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和灵知
——一场没有时间的遭遇
一、无神之处，鬼魅横行
初看上去，浪漫主义（Romanticism）和灵知主义（Gnosticism，旧译“诺斯替主义”），在时空上相距甚远，在形式上不可比较，在义理上鲜有瓜葛。一个是一场作为现代性标志之一的诗学与文化运动，涌动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仍然笼罩着当今世界的历史地平线；一个则是来自基督教史前时代的朦胧记忆，一些差异丛生的神话教义体系，粗糙而又浑朴，即便是在它自己的时代也被普遍目为怪异的他者，备受打压和驱逐，没有被允许进入思想史正典的殿堂。然而，思想史本来就是由多元的观念、情绪和象征体系复杂纠结而成的粗糙织体，在这个织体之中获得历史价值的元素也只能在比较之中凸显出来，在阐释学的循环之中再现出来。所以不妨说，灵知主义乃是理解浪漫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历史视角，而浪漫主义又是把握灵知主义的一个独特的现代参照。
在一般史家的眼里，18世纪和谐而又优雅，理性君临万物，堪称启蒙哲学家的天城。经过启蒙洗礼和理性开示之后，心灵看似精致爽朗，丝毫不受深奥之物的诱惑，也不受怪力乱神的骚扰。然而，在蓝天丽日之下，“共济会”和“玫瑰十字会”携带着神话卷土重来，神秘主义大行其道，超级骗子和江湖术士大逞其能，灵媒论者和催眠术士艳帜高张，颅相学、骨相学、星相学、炼金术五花八门，惊险惊骇。意大利无业游民卡格里奥斯特罗（Count di Cagliostro，1743—1795）混入巴黎，跻身上流社会，利用炼金术亲近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皇后，制造闻名遐迩的“项链丑闻”，宫廷一时仿佛喜剧院。浪漫主义运动前夕，1791年，歌德的《巫术大师》（Der Gross-Cophta）在魏玛上演。这位德意志风月总舵主、诗界奥林波斯主神，还在自己的传记文字之中一再重构这个无赖兼骗子的故事，将他的行传同整个欧洲的剧变与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于是，一则毫无神秘气息的宫廷丑闻，竟然染上神话性质，以至于成为一项永远的证据，表明神话现象绝不可能在原始哲人“万物皆神”的长吁短叹之中寿终正寝。[1]18世纪，神秘主义成为一宗时代病，到处蔓延，免疫者稀。一个表面和谐看似昭明的世纪，各种暗潮涌动。一股强大的反科学、兴人欲的思潮随之兴起。思想史家伯林将这股反叛性思潮称之为“质和量的对决”，而为浪漫主义的降临预备了神话一般的语境。[2]
“ 神圣绝迹，鬼魅横行。”[3]此乃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Friedrich von Hardenberg，1772—1801）对18世纪末时代精神的诊断。语出他在浪漫同仁派对上的演说《基督世界或欧洲》，发表的时间是1799年秋天。诗人一开口就遣悲怀，忆往昔，追思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光辉美妙时代。可是，他顿觉神圣枯萎，人性破碎，政体肮脏，私欲主义、民族主义、专制主义甚嚣尘上，邪恶暴行蹂躏世界。人间邪恶缘何在？如何驱遣人间“恶”？此乃浪漫主义者念兹在兹的难题。诗人、自然科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诺瓦利斯目力所及之处，都是不知疲倦地忙碌的庸人。他们不知疲倦地忙碌，一心要让世界不再令人着迷。他们不知疲倦地忙碌，一心要扫荡神圣之物在大地上的任何痕迹。神圣绝迹世间，鬼魅横行无阻，浪漫诗人知其不可为而为地狙击鬼魅，寻觅神圣，而将自己变成了具备拯救知识的“灵知人”。因而，不难理解，诺瓦利斯的讲词为何以回忆开始而以预言落音。他要通过复活灵知，来给基督教世界或欧洲重振秩序，恢复活力，甚至还要建立一所没有国界的有形教会，将所有渴望神灵的灵魂纳入自己的怀抱。在绝命抗争鬼魅和不懈寻觅神性的诗人羸弱的躯体上，浪漫主义与灵知主义相遭遇，而这是一场没有时间的遭遇。
浪漫主义与灵知主义的遭遇，让人在一种时间张力的驱使下，返回到“柔和而又伟大的”远古进程中。浪漫诗人感到，“ 一道神圣的面纱将远古掩蔽起来，使凡俗人不得窥见，可是命运从源泉的缓缓流淌中造就了凡俗人的灵魂，这灵魂凭借魔镜看见远古在神性的美丽中”[4]。“凡俗的灵魂”，通过灵知的“魔镜”，而窥见远古的奥秘与神性的美丽。浪漫主义的超验性驻立于此，浪漫主义的新神话于焉复现，浪漫主义的救赎观由此流布开来。浪漫主义和灵知主义都关注“世间恶”的难题，都把此世当作异乡，将家园设定于彼岸。这些共同的要素让他们互相鉴照，彼此阐明。浪漫主义指点一条避世之路，沿着这条道路走进内在，我们可能就进入了灵知的迷宫。而我们在灵知的迷宫逗留之后，带着异样的眼光返回到现代场景，则能更好地感受和理解浪漫主义。通过浪漫主义观照灵知主义，我们能发现古代某些不为人知的隐秘。反之，通过灵知主义鉴照浪漫主义，我们又能理解现代某些难以觉察的虚无。而且，浪漫主义与灵知主义，不是远亲，而是血亲：灵知主义以神话逻各斯对古代难题的解答转变成了浪漫主义以诗学新神话对现代世界的质疑，反过来浪漫主义对现代世界的质疑却印证了灵知主义问题意识的彻底性。应该说，灵知主义和浪漫主义所尝试解决的难题，都是“原则上不可回答”的难题，都是扎根于人类生存处境之中的难题。因而，灵知主义的神话逻各斯也好，浪漫主义的诗学新神话也罢，都只不过将人类生存处境之根本问题托付给了“绝对的隐喻”而已。[5]
置身于“ 神圣绝迹，鬼魅横行”的文化危境之中，浪漫主义声称要解决人类生存处境之根本问题。历史仿佛总是重复，浪漫主义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所遭遇的处境，同滋生灵知主义的晚古处境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公元2世纪的晚古，动荡不定的地中海沿岸直至两河流域的东方，历史的涡流启示了激动人心的象征意义，灵知主义的涌动几乎使新兴的基督教轮廓模糊，甚至使之处于濒临消逝的危机中。[6]人在宇宙之中的地位完全不可确定，因而受到了一种强大的陌生感的驱迫。“ 宇宙随着我自己可能感受亲近的内在逻各斯一起消逝了，人类借以安身立命的整体秩序消逝了。我安身立命之地现在就是一个纯然粗暴的偶然。……我们的生命纯属偶然，而在这一宇宙图景之中被剥夺了任何一种可能作为人类自我理解参照系的人类意识。”[7]“秩序消逝”（Ordnungsschwund）构成了这种生存处境的根本特征，它还不只是无家可归、孤苦无告以及焦虑恐惧的心境。这种处境还表明，自然冷漠无情，人性分裂离散，邪恶畅行无阻，城邦机械粗暴。更为可悲且更为渺茫的是，自然、人性、邪恶、城邦都不指向任何一种目的。目的论从宇宙体系之中被一劳永逸地排除出去，一切属人的价值都得不到任何可靠支撑。于是，宇宙邪灵化与精神的虚无化，乃是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这一从晚古开始的悲剧性进程，笼罩着整个现时代的纪元，到浪漫主义时代臻于高潮，灵知主义的流风余韵还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地平线上散播。满天涯烟雨断人肠。人与整个宇宙秩序的断裂便构成了灵知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形而上共同背景。宇宙仿佛是一个寒冷而无声地绵延的荒原，灵知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孤寂地走上流亡的朝圣之路。“ 一片雾霭骤然降临——霎时断裂了诞生的脐带——光的束缚。”[8]这是诺瓦利斯《夜颂》之三中的名句，将诡异的灵知化作柔美的诗情。还乡的执念和超验的狂热构成了浪漫主义的底色，而这一底色也深深蕴藏在灵知主义的形而上背景之中。秩序消逝，位置飘零，唯有一种自由无羁的意志霸道纵横，从根本上否定了世间万物及其本性，破除了事物所具有的稳定结构。[9]
于是，虚无主义便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的命运。人与整个宇宙秩序的断裂，乃是虚无主义的根本。迷途之人在灵知的驱动下寻找家园，却只能是向死而生，从一个虚无走向另一个虚无。虚无主义一直蛰伏在西方思想史的叙述之中，灵知主义在绝对虚无的深渊之中呼告，而浪漫主义在绝对悲剧的巅峰之上眺望。灵知主义开其端绪，而浪漫主义回望祖居，前后相续地将虚无主义彰显出来，并升华到诗意的乌托邦境界。
[1] 对于卡格里奥斯特罗及其骗术与丑闻，布鲁门伯格在神话诗学视野之中进行了分析，参见《神话研究》（上），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85页。
[2] 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3] 诺瓦利斯的原文是“Wo keine Götter sind，walten Gespenster”，参见诺瓦利斯：《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林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页：“诸神隐去之时，鬼神来统治。”又参见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卫茂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页：“[诺瓦利斯的]这篇演讲的中心思想是：无神之处，鬼怪横行。”
[4] 诺瓦利斯：《断片补遗》，见《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第189页。
[5]Hans Blumenberg，Paradigmen zur Metaphorologie，Bern，1960，Z.19：“绝对隐喻要回答……那些原则上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们是无法被消除的，因为不是我们提出了它们，而是我们在人的存在根据中发现了它们。”
[6] 阿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姚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
[7]Hans Jonas，Gnostic Religion：the Message ofthe AlienGodandthe Beginning of Christianity，Boston：Beacon Press，1963，p.323.
[8] 诺瓦利斯：《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第34页。
[9] 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