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评价报告

第一章
生态文明发展评价总报告（ECPI 2014）

为服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迫切需要充分挖掘和分析一手数据，了解生态文明建设现状，追踪发展动态。我们课题组依据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构建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以量化评估大陆各省级行政区（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的生态文明发展指数（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gress Index，ECPI）。与现有各类生态文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静态评价不同，生态文明发展指数（ECPI）是对进步和趋势的评价，首创了生态文明动态评价新领域，目的是量化评估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速度，并展开分析，探寻生态文明发展态势及主要驱动因素，为生态文明建设顺利推进提供参考。

一、生态文明发展评价结果

（一）2014年各省生态文明发展指数（ECPI 2014）

根据生态文明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应算法（具体见第二章），基于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2013、2014年最新权威数据，测算出各省级行政区生态文明发展指数（ECPI 2014）（表1-1）。

ECPI 2014排行榜，反映了2014年度各地区生态文明发展速度的相对快慢。课题组根据31个省级行政区ECPI 2014得分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将其分为四个等级。其中，ECPI得分高于平均值一倍标准差的省份居第一等级；得分高于平均数，但不足一倍标准差的位于第二等级；得分低于平均值，但相差不到一倍标准差的排第三等级；其余得分低于平均值一倍标准差以上的列第四等级。

由于各地区ECPI 2014得分及排名只代表了生态文明发展的相对速度，并未体现当前的生态文明水平。因此，课题组结合已取得的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研究成果，引入反映各地区静态生态文明水平的绿色生态文明指数（Gr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dex，GECI）（表1-2），以更全面地展现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现状。

GECI 2014与ECPI 2014得分的相关性分析显示，两者相关系数仅为-0.206，相关性不显著，这表明中国整体生态文明建设基础仍然薄弱，当前各地区生态文明水平相对高低并不是生态文明发展快慢的决定因素。生态文明水平较低的地区，虽然提升空间充足，但如果自身努力不够，生态文明建设亦难见成效；而生态文明水平较高的地区，找准方向，常抓不懈，也一样可获得快速发展。以各地区GECI 2014和ECPI 2014得分平均值为坐标原点，绘制的象限分布图，见图1-1。

跻身ECPI 2014排名第一等级的地区有宁夏、辽宁、浙江、山东和山西，这些地区整体生态文明发展速度较快，但生态文明水平参差不齐。其中，宁夏生态文明快速发展，得益于环境改善和资源消耗排放效应优化的强势驱动，但整体生态文明水平偏低，在各方面都有较大提升空间；辽宁在生态保护和环境改善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发展态势良好，且生态文明水平相对靠前；浙江和山西生态文明水平不同，快速发展均得益于资源消耗所产生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效应明显优化；山东生态文明建设基础不强，但各领域全面发力，促进生态文明快速进步。

2014年度，广东、湖北、江苏、吉林、广西、北京、河北、安徽、甘肃、内蒙古、重庆、江西和陕西等13个省级行政区ECPI 2014排名居第二等级，各地区生态文明水平也差异显著。

生态文明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中，江西在资源节约领域大幅进步，广西和重庆各方面的进展相对均衡，它们的整体发展态势良好，生态文明优势将进一步突显；北京和内蒙古的资源节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步明显，但环境改善速度缓慢，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突出环境问题亟待解决；广东各领域均衡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

生态文明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吉林生态文明水平属中等，但生态优势明显，2014年度资源节约成效显著，未来若加强环境治理，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效应得到优化，生态文明水平将强势崛起；湖北的生态保护、环境改善进步幅度较大，江苏、安徽、甘肃和陕西各方面进步相对均衡，这些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稳定；河北生态文明水平暂时落后，需尽快找准生态文明建设突破口，加快生态文明发展步伐。

位居ECPI 2014第三等级的地区是河南、贵州、四川、湖南、黑龙江、海南、福建和云南。除河南生态文明水平偏低外，其他地区生态文明水平较好。其中，海南生态文明水平高居榜首，四川、湖南和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起点也较高，它们在生态保护、环境改善、资源节约和污染物排放效应优化等各方面均衡发展，长此以往，生态文明水平将持续提高；黑龙江和福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较好，但资源节约、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推进缓慢，需尽快开辟协调发展的道路；贵州环境改善成效卓越，但资源节约短板问题也同样突出；河南省生态文明水平与发展速度均有较大提升空间，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

上海、天津、青海、西藏、新疆的ECPI 2014得分位列第四等级，这些地区整体生态文明发展速度偏慢。其中，西藏的生态、环境受破坏程度轻，生态文明水平保持相对领先，其余地区生态文明水平较低。2014年度，上海、天津在生态保护领域取得积极成效，但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效应优化缓慢，需进一步加大对生态系统的反哺力度，合理利用资源能源，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控制污染物排放；青海生态文明各方面的发展速度均无明显优势，且资源节约利用存在短板；受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制约，西藏、新疆的生态保护与建设推进艰难，环境改善见效较慢。

（二）各地区二级指标评价结果

具体从生态文明发展指数的4个二级指标分析，生态保护领域有喜有忧；环境质量改善推进举步维艰；资源节约成效显著，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高，但全国资源、能源消费总量仍不断攀升；资源、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已通过增长的拐点，然而由于历史积累原因，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效应仍在显现。

1. 生态保护推进喜忧参半

生态保护二级指标，通过森林面积增长率、森林质量提高率、自然保护区面积增加率和建成区绿化覆盖增加率等4个三级指标，重点从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城市生态改善三个方面，考察各地区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推进情况。生态保护发展指数排行榜显示，天津、上海、湖北、辽宁排在第一等级，新疆、西藏列第四等级（图1-2）。

2014年度，由于恰逢森林资源清查数据更新，全国整体森林面积显著增加，森林质量明显提高^[2]，城市生态建设稳步推进，但生物多样性保护遭遇严峻挑战，自然保护区面积小幅缩水，湿地资源保护也存在面积减少、功能减退等问题。

天津和上海，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不断加大生态保护与建设力度，在森林面积增长和森林质量提升的强力驱动下，生态保护取得大幅进步，但它们的生态基础薄弱，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湖北和辽宁在生态保护方面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自然保护区面积的大幅增加。新疆、西藏受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制约，生态保护与建设推进艰难，生态系统较脆弱。

森林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肺”，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影响森林生态效益发挥的主要因素是森林的面积与质量，因此根据数据可得性，选择了森林覆盖率反映森林面积，单位森林面积蓄积量体现森林质量。森林面积和质量与各自发展速度的相关性分析显示（表1-3），森林覆盖率与森林面积增长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起点越高，推进越难；森林面积增长率与单位森林面积蓄积量呈显著负相关，反映了现阶段中国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仍以人工修复为主，依靠实施生态建设工程来实现，森林面积扩张相对较快，而自然恢复贡献较少，森林质量提升相对缓慢。

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载体。由于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土地资源刚性需求上升，部分自然保护区的试验区、缓冲区正被资源开发、农业生产或城市建设各方所蚕食，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降低0.94%，有必要引起社会高度警觉。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是衡量城市人居生态环境和居民福利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城市生态建设稳步推进，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39.7%，但离国际公认良好城市环境的标准（50%）还有一定差距。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是重要的生态资源。由于湿地资源调查统计周期较长，其年度变化缺乏数据支撑，因此暂未纳入生态文明发展指数评价体系。据最新发布的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湿地总面积5360.26万公顷，占国土面积比重5.56%，与第一次调查同口径比较减少8.82%，其中自然湿地面积减少了9.33%，国内湿地资源分布不均衡，青海、西藏、内蒙古、黑龙江4个地区的湿地面积占全国湿地总面积近一半，同时还存在功能减退等诸多问题。湿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突出，保护形势严峻。

2. 环境质量未见明显改善

环境改善主要考察大气、地表水体和土地环境的变化情况。具体选取了空气质量改善、地表水体质量改善、化肥施用合理化、农药施用合理化、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提高率和农村卫生厕所普及提高率等6个三级指标。环境改善发展指数排行榜显示，宁夏、贵州、湖北和辽宁改善较快，属于第一等级，西藏、天津、北京和内蒙古位居第四等级（图1-3）。

2014年度，全国整体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大气环境污染严重，雾霾天气呈普遍、频发态势；水体环境中主要河流水质有所好转，但地表水质总体仍为轻度污染，地下水质有恶化趋势；土地环境质量尤为严峻，农业面源污染持续加剧。

环境改善较快的地区中，贵州环境状况相对良好，2014年度在主要河流水质提升、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等方面表现突出，推动环境质量继续向好，农村环境治理仍是其未来工作的重点；宁夏、湖北、辽宁则分别得益于地表水体中主要河流水质好转、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比例上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提速，但它们的总体环境质量状况依然有较大改善空间，环境污染防治还大有可为。

环境改善发展指数排名靠后的地区，西藏环境状况优良，各指标全面领先，空气质量、地表水体质量等指标数据已接近“天花板”值，进步空间有限，但化肥施用强度快速上升，需防范农业面源污染风险；天津、北京和内蒙古环境状况堪忧，本年度各指标全面跌落，环境质量不断恶化。

良好的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食品以及优美宜居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各地不断健全环境治理体系，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对大气、水、土地污染的监控、防治力度持续增强。

2012年中国颁布实施纳入了PM 2.5、臭氧浓度等指标的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首批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74个城市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其最新结果显示，各地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全面下降，其中1/3的省会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未过半。雾霾问题已成为重大民生问题。由于涉及监测标准的变更，各省会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占全年比例与上年度数据可比性欠佳，因此，本年度环境改善发展指数测算时，空气质量改善指标均按默认值处理，视为没有变化。

中国地表水总体为轻度污染。地表水体包括河流、湖泊、水库、沼泽等，但由于相关部门未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发布湖泊、水库、沼泽等水体的水质数据，评价体系中仅以主要河流Ⅰ～Ⅲ类水质河长比例变化，代表地表水体质量改善。地下水质状况更为不济，水质为差的监测点比例达59.6%，且有继续恶化的趋势（图1-4，图1-5）。^[3]

土地环境质量方面，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的联合调查显示，中国土壤污染总超标率为16.1%，尤其耕地的土壤污染更加严重，点位超标率高达19.4%；农业部最新发布的《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也指出，中国耕地质量退化、污染面积大。化肥、农药的过量不合理施用是导致土地质量退化、污染加剧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国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已远高于国际公认安全使用上限（225千克/公顷），农药施用量也达国际平均水平的2.5倍，并有连年攀升之势（图1-6，图1-7）。土地环境污染防治，下一步需重点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3. 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资源节约方面，选取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率、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消耗降低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提高率、城市水资源重复利用提高率等4个三级指标，重点考察资源能源的节约、综合利用和使用效率提高情况。资源节约发展指数排行榜显示，内蒙古、吉林、北京、江西领衔第一等级，黑龙江、青海、福建、贵州和新疆位列第四等级（图1-8）。

2014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资源、能源消耗量明显下降，循环经济有序发展，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但资源、能源消费总量仍持续增长。

资源节约推进较快的地区，内蒙古、吉林和江西分别在节约利用资源、能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部分领域有所突破，但它们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资源、能源消耗量依然偏高，资源利用效率偏低，还有较大改善空间。北京整体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较高，本年度继续全面发力，促进资源节约水平再上新台阶。北京作为水资源极度匮乏的地区，水资源短缺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却是水资源重复利用率较低，这也与其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身份不符。固然南水北调工程竣工后，江水进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北京水资源紧张的局面，但进一步扩大利用再生水，作为“第二水源”，仍是未来不容忽视的努力方向。

资源节约进展缓慢的地区，青海和新疆当前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资源能源消耗量已然过高，资源综合重复利用能力较低，纵使在当前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普遍降低的形势下，也依然逆势上涨；黑龙江、福建、贵州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资源能源消耗水平居高不下，即便降低也幅度有限，甚至个别地区部分指标有上升的苗头，尤其资源、能源的综合利用水平全面下滑，需引起重视。

“十一五”时期正式提出节能减排以来，中国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不断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减少损失，防止浪费，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能源，取得显著成效。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资源、能源消耗量大幅降低，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但全国资源、能源消费总量仍不断攀升，且能源消费结构还以煤炭为主，对生态恢复、环境改善形成严重威胁（图1-9~图1-11）。当前应加强协同治理，进一步推进资源、能源的节约利用，不断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以期尽早通过资源、能源消耗总量上升的拐点。

4. 排放效应优化任重道远

污染物排放的环境影响效应优化，主要从水体和大气两个方面，考察污染物排放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之间关系的走向。水体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效应优化，具体选取化学需氧量排放效应优化和氨氮排放效应优化，大气污染物排放效应优化则采用SO2排放效应优化和氮氧化物排放效应优化，共4个三级指标。由于目前国家未发布反映各省土地质量变化的数据，因此，土地污染物排放效应优化方面暂未涉及。排放优化发展指数榜单显示，山西、浙江和宁夏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效应优化提高明显，排名第一等级，上海和天津沦为末等（图1-12）。

2014年度，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与污染物排放总量，均已通过增长的拐点，实现双双下降，但污染物排放绝对量仍然巨大，并且由于历史累积原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付出生态、环境代价的负效应日益显现，空气质量和水体质量改善举步维艰，污染物排放的环境影响效应优化任重道远。

山西、浙江、宁夏的生态、环境承载负荷较重，它们的排放效应优化显著提升，主要得益于这些地区水体质量大幅好转，而它们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削减速度与其他省份并无明显差异。排放效应优化进步缓慢的上海和天津，作为中国的先发地区，过去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污染物排放早已超出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容量，即便本年度水体污染物排放量有所降低，水体环境依然在持续恶化，需进一步加大排放效应优化推进力度。

经济社会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意。生态文明建设并不否定发展，而发展就必然涉及资源能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因此，排放效应优化的政策导向，既不是鼓励“滥排滥放”，也并非一味追求“零排放”，而是促进合理利用资源、能源，提升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有条件排放。生态、环境都有一定的自我调节、修复功能，资源、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污染物排放不导致环境恶化，即是排放效应优化的目标。

二、生态文明发展类型分析

各省级行政区生态文明水平不同，发展速度差异显著，但整体生态文明建设基础薄弱，均有较大提升空间。为帮助各地区找到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相近的兄弟省份，明确各类地区的优势与不足，以及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与方向，课题组根据各地区生态文明水平的相对高低和发展速度的快慢，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特征相对鲜明的地区，划分为领跑型、追赶型、前滞型、后滞型四种类型，其余地区生态文明水平或发展速度接近平均水平，难言高低或快慢，为中间型（具体分类见表1-4）。

三、生态文明发展态势分析

由于相对评价的算法，各省级行政区ECPI 2014得分及排名，只是对生态文明发展速度相对快慢的比较。根据各指标2012—2014年原始数据^[4]，计算生态文明发展速度的进步率，反映发展速度的变化情况，能更好地检验中国“十二五”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有利于探寻生态文明发展趋势，发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速度小幅回落

近年来，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突出地位，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日益增强，全国整体生态文明水平保持连年上升，但进步速度有下降趋势。由2013年度和2014年度全国生态文明发展速度进步率分析显示，ECPI退步0.4个百分点。具体从各二级指标发展速度进步率的数据看，仅环境改善发展速度略有上升，生态保护、资源节约、排放效应优化发展速度均在回落（图1-13）。

生态保护方面，全国整体生态系统活力不断增强，但提高速度放缓。与上一个森林资源清查周期数据比较，森林面积扩张速度回落是生态保护推进速度降低的主要原因，所幸单位森林面积蓄积量在加速增长，表明中国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开始有了从以人工干预、实施工程为主向并重自然恢复的转变。城市生态建设稳步发展，速度有所下降。自然保护区面积的缩水尤其值得重视，出于发展经济目的而进行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终将会对自然保护区功能和质量产生消极影响，以致威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初衷。因此，有关自然保护区的区划调整，需切实以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为原则，务必要经过科学、系统的论证，切忌一味盲目地迎合经济开发之诉求。

环境质量改善的速度加快实乃假象。深入分析发现，环境改善速度的小幅上升，得益于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上农药、化肥施用量的增加速度放缓。当前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形势异常严峻，土地质量退化、污染加剧，化肥、农药的过量不合理施用则是其元凶，化肥、农药的施用强度早已突破国际公认的安全线。现在化肥、农药的施用强度增速略有回落，只是污染加剧速度放缓罢了，尚未真正实现化肥、农药施用强度的下降，连污染减轻都无从谈起，又何来环境改善之说。其他方面，除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步伐加快以外，地表水体质量、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比例提高速度变慢。空气质量问题仍为制约民生改善的突出环境问题，由于中国执行了更为严格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最新发布数据与往年比较，各地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普遍大幅降低，雾霾天气呈广泛、频发态势，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大气污染防治任务艰巨。因此，目前中国还未真正实现环境改善。

资源节约领域成效显著。资源节约推进速度变慢，是由于城市水资源的循环综合利用遭遇瓶颈，重复利用率有所下滑导致。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衡。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设，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部分地区的缺水形势，但这并非化解中国整体水资源紧缺难题的灵丹妙药。随着国内循环经济发展氛围的日趋成熟，中国资源、能源循环利用比例加速提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资源、能源消耗量加速下降，而全国资源、能源消费总量却依然居高不下，使生态、环境不堪重负。为今之计，唯有开源节流，积极开发新型资源能源，加强资源综合重复利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方是实现资源可永续利用目标的万全之法。

排放效应优化反映污染物排放与环境质量变化间的关系，其发展速度下跌幅度最大，是由于污染物排放削减速度稳定，而环境质量改善速度放缓，这表明目前中国的污染物排放已超出了环境容量，虽然污染物排放量得到初步控制，但离环境的改善还有一定差距。整体而言，中国污染物排放量持续走低，地表水体质量部分改善，但污染物排放总量依然巨大。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空气污染问题仍是影响民生改善的突出环境难题。这些问题之所以“久治不愈”，与现阶段国内资源、能源利用方式以及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排放效应优化的剑锋所指，是要促进资源能源的合理利用，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增强环境污染治理能力，实现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排放，最终完成环境改善的目标。

基于各地区2013年和2014年原始数据，对省域生态文明发展速度进步情况分析显示（表1-5），全国生态文明加速发展的地区不足一半，仅有12个。速度增幅在5%以上的7个省份中，宁夏、山西、浙江得益于水体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效应优化和主要河流水体质量改善的加快；内蒙古和江西则源于资源综合重复利用步伐的提速和水体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效应优化；而海南和天津的加速仅为出于年度间数值比较而言的假象，只是水体污染物排放效应下降速度变慢的结果，并非生态文明发展速度真有提高。黑龙江、湖南、云南、上海在生态保护、环境改善、资源节约和排放优化各领域发展速度全面回落，导致整体生态文明发展速度下滑幅度较大。

（二）排放优化：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首要驱动因素

为探寻影响生态文明建设推进速度的主要因素，依据各地区ECPI进步率、二级指标发展速度进步率和三级指标发展进步率，开展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表1-6），排放优化与生态文明发展速度高度正相关，环境改善次之，资源节约也有显著影响，生态保护由于其见效周期较长，与整体生态文明推进速度关系不显著。

排放优化是现阶段生态文明发展的首要驱动力。它将生态文明建设中合理利用资源能源、控制污染物排放以及环境污染治理等几类重要工作衔接起来。只有不断调整优化资源、能源利用方式及消费结构，削减污染物排放，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才能降低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这揭示了促进生态文明发展能够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着力点之所在。

环境改善是生态文明进步的直接体现。环境支撑维系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与民生息息相关，环境问题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话题。环境质量要实现根本改善，必须坚持多管齐下，既加强对已有环境污染的治理，又削减污染物排放，防止新污染的产生。当然尤其还需要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生态承载能力的增强就是环境容量的扩充。

资源节约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意。资源取之于生态系统，其消耗是环境污染物产生之源。资源节约一方面能够减轻生态系统的负担，另一方面也能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生，缓解环境压力。因此，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节约步伐的迈进，对生态文明发展速度有明显影响。

生态保护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根本。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努力推进到生态效益显现，需较长时间周期。短期来看，似乎对生态文明发展速度没有显著影响，但这并不能动摇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因为，生态系统活力的增强，不仅能够实现资源增量，缓解资源约束，还能促进环境扩容，推动环境改善。

排放优化与环境改善也显著正相关，是由于排放优化本身也兼顾考察了环境质量的变化情况，以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作为污染物排放合理与否的标尺，同时也反映了污染物减排对于中国环境改善所起的积极作用。

具体分析三级指标与生态文明发展速度的关系发现（表1-7），由于资源具有连接生态系统和环境的纽带作用，资源、能源的循环重复利用水平及使用效率与生态文明发展速度密切相关。水体污染物排放对水体环境影响效应优化，表现为污染物排放量削减，主要河流水质好转，也是当前驱动生态文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虽然也在持续降低，但排放绝对量仍然巨大，大部分区域都已超出生态、环境容量，空气环境污染积重难返，导致全国雾霾天气呈现普遍、频发态势。所幸“APEC蓝”已向我们证明，管住排放，还能迎回一片蓝天，解决大气污染物排放效应优化的问题已时不我待。

总之，生态文明发展速度对排放效应优化反应最为敏感，合理利用资源、能源，降低污染物排放，加强环境治理，是当前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快速见效的良方。而长远看来，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提升生态承载能力，扩充环境容量，增加资源丰度，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之策。

[1] 2014年各省级行政区绿色生态文明指数（GECI 2014）数据来源：严耕，等.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ECI 2014）［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 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数据来源于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其增长为2009—2013年整个统计周期内所取得。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EB/OL］. http://jcs.mep.gov.cn/hjz/zkgb/2013zkgb.

[4] 根据中国现行统计年鉴发布规律，当年《中国统计年鉴》《环境统计年鉴》等各类年鉴，所报告数据为中国上年底的各项指标情况。如，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所发布数据，反映的是中国2011年在各领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