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长的魅力

车 耳^[1]

出差回京已经是周六半夜，第二天是周日，早上起来就想着如何写同班同学朱善利的故事。其实之前自己也承诺过，一不留神就过了交稿截止日期，厉放自香港用微信提醒我时，我还在昆明我们公司的项目上。好在只错过两天，起床后就想当天一定得完成，哪怕其他什么事也不做。

打开电脑前先在手机中找到善利女儿朱菘发来的北大经济系1981级研究生班的照片。那是在1982年或者1983年的秋天，香山红叶已经变红，漫山遍野都散发着秋意，我们同班同学结伴出游，在西山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这张照片有点发红，或许是在深秋，或许是那时候冲洗照片的药水质量不好。不过照得很清楚，每个人的姿态也非常自然，在背后开始枯萎的丛林和远山背景中，我们每个人都戴着校徽，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我数了数，一共15人，其实还有几个没来，我们那级研究生将近20人。不过，研究生篮球比赛的主力队员应该全在这张照片中了。

那时候北大的体育运动中篮球最为普遍，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只有这种占地面积不算大的场地可以供两拨十几人同时玩球，维护成本也不高。当年打球可不是现在NBA联赛的样子，虽然打的是篮球，但基本上听不见篮球入网那种令人愉悦的‘唰’的一声。因为校园中各个场地的篮球架虽然还比较结实，但被那么多人不间断地进球，又疏于维护，篮筐上的网都像农家旧渔网一样残破地挂在那里，很多篮筐甚至根本没有篮网，只剩下一个黑铁圈，还高低不一，有的甚至不圆，加上不少篮球架已经扭曲，给正常进球增加不少难度。所以那时候在北大打篮球光靠技术好是不行的，还得熟悉每个场地以及篮板甚至篮筐的状况。有时远距离将球空投进无网篮筐后一点声音都没有，加上没回头看清楚，一方说进了，一方说没进，双方队员还得为那个球究竟进还是没进发生争执。

上场打球的是五个人，而我就是那最后一个人，因为我的个子在同学中不算矮，也愿意运动，经常混着打，但技术在这五个人中属于最差的。记得当时何小锋不怎么上场，却经常在场外指导，有点领队的味道。王家卓和刘星星个子虽矮但是十分灵活，常常穿插跑位调动对方，他们强行上篮的功夫不可小觑。刘伟应该是投球最准的，他有一个最高级的技术我总是学不会，就是利用假动作造成时间差，对手常常被他一个假动作唬得跳起来又落下去后、眼睁睁地看他跃起投篮入网。

善利则是个头够高可以争抢篮板，还能强攻上篮，在我们班那个松散的篮球队是绝对主力，好像每次比赛都是他联系和组织的，所以他应该参加了所有比赛，而且经常是待在场上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在场上发挥的作用与平时一样，即起到的是核心作用。至于我本人，虽然也参加了几乎所有比赛，但是都属于跑龙套、给对手制造困难那种，他们让我盯防谁，我就盯防谁，尽力奔跑，挡在对手前面，反正我投篮经常不中、浪费宝贵资源。这种情况持续到毕业，久而久之大家形成默契，上场时即使我跑出个空档，他们也不见得传球给我，因为对我投篮没有信心。所以在两年半的多场篮球比赛中，赢球全是他们几个的功劳，而输球基本上都和我有关。

不过他们说我是福将，虽然技术不怎么样，但运气都还不错。我们也赢过不少场次，拿过北大研究生篮球比赛的好名次，好像还有两次是前三名或者更好的名次。

和善利交往始于1981年年底或者1982年1月份，有一天他带着到经济系报到通知来宿舍找我，让我在2月份某一天办理入学手续。当时经济系本系同学考上研究生的有十人左右，而我是外系考入，所以系里派他来通知我，显然其中有因，果然报到后发现他是班长。

我们都是北京大学1977级本科生，“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经过全国考试上大学的，当年高考成绩不错，只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阴差阳错地被分到西语系，学的专业则是我一窍不通的法国语言和文学，上学后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专业，尤其是口语和听力，而我们班的女同学在这方面个个都是天才，和她们比拼让我学得非常辛苦，而业内前辈也告诫我不要仅仅成为一个翻译匠。

所以我在大学二年级就开始接触经济学，听外系的课，三年级准备考研，之后和1977级经济系的同学混得很熟，和他们一起上大课，一起打球，甚至一起准备复习考研。经济系一共有七十几位同学，我认识的超过半数，像王宏伟、王敏、石小敏、徐笑波等同学都毫无保留地将他们的课堂笔记借给我用，在我考研冲刺的最后阶段，毕井泉还曾经借给我一间宿舍住过几天。其间也和善利有过交集，比如打篮球什么的，但来往不多。直到那天在我们西语系法语专业同学混乱的宿舍中，在大家忙乎着毕业、收拾行李打包、准备各自东西的时候，他挎个旧书包，走进我们的十人宿舍，告诉我这个消息。由于之前考上研究生的名单已经公布，我知道已经被录取，所以在我接到通知时倒是比较坦然，因为对我来说没什么改变，只需要将自己的行李搬到一百多米外的另外一个楼就行啦。

善利在研究生同学中年龄属于中等偏大，或许这个原因，或许因为他沉稳，同学们常常唤他为老朱，而我一直叫他善利。

作为班长，他是敬业的，上学时班级里的事他张罗的最多，无论学习、运动还是学术上的，毕业后班级纽带经常由他维系。我离开学校不久就去了欧洲工作，有时候想知道老师或者同学的联系方式都是找善利，他好像无论哪个同学的近况都知道，这也意味着同学们都愿意和他保持联系，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远离他乡，他的确是个称职的班长。或许受善利影响，我后来在招聘博士后时也喜欢要当过班长或者学生干部的。

作为同学，他是诚恳的，待人厚道，不耍心眼，和别人没有纠纷。回想起来，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同班同学相处不到三年，同吃同住，还是上下铺，相互之间有点摩擦是正常的，但好像善利没有和其他人发生重大冲突，我记得想低声和他谈论什么，他都不降低嗓门大大咧咧地回应，让你觉得心无城府、光明磊落，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眼前还能浮现出他爽朗感人的呵呵笑声。

作为学生，他尊师尊长，信守承诺，深得老师信任。记得在1989年政治风波前夕，本来在美国学习的他可以留在那里继续深造的，但是在老师和系里的召唤下，他信守承诺，毅然回国，以后他跟随厉老师到了经济管理系，之后又为光华建设和发展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我和善利属于那种君子之交，平时联系不多，但是相互尊重，在外工作期间每次回国看望厉老师夫妇，几乎都能见到善利，还有他那胖乎乎的夫人方女士。

作为学者，他著作等身。除了学术研究之外，90年代他和刘伟两人就在《经济参考报》开设专栏，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全社会传播经济学的要义，为这个学科的推广做出了贡献。我所在单位设立工作站后，首先想到和北大光华合作，联合招聘博士后，我也把几个优秀的博士后分给善利指导，他每次都欣然接受，还将这几个博士后拉入他的课题团队，探索低碳经济运行方式。

善利以他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2016年2月28日

[1] 现任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中信集团）国际业务总监；兼任法国驻华商会顾问，北美华人投资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