋读书志》的“艺术”类与袁本《郡斋读书志》的“杂艺术”类，所指称的书范围相同，并不是类目的改变。衢本《郡斋读书志》在总论、目录作“艺术”，在正文作“杂艺术”，校者依目录校改。参见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第679页。

[12] 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第527页。按，袁本“《齐民要术》”下无此段，此段应为淳熙年间晁公武修订所增。

[13] 《直斋书录解题》，第294页。

[14]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八，《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据国家图书馆藏元泰定元年西湖书院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6b页。

[15]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二九，第1b页。

[16]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988页中栏。

[17] 《宋史》卷二〇五《艺文志》“子·农家”类，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04-5207页。

[18] 《宋史》卷二〇六《艺文志》“子·小说”类，第5219-5230页。

[19] 《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志》“子·杂艺术”类，第5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