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人的离去

厉 放^[1]

“Am I a good person?”（我是一个好人吗？）

“You are.”（你是。）

很多年前，我看电影Saving Private Ryan（《拯救大兵瑞恩》）最让我震撼和感动的是最后这两句对话，这是年迈的瑞恩与他妻子的对话。因为当年的大兵瑞恩得以从战场上活着出来，是用七位勇士和上尉的生命换来的。负责这项拯救任务的上尉牺牲前只要求瑞恩：“努力做个好人。我牺牲了自己与队友将你救出危难，请你务必好好活着，努力做个好人！”

对我，一个从小被灌输“共产主义宏伟蓝图，每个人都负有解放全人类使命”的人，看到这样的志向——仅是“努力做个好人”，那种震撼、感动和引发的思考该是何等强烈？

岁月的积淀、命运的风霜、生活的淬炼，让我不仅懂得了“做一个好人”的分量和努力做一个好人的精神价值与道德品格，更懂得了一生都做“一个好人”该是有多难。而且，我相信那些高尚的、伟大的、令人敬仰、让人怀念的人，其底色首先是一个“好人”。今天，在我缅怀善利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他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和社会地位的高度，虽然，这些都值得为之称颂和敬畏，而是他在我心中占有的位置：一个在我眼中真正意义上的好人——善良、正直、光明磊落；可以托付大事，不会背叛朋友，值得一生信赖、一生结交的人。我敬重、敬佩这样的好人。

我和他既非同学也非同事，但却是从他一跨进北大就认识，而且是北大1977级经济系中认识的第一人，想来也快40年。当年的他，一如这张照片，年轻、友善、有才，很符合我头脑中“大学生”的形象。

“哇，善利，你怎么三十几年没有变化？还是那么精神，不胖不瘦的！”每次看到他我都会大呼小叫地惊叹，只是他从我心目中的“大学生”变成了“大学者”，儒雅、谦逊、温和。

“我胃不好，所以胖不起来。”他微笑着回答。

“你该不是成心气我吧？”人到中年后，他的形象一直让我羡慕。

“你家小狮子（我儿子的乳名）怎么样了？”这是他每次见到我的开场白。我俩每次就是这样老友般的问候、寒暄，亲切、轻松、自然。在光华的历次重大活动中也总能见到他，他总是热情、温和、低调，却从不抢风头。

他也有很风趣、幽默的时候。记得有一年光华为厉以宁教授七十华诞召开座谈会，善利在发言时从德、智、体三个方面畅谈感想，最后他给老师指出了一条“缺点”：在体育方面发展不够，希望老师加强身体锻炼。老师当即回答：我每天烧饭、做菜就是锻炼。来宾满堂哄笑，师生情乐融融。

他为人谦和有理，办事可靠，是那种大事小事只要找到他一定帮忙到底的人。过去只要有人问我关于北大、关于光华的事，我都求助善利。遇到难事也是先找他商量求教。而他，无论繁简、无论大小、无论难易，都能帮我圆满解答，从不敷衍，不怕麻烦，不嫌打搅。

他人品好，我信任他。我俩有过几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但他从没有和我谈过他所受的委屈和那些施加于他的不公正对待。当我对这些感到愤慨，为他抱不平时，他也是云淡风清的坦然，告诉我：“这不算什么。”这是怎么样的气度和宽容？如何修炼而成？因此，更让我对他敬重有加。

他坚持认真做学问，始终保持学者本色，让我由衷钦佩。“我刚翻译出版了一本书，送给你。”那一次（2001年初夏），我在光华楼里看见他，善利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这样说。

“我现在离学术越来越远，哪里还看得懂？”拿起他的书——《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我说。

但他还是不由分说，写了“厉放博士指正译文”签名送给了我，透着学者的谦逊和做学问人的自豪。

他办事认真、负责，和他在一起，做起事来心里踏实。2000年我所在的外资企业资助了光华一个研究课题，我和善利开始了非常愉快的工作合作。

善利是该研究课题负责人还是该书的主编，我和姜万军老师是项目协调人和副主编。记得合作期间，善利非常注重沟通，尊重合作双方的意见。但凡研究过程中光华方面有了什么意见或建议，善利都是事先电话和我沟通，商量解决。为了保证研究质量，善利邀请我参加了几次他亲自主持的课题核心成员研讨会，会上大家充分讨论，形成写作思路和不断的修改意见。最终，我们的合作圆满愉快，出版了《中国基金投资市场——现状、问题与展望》一书为研究成果。他为该书写了后记。

该研究课题的顾问之一，David Hatton（韩大伟），安泰退休金信托有限公司（中国香港）行政总裁，特别表达了对善利的致谢：“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朱善利教授，作为本课题组的领导，他广博的学识、友善的态度、追求高质量的学术精神，以及对本课题所给予的专业指导，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圆满完成。”

善利这么一个谦谦有礼的人，开车却是另一种风格。1998年5月，我携丈夫、孩子回北京。当时孩子小，我丈夫是第一次到北京，我就请善利带他去长城。回来后我丈夫说“这个教授开的是‘跑车’，还喜欢变换跑道。”我开始不信，一辆黑色桑塔纳怎能开成“跑车”？直到有一次我亲自体验了，从此，再不敢上他的车。有几次在校园里遇到他开着车，这时已是丰田的“花冠”，他积极地要捎上我，我都以“走路更好”为由拒绝了，他那遗憾的表情至今我都记得。

就这样，我俩虽不是经常见面，但我们知道彼此就在那里，只要有需要，随时可以拿起电话就神聊。直到有一天我听说善利病了，而且不是小病。

“善利，我正好回到北京，去看看你。”我急切地拨通了电话对他说。

“不用，我没事。你难得回北京，在家里多待待。我到郊区去了，你千万不要来。”电话那边声音洪亮、高亢，让我听不出异样。

“是你呀，身体怎么样了？”大约半年后，一次我接到他的电话。

“做了微创手术，没什么大事。”还是那么乐观，我亦以为真的没有大事。

时间到了2015年7月，我到了北京肿瘤医院，走进他的病房。“我刚做了化疗，你不要太靠近以免感染。”第一眼看到他，我几近崩溃，心碎了。我心目中的善利—— 那个永远年轻、温和、儒雅，永远一副学者风范的善利不在了。

那一日，他很虚弱，但头脑清醒，说了不少的话。他说起自己的病，说起现在的治疗方案，说起化疗带给他的煎熬和必须忍受的身体不适与痛苦。但是，生的欲望，让他未言放弃，言谈间无不透着对生活深深的眷恋。他还拿起一串我母亲送给他的佛珠，并说要把大家的祝福变成信心和力量。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直到我离开他的房间。我有了一种将要失去善利的恐惧和悲切。方老师送我出来，我俩相拥无语，唯有泪千行。

2015年9月15日我在深圳出差，夜半回到酒店才看到微信上满屏悼念他的消息，悲至无语，痛至无泪，一夜无眠。

几天后，在我儿子20岁生日那天的清晨，我匆匆赶赴机场，为参加次日善利的告别仪式飞赴北京。一个在云南澜沧山区创业的光华小师弟恰在北京，他知道我为善利而来，执意要去机场接我，劝也劝不住。他说以此表达对朱老师的敬意，第二天我又在追思会现场见到他。我在心里说：善利，你真是一个好人，让那么多人不舍，让那么多人怀念。

追思会的前夜，我和朱菘夫妇专程来到医院。燃一株清香，道不尽的哀伤。我替无法到京的朋友转达了哀悼，我向他诉说种种的不舍与思念，又一次，我替他蒙受的委屈和不公正感到难过，抱不平。那该有的道歉，该有的忏悔在哪里？让我愈发难过和悲伤。这一次，他再无法回应我、劝慰我了。我也说到他的开车，希望他在天堂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开‘跑车’不要老换线。”

朱菘泣不成声地请求：“爸，您要多回来看看我呀。”我搂着她，心如刀绞，悲戚难抑。“阿姨，我爸爸走得太早了。”“是啊，你爸爸是个好人，真正的好人。天堂也许需要好人吧，所以他就去了。”我知道说什么也无法减轻我们的悲痛，说什么也难以接受一个好人——善利的离去。

追思会后，我向父母报告了当天的情景。2 000多人头顶烈日，自愿、自发地向善利告别，许多老师、同学痛哭失声。父亲神色凝重，久久无语。“极尽哀荣。太可惜。”说了这句话后，父亲又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中。

善利，在他61岁英年就这样默默地离去了。送走了他，心绪更加难以平静。虽然岁月让我接受了生活中的人说不定哪一天就走了：几天前还在一起开会、吃饭，还在电话里寒暄，更多的是“网上窥视，隔空互动”，你会以为他或她就在那里，虽然不常见面，但也彼此在心里，但隔天忽然从网上看见或电波中听到“人走了”，你还没有来得及多看一眼，更没有想过说“再见”。我自以为早已习惯于人生中各种各样的损失，但仍然摆脱不了沉重的心情。特别是善利，一个我终生可以信赖的朋友，一个让我敬重、让我敬佩、让我怀念，我心目中的“好人”，就这样匆匆而去了，那是无论怎样的文字、怎样的思念、怎样的缅怀也无法弥补的损失啊。

生命也许真的脆弱，随时可以消失；世间之物或许难有永恒，一切皆可转瞬即空。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可以超越时空，永续长存。在那浩渺的宇宙中，我相信有一颗闪烁着光亮的晨星，那是一个“好人”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光芒；我相信那是善利的灵魂在闪亮。

2016年2月22日
元宵节之夜
于香港

[1] 厉以宁教授之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