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篇
“两个务必”的历史启迪[1]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总结历史、展望未来，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提出谆谆告诫：“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从此，“两个务必”便成为一个“政治标记”载入史册，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警、自律、不懈追求。重温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可见历史的警示和现实的需要有着惊人的相似，反观现实，“让人们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3]2002年12月胡锦涛率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大力倡扬“两个务必”；2013年7月习近平再次来到西柏坡，特别是对“两个务必”做出了深刻阐释，一再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两个务必”，并将其纳入到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精神建设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和价值理念。“两个务必”何以有如此巨大的理论魅力？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本文试图通过揭示“两个务必”所形成的特殊历史语境、所内含的深刻思想意蕴以及其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探索践行“两个务必”的实践途径，进一步彰显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
任何思想都不会凭空产生，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对“两个务必”的深层次领悟，应从历史和现实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内在联系中、从新中国成立前乃至成立后的实践需求中来解读之，探求其形成的历史前提和实践基础，把握“两个务必”在具体实践语境中的具体存在样态，才能真正感知和体会它的理论魅力和内在意蕴。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们要对任何文本有正确的理解，就一定要在某个特定时刻和某个具体的境况里对它进行理解。理解在任何时候都包含一种旨在过去和现在进行沟通的具体应用。”[4]
“两个务必”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5]在新中国和旧中国命运交替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做出“两个务必”的科学论断，源于实践主体在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实践中，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将思维的探索性和创造性相结合，预见到事物变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为人们的行动提供理论指导。“两个务必”正是我们党处于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头，立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条道路的交汇处提出的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具有前瞻预见性的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获得的切身体悟，更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具有特殊的警示意义。
历史的经验证明，历代政权更替的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即因胜而骄，因骄而衰，由衰而败。“历代的革命者，一到他们进行的事业得到胜利和成功以后，少有不腐化、不堕落的。他们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性，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物。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或者说得更近些，在近五十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得到了某些成就、爬上了当权的位置以后，就腐化堕落下去。这是由历代革命者的阶级基础所决定的，由过去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在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世界历史上的一切革命，结果总是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由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所代替。所以，历代的革命者，在他们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就失去他们的革命性，反转头来压迫被剥削的群众，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6]“两个务必”，是对人类历史经验的借鉴和升华，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权的内在要求。毛泽东精通中国历史，了然历代王朝“始兴终亡”的事实，并深谙历史周期性动荡的重要根源。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党中央就深刻思考如何应对“历史盛衰周期率”的执政难题，并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件，向全党全军发专题通知强调：“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7]当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因陶醉于胜利，军纪松弛，军心涣散，士卒抢掠，臣将骄奢，无视群众利益，失去了民心。所以一败再败，以至全军覆没。还有，用飞机大炮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兵败于仅有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虽然在逻辑上是个悖论，但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根本原因也由于其自身腐化，失去民心所致，真可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8]更须警惕的是，在我党的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数次因骄傲自满、居功自傲而导致失败的惨痛教训：第一次是1927年上半年，北伐军到达武汉，一些同志骄傲了，忘记了国民党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错误。第二次是1930年，红军打了一次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了，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第三次是1931年，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又有一些同志自以为了不得，犯了严重路线错误结果使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1938年，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些相似的错误。这些重大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骄傲自满、停滞不前，就会犯路线、政策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受挫折和损失。[9]毛泽东认为，骄傲自满、不求上进、不坚持艰苦奋斗是革命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全党在革命高潮时期，在胜利面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谦虚谨慎，那么中国革命就会少走弯路少受损失。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发生相互转化，浮躁、骄傲、懈怠则是导致胜利转化为失败的重要条件。能否坚持“两个务必”，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否成就事业的重要制约因素，过去是如此，现在和将来也都概莫能外。我们党强调的是要以历史的教训作为镜子，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千万不能骄傲，不能忘乎所以，要全党警惕防止将来夺取全国政权后的任何腐败意识和腐败行为。
现实的境况决定，夺取政权不易，巩固政权更难也是必然规律。“两个务必”的思想，形成于中国共产党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的特殊历史转折阶段，这个历史阶级既是产生“两个务必”的实践基础，又是实施“两个务必”的大舞台。“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10]，“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1]。就当时状况来说，“中国革命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即将完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掌握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摆在全党面前。随着中国革命局势的胜利发展，我们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将由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转向掌握全国政权、领导人民建设国家，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面对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认识到，如何使全党同志在巨大的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是我们党面临的全新的历史性课题，必须及时地、郑重地向全党提出这个问题，使全党同志保持高度的警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地向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敲了警钟，提出了全党同志必须做到‘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12]
首先，面对巨大胜利，尤其需要格外清醒。西柏坡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在解放战争的大决战之时，能如秋风扫落叶，所向披靡，关键在于有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在于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然而，解放战争的胜利毕竟来得太快了，不仅国民党没想到，共产党也始料未及。毛泽东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还说，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打败国民党。结果仅仅一年多就把国民党打败了，这是令人陶醉的胜利，这也极易使人沉溺于其中而蒙蔽理智。而中国共产党人则能保持清醒和冷静，能够预见到，“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袱越大，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列宁说过，‘推翻敌人容易，建设国家难。’要把因为胜利而带来的思想包袱丢下，否则就会损坏一些干部。”[13]我们的党要从胜利继续走向胜利，必须谦虚谨慎，以史为戒，常怀忧患意识，着眼于未来的目标，才能兢兢业业，不懈奋斗，不辱使命。
其次，共产党即将全面执政，面临的客观形势却极其严峻。革命胜利后，现实的任务是要建设新国家，但我们的基础却非常薄弱，当时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只占到10％，“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14]再加上连年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创伤，我们是在一片废墟上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不仅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还是完全陌生的事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面临着“超极限”的使命——在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在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式之下追赶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它不仅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艰辛创业，同时我们还必须学会搞建设，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实践本身就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执政本领、进取精神、创造能力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严峻的考验。
再次，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体，绝大多数出身农民，基本素质偏低。农民革命军作战勇敢、不怕吃苦，在革命战争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但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贪图安逸、封闭保守、不思进取等阶级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党内来。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一些党员对革命的彻底性认识不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淡薄，在思想上仍然囿于农民意识的认知层面；一些党员骄傲自满情绪滋长，以为革命成功了，准备享清福，要“打江山坐江山”；还有些党员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开始滋生，将自己置于群众之上，不关心群众利益，不体察群众疾苦，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等等。尤其是辽沈战役胜利后，在东北地区不时发生一些干部渎职、贪污腐化、浪费国家资财的事件。如若对这种种现象听之任之，思想教育跟不上，制度建设跟不上，我们的党就有可能沉沦于历代王朝“始兴终亡”的“历史周期率”。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曾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不思进取，甚至蜕化变质。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5]这是一个关乎党的前途和命运、涉及新中国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更是一个值得深思而有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党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体悟、对社会现实状况的全面分析，以及根据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预测，预见到革命胜利后，党内很可能出现骄傲、自满、懈怠、享乐等种种不良情绪。所以，在西柏坡时，毛泽东再次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要全党切记，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怎么办？承担建设新中国重任的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迫切回答的实践课题。1949年1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告诫全党，三大战役的胜利，意味着国民党政权已经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但是，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到了国民党。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了自己的头脑。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16]对于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必须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必须坚持“两个务必”。当时的实践状况，以及党即将承担的执政使命，是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实践基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后不久，中共中央及所属机构陆续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当时毛泽东曾形象地把这比喻为“进京赶考”，希望中国共产党人考出好成绩，不要当李自成。毛泽东用“两个务必”来警诫全党，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的深刻领悟和历史总结，是对已经取得的巨大胜利的理性反思，更是对如何建设新中国的自觉意识。
二
“两个务必”，寥寥数语，言简意赅，意蕴深厚。它集时代性、实践性和思想性于一体，既是对社会存在的深刻反映，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要求，面对一个接一个的巨大胜利，全党同志必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清醒和理智；面对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全新课题，实践主体必须兢兢业业、艰苦奋斗。
“两个务必”的深刻思想内涵和内在思想逻辑在于，从文化生成来说，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党的执政文化的统一；从理论和实践辩证关系的角度，它反映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它内含了历史经验的启迪与对未来科学预见的统一。
首先，谦虚谨慎，内贯的精髓是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承受胜利、担当使命的必备素质和必要条件，是能够不断开拓进取、不懈奋斗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前提。毛泽东将谦虚谨慎升华为一种人生境界和一种高度的政治智慧。对共产党人来说，只有以虚怀若谷的胸襟，居安思危，常怀忧患，拜群众为师，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做到谦以待民、虚以处己、实以为事。谦虚谨慎还是一种主动学习进取的精神状态，是一种自我激励的胸怀，体现着共产党人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超越的精神。这是一种对历史和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正是这种负责任的态度，使得共产党人始终保持清醒的意识，不断提高预见风险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其次，不骄不躁，是对谦虚谨慎的提升和具体化，特别是在取得胜利和遭遇挫折时，要做到谦虚谨慎，就需要具有不骄不躁的清醒和意志，这既是党性的要求，也是对人性的诫勉。“不骄”强调的是主体不能内心自满、自高自大的心理状态，对即将面临的新挑战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不断开始的新征程要有充分的准备。一旦骄傲自满，贪图安逸，势必导致停滞、倒退、失败。“不躁”强调的是当时我党面临的形势不容许共产党人存有任何急躁的心理，而应继续踏踏实实地斗争和工作。在解放战争走向决定性胜利的关头，党内个别同志可能对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缺乏深刻认识，可能导致他们存在“侥幸”心理和麻痹大意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引起高度警觉，不去掉“躁”的毛病，那么已取得的全国性胜利就可能会再次丧失掉。所以，毛泽东再三告诫全党，要戒骄戒躁，不要有任何放松情绪和麻痹心理，要善于客观检视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单，沉着冷静，未雨绸缪。任何时候都不要自我陶醉，顺利和成功时，要理智清醒，要有忧患意识；挫折和失败时，更要理智清醒，要善于把握机遇，善于化“危”为“机”。
再次，艰苦奋斗，则体现了由理念、意志向实践的转化，是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只有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思想作风，才能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的条件下，都能竭尽全力去工作或斗争。[17]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排除困难，努力奋进、拼搏，努力去做。[18]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19]“艰苦奋斗”既是一种精神又是一种行动，但更侧重于实践。
艰苦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其具体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但开拓创业这一精神实质却具有永恒的生命力。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被压迫阶级，只有经过艰苦奋斗，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改变世界，他把艰苦奋斗精神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本内容之一，当作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它也理所当然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建设80多年的发展历史，从白手起家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再到彻底推翻旧中国，无不体现着我们党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崇高品格，贯穿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实践斗争。当时，面对“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全新课题，要迅速恢复旧中国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在一片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是否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和实践行为，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20]“我们党和军队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靠艰苦奋斗。因为搞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仍然是一个需要付出百倍努力的艰苦创业的历史过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军队，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创业，只想在前人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上坐享其成，满脑子是金钱万能，成天贪图享乐，那末，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军队，是毫无希望的，是没有不衰落和不垮台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大家都要深刻地理解这个真理。”[21]
艰苦奋斗，既是由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转化而成的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奋发向上、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展现的一种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的优秀品格，还是检验人们是否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试金石。所谓“艰苦”是奋斗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是来自客观环境的挑战，在实践过程中，任何时候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曲折与艰难，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党的事业的不断壮大，是干出来的，是奋斗的结果。“艰苦奋斗”是毛泽东当年提出“两个务必”论断的落脚点，也是此后历任党的领导人重温“两个务必”思想的落脚点。
“两个务必”是对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国家的主体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的永恒课题。就其思想内容来说，虽然指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两种作风，但其功能指向却有所区别，“谦虚谨慎，不骄不躁”，重在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的精神内涵，其功能主要指向主体自身，即共产党人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应该具有的人格、品格和思想修养，是一种操守和境界；“艰苦奋斗”则重在行动，其功能即是主体改造客体必须具有的精神状态，以及改造客观对象的现实行动。当然，这两种作风在人们的实践过程中既互相支撑又互为前提，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艰苦奋斗的思想基础，艰苦奋斗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实践载体。其思想内含着共产党人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统一，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三
列宁指出：“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的。”[22]如今，距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已经60多年了。“两个务必”所以一直为我党高度重视，是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3]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一个充满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同我们的远大目标相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要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战胜这些困难和风险，全党同志务必坚持不懈地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务必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永远保持和发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永远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24]“两个务必”的深刻思想内涵和巨大实践功能，决定了它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
首先，人性中惰性的顽劣性、自发性与执政党应具有的党性之间的固有矛盾，为党员干部加强“两个务必”修养、加强党性修养提出了主观上的需求。人对事业的追求，就如同行进在“坡”道上，上坡需要“爬”，需要全神贯注和尽心竭力，还需心无旁骛，甚或割舍一些所有和向往的东西。而下坡则大为省力。在特定的环境中，人总是处在理性的我与非理性的我在“上”与“下”的矛盾选择中。如在思想上为自己的不思进取、贪图享乐及贪欲私欲开了绿灯，在行动上必然闯红灯，触到党纪、国法的警戒线。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25]共产党进城执掌政权不久，这些话便不幸被言中了。一些在枪林弹雨中未曾被敌人枪杆子征服的党员干部，以为革命胜利，大功告成，放松了思想警戒，开始贪图享受、生活腐化。在金钱、贿赂、美色和人们的阿谀奉承面前做了俘虏，由腐而贪，由贪而堕落，乃至蜕化变质。在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含泪批示处决的被敌人糖衣炮弹打中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就是两个典型例子，“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26]当时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出现与处理，对整肃党风、警示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和思想道德修养产生了巨大影响。江泽民在2000年1月中纪委四次全会重要讲话中说：“当年，我们党果断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对党员、干部进城后注意反腐倡廉、拒腐防变起了很大的警戒作用。”[27]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人性中惰性的顽劣性、自发性与执政党应具有的党性之间的固有矛盾愈发尖锐。“两个务必”之于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愈显重要。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多年，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由于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充分到位，权力的制衡机制未能及时建立起来，导致官界和商界划分不清。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我们遇到了许多新的“考题”，而且越来越复杂。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住诱惑、管不住小节，出现了信念扭曲、价值错位，艰苦奋斗的精神丧失，以至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不但“考试”不及格，还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望，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使党和国家的威信受到严重挑战。“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它揭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28]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世界风云动荡，国内局势严峻，我国又一次面临新形势下的“内忧外患”，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专程赴西柏坡，重温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前讲道：我到西柏坡来，最感动的就是，我来到了毛主席当年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的地方。多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搞和平演变，关键是我们自己不要演变自己。只要我们牢记毛主席的“两个务必”，我们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29]并做了“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题词。进入新世纪，胡锦涛到西柏坡再次重申“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切记“两个务必”。他一踏上西柏坡的土地就说，我们是来“上学”的。从毛泽东当年的进京“赶考”到胡锦涛到西柏坡的“上学”，“两个务必”仿佛历史的链条，把昨天和今天贯通一体，既是对全党的警示，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建设好这个党、为使中国获得又好又快发展的始终如一的情怀和承诺。
其次，我国社会权力体制的特殊性，以及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层次矛盾的不断暴露，党的自身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的紧迫性，对“两个务必”提出了客观上的需求。按照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为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不能容纳时，才会打破其制约，代之以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生政权的建立。而中国社会因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情基础，其历史进程呈现为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依靠国家权力的强大力量，在数十年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依赖国家权力的直接推动，行政权力成为资源配置的根本手段，成为支配一切资源的绝对力量，权力对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都具有至高无上性。由于生活世界全方位地受到权力这一有形巨掌的掌控，权力崇拜成为无形的“拜物教”。有权者极易放松自己的思想警戒，而高高在上，无法无天，无权者为了谋求一己之利，便设法奉迎权力、阿谀权力，权力异化的土壤短时日内难以铲除。马克思指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0]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并实现了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证明了党的执政能力，证明了党员干部队伍的中流砥柱作用。但同样不可否认，我们用30年就完成了西方政府治理走过的60年进程，快速的经济发展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伴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权力腐败成为最为尖锐的党群矛盾。在现阶段，“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数人那里甚至被丢得差不多了。大量事实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能不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对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验。”[31]在成就面前，一些人滋长了居功自傲、虚骄浮躁的情绪，在种种利益的诱惑面前，一些意志薄弱者出现了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问题，且情况依然极为严重，我们的党风政风亟待治理，且任务极为艰巨。尽管我们的GDP水平有了巨大提高，经济基础日渐雄厚，综合国力亦已跃居世界前列，但以13亿人口为基数的相对值则很小，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还有巨大差距，仍然是“逆水行舟”，仍需长时期的艰苦奋斗。更何况我们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任务更为艰巨复杂，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懈怠，更不能停滞。我们的党员干部一定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32]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树立为党和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牢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和肩负的历史责任，自觉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加强党性锻炼。
实践已经一再证明，我们党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只要能够殚精竭虑、不懈开拓进取；只要能够不断学习，勤奋工作；只要能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要能够居安思危、常思忧患，始终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不懈努力和进取，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达，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今天，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倡导“两个务必”的精神，必须与时俱进，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我们讲谦虚谨慎，主要应该着眼于提高党的素质，包括政治、思想、理论、科学文化等多方面的素质，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我们讲艰苦奋斗，主要应该着眼于倡导共产党人必备的奋斗、奉献的境界，要具有奋斗、创新的精神，“现阶段我们讲艰苦奋斗，不是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要人们去过清教徒式的苦行僧生活，而是要大力提倡一种奋斗的精神和习惯；那种认为艰苦奋斗是老一套、已经过时了的想法是错误而有害的。”[33]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提出坚持“两个务必”这个共同课题，表明“两个务必”具有鲜明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从而彰显出自身的时代价值。其生命的活力就在于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1] 该文写于2009年初，为纪念建国60周年而作。此次发表略有修改。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3] 〔匈〕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4]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
[6] 参见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7]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
[8] 杜牧：《阿房宫赋》。
[9]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7—948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
[12] 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13]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3页。
[1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861页。
[15] 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3页。
[16] 参见《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17] 参见《汉语成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00页。
[18] 参见《辞海》中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11—1912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20]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21]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9页。
[22] 《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24] 参见人民日报社论：《始终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人民日报》2009年7月1日。
[2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版，第861页。
[26]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27] 《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页。
[28]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
[29] 参见《江泽民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31] 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32]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网www.people.com.cn 2004-11-17。
[33] 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