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忍受的义务

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植物和动物的自然形态和习性都是由环境塑造而成的。就地球时间的整个长度而言，生命改造环境的反作用的力量其实一直是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只是在出现了生命的新品种——人类之后，20世纪生命才具有了改造周围大自然的超凡脱俗的能力。

人类是地球上诞生的对自然影响最巨大的物种，而这种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尤其是各种污染。

在过去的25年里，这种力量在增长，但还没有发展到令人不安的程度，却已经带来了些许变化。就人对环境的侵袭而言，以对空气、土地、河流，以及给大海带来的危险万状、甚至致命的物质污染，最令人瞠目结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污染是无法补救的，因为它不仅进入了生命赖以生存的世界，还进入了生物组织体内，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罪恶的环链是不可改变的。在当前普遍受到污染的环境里，在改变大自然及其生命本性的过程中，化学药物的作用及其危害，最起码能够与放射性危害相提并论。在核爆炸中所释放出的锶90（Strontium, Sr-90），会随着雨水和漂尘降落到地面，在土壤里安家落户，进入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草、谷物或小麦里，不失时机地进入到人类的骨髓，从此在那里安居乐业，直到人彻底死亡。同样，被洒向农田、森林、花园里的化学药物，也长期存留在土壤里，同时进入体生物组织里，形成中毒和死亡的环链，在环链上不断传递转移。有时，它们神出鬼没地随着地下水流转移，等到它们再度出现时，它们会在空气和太阳光的魔力作用下结合成新的物质，这种新物质对于植物和家畜具有杀伤力，使那些曾经长期饮用井水（曾经是纯净的水）的人们在不知不觉间受到伤害。正如阿伯特·斯韦策（Albert Schweitzer）所说的那样：“人们自己制造出的魔鬼，反而最难识别。”

经过数亿年，才出现居住在地球上的生命，在此期间里，不断发展、进化和演变的生命与其周遭的环境达成了一个协调平衡的状态。生命环境严格地塑造和引导着生命，对生命有害和有益的元素兼收并蓄。某些岩石放射出有害的射线，甚至在供给所有生命能量的太阳光里，也同样包含着具有伤害能力的短波射线。生命要与环境达成平衡，需要的时间单位不是年而是千年。时间是决定性的因素，然而现今的世界变化的速度太快了，已经来不及平衡。

人类快速改变自然界，而生活于自然界中的生物却来不及与快速改变的自然平衡。

人们非但没有追随这大自然从容淡定的脚步，反而迈着轻率鲁莽和漫不经心的步伐，于是出现了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变。早在地球上的生命还没有出现之前，放射性仅仅存在于岩石之中、宇宙射线爆发和太阳紫外线中。而人们认为现在的放射性是干涉原子时的反常后果。以往，生命在自身平衡过程中所遭遇的化学物质仅仅是从岩石里冲刷出来的和由江河带到大海去的钙（calcium）、硅（silicon）、铜（copper）等无机物，现在遭遇的是高度发达的人脑在实验室里创造出的人工合成物，而这些东西，在自然界是没有制衡之物的。

人工合成物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

在大自然的天平上，平衡这些化学物质需要大量时间：一个人毕生的时间不够，还需要很多代毕生的时间。尽管如此，即便出现奇迹，出现了平衡的可能性，依然于事无补，因为还会有新的化学物质如同涓涓溪流一般源源不断地从我们实验室里涌出。仅仅是在美国，每年差不多就有500多种化学合成物投入实际应用。这些化学物品的形状千变万化，数量之大令人惊诧，影响也很难掌控。从某种程度而言，人和动物的身体每年都要竭尽全力地去适应如此之多的新型化学物质，而这些化学物质完全都是生物未曾经历的。

这还只是20世纪五十年代的情况，今天变得更严重了。

这些化学物质中有许多应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中，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制造出200多种基本的化学物品，用于杀死昆虫、野草、啮齿动物和其他一些被现代俗语称为“害虫”的生物。这些化学物品被标上了几千种不同的商品名称，用于销售。

这些喷雾器、药粉和喷洒药水现在几乎已普遍地应用于农场、果园、森林和家庭，他们别无选择。这些化学药物的药效如下：不分“好”“坏”，对昆虫格杀勿论，让鸟儿不再歌唱，鱼儿在河水里不再欢腾跳跃，让树叶披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在土壤里长期积淀，最后造成这样的恶果，而原来的预期目标可能只是除去一点点杂草和昆虫罢了。谁能相信，在地球表面上喷洒大量的毒雾，却不会给所有生命带来危害呢？这些化学药物根本就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该叫做“杀生剂”才对啊。

杀虫剂，还是杀生剂？

药物使用的全过程看来好似一个无止境的螺旋形的漩涡。自从创造了滴滴涕并且投入民用以来，随着更多的有毒物质的不断发明，一轮又一轮不断升级的循环就开始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根据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这一伟大发现，昆虫可以向高级进化，从而产生对它所接受的特定杀虫剂的抗药性。后来，人们不得不再发明一种致命药物，而昆虫会重新去适应；于是，再发明一种新的毒药。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原因，这在后文也会提到，那就是害虫常常进行“报复”，或者经过“回光返照”之后复活，喷洒药粉之后，数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就这样，化学药物之战从来都没有高奏过凯歌，而在这场残暴战争强大的交叉火力中，所有生物都纷纷中枪。

使用农药是场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只会培养出抗药性极强的超级昆虫。

与人类被核战争毁灭的可能性同时存在的另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人类的环境已经被惊人的潜在有害物质全部污染了，这些有害物质残留在植物和动物的组织里，甚至穿透胚胎细胞，破坏或者改变了原来所特有的遗传物质。然而，正是这些遗传物质决定了未来种植物的形态。

一些自称是我们人类未来设计师的人们，总是兴致勃勃地期待将来有一天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设计，去改变人类细胞原生质，但是现在我们由于疏忽大意，就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因为许多化学药物和放射性，可以导致基因突变。类似这些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选择某种杀虫剂，竟然能够决定人们的未来。想到这一点，真是荒谬可笑，对于人类来说是莫大的讽刺。

我们冒着风险这样无所不为的目的何在呢？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对我们得不偿失的扭曲观念而惊诧。智慧的人类在寻求控制少量不想要的物种的同时，怎么可以采取这种既污染整个环境，又给自身造成疾病和死亡威胁的方法呢？然而我们以往正是这么做的。此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即便找出原因也无济于事。我们听说，广泛而大量地使用杀虫剂是维持农场生产所必需的。可是，“生产过剩”不正是我们真正的问题所在吗？虽然我们的农场采取措施来改变亩产量，给停产休耕农民以金钱补贴，却依然生产出大量过剩的农作物，致使美国的纳税人仅在1962年一年就支付了10亿多美元，作为整个过剩粮食仓库的管理费用。农业部的一个分局试图减少产量的时候，其他州的做法却与1958年的所作所为没有区别：“人们通常都会相信，土地银行如果进行土地休耕补贴的话，减少耕地的亩数会唤起人们对使用化学药物的兴趣，从而促使保留下来的耕地获得最高产量。”若是这样，对我们所担忧的情况又有什么补益呢？

这一切并不说明害虫问题不存在，也没有必要去控制了，我是说，对害虫的控制工作一定要符合实际，而不要建筑在虚无缥缈的设想的基础上。此外，所采用的方法一定不要导致我们自己与害虫同归于尽。

人类本来是要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谁知却带来了一系列灾难，这是我们文明生活方式的伴随之物。在人类尚未出现的很久以前，昆虫就在地球上地球繁衍生息了——这是一群种类繁多，适应能力非常强的生物。自人类出现以后，在50多万种昆虫中占很小比例的那部分主要以两种的方式与人类的幸福发生了冲突：一是跟人类争夺食物，一是给人类带来了疾病。

当出现自然灾害，爆发战争，遇到灾荒或者贫困的情况下，在人口密度大，特别是居住拥挤、卫生条件差的地方，携带疾病的昆虫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于是，就非常有必要对一些昆虫实施控制。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现这一严峻的现实：使用大量的化学药物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而由此对我们形成的威胁，对我们意欲改善的环境形成的威胁却更大。

在原始农业时期，农民很少遇到昆虫问题。随着农业的逐渐发展，这些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因为在一块土地只种植一种农作物。这样的种植方法为某些昆虫数量的剧增提供了有利条件。种植单一品种农作物的耕地并不符合大自然的发展规律，这种农业可能是工程师想象中的农业。大自然赋予大地以多种多样的景色，可是人们却热衷于把它简化。大自然需要对每个生物种类的数量进行限制，而人们却破坏了自然界的格局和平衡。大自然有一种重要的限制，就是对每一种类生物栖息地的面积进行限制，做到大小适宜。显而易见，一种食麦昆虫在专种麦子的农田里繁殖起来要快许多，若在麦子和不适合它生长的其他农作物混种的农田里它就不会爆发。

人类的农业简化了丰富的大自然，拥挤的城市产生了更多的肮脏，这就造成了“有害”昆虫的问题。

无独有偶。在12年，或者更早以前，在美国的城镇的街道两旁都种植着一排排高大的榆树（elm tree）。而今天，他们满怀希望所创造的美丽景色面临着被彻底毁灭的威胁，一种甲虫带来的疾病横扫了榆树林。假如进行多样化混种的话，甲虫快速繁殖和蔓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

造成现代昆虫问题的另一个因素是，我们必须以地质历史和人类历史为背景进行考量：成千上万千个不同种类的生物从原来的生长地向新的区域蔓延入侵。英国的生态学家查理·埃尔顿（Charles Elton）在他近期出版的专著《侵入生态学》（The Ecology of Invasions）一书中，对这一世界性的迁徙进行过研究和栩栩如生的描述。在几亿年以前的白垩纪时期（Cretaceous Period），海水泛滥，许多大陆之间的陆桥被切断，生物发现自己被限制在一块埃尔顿所说的“巨大而独立的自然保留地”里。在那里，它们与同类隔绝，发展出许多新的物种。大约在1500万年以前，一些大陆板块重新合并起来，这些物种开始迁移到新的地区。这一运动现在仍然还在进行中，如今得到了人类相当多的助力。

当代物种传播的主要媒介依赖植物的进口，因为动物差不多总是跟同植物同步迁移的，检疫只是一个相对新颖，然而却不是百分之百有效的发明。仅美国植物引进局一个部门就从世界各地引进了将近20万种不同的植物。在美国，将近90种植物的昆虫天敌是在不经意间地从国外引进的，而且大部分是跟着植物一起引进的，就像徒步旅行者时常搭乘别人汽车一样。

虽然天敌在产地的数目逐渐递减，但是在新的地区，由于缺乏防范，入侵的植物或动物却可能得到繁殖。这样一来，我们最讨厌的昆虫都是被引进的，就绝非偶然了。

这些入侵行为，不论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还是在人类的协助下进行的，都可能会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检疫和大规模的化学药物的使用，只不过是我们争取时间的昂贵的方式。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正如埃尔顿博士所说的：“为了生和死，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寻求新的科技手段来遏制这种植物或那种动物。相反，我们需要掌握动物繁殖以及动物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基本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建立稳定的平衡关系，遏制虫灾的爆发力和新的入侵行为。”

许多必要的知识现在都可以付诸实践，但是我们并没有付诸实践。在大学里，我们培养出生态学家，我们甚至在我们的政府机关里雇用生态学家，可是，我们却很少听从他们的建议。我们任由致人于死地的化学药剂像下雨似地喷洒，好像这是唯一的方法似的。事实上，有许多办法可行，只要给我们机会的话，我们去发挥才智，是可以迅速发现更多办法的。

我们是否已经陷入这样一个困境中不能自拔，所以我们才不可避免地接受厄运，接受伤害，丧失了意志力和判断是非优劣的能力？用生态学家保罗·斯帕特（Paul Sheppard）的话来说，这种想法就是：“理想的生活像刚刚从水面露出头的鱼，在恶化的环境的范围内挣扎着前行……为什么我们要忍受一日三餐中带毒的食物？为什么我们要忍受家庭周围枯燥乏味的环境？为什么我们要忍受与算不上敌人的朋友开战？为什么我们要一边忍受机动车马达的噪音，一边紧张兮兮地担心精神错乱？虽然这个世界还不是最悲惨的，可是谁又愿意生活在悲惨的世界上呢？”

美国那时，正似我们的今天。

但是，这样的世界正在步步地向我们迫近。好像许多专家和大部分所谓环境保护机构对于开展一个无化学毒物、无虫害的世界的十字军运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现存的来自各方各面的证据都充分证明了现行的喷洒药物的工作发挥的力量非常残忍。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昆虫学家尼利·特纳（Neely Turner）曾经说过：“昆虫学家们进行调解工作，这一职业就像起诉人、法官、陪审、估税员、收款员和司法官所执行的任务一样。”不论在州还是在联邦的机构内部，公然滥用杀虫剂处处畅通无阻。

我的看法倒不是说要完全废弃使用化学杀虫剂。我的主张是，在对其潜在的危害性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要把有毒的和对生物有效力的化学药物不加区分地、大批量地、完全地交到人们手中。我们任由数量众多的人群去接触这些有毒物质，事先也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甚至他们常常毫不知情。人权法案之所以缺乏这样的条例，即公民有权保证自己规避风险，免受由私人或公共机关散播致死毒药的伤害，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先辈的智慧和预见能力局限，所以无法想象这类问题。

我想进一步要强调的是：我们已经允许使用这些化学药物，然而却很少或完全没有调查它们在土壤、水、野生动植物和人类身上所产生的效果。大自然担负着保护生命的重任，我们对保证地球的完整性也相应地担负着重任，我们在这方面犯下的错误，我们的后代大概不会宽恕吧。

迄今为止，我们对自然界所受到的威胁依然认识不足。现在的时代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这些专家们也只关注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对于微观问题所处的宏观环境不甚了了。现在的时代还是一个工业主宰的时代，在工业主宰的时代，不惜任何代价去赚钱的权利，很难会受到谴责。当公众面对应用杀虫剂造成的恶果这些显而易见的证据提出抗议的时候，只要喂上半心半意的小镇静药丸就会心满意足。我们急需结束这些伪善的保证和令人生厌的事实外面包裹的糖衣。由于承担危险的是民众，所以民众必须做出决定，是希望在现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呢，还是等占有了足够的事实证据以后再说。珍妮·路斯坦德（Jean Rostand）说：“忍受的义务给了我们知情的权利。”

专家与工业主宰的时代是杀虫剂泛滥的大背景。

谁承受后果，谁就有权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