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权市场新一轮规范、创新与发展趋势[1]
产权交易比资本市场的主要部分——股票交易——的外延要广，这一点在中国过去十年的资本市场上得到广泛证实。2011年，我国产权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分布遍及大江南北，存在类别延伸至金融、环境、文化，甚至一系列在发达经济中尚未出现的特种市场领域。以国资委成立为起点，在产权交易大发展的十周年之际，不仅国有资产保值和升值登上了一个高高的台阶，而且还以国资产权交易市场为依托，出现了更大一批股份制产权交易市场，形成国家和民间两条腿走路的可持续局面。可以这样来评价：这一年是产权市场建立二十多年来发展情况最好、社会各界接受程度最高的一年。
因应于交易市场数量和分布在过去数年间的快速增加，市场交易以及关联业务出现了极个别机构的行为与存量资本市场监管条例相违背的案例，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2011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2012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对各类交易场所进行清理整顿。令人欣慰的是，清理整顿工作基本完成，产权交易协会会员单位无一因为不规范而被清理停牌，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得到整顿检查的证实。
另外，因应于产权市场数量和规模的拓展，原来我们所不理解的第三方市场的场内交易机理及场内外联动过程，尤其是长期存在于西方但一直未有突破的实点OTC交易、证券类OTC市场和第三方市场之间的关系被中国版式的资本市场丰富起来，甚至出现打通三大领域从而引领发达经济的一丝亮光。这种极其珍贵的中国版实践及其演化所获得的市场前沿突破资源，在我国“拿来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非常有可能被主流认知忽略进而被监管层整顿之手捎带出舞台中央，造成“阿喀琉斯之踵”式的制度神话遗憾。
基于上述考虑，本年度报告适当调整往年方式——年度现状描述、业内实绩总结、问题反映及未来趋势展望等谋篇布章做法，从中国产权交易市场新一轮规范发展、业务创新与后续趋势分析的思路来展开报告的内容。毕竟，国有产权和民间产权市场规模的壮大和类别延伸的速度，带来了在更高层面上回视自己的问题进而寻找道路启明星的需要。本研究报告主要阐述六个方面内容：① 中国产权市场认知周期、管理周期和绩效周期错位的警示；② 国务院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在全国范围阶段性展开；③ 产权交易所交易规范取得突破；④ 产权交易所业务创新及市场建设上新台阶；⑤ 结语：产权市场“十二五”后续年度与国民经济共成长。
一、中国产权市场认知周期、管理周期和绩效周期错位的警示
近一两百年来，人类对一个实体行业的了解——认知过程，基于认知之上的从业绩效——工商实施过程，以及对应于实施之上的规制——管理过程，如果说各自有周期的话，只有当三者在方向和期长上大体拟合的时候，才会给实体行业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及行业群板块的整体进步。
当三者周期出现错位甚或方向差异达到一定程度时，对实体行业的迟滞甚或发散式的摩擦非常显著。我国产权市场在过去二十年间的发展，内含了三者大体上拟合，但更多时候是周期错位的观察现象。虽然各自周期都有自身的内在力矩性因素，但是三者拟合的错位，无疑为最近几年和未来更长时程的发展带来行业直至国民经济崛起的迟滞。尤其是最近几年，三者之间周期错位的程度在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挑战着我国产权研究、一线产权市场实体以及政策规制层的整体智慧。
（一）参考史实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关于制造经济的三类认知周期大体拟合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人类大体上形成了战后至今70年间仍在沿用的科学方法论。基于其上，战后学科体系成群出现，应用技术序列爆发，制造业板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在经济领域，基于维也纳学派的方法论、英国剑桥学派的边际理论、奥地利学派的效用理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政治经济学）等精华被继承和包容，形成了宏观管理上的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规制原理，并在央行和财政口径将其细化为操作流程。观察下来，上述三种过程——制造行业认知、对应技术和产业实施及管理规制三周期——大体上处在互相协调的良性拟合过程中。
其展开逻辑是，20世纪50年代基于技术和制造认知，美国出现高速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思想推动了上述建设热潮的实现；60年代汽车及关联产业群大发展——技术发明周期与高速公路建设周期相拟合——补偿了60年代高速公路投资的成本；70年代大型家电及关联产业群的爆发，使得高速公路产业、汽车及关联配套产业以及大型家电产业群之间形成进一步增长的外部性；80年代电子通信和计算机技术产业群问世，看似是技术爆发的纯粹后果，事实上也是前三个十年产业诸群外部性的助推后果。试想，如果没有汽车产业将家庭的一日活动半径从5公里拓展到35公里，如果没有家电技术将商业实体大型单元变换成微型单元走向家庭，远距离通信技术也许就失却了家庭消费的活动半径基础和家庭结构裂变后计算机信息处理的新需求的基础。90年代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产业群的出现，也是以十年为单元观察到的典型产业进步案例。
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后加工出口贸易带来的家电生产爆发，稍后一些时段的电子计算和通信技术，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期起始的汽车产业会战，21世纪房地产业、资源型企业和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产业，何尝不是上述战后人类车间制造产业群大爆发的中国版式呢？但改革开放后产业群的爆发中我们奉行的是跟进战略，前任经济体有了路线图，我们自己复制和管理，前沿产业的创新和市场群的建设几乎都在国外。这种自知之明我们还是应该铭记在心的。
滞后一段时间的东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70年间每十年一次的产业和经济大变化，经济认知和管理工具基本上都跟上了时代步伐，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2]人类战后70年间的经济认知、技术进步和宏观管理三者合一，是迄今为止所能知道的最佳黄金增长长周期。但是，三者归一的美好时世不是外生变量嵌入的，而是数千年积累带来的极其稀缺的黄金增长年轮而已。我们不能寄希望三者归一的过程无限期存在，也不能寄希望于其可以信手拈来。
（二）参考史实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金融资本经济的三类认知周期拟合度不高
与消费品类制造产业不同，人类对金融业的认知在战后仅仅在货币银行领域有可观的进步，但也远非完满。战后70年间，人类对金融资本行业群的认知、对应的工商实施以及宏观规制三者在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经济学关于金融资本行业群的认知尚处于各个分类学科形成自己理论框架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爱德华·肖[3]和罗纳德·麦金农[4]得出拉美经济存在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导致稀缺信贷资源误置损失效益结论的时候，理论界才感知到货币和利率并不是金融本行业知识的全部。但80年代中期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成熟、证券投资理论的爆发和稍后一段时间金融工程产品设计的亮点，加上90年代西方冷战胜利，直到以福山为代表的学者关于华盛顿共识终结了人类历史进步形态的观点之后，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羞愧感才不再引人注意。毕竟，谁还能对这些指导了西方经济“伟大”成功的理论提供更好的设计方案呢？
20世纪90年代本该是金融资本行业整合存量理论走出方法论突破的十年，但西方不仅将自己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成功当成了历史的终结，而且还将自己在金融资本理论方法论方面的些许进步和与之对应的衍生品设计知识的成熟当成了金融资本理论研究方法论方向上的终结。事实上，人类在各个亚类金融资本行业的探索并没有达到基本方法论上的突破，更谈不上在综合方法论的高度上形成政策和流程操作了。在金融规制领域，虽然金融产品和金融中介——评估、授信、增级、回购、信托、租赁、托管、置换、进入、退出及法律和会计关联等——超出了银证期报等传统中介形式，需要新的管理和对策，但对策流程在顶层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以及新自由主义一只“看得见的手”和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决策轮回（期间加上短暂的总供给管理——长期意义上凯恩斯主义过分强调总需求管理的政策矫正），认知流程没有先置，实体金融资本行业发展出现非体系性质的中介离散，监管流程又落后于实体资本中介业务。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不仅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到这种危机会从华盛顿共识的经济体中出现，而且他们还认为危机会像往常的周期一样能够在两到三年时间内自恢复。直至今天，发达经济仍然深陷债务危机而不能恢复到正常的增长速度。金融资本行业需要一个更高层面的关于金融业态形式的综合认知理论，主流经济学框架只能提供关于各类市场，包括金融资本市场将会是走向归一的均衡收敛总过程的老生常谈式的见解。“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不仅能够管理，而且能够万能到让市场分群总体协调，既细分又综合发展的地步。人类的三种亚群——研究、实施和管理的互动协调在这一时期太骄傲了。
金融资本的工商实施在1945—1975年间主要集中在工商企业信贷金融，对应的企业实体是商业银行，其关联风险管理和评估业务多数停留在商业银行内部，而不是第三方独立中介。第三方中介初始出现在保险领域，但主要是为企业实体及其他经济人的从工从商风险提供关联服务，而不是车间制造意义上产业链上下道工艺顺序上集合类业务的第三方中介业务（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出现）。60年代大发展起来的证券市场业务虽然让融资从间接模式走向第三方市场直接融资，但相对于需要融资的企业整体来说，能够上市融资的不到合格企业的3%。第三方市场——极少量的交易所——内部的中介无法满足更大范围的融资需要。70年代大发展起来的债券市场业务，大多是商业银行业务的外包延伸。借助于70年代后衍生于各地OTC市场的投资银行和关联中介的支持，债券市场出现了快速成长的趋势。但是，从资本市场的逻辑看，这些金融业务尚处在工商企业信贷金融及关联服务阶段，至于产业链金融——银行类金融机构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对应于聚集在某段产业链条上的工商实体或者工商项目集合，还是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现的融资现象。建立在工商企业信贷金融和产业链金融之上的中介类金融——金融业发展的较高级阶段——直到20世纪末才形成规模。
在监管层面，由于缺乏综合性金融方法论的认知支持，金融规制的目标常常失准。关于投资银行的监管就是典型一例。脱胎于20世纪80年代地方性OTC市场的投资银行实体，在当时的金融监管法规看来是企业性质的中介，不属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其实，投资银行不是制造类实体，而是市场类实体，当投资银行中介在自身内部建立了投融资双边市场，依托信息屏蔽和披露技巧把资本（信用）供需双方分离，将融资杠杆放大到超过商业银行数倍（巴塞尔协议Ⅱ允许商业银行杠杆最高达到12.5倍）以后，美国的时存法规不仅不懂得投资银行的内部融资市场应该和商业银行的工商信贷市场一样必须受到监管，而且更为遗憾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监管条件趋向严格，把绝大多数投资银行又逼回到商业银行内部或者商业银行关联金融机构去管理。结果是，投资银行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边界拓展的技术进步被不理解投资银行业务合理一面的监管周期给扼杀了。这一次，监管周期滞后于工商实施周期，运用滞后的法规将工商实施逼回类商业银行业务，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走了一次大大的弯路，退回到90年代以前。检讨下来，人类关于金融资本市场的认知周期，基于其上的工商实施周期和监管周期的长期分离，是上述金融资本技术倒退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产权市场十年发展中最近几年出现三者分离加大趋势值得警惕
中国对产权市场的认知、工商实施和规制三者周期蕴含了拟合的因子，但多数情况下三者的周期是错位的。令人担心的是，三者错位在近年有距离加大之势，应该加以警示。
中国产权市场成长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农村改革取得成效[5]后，国有工商企业改革步入议事日程。改革的目标是增效减亏。引进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要求某种意义上的产（股）权市场和薪酬性股票期权——没有选举权但可交易的股权——出现。这一时期，各地积极试验，规制鼓励发展。时间大约持续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十年间。
与中国改革受发展经济学影响很大一样，中国产权市场的改变受科斯和西方证券市场理论的影响太多。数十年来，我们自觉不自觉——更多的时候是监管层自觉地——把股票类市场和债券类市场的综合当成资本市场的全部（这是西方20世纪70年代形成并被接受的但在今天看来是狭义性质的资本市场观点）。只要是西方理论框架中和实践中不存在的东西，虽然监管顶层声称要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创新资本市场，但在规制的细则上为了更行稳妥和不犯错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刀切死。后果是，西方的经验我们在学习，西方制度设计的内在不合理我们也加以继承。反过来，授权监管部门中有不少对产权市场——内生于中国本土的资本市场——的优点一直疏于理解，勉为其难地被动管理，在支持力度上一直不如对证券市场大。在这部分监管者眼里，产权市场怎么看也不像是西方发达经济走过的道路，因而不是正统的。这种当年学习苏联模式时碰到的教训在90年代以后三者认知主体——理论研究、工商企业实施和监管层——中似乎被忘记了。现代国家管理团队代际的集体记忆连传统家庭代际的记忆都比不上。
中国金融资本市场借鉴（确切说是复制）[6]西方的指标之一是镶嵌式地向中国植入了上证所、深证所等几家交易市场，遴选培训了几百家做市商队伍，影响了超过1亿个机构和自然人实体加入到证券市场之内，业绩是为约3 000家企业在直接市场上融资。遗憾的是，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约有1 000万家，股份制企业约有3 000万家。在制度设计者眼里，它们都需要融资。为不到3 000家公司提供资本服务，对于那些不处在龙头和高新地位的“沉默”的大多数企业来说，不能算是公平式的制度设计。这和奥运会式的国家体育队制度一样，离全民健身的国家体育锻炼目标太远。
从对产权市场的扶持角度和规制角度看，中央监管部门对产权市场规制内容大于支持的力度。这与地方对产权市场的支持力度形成鲜明的对照。通常的观察现象是，在每一次清理整顿之后，都是地方政府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请求条条部门宽容和批复。我国产权市场近20年来的大发展，我们调查组几乎没有看到任何金融监管部门正式的褒奖和系统性政策支持。反倒是一旦有与存量条例不相符合的地方实践，就惊恐地祭旗封杀。
没有经过资本市场制度自下而上的内生发展，短时间内镶嵌资本市场前沿形式满足了监管业绩的需要，但是也重复了我国产业二元经济的过程。这种不能幸免的二元现象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也是我国19世纪40年代以后受西方发达经济影响的思想方法论桎梏。先贤们看到了这种中国精神与西方技术难以结合的现象，但后辈们仅仅在理论顶点上强调中国特色，在操作层面上复制西方。我国的监管部门不能简单地因为上证所等几家交易所和存量债券市场的业绩而得高分。毕竟，在创新意义上，那只是模仿；在理论联系实际上，忽略了太多中国的实际。我国金融资本市场百年来理论认知欠缺中国基础，工商实施过程中西方一元（维）市场压制了草根性质的另外一元（维）——地方资本市场。建立在二者的基础上，规制层面把西方认为是先进的不加咀嚼地认为是中国所需的，对国家层面的证券资本市场恪守西方框框，对草根性质的地方资本市场进行诸多限制，大大强化了金融资本市场二元共存的现象。但求稳定无事，少求创新风险，这是近十几年来我国规制主体的通病。三种认知周期差距太大的时候，伤害的是中国资本市场进步的效率和效益，急需引起警示。
二、国务院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在全国范围阶段性展开
产权市场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大的优点是出于国有企业改制和地方资本市场融资的内生制度需要。虽然不同于绝对草根性质的民间资本市场，但也与纯粹借鉴国外资本市场的国家层面的交易所制度形式不同，这种内生于国家和草根两个层面之间的市场也带来了“省—省”之间的差异性，自然出现了部分交易实点对国家层面存量交易规则的模仿，也出现了对草根层面资本品兑换形式的提炼。前一方面的模仿数次带来了自上而下的“矫正”——整顿；后一方面的“提炼”由于区域范围限制，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
2005年11月，国资委、财政部、发改委、监察部、国家工商总局、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做好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5］294号），形成了一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每两年一次的联合评估和核查机制。八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机制是符合国情的，是有效的。
（一）对产权市场前两次清理整顿事件的回顾与思考
从1988年5月27日全国第一家产权交易的实体机构“武汉企业并购事务所”成立至今，中国的产权市场已经发展了25个年头。以2003年年底国资委、财政部联合颁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简称“3号令”）为界，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88—2003年的初级发展阶段，2003—2008年的迅速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的革新发展阶段。回顾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发生过两次因违反当时规定而导致清理整顿的事件。
1994年，北京产权交易中心、上海城乡产权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先后成立，同时山东、四川、江苏、武汉、深圳、河北、辽宁、河南、海南、福建、吉林、江西等地产权交易所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产权市场达到了第二轮发展高潮。在此期间，一些市场偏离主营业务，从柜台市场变相成为股票市场。例如，四川乐山的企业产权市场将国有企业的产权进行柜台交易，当地人将这些股票放入箩筐中进行出售，演变成所谓的箩筐交易市场。1994年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宣布暂停企业产权交易市场和交易机构的活动，开始了第一次的清理整顿，产权市场步入低潮。1995年，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次年1月，国务院发布《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对国有产权的登记管理和转让进行了规定，形成了产权市场发展的行政规定依据。
这一时期的相关法规停留在产权登记和转让等通则意义上的市场边界界定，边界内部更重要的交易类细则——比界定边界更为复杂——尚未成形，地方一线执行起来很容易将上证所和深证所模式当作业务模板。通则上上证所的连续、拆细和标准合约格式的交易被定义为这几所的独有，但在时下业界的认知中，连续和拆细交易恰好是可盈利的最直接部分。由于产权交易创新模式在当时尚未形成新维度的工具形式，上述盈利模式一再被没有授权的新建市场所复制。
这一时期，一些省市的产权交易所开始不满足于企业整体或部分产权交易。部分产权交易所利用山东淄博产权交易所的报价系统，将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进行拆细交易。至1997年，全国有12家产权交易所与淄博进行了联网，将一些外地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拆细成单股在淄博产权交易所交易。业内的股权拆细至与货币单元相近的程度，在不加门槛设限的条件下有可能变为和货币资本的流动性接近，再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199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对涉及拆细交易和证券交易的场外非法股票交易进行清理整顿。武汉、成都、淄博、乐山等一批产权交易市场因此关闭，只有比较规范的上海、深圳等少数几家仍正常开展活动，全国范围内的产权交易市场再次走入低潮。第二次产权市场的清理整顿全面展开。
1998年国务院10号文件“不得拆细、不得连续、不得标准化”规定出台，如今这“三不”规定依然是产权市场业务拓展和交易方式创新不得逾越的政策底线。
在1994年和1998年的两次整顿中，违规机构利用产权法律不明晰以及监管方式的漏洞，试图以产权交易之名，行股份交易之实，将企业的部分产权进行标准化和拆分化，再利用公开的报价系统进行柜台交易。这类明面是产权交易市场，实质却是场外股票交易市场，造成高流动性第二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国务院在当时关闭产权市场有其合理性。拆细和连续如果形成第二市场体系，无疑会增加资本品的流动程度而冲击尚未成熟起来的货币市场。但这种关闭应该理解为过渡性质，当货币市场完善的时候，这类冲击将会变为第二位的扰动，货币市场的自稳定机制将可以吸纳这种扰动因子且不影响正常运行。过渡期限结束了，应该允许产权资本市场和证券资本市场都运用流动性机理来变形资本品。根本意义上说，让资本品的形态“流动”起来畅顺变形是融资的本质。如果只允许一类资本市场运用流动性机理而不允许另外一类资本市场运用流动性机理，就好像只允许西医医院用CT扫描仪而不允许中医医院运用一样的荒唐。
（二）因河南省技术产权交易所和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引发的第三次“整顿”
继1994年和1998年的两次“整顿”之后，产权市场交易规范得到加强。随着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国资委的成立，产权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3年，全国产权交易机构达到230多家。2005年，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六部门组成了产权市场监管体系，对产权市场交易进行日常监督以及两年一次的评审。在国家的重点推进和监管下，产权市场自2003年后一直保持稳步和快速的发展，直到2010年年底2011年年初，河南省技术产权交易所和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事件引发了产权市场的第三次整顿。
2009年10月21日，工信部出台《关于开展区域性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试点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让沉寂已久的河南省技术产权交易所看到了希望。2010年4月19日，河南省政府正式下文成立“区域性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试点单位工作指导委员会”；随着7月6日工信部《关于河南省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复函》的正式下发，这个被宣传为“中国纳斯达克”的市场步入筹备的快车道。
出于工信部和河南省政府的高度支持，市场开盘前期的强势宣传以及市场具备的强大吸引力，开盘当日的场面火爆异常。当日9点一过，首批挂牌企业的首笔成交价格不断飙升；9点半交易开始之后，挂牌的41家企业全部以高于2元的价格首笔成交；而此后的价格依然狂飙，盘中各股涨幅大多超过100%，甚至200%、300%，灵宝金业更是以1 149%的涨幅“惊艳全场”。
之后几天的交易情况比开盘当日少了些许疯狂，而市场上的一些风险与问题开始涌现：市场太小股价易被操纵、信息披露不完整、流动性风险过大等。仅仅几天之内，就产生了两笔异常交易。而更大的风险还在于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公司法》规定，发起设立股份公司股东不能超过200人；同时，《证券法》规定，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超过200人的为公开发行，未报经证监会核准擅自发行的属于非法发行股票。按照河南省技术产权交易所的交易规则，自然人投资者均可开户买卖在该所挂牌的产（股）权，这意味着超过200人是确定无疑的。
事实证明，正是这一市场存在的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让其在开盘10个交易日之后戛然而止，11月22日，河南省工信厅出台暂停交易公告，停盘期限为一个月。证监会向国务院指出了这个市场存在的种种问题，认为这个市场以产权之名，行证券之实，涉嫌非法证券交易。国务院随即成立了由证监会牵头的调查组，进驻河南调查此事。
2011年1月26日，天津文交所首次以“拆分”的方式推出了天津画家白庚延的两幅作品《黄河咆哮》和《燕塞秋》。上市30日之后，两幅作品的行情如同过山车般跌宕起伏，非涨停即跌停。截止到3月16日收市前，《黄河咆哮》每份报 17.16 元，《燕塞秋》每份报17.07元，在30个交易日内暴涨了17倍，两幅作品的流通总市值超过1.8亿元。然而近年来，国内书画作品成交价最高者——齐白石的《可惜无声》作价也仅为9 520万元。由此可见，上市交易的这两幅画作的市值，远远超过其本身的价值。（炒作绘画和炒楼盘及炒绿豆一样，有更大意义上资本市场单一和产品匮乏的问题。）
天津文交所采用的“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模式，细节上是将艺术品的“财产权”打包，等额拆细，再以份额为单位向投资者发售，投资者购买的不是实物艺术品，而是艺术品的拆分权益。而艺术品投资是典型的高风险投资，投资者不仅需要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也需要很强的艺术品鉴赏能力。像艺术品份额化交易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工具，只适用于有较高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不宜大众化。
个别产权交易所业务“越界”引发中国证监会恐慌，惊动国务院出手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
经过2011年近一年的准备和协调，国务院成立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中国证监会，证监会主席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清理整顿全国各类交易场所，副总理王岐山专责此事。同年11月11日，国务院正式出台《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上升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高度。这个38号文最核心的内容是划定了各类交易场所业务与股票交易所业务的边界，具体体现在“五个不得”中：“自本决定下发之日起，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为贯彻38号文，进一步明确界限、措施和工作要求，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根据38号文执行中出现的新问题，于2012年7月12日发出《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这个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清理整顿的范围，明确了政策界限，特别是对38号文的“五个不得”的具体内涵作了界定。
38号文出台后，各相关部委积极行动，大多发出了在本系统如何贯彻执行的文件。其中，监管交易场所最多的部委如国务院国资委、商务部、文化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出台的要求更缜密、更具体。
在38号文出台后仅仅一个月左右，中宣部、商务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五部委就在同年12月联合发出《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加强文化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中宣发［2011］49号）。这个49号文指明了什么是文化产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所的区域分布、设立文化产权交易所的必备条件和设立审批程序。该文提出要“稳妥”推进文化产权交易试点，“中央文化企业”的国有产权指定到上海文交所和深圳文交所进场交易，其余各省市已经设立的文交所都在清理整顿之列。对清理整顿后的文化艺术品的交易，该文也作了规定。
回顾河南省技术产权交易所和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两起事件，与前两次引起整顿的问题一样，这次的核心违规问题仍然是将产权交易“标准化、连续化、拆分化”，借着产权交易的名义，以证券交易的形式谋取利益。然而，本次整顿与前两次的整顿有着些许的不同。1994年与1998年的两次整顿是由于产权界定和规范的模糊所导致的，当时的产权交易并没有严格的限制，再加上早期人们对于产权交易的概念不明确，很容易使得产权交易演变为股权交易。直到1998年国务院出台10号文件对产权交易做出了“不得拆细、不得连续、不得标准化”的规定，产权交易才逐渐规范起来。2011年的整顿事件中，产权交易相比之前已相对规范，在产权市场监管方面，形成了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多部门合作参与的评审机制。可以说在市场规范以及监管力度方面，相比1994年或者1998年，2011年产权市场有着长足的进步。而在2011年的两起事件中，天津文化艺术交易所通过艺术品份额化进行交易，而河南技术交易所则是通过工信部出台的通知行使非上市公司场外证券交易。前者钻了艺术品交易的漏洞，而后者则利用了工信部与证监会推出条例的矛盾。与前两次整顿不同的是，此次整顿重点在于细化产权市场交易规定，再次明确了产权市场与股票市场的边界。
在纯粹理论意义上，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如果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人将资产证券化的拆细交易定义为自己独有，而不许别人使用，中国人将会何等愤怒。早期的“增气弹”和“增光霉素”何尝不是这种愤怒的正面回应呢？换句话说，当能够隔离货币市场的扰动因素的时候，仅仅允许授权交易所而不允许产权交易所使用连续和拆细的交易工具兑换资本品，在工具意义上是不公平的，毕竟产权处置是需要市场的流动性来支持的。国务院在采纳主管部门“三不”规定的时候，事实上没有穷尽隔离流动性扰动其余货币市场的政策集合。在实践上，我们看到在授权不公和创新不足双重条件下，我国产权市场竟然也重复了投资市场改革前的总观现象，一管就死，一放就在类证券交易或变相证券交易附近轮回。在制度进步上，压制而不疏通的一维制度选择，连当年大禹治水时期也都突破了。
三、产权交易所交易规范取得突破
我国的产权交易市场作为资本市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共用一个交易平台、制定统一的交易规则是长时间以来关注的问题。虽然产权交易市场的政策性因素很强，但是作为资本市场中基础市场的重要部分，体系的规范化、法制化、市场化是必须经历的轨道。近几年来，交易所的交易逐步规范并取得业绩突破。
（一）产权交易所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完备
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联合颁布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简称“3号令”）对国有资产的流转作了进场交易的规定。2009年财政部发布的《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简称“54号令”）则规定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流转。而2009年6月，国务院国资委下发的《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简称“120号文”）对国有产权交易作了更具体的规定。在这三个文的基础上，国有产权交易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基本完备。
（二）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
为了进一步促进产权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有严格的监管体系和规范的中介自律组织。而一直以来，我国的产权交易市场的监管体系并不健全。中央政府并没有设立全国性的产权交易监管机构，各地方政府对地方市场的管理和监督没有一个统一的体制和管理方法，并且一些地方监管机构较侧重于“管理”而忽略了“监督”。
而在2011年，这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国有资产的监管体制大格局初步形成，地方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也在逐步推进。各地国资委监管的覆盖面加大，国有资产的监管范围得以拓宽，14个省级国资委监管覆盖面已经达到80%以上。此外，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协会于2011年2月15日在北京成立，首批机构成员中包含了京、津、沪、渝四地的66家产权交易机构。其成立目的就是要通过统一各地产权交易机构的交易规则，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国有资产的最优配置。
（三）统一规范的交易平台建设逐步推进
长期以来，我国的产权交易所数量众多。通过建立统一的交易规则和统一规范的交易平台，达到减少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的效果，是产权市场发展的内在需求。各产权交易所也都看到了统一信息发布和交易平台的大利之处。近一段时间来，产权市场一直都处于融合的过程中。
建设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分三个层次：① 在各省、市和自治区建立统一的产权市场；② 构建区域产权市场；③ 建立全国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产权市场整合的三个层次均已展开。2005年，湖北省国资委开启了省市产权市场统一整合的“湖北模式”——统一监管机构、统一交易规则、统一信息发布、统一审核鉴证、统一收费标准的“五统一”模式，八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它的导向性和持久生命力。这些共同市场拥有统一的信息网络服务平台和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等，为资产的高效流动提供了途径。
在区域市场融合方面，2008年3月，京、津、沪、渝四个央企交易机构在上海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在共同建设统一的交易体制方面达成共识。在2009年6月国务院国资委《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推出后，京、津、沪三机构发布了《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细则》，其中包括9个操作细则和3个实施办法，承诺接受国资委和社会各界的监督。2010年1月22日，京、津、沪、渝四家央企产权交易所的统一交易系统在北京通过验收。这一系列过程是四机构将法变量的赋权变成具体实施细则的过程，同时为产权市场统一交易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标准。
2012年5月24日，企业国有产权交易项目信息统一发布系统由国务院国资委开通，集中全国各交易所的国有产权交易信息在此平台统一发布，提供了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更加权威的信息发布平台，为发现投资机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媒介。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1年6月发布的《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中办发［2011］22号）中包含了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领域（“三公资产”）的市场运作机制，实现“三公资产”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同时实现保值增值，使“三公资产”的交易开始趋于规范。
四、产权交易所业务创新及市场建设上新台阶
过去两年间各类交易所业务创新不断。一部分存在时间久、省市支持有力的交易所因需要纷纷新设控股性分平台，不但业务类别出现新点，而且一部分原来根生于能源基础原材料、大宗类商品或港口的转运和储运类市场，基于中介类做市成市在一定物理节点的集聚，出现第三方市场特征，也和产权交易市场联姻，推出新的产品，使交易所类市场建设边界获得突破。
（一）大型交易所集团创新业务、细分市场不断出现
北京交易所在集团化方面不断发展，近一两年来在金马甲平台创新获得突破后，还在金融资产交易方面取得佳绩，在石油石化交易、黄金贵金属交易方面大幅跟进。2011年,北交所在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方面坚持“精耕细作”工作思路，发挥会员机构、北交所驻沪办的作用，提升服务质量，有效整合资源。央企业务市场占有率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全年央企挂牌项目数市场占有率46.40%，挂牌金额市场占有率55.34%,企业国有产权项目竞价率达到17.13%,竞价项目平均增值率达到52.97%,全部国资项目增值率达到42.23%。央企实物资产处置呈现集中化特点，企业实物资产进场意愿明显，中外运、中石油、中航集团等央企的实物资产处置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北京市属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基本覆盖市全部行政区域，财政系统罚没物资实现进场。各类实物资产交易项目宗数增长44.26%，成交金额增长15.91%。
北京交易所在通过国际合作超前推出创新产品方面做得扎实有效。“熊猫标准”是由北京环境交易所、法国BlueNext交易所、中国林权交易所和美国温洛克国际农业开发中心联合开发的中国第一个自愿减排标准。2011年3月29日，中化集团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司通过北京环境交易所成功购买16 800吨“熊猫标准”的自愿碳减排量。此次交易双方均为中国企业，减排量的核算采用本土标准，这在发展中国家尚属首次，体现了中国企业先进的低碳战略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在碳交易领域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2012年5月，由法国开发计划署资助、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牵头，与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云南CDM项目中心等单位联合开发的“退化土地竹子造林方法学”获得“熊猫标准”的正式批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有关竹子造林的碳汇方法学。
举办高质量的项目推介会是北交所的特长。推介系统拓展了认证投资人的深度认同，增加了对非公业务的吸引力。2011年非国资转让项目增长142.86%，成交金额增长207.03%。其中，北交所开展的华龙证券增资扩股融资项目顺利通过证监会的审批，成为产权市场助推企业融资的又一典型案例。金融资产交易、石化交易和黄金成交额分别超过1 700亿、640亿、690亿元，成为2011年业务总量提升的主要动力。之前交易份额较少的非公产权交易额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同期增长了207%。另外在2010年下半年，北交所发起运营的首家国内金融资产交易所、正在筹建的中国文化产权交易所等基本形成“一拖十”的集团式结构。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2011年全年运行业务多样化并稳定增长，以个性化服务和同类业务整合为主线，为不同属性企业服务。一是在金融资产处置方面，上交所运用多种差异化竞价方式，提升金融企业溢价率和成交量。二是上交所联合长江流域产权交易所与中国产权交易网平台，细分市场，计划在今后两年与24家产权交易机构展开合作。三是异地业务交易活跃，同比增长38%，涉及全国28个省市和境外13个国家。2011年，上海产权市场充分发挥国企改革发展的主渠道功能，成为企业国有产权市场化配置和国资证券化率提升的中心市场平台，通过个性化服务，以同类业务整合为主线，为不同中央企业、中央和地方企业之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牵线搭桥。2011年，在上海产权市场进行的资产整合和重组并购涉及95家央企集团，其中属于纵向并购的达35.29%，横向收购的达41.18%，被收购的标的主要来自国企、民企和外资,市场呈现出国资向优势行业和企业集中的态势。如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下属西北航空中心有限公司100%股权及相关债权项目在上海产权市场公开挂牌转让，挂牌价9 404万元。全方位的信息发布和市场推介使得该项目吸引了新疆、甘肃、陕西、山东、江苏等省市的5家单位参与竞买，经过两个半小时197轮次的激烈竞逐，最终由山东青岛一家民营企业以13 464万元竞得，成交价比挂牌价增值43.17%。
精细化服务与两个市场联动（产权市场与证券市场）、两种资源联动（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是上海联交所企业产权资源的特色。上海国资通过产权交易注入国资控股的上市公司的项目涉及金额达313.61亿元，同比增长37.93％。如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改制项目，上海产权市场依托市场网络优势与投资人信息库资源，充分发掘项目投资价值，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运行和一丝不苟的专业服务，实现了项目的顺利完成。企业国有产权的公开挂牌交易，带动了外资、民资等非国有产权进场交易，特别是非公企业高度关注产权市场，主动参与产权市场，无论是通过市场出让还是受让，都出现较大增长，民资收购金额达 111.53 亿元。上海交易所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还体现在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合作成立文化产权交易所上。这一尝试解决了宣传口径国有资产和文化关联资产长期无法与市场对接的难题，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上海市的重点支持项目。在稍后一段时间，经上海市委市政府推荐，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成为中宣部确定的中央文化企业及关联资产的处置和交易平台。
天津产权交易所在深度细分市场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一是创新监督机制，开展做市商和其他价格收敛商的培训和监管工作，对入场企业进行业务细则划分、整理清查，形成共享性数据群。二是针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制定了企业挂牌的准入创新性制度，优化信息披露流程，适度取消低效率准入审批条件，为天津成为国家产权交易高地继续发力。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简称金融交易所）看准了租赁资产交易机遇，经过充分调研与扎实建设，于2011年6月建立起一个专业公开的融资租赁资产全国性交易平台，并且与海航资本、民生租赁等大型租赁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全国近百家租赁公司都成为该所会员，共同促成租赁资产交易的快速流转与价值发现，以达到拓宽融资渠道的目的。目前在金融交易所挂牌的租赁项目已达1 032个，涉及金额1 235亿元，并已促成多单租赁资产交易。
结合天津金融交易所两年多的实践经验和目前广大投资客户的情况，在租赁产品设计上分步走，设计出不同阶段最合适的产品，是当前提高租赁资产流动性最具操作性的方式。具体而言，可以分三个等级：第一级是租赁资产的直接转让，目前这一步已经得到监管部门的支持，没有法律障碍，关键在于合同文本的标准化。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年多的工作，独立开发了可以满足租赁资产和产品交易的系统，各项准备已经基本成型。第二级是在租赁资产的基础上,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设计流动性更强、适合一部分投资者需要的债权类产品。第三级是设计出以租赁资产证券化产品为代表的标准化产品，通过证券化产品的结构性设计和公开发行，将收益和风险同时转让出去，实现收益分享，风险分散。
重交所面对北交所、上交所和天交所等强大竞争对手，以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和优质服务赢得了部分央企的信任。近年来，重交所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交集团等10家大型国企建立了合作关系，与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等金融央企开展了合作。重交所还加强了与兄弟省市产交所在央企项目上的合作，累计与四川、贵州、广州等省市22家没有央企资产交易资质的产权交易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全年与外地产权交易机构合作项目16宗，金额近3亿元。并且加大了与会员机构的合作力度，与北京合航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2011年全年完成央企交易项目同比增长37.03%，交易额同比增长125%。
重交所诉讼资产交易项目创历史最好成绩，交易额同比增长79.69%；成交率83.1%；增值率19.09%，同比增长7.34%。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牵头联合广州、贵州、云南、山东等兄弟省市产交所，依托重交所“诉讼资产网”及其交易平台开展互联网竞价交易业务，构建了全国统一的诉讼资产交易共同市场。2012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重庆召开全国法院深化司法拍卖工作会议，启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8月31日，“诉讼资产网”正式并入“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在重庆市国资委《关于妥善处理重庆联交所与区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系的请示》上的市长批示以及市政府《关于区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与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协作问题的会议纪要》精神指导下，重交所先后与涪陵、黔江、永川、石柱、巫溪、云阳等6个区县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与奉节、开县、潼南等十多个区县达成合作意向，开展两个平台间的深度合作，创造了与区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合作的涪陵、石柱和永川三种模式。与市工商联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专门的交易部门，启动民营资产进场交易，全年交易民营资产项目28宗，实现交易额4.77亿元。与重庆4家知名二手房经营企业共同组建了二手房交易网络“联房网”，挂牌房屋1.5万套94.21亿元，已成交94套5 400万元。正与北尊信息公司及专业团队合资合作组建联合易动房产公司，主要从事全市二手房交易，条件成熟时推向全国。与涪陵区政府合资组建了中西部首家林权交易所——涪陵林权交易所，以林权交易起步，探索农村“三权”交易。与杭州、宁夏、贵州、昆明产交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合作机构已扩展到22家。新引进会员单位4家，会员单位总数增加到122家。创新会员机构合作模式，与北京合航签订合作协议，全力开拓金融央企市场。全年与会员和外地产权交易所合作央企项目挂牌金额8.3亿元，成交额8.08亿元，同比增长30.69%。与重庆海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重庆海关罚没财物正式进入重交所公开挂牌交易，并在全国率先引入互联网竞价交易模式。首宗采用互联网竞价的海关罚没车辆成交金额124.4万元，平均溢价10%左右。
广州交易所集团在创新交易品种、完善集团化运营平台方面有大区性交易平台特色。2011年10月，广州林业产权交易中心挂牌成立。2011年11月，国内第一家专注于各类物流交易和综合配套服务的区域性专业机构——广州物流交易所挂牌成立。该交易所借助现代电子技术手段，改变传统的交易模式，将有形的物流市场和无形市场相对接，致力于打造第三方物流交易公共服务平台，为物流企业提供物流信息交易、物流设备交易、物流项目招投标、物流业产权转让、企业并购、融资咨询等专业服务，加快企业物流信息对接，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解决融资难题，并通过市场化手段有效地减少物流市场欺行霸市、信用缺失等问题，促进广州物流向高端服务业发展。
广交所发挥专业优势，助推资产重组、金融驱动与市场平台的有效结合。广州产权交易所不断强化“存量转让与增量吸纳并举”的产权交易模式。例如，通过公开的市场平台，为广州纺织工贸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导筹建的广州T.I.T国际纺织城科贸园和产业园项目引入合生（广州）实业有限公司38.476亿元的注资。又如，在市领导的带领下，积极参与广州银行的资产重组工作，为其引入战略投资者提供相关咨询、策划服务，促成广州银行通过产权交易市场第三方平台，引入了高素质的境外战略投资者，确保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维护国有资产权益。广州私募股权交易所参与研发国内首个集原酒先期发售和后续交易于一体的创新交易模式。2011年7月，广交所集团举行的国窖1573大坛定制原酒广州认购推介会开创了高端商品新的交易模式，丰富了投资者可选择的消费收藏品种。广州农村产权交易所研发了以公开市场方式为农产品交易合同征集受让方的新型交易品种。2011年8月，广州农村产权交易所受托为佛山市高明区杨梅丽堂蔬菜专业合作社自有技术种植的“丽堂菜心”向社会征集收购方，引导农民遵循经济规律实施生产和自发对农产品生产基地进行升级改造。广州文化产权交易所在促进广州传统文化与国内外先进文化模式对接等方面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探索和尝试。2011年5月，广州文化产权交易所参加了第七届文博会，成为入驻演艺馆的唯一一家交易所，并得到政府部门、文化企业的热烈关注与支持，现场委托予以牵荐衔接的文化活动项目涉及金额约217万元。此外，兴业、民生两家银行提出优先对广州文化产权交易所推荐的文化企业、项目开辟融资绿色通道的意向，两家银行计划为此安排专项贷款额度合计40亿元。广州环境资源交易所积极致力提高企业和公众的绿色、环保意识，推广自愿减排、碳中和理念，成功协助兴业银行购买碳减排信用额，用于抵消兴业银行大厦在建造和营运期间所产生的542吨碳排放。
（二）交易所业务边界不断切近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实际
案例之一是白酒市场的金马甲创造。白酒是中国特有的消费品，在西方白酒中酒精含量最高的是伏特加酒，仅有42度。在非鸡尾酒饮用者——中国消费者经验中，绝大多数西方白酒喝起来是水酒分离的，毫无味道可言。这种因消费者人群的味觉经验差异形成的地方特种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加上传统的工艺形式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价值提升的稳定空间。这种既有稀缺属性又有升值前景的产品，如果加上保真和价值升值的特征，就可能在消费者、投资人、商品供应商、发售机构、资金结算银行、物流公司等之间形成市场。金马甲高端商品交易过程主要分为认购阶段和后续交易阶段。
在认购阶段，投资人在金马甲注册认购账户，签订认购合同并缴纳一定数额的订金，然后由发售方组织认购；后续交易阶段，投资人在资金结算银行开设资金账户，与银行签订第三方托管合同，并在金马甲开立交易账户，将资金账户的账款划拨至交易账户进行交易。2011年7月，金马甲携手“浓香鼻祖”——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和发售方——深圳市私享一号酒业有限公司共同推出“国窖1573大坛定制原酒网络交易”。这是国内高端白酒首次启动网络交易项目。本项目限量交易的国窖1573大坛定制原酒共计8万坛，每坛2.5升，发售价格为6 900元/坛，全数用于金马甲原酒交易，不会通过其他任何市场渠道或方式投放。认购完成后，认购投资人可委托发售方在金马甲“国窖1573原酒网络交易专厅”进行后续交易，也可以选择提取提货卡或提货，交易期限为3年。选择领取提货卡的投资人可以选择转赠，委托再交易，或者提取原酒。只要投资人不选择提取原酒，原酒在交易过程中始终储藏在泸州老窖所属的藏酒洞——“纯阳洞”中，为标的的保真、仓储提供了根本上的保证。金马甲的创造为土特可储产品——比如茶和特种蚕丝，为价值因消费偏好在总收入中比例提高而增加较快的艺术品和耐用消费品提供了创新的参照。这是拓展权益类交易的一个中国案例。
案例之二是广州客车牌照总量市场调控平台的建设。2012年7月，为缓解广州交通拥堵现状，广州产权交易所率先在全国发起“无偿摇号+有偿竞价”的客车增量指标配置模式。广交所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在时间紧、保密要求高的情况下，针对交易环节、交易时间、资金监管等核心问题进行反复研究、推敲，设计了国内独一无二的网上竞价模式：竞买人凭有效编码及报名时填写的手机号码进行资格激活，自行登录竞价系统进行报价；竞价时间是每期增量指标竞价公告规定的竞价日当天9:00至15:00，不间断地连续竞价6个小时；在此规定的时间内，竞买人可以报价1次，修正报价2次，以最后一次有效报价为准。竞价时间截止后，竞价系统自动将竞买人的有效报价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成交原则确定买受人。
为能及时解答市民关于增量指标竞价活动的咨询，广交所组建了广州市中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热线客服中心，配备了12名专业客服人员，并在广州交通服务热线96900下设竞价客服专线10个坐席答疑。竞价热线客服中心自2012年8月开通运作，至今共接入中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业务咨询超过10万宗，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优质专业的标准化咨询服务，有效指导市民通过互联网参与竞价活动。该中心已被广州市交通信息指挥中心授予“2012年度信息化服务管理标兵单位”荣誉称号。其实，大体上在同一时间，我国不同地方的交易所都有近似或类似的创造，比如公共资源平台建设和特种市场建设，都具有基于中国权益市场而新设交易产品和平台的创造。
（三）地方交易所出现新成长模式
长期以来，在我国江浙一带活跃着一批服务中小型企业融资的权益交易平台。以浙江省产权交易所为例，目前仍属于买方市场，交易量增长迅速，且投资者多为机构投资者。2011年，交易所应对上海交易所带来的挑战，不断加强与上交所的合作，并快速融入长江产权交易市场。浙江是我国中小企业最多的区域，我们的调研发现，依托产权交易市场的制度积累，一大批起源于出口导向经济的大宗商品和中间品市场，也在借用产权交易市场的许多形式。比如浙江嘉兴的茧丝绸市场，200多家江浙及其他地区对茧丝绸原料有需求的企业采购中介平时从事厂商和厂商之间的双边交易，但在一定时间积聚了足够的市场供需后，二三百家的市场撮合中介、市场导入中介和各种服务，包括法律和关联中介集合在一起，形成短时间数个小时的第三方市场业务。这种基于大宗商品市场和某个行业中间品市场业务兴起的批发和做市活动形成的短时间的第三方市场活动，在动力学机制上非常像早年最终商品市场上的逢吉利日赶集——一种特定的第三方市场原型的过程。幸运的是，当地的产权交易市场事实上已经介入这类市场形式。最让人心动的是阿里巴巴模式，当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在北京由于竞争而无法立足，走向杭州上下八府的中小企业的汪洋大海中的时候，“支付宝”创新成为场外双边交易向场外第三方交易市场迈进的最重要创新形式。我们期待有一天，场外大宗商品市场和产权市场能合二为一。
最近，国务院批准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建设金融改革综合实验区。我们期待，大宗商品市场、货币市场、证券类市场和产权市场能够打通各自的市场边界，成为国际上联通上述市场的首成之地。
五、结语：产权市场“十二五”后续年度与国民经济共成长
中国产权市场因应于国有企业的改制而生，也在与发达经济体资本市场导入中国后占据的主流地位相竞争，存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拿今天中医和西医的地位相比较确实不容易）。中国大地上的东西，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到五四胜利时止，从知识分子到各个阶层，除了在行为上的东西不自觉而改变较少——吐痰和大声说话为两例——之外，绝大多数领域我们都拜倒在了西方的面前，资本市场也不例外，产权市场的发展也受到西方资本市场的巨大影响。在资本市场上学习了西方二十多年，该是反思自己，将经验和心得体会总结一下向世界贡献点什么的时候了。
产权市场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伟大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国有产权的升值和保值上了一个高高的台阶。同时，产权市场与民间资本市场相结合，与长链产业类大宗商品市场相结合，已经具备了在资本市场意义上与长链产业相应的长链市场相结合的基本条件。我们希望，我国产权市场能够在上述结合的意义上与国民经济相对接，为中国经济的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共成长贡献一份力量。
[1] 曹和平：《中国产权市场发展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本文为《中国产权市场发展报告（2012—2013）》总报告，内容有删节。
[2]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周期和技术周期耦合及大调整提供了最好的观察事实。二战后的50年代，艾森豪威尔在美国9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隔几十公里铺上高速公路。如果美国60年代没有成千上万辆汽车在上边奔跑，投资可能就收不回来了。非常幸运，美国60年代出现大工业生产，福特汽车在40年代发明的流水线生产技术，经过20年的初试、中试和付诸商业，把成百万辆车摆进了高速公路网。高速公路在50年代的投资，于60年代获得了加倍的报酬。汽车产业和高速公路产业形成的产业群联动效应为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配合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美国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形态。反过来看当时的金融资本市场，由于投资于当时经济的主导产业——汽车行业有利可图，银行愿意给汽车行业贷款，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愿意跟进，汽车投资出现高潮，比如，汽车零部件和4S店以及各种各样衍生商店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60年代高速发展的汽车及关联产业群，经过十年的强劲发展，投资报酬逐渐趋向平均，由主导产业变为成熟产业。70年代出现大型家电冰箱、彩电、洗碗机、洗衣机行业重复60年代汽车产业投资银行跟进、关联产业成群的过程；当产业周期投资报酬率需要技术周期跟进、提供新产业形成的技术条件时，家用电子技术的进步周期及时赶了上来。
大型家电不排斥汽车产业，汽车产业不排斥高速公路网，技术进步路线并不是美国人有意识设计出来的。巧合的是，经济投资报酬率十年高增长和技术变迁报酬率下降，需要技术变迁升级换代的时候，80年代的微型电脑和电子信息技术、90年代的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技术重复了同样的逻辑。经济上帝似乎特别偏心，每每第一个把美国经济拉入天堂的乐园。
90年代冷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学者福山沾沾自喜地预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制度竞争似乎一劳永逸地终结了历史。”人类将会沿着一条康庄大道——“美国梦”指向的大道走入经济的天国。不巧的是，2003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到今天已经十年了，我们还没有像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那样，取得产业投资的高报酬率。技术推进寻找新的创新产业群，产业投资高报酬率趋于平均，技术周期适时跟上，上帝在第七次挑选自己经济选民的时候，似乎不再眷顾美国人了。
[3] 爱德华·肖,美国经济学家，曾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代表著作有《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与约翰·格利合作）等。
[4] 罗纳德·麦金农，加拿大经济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代表著作有《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
[5] 中国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的成功，事实上是政治经济学认知瓶颈的突破，而不是艰深的理论经济学问题。这从农村经济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长期滞后于非农经济的发展的观察事实中可以得到验证。
[6] 当然，部分监管者会理直气壮地说，能复制就不错了。但复制毕竟缺少了创新，不管你把复制说得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