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我国的外国文学流派引介和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西方思潮（哲学的、政治的、社会的、文艺的等等）纷至沓来，打开了国人的视界。尽管西学的输入并非始自新文化运动，但以规模之宏大、影响之深广而言，此前没有哪个时期可与这个时期相比。这些从域外舶来的新思潮迅速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乃至民间社会扩散、蔓延，造成强大的声势，成为时代精神的元素。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开篇曾论及“思潮”的非凡效应：“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涌呼应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知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然，以渐至于衰息。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1]虽然梁启超所论并非域外新思潮的引入，但新文化运动正是通过引入“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时代之要求”的域外新思潮，造就了一个“文化昂进之时代”。

作为域外思潮的一部分，西方文学思潮也从此时开始大量涌入，范围之广，几乎涵盖了近代以来的全部主流文学思潮：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17世纪的古典主义，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19世纪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20世纪初的新浪漫主义（大体相当于现代主义，包括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新感觉主义、意象主义、存在主义等众多流派）。这些文学思潮对本土作家的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创造新文学的灵感来源，甚至刺激了本土创作流派的形成。事实上，引进西方文学思潮从一开始就不完全出于学术动机，而是出于在现代语境中重塑中国文学、使之与世界文学相衔接的需要。因此，就这一时期的引介而言，重要的不是其学理深度，而是其对新文学的塑造作用。不过，同样应当看到，这些引介工作虽处于初始阶段，却为日后更加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尤其在对近代西方文学思潮的演进、流变的把握上，更是提供了一个延续至今的大体轮廓。

早期引进者给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等冠以“文学思潮”或“文艺思潮”之名，很少使用“文学流派”一词，但总的倾向是思潮、流派不分。其实，严格说来，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它们有时互相交叉，有时又互有区分，关系相当复杂。按照通常的界定，文学思潮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地域内形成的，与社会的经济变革和人们的精神需求相适应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潮流”，而文学流派则是指“文学发展过程中，一定时期内的一批作家，由于审美观点一致和创作风格类似，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通常是有一定数量和代表人物的作家群”。^[2]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经常是相互重合的。如果一批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思想倾向、审美观点、文学趣味、创作风格的作家在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结成一个群体，就会发生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重合，例如欧洲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就既是文学思潮，又是文学流派。不过，这种重合并不是必然的，有时出现了对文学活动发生广泛而持久影响的文学思潮，但未必有一个文学流派与之相对应，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人文主义文学思潮，但却没有产生相应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作为某一时期、某一地域形成的遍及整个社会的文学和思想倾向，经常可以涵盖众多文学流派，如作为思潮的现代主义就包括了象征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小说等许多不同的文学流派。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有时人们在谈论比如说浪漫主义时，并不是指作为思潮或流派的浪漫主义，而是指一种创作手法。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并不只为浪漫主义作家所采用，有些被归入现实主义的作家也会表现出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狄更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不仅如此，思潮和流派一般存在于特定的时间和地域，而创作方法则超越了时空限界。屈原和李白被称为浪漫主义诗人，但他们与作为思潮和流派的浪漫主义毫无关系。因此，在谈论一种思潮时，需要时刻意识到它与流派和创作方法的关联方式。由于文学思潮经常与文学流派发生互动关系，而同一文学流派的作家又倾向于采用相同的创作方法，因此，这三个概念往往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但是，很多时候也会出现有思潮无流派、同一思潮包含不同流派、不同流派采用相同创作方法的现象。

本书旨在系统而深入地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国文学流派研究及其发展、变迁历程。之所以采用“文学流派”一词，而没有采用“文学思潮”一词，主要因为从文学史上看，流派更多地与文学创作群体有关，而思潮则涉及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学思想，其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流派的形成。如前所述，近代欧洲的文学思潮大都同时形成了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通常难以截然分开。不过，这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在不同的国家，具体表现又颇有不同。例如，德语中就并无带“-ismus”的“浪漫主义”一词。在德语文学中，与英语“romanticism”或法语“romantisme”大体对应的“Romantik”一词主要是一个文学史概念，指的是大约从1795年到1830年期间的文学（其余绪延续到1850年左右），支配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是一种不同于18世纪模仿论的想象诗学（Poetik des Phantastischen）。这个时期又被分成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早期耶拿浪漫派（包括蒂克、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等人）、中期海德堡浪漫派（包括布伦塔诺、格林兄弟等人）和晚期柏林浪漫派（包括霍夫曼、艾辛多夫等人）。^[3]由此看来，“思潮”不足以涵盖“Romantik”一词的意义，“流派”则大体符合实情（不管当时是否有这个概念），因为“Romantik”实际指涉的是出现于德国文学史上一个特定阶段的作家群体，其根本理念不是透过单纯的思想宣传，而是透过文学创作呈现出来的。我们在此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史上某个时期对作家的创作活动发生直接影响，并形成了创作群体的主流文学思想，因此，将“流派”用作主词或许更加贴切。不过，鉴于“思潮”和“流派”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思潮催生流派，流派又通过创作活动充实思潮，因而两者经常是或隐或显地相互指涉的。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18世纪的启蒙主义，虽则一般被归入思潮的范畴，但它们也产生了一批具有共同思想倾向的作家，离流派的概念并不遥远，称之为“准流派”或不为过。^[4]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国文学流派研究大体上可按改革开放前后分成两个大的时期。^[5]这种分期显然有学理上的根据，因为从指导思想、立场、方法、系统性、深度、广度等方面看，两个时期的研究无疑存在很大的区别。有了这样的分期，就可以在对比的视野下更清晰地见出两个时期各自的特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谈论对比并不意味着两个对比项是截然对立的。任何现象的变迁过程都同时包含着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只是有时出现了所谓“范式的转移”（paradigm shift），将这一变迁过程的许多微妙、复杂的连续性环节完全遮蔽了。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的流派研究并非从头起步，若无改革开放前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积累，就不可能出现新的研究格局。有鉴于此，在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文学流派的研究及其发展历程时，保持充分的历史意识是十分重要的。

从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西方文学流派研究的总体格局来看，存在着一条从早期引进者那里沿袭下来的基本线索，即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不过，对这个框架也做了重要的增益、修改，有的发展阶段几乎被完全屏蔽了。首先是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插入了启蒙主义，再将浪漫主义分成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被当作一个不同于自然主义的独立流派，^[6]其重要地位不断受到强化，而现代主义则从流派的版图上销声匿迹了，诸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象主义之类的名目，即便在批判文章中也难觅其踪影，致使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许多新一代外国文学研究者对这些现代主义流派完全隔膜，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7]与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潮研究一样，这个时期的流派研究也不纯由学术或学理兴趣驱动，而是出于直接的现实需要，但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早期研究者主要从文化创造的层面上考虑问题，透过自主选择引进和研究西方文学思潮，基本不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个时期的研究者则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强烈支配，致使流派研究笼罩在高度的政治化修辞中，流派研究成了某种政治意图的注解。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十年，基本上是苏联模式一统天下，无论是流派的研究范围，还是流派的评价方式，都不能脱离这一既定轨则。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交恶后，虽然不再直接援用苏联模式，但经由苏联模式形成的思维定势一直延续下来。由于官方文宣部门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加上有革命导师的热烈推许在先，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受到极大的重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被认为具有反封建、反宗教的倾向，值得充分肯定，但同时又与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关系密切，必须给予批判。启蒙主义被认为是一场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有着渊源关系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运动，在历史上曾发挥了巨大的进步作用，但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理性、自由、平等又不过是虚幻的空中楼阁。浪漫主义被分成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两种类型，一褒一贬，一扬一抑。当时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其实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研究对象，对“进步”流派多在肯定、褒扬的同时指出其局限性，而对“反动”流派（如德、英等国的消极浪漫主义）则几乎是一边倒的大批判。及至“文化大革命”，各种流派的研究戛然而止，陷入沉寂。总起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流派研究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深刻印记，强调革命性、斗争性、阶级性、人民性，不免显得僵硬、呆滞，甚至给人肃杀之感。但我们在回顾和检讨这个时期的流派研究时正不妨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毕竟，这个时期的流派研究已触及不少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流派的划分，流派的演进，流派与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风尚的关系，流派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等等。尽管研究者在思考和处理这些问题时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羁绊，不能或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许多问题已经摆在那里了，提出问题或许与解决问题一样重要，更何况即便在思想自由的氛围里，许多问题也不可能获得最终解决。改革开放后流派研究的首要步骤是拨乱反正，先有“乱”，才需要“拨”，进而“反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流派研究也积累了大量可资参照的负面资源。不仅如此，有时在刻板、沉闷的思想中也会透出某种线索，提示考虑问题的可能方向。以浪漫主义为例，虽则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的划分并不允当，但它至少让人们意识到浪漫主义的复杂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思想桎梏的松动，外国文学研究如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一样，逐渐开始复苏，西方文学流派也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打破禁区、解放思想的氛围里，许多从前被视为禁忌的话题进入公共讨论的层面。在思想理论界，最早引起大讨论的，除真理标准问题外，就是人性论和人道主义问题了。1978年年初，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文艺复兴至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开启了一场持续时间长达六年之久、波及人文社会科学众多领域的大范围论争，涉及人性、阶级性、人道主义、异化等重大理论问题。这场论争对文学流派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带动了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研究。然而，这场论争对文学流派研究的意义还不限于此；更重要的是，它起到了打开视界、解放思想的作用，使研究者摆脱了极左意识形态及其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僵化教条。自此以后，虽则极左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但研究者毕竟可以更多地从学理上探究西方各种文学流派的本来面目和真实内涵。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思潮和流派在一种新的视野下得到重审和评估，呈现出昔日被有意无意遮盖了的丰富而复杂的面相。更引人注目的是，各种现代主义流派纷纷涌入，既多且杂，令人目不暇给。这次大规模的引介，上距20年代初次引入，已过去了将近六十年的时光，现代主义的格局早已是今非昔比——研究者不仅要重拾旧绪，对新中国成立前引入的各种现代主义流派进行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而且还要拓展领域，跟上现代主义的最新发展，从其纷繁变化中追踪出一个系统的脉络。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外国文学流派研究中，欧洲现代主义所占的比重相当突出。经常有人说，80年代上承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进入了一个“新启蒙”时期。这样的历史定位是否确当姑置不论，仅以欧洲现代主义研究而言，这两个时期确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人们是带着自觉的启蒙意识展开研究的。80年代的现代主义研究远远超出了学理层面，它实际上是对极左意识形态的反思和抗议，是全社会拨乱反正的一个环节，正如论者指出的：“80年代初现代主义的影响大大超越了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本身，因为现代主义挑起了一个敏感的话题。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究竟是让新近引进的、被统称为‘现代派’的诸多‘主义’或‘派’（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象主义、未来派、荒诞派、新小说派等等）占领文艺阵地，还是继续坚持仍被视为绝对正确的现实主义原则的问题，实则涉及超越纯粹学术的意识形态领域，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是大刀阔斧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还是继续在‘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上走下去——这一大问题。”^[8]这可以说明，当时的欧洲现代主义研究为何是在不断的争论、质疑、批判和辩护中展开的。进入90年代以后，这样的思想氛围已难得一见了，现代主义研究日益向学术领域收拢，大多集中在学理层面上。加上80年代已然开始，到了90年代更呈燎原之势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对现代西方文学流派的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有显著提高，取得了相当不俗的实绩。不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研究因主要偏于学理层面，似乎中国的现实背景黯淡了许多，新一代研究者已不大有20年代和80年代研究者那样的问题意识了，这究竟是学术研究的进步，抑或相反，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东方文学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文学流派影响而形成的，尤其是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流派都在东方文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由于这些流派影响东方各个国家和地区文学的时间和背景不同，它们在东方文学中的表现形态也不完全一样。由于东方作家在接受这些文学流派的影响时多多少少有自己的理解和创新，国内的东方文学流派研究也更多地侧重于对这类流派的变异和特色的研究。例如，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就与日本学者的看法不一致，日本学者认为自然主义在日本更侧重于写实主义，是欧洲自然主义的延伸和深化，但中国有学者由于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和创作手法。后来，随着国内文化界思想的变化，对日本自然主义的研究变得客观了。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日本文学还衍生出私小说，国内学者对此也给予了相应的研究。

另一方面，由于东方作家接受西方文学流派滞后于西方国家自身的发展，因而在东方国家会发生同一时间接受各种不同的文学流派的情况，也会出现一种文学流派延续很长时间，甚至断断续续反复出现的情况。因此，对于这类文学流派，国内学者一般倾向于避开不去研究，而更愿意去研究那些在对象国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学流派。因此，我们会看到国内东方文学流派研究涉及日本的私小说、唯美派、白桦派、战后派和新感觉派等，印度的虔诚文学、进步主义文学、孟加拉现代派、新诗派、新小说派、边区主义、非诗派、非小说派、贱民文学、侨民文学和庶民学派等，阿拉伯的新古典派（复兴派）、旅美派（叙美派）、笛旺诗派、阿波罗诗派、“五十年代辈”“六十年代辈”等不同于西方的文学流派，甚至也出现过对于阿拉伯国家、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具有伊斯兰教背景国家的苏菲派（神秘主义）的研究。这些流派中有的完全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流派，有的则受到西方文学流派的影响，有的则是西方文学流派的变种。比如阿拉伯的旅美派、笛旺诗派和阿波罗诗派，其基调都是浪漫主义的，但同时又具有民族的特色；而“五十年代辈”和“六十年代辈”则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创作手法上多借鉴象征主义、意识流、时空交错等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只不过反映的是本民族社会的问题罢了；埃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哈福兹提出的新现实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变种，但其中又糅合了现实主义的要素。

在对东方文学流派的研究中，也同样可以看到国内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正面和反面的例子都有。正面的如印度的进步主义文学，从50年代至80年代，国内对它的介绍、研究相对比较繁盛，原因在于这个文学流派符合了中国当时的政治需求和社会环境，因为进步主义文学以争取民族独立和改造社会为宗旨，摒弃“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基本上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反映印度人民的现实生活。印度进步主义文学的这种倾向与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流精神相契合，因此，这个文学流派的作品在印度出版后很快就被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并且得到相应的研究。

反面的例子如日本的唯美派，国内对这一日本文学流派的译介和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唯美派于1912年诞生不到十年，周作人就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小说研究会的一次演讲中介绍了日本的唯美文学，此后一直到1943年，在很多唯美派作品中文版的译者附记、译者序和作者评传中都能看到当时的文学研究者对这一流派文学的推崇，虽然还没有专门深入的研究，但为后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在1949年至1979年间，这个流派的研究由于国内意识形态的原因完全中断，不仅没有相关的研究，甚至连翻译作品也没有，直到1979年以后才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从作家论、作品论的唯美派背景研究，到唯美派的流派属性研究，再到唯美派的美学特征研究，由浅而深、由点到面不断深入。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文学流派的研究者构成也有所不同。东方文学流派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文系出身。改革开放后，高等院校尤其是师范类院校对外国文学教学有着迫切的需求，在通晓东方语言的学者比较匮乏的情况下，一些中文系出身的学者也加入到东方总体文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队伍中来，为东方文学流派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东方文学流派研究在学术载体上的数量分布不像欧美文学流派研究那样均匀，相对而言，学术论文较多，专门研究文学流派的论著较少，相关的介绍和论述更多地夹杂在一些专著和文学史著作中，其中尤以文学史为多，包括各种国别文学史、地区文学史、东方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

从发展趋势来看，外国文学流派的研究还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东方文学流派研究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有些流派研究只是浅尝辄止，有的甚至至今还是空白，有的重要流派至今还没有专著出现。加强外国文学流派的研究特别是东方文学流派的研究，有赖于学者们的重视和开拓，并且在培养年轻学者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他们在文学流派研究方面下工夫。在研究队伍方面，外语系出身和中文系出身的学者将逐渐融为一体。随着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实施，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在整体上将获得更大的发展。从2012年起，教育部陆续在各高校培育了一批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说明国家已经在涉外研究方面认识到了不足，今后会加强这方面的投入，这也为外国文学流派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平台。2011创新平台也同样是外国文学流派研究可以利用的平台，因为它将有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出现。

总的看来，新中国成立60年来外国文学流派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尽管在东方文学流派研究和欧美文学流派研究之间不平衡，在东方国别文学流派的研究中更不平衡，但总体上差距是在朝着缩小的方向发展。相对于外国作家作品的大量研究，外国文学流派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但它越来越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外国文学流派研究进行系统考察的专著，涉及范围主要限于国内学者对外国文学流派的综合性描述和总体性研究，而不包括国内学者对属于某个流派的单个作家或单部作品所进行的研究（即便涉及单个作家或单部作品的研究，也不离综合性描述和总体性研究的框架）。本书的宗旨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来外国文学流派研究的基础上，联系社会、政治、文化状况对各个时期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问题进行较深入的历史考察，透过丰富的实证材料并经细致的抉剔爬疏和融贯的阐述，揭示新中国成立60年来外国文学流派研究的成就及不足，为今后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鉴照。本书力图对涉及某个流派的众多论文和专著作出合理取舍，围绕国内学者关注较多的话题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专著，对其主要论点进行梳理，与此同时又将重点放在分析和评论上，希望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阅和阐释较全面地反映某个时期外国文学流派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由来（既包括学理上的由来，也包括国内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其中透出的某些基本倾向。此外还对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以及其中更小的历史时期）的流派研究进行了对比考察，以期透过比较视野呈现出外国文学流派研究的发展和变化轨迹，帮助研究者对本领域获得一种全局性把握。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涉及的并非东西方已经存在的全部文学流派，而是国内学者在不同时期研究过的主要文学流派。有些国家出现过十分重要的文学流派（例如美国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国内学者对这些流派中的具体作家、作品做过大量研究，但对这些流派的总体性研究却显得不足，因而本书未将国内学者对这些流派的研究纳入考察范围，仅在总况中略加介绍。

本书共分两大部分：上编是欧美及拉丁美洲文学流派研究，下编是东方文学流派研究。之所以采用“欧美及拉丁美洲”而非“欧洲和美洲”的表述，是因为欧洲和美国的文学流派往往相互关联（如现代主义），而拉丁美洲的文学流派则自成一体。上编以世纪为中轴，分章逐一考察国内学者对每个世纪的主要文学流派所作的研究；每章前有总况，介绍国内学者对该世纪文学流派所作研究的概况。上编以“引子：新中国成立前欧洲文学流派引介述略”开始，旨在简要提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国内学者和作家在引进欧洲文学流派时表现出的问题意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欧洲文学流派研究的一个背景参照。以下共分五章，分别考察16世纪欧洲文学流派研究（主要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17世纪欧洲文学流派研究（包括古典主义和巴罗克文学）、18世纪欧洲文学流派研究（主要是启蒙主义）、19世纪欧洲文学流派研究（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和美国文学流派研究（主要是浪漫主义）、20世纪欧洲文学流派研究（包括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国文学流派（主要是后现代主义）以及拉丁美洲文学流派（主要是魔幻现实主义）。下编的撰写与上编有所不同，没有以世纪为中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东方文学流派不像西方文学流派有那么多的共性，那些有共性的流派恰恰是受西方文学流派影响比较多的，但是这些有共性的流派在国内研究得又不多；第二，在东方文学流派研究中，虽然所涉及的印度虔诚派文学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1世纪，但在国内的研究起步比较晚，数量相对较少，所以就按国别和地区文学来进行区块研究。东方文学流派研究部分主要考察了已取得一定成果的三个区块，分别为印度文学流派研究、日本文学流派研究和阿拉伯文学流派研究，共计三章，每章基本都按专题来分节。

本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子项目，自始至终得到总主编申丹教授和王邦维教授的大力支持；申丹教授拨冗陆续阅读了全部文稿，提出修改意见。外国文学流派牵涉面广，构成复杂，尤其是现代流派更是种类繁多，千头万绪，限于学识和精力，本书或许未能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者研究过的外国文学流派囊括净尽，挂一漏万、评骘失当之处，尚祈学界先进指瑕为幸。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第八册，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2]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条。《辞海》第六版没有“文学思潮”的词条，但收入了范围更广的“文艺思潮”：文艺思潮是“以创作和理论倡导某种文艺观念而形成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其对“文学流派”的界定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和活动范围内，对文学与现实相互关系的认识以及艺术志趣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组合。”

[3]See 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senschaft, hrsg. v. Jan-Dirk Mueller, Band III, Berlin 2007, S. 326.

[4]有德国学者将启蒙既当作一个时代概念，又当作一个流派概念（Epoche/Strömung: Aufklärung）。See Volker Meid, Das Relam Buch der deutschen Literatur（2. Aufl.）, Stuttgart 2007, S. 194.

[5] 新中国成立前30年和后30年内部还可以分成一些更小的时期。前30年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最初几年、“反右”前后、60年代初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后30年包括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新世纪以来。为避免过于芜杂，本绪论仅笼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分成前30年和后30年，因为这两个时期中每个时期内部的共同性远远大于差异性，而这两个时期之间则存在很大的差异。本书各章在具体论述中会涉及两个时期内部的一些较小的时期。

[6] 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关于现实主义的著名定义：除了细节上的真实之外，现实主义还要求如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被视为区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标准。

[7] 袁可嘉的几篇批判文章，如《略论美英“现代派”诗歌》和《英美“意识流”小说述评》，属于少数的例外。

[8] 参见本书第一部分第五章第二节“现代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