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均写于1972至1976年期间。这些文章由于有着共同的主题而互有联系。该文集的题目试图抓住这一主题并使其一目了然。
“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这是人们常常引述的索绪尔的话语。在索绪尔看来，认可这种观点是把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真正研究对象的必要步骤。在他之前，已有他人强调过语言的社会性，比如，施威特在他1888年的著作中就曾提及：“语言自发地产生于个体身上，因为模仿和象征的本能是所有智力个体与生俱来的，无论它是人类还是动物。但是像诗歌和艺术的发展一样，语言的发展也具有社会性。”
诸如此类的言论可以，而且有时被看做展示解释技巧的跳板，从而把原作者的目的远远地抛在后面。事实上，这样的陈述总是出现在一定的语境中，它们只是某一推理或阐释链条的一部分。在索绪尔的这一论述中，他关注的是语言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性，而施威特却旨在解释语言的起源和语言中各种方言变体的演化。当我们把上述语言学家的观点和它们所使用的语境隔离开来，并将它们置于画框中钉在墙上时，原观点的意思就会有被曲解的危险。
“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这种陈述本身并没有说明什么，因为它可能表达任何意思，也可能什么都不表达。它只是一种特殊的概念框架，并试图在这种框架内对语言进行特定的阐释。当然这种陈述包含了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的观点，虽然它可能并不完全是索绪尔意义上的“社会事实”，即弗斯所说的“储存于并栖居于集体意识之中的社区语言，人类所具有的功能”。
语言产生于人类个体在与他人进行意义交流的生活经历。儿童首先创造自己的儿童语言，然后在与同龄人交流过程中创造自己的母语。在此意义上，语言是社会进程的产物。
儿童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通过语言学习其他事物，逐步构建起周围和内心的现实图景。在这种社会进程中，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是不能和语义系统的理解分开的，因为现实世界是通过语义系统来编码的。所以，语言是一种共享的意义潜势，它既是经验的一部分，也是对经验的主体间阐释。
由语言得以编码的社会现实有两个基本方面，用列维-施特劳斯的话说就是：既“有益于思考”又“有益于食用”。语言表达并象征着语义系统的这一两面性，这种两面性是围绕反映和作用这两大主旨组织起来的——语言既是反映事物的一种方式也是作用于事物的一种方式。前者是“概念”意义成分，后者是“人际”意义成分——我们用符号只能作用于人，而不能作用于事物。
一种社会现实（或一种文化）本身就是一座意义大厦——一种符号结构。从这个方面来讲，语言就是构成文化的符号系统之一。这种系统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它也可以作为一种解码系统服务于众多（虽然不是全部）其他系统。
总的说来，这就是“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这一论断意欲表达的观点。这就意味着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解释语言，在这种语境中，文化本身就是从符号学角度解释的，即一种信息系统，如果我们喜欢这一术语。
在最具体的层面上，这意味着我们要考虑语言交流这一基本事实。语言不包括句子，它包括的是篇章或语篇——在各种各样的人际语境下的意义交流。这些进行意义交流的语境具有社会价值，会话语境本身就是一种符号结构，其形式（来源于文化）能够使得参与者预测主要语域特征——因此他们在交流过程中能互相理解。
人们通过动态的言语角色互动进行信息交流和物品与服务的交流，但从这种意义上讲，人们不仅仅是达到彼此之间的理解。通过日常的表意行为，人们呈现社会结构，确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建立和传播共享的价值和知识体系。最近几年，我们对这些过程的理解主要受到了伯恩斯坦和拉波夫的推动。这两位思想家观点新颖，虽然常常针锋相对，但事实上却有着惊人的互补性，一个是从社会结构角度出发，另一个是从语言结构角度出发。伯恩斯坦显示了文化符号系统如何被不同的社会群体所掌握，拉波夫说明了语言系统的变化是如何在表达社会地位和角色的变化时发挥作用的。
把这两种不同的角度放在一起，我们发现语言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而我们目前所接触的只是冰山一角。语言变体是社会系统基本特征的直接表达，方言变体是社会结构（各种社会等级）多样性的表达，而语域变体则是社会进程多样性的表达。因此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我们的行为受身份的影响：换句话说，劳动分工是社会性的——方言和语域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一个人所使用的语域体现了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另外语域的转换也可能包含着方言的转换。
通过上述解释我们试图说明标准方言是如何出现的，方言和语域的相互关系，以及语言态度和价值判断所蕴含的复杂的意识形态。但是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意味着语言能够表达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这一简单观念。更准确地说语言是社会体系的积极象征，以自己的变体模式隐喻性地表达以人类文化为特征的变体。正是如此人们才可以游刃有余于语言的各种变体，使用变体创造社会意义：参加各种形式的语言竞赛和语言表演，以及日常会话的精巧修辞。也正是语言系统的这种双重功能：表达社会过程的功能和隐喻社会过程的功能，语言和社会语境之间才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关系，确保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交流中，语言不仅仅服务于推动和支持其他构建自己环境的社会行为模式，而且积极地创造自己的环境，这才使得像后院闲谈、叙述小说和史诗之类富有想象力的意义模式成为可能。语境在决定我们的说话内容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我们的说话内容在决定语境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当我们学习如何表达意义的时候，我们就在学习如何从语境和说话内容中推测彼此。
所有这一切对语言学的意义就在于，考虑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语言系统的本质。如果我们只是把语言学家阐述的各种语言问题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语言的本质。对语言学家来说，语言是一个客体，正如索绪尔和他同时代的人认为需要肯定的一样，语言学是由它以语言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一事实来定义的；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语言是一种工具，一种可以阐明有关其他事物的问题的方法。这种一个有效而且主要的区分。但这种区分是目标方面的，而不是范围方面的。自从20世纪的早期，栖身于高墙内部的各门学科都宣称自己有权力决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并决定解决这些问题考虑什么因素；在语言学领域，这导致了自主系统的建构。这些系统虽然雅致，但对任何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是有限的，因为客体本身没有如此严格的界限。我们不得不考虑其他人提出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出于学科的社会责任意识，而且也出于个人兴趣。如果我们能借鉴把语言看作工具，用语言探究其他问题的那些人的发现和成果，我们应该能更好地理解作为客体的语言。
在本书的各篇文章里，我们试图从外部观察语言，尤其是从社会秩序角度阐释语言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和最近的流行模式形成对比，因为这种模式的推理角度来自于语言外部，它关注的是个体心智。在过去20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语言学一直受制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奉卡茨和弗多首次提出的惊人论断为信条之一。二人在其语义学论著中明确地提出要排除语言的社会语境，并且认为“几乎所有说出的句子都是人们第一次说出的”。他们的这种论断只有在一些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认可——即在人们以高度学术化和个体化的方式来理解语言的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中语言研究的对象是理想化的讲话者所说的理想化句子。事实证明，即使有了“社会语言学”角度的突破，也很难脱离大脑中贮存了所有社会知识的理想的个体。
这种语言学的“语法”是一系列规则，并且这种概念框架来自于逻辑，在由此而产生的语言模型中，组织概念就是结构概念。由于结构功能是由逻辑关系定义的（比如，主语和谓语），因此语言关系被看做不同词类（比如，名词和动词）之间的形式关系。乔姆斯基的伟大成就就是向人们说明了自然语言是如何被简化为一种形式系统，并且只要理想的讲话人和句子保持完好，语言就不仅能表现为规则，而且能表现为有序的规则。但是一旦具有社会性的人参与进来，这种有序性就会消失，甚至连规则这个概念也被认为会受到威胁。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句子并不是第一次说出的。大量的语篇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同样的故事，表达着同样的观点。的确我们创造新的句子，我们也创造新的小句、短语和单词——语言是“新句子里的旧单词”的看法非常肤浅，而且过于简单化。但是我们是否这样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直都在进行意义的交流，这种交流是一种创新的过程，语言在这种过程中是一种意象性的符号资源——也许是我们人类所拥有的主要资源，但它仍旧是众多资源中的一种。当我们从这一角度来解释语言时，我们的概念框架可能来自于修辞而不是逻辑，语法有可能是选择的语法而不是规则。句子结构和其他语法单位的结构来自于它们的功能，如此解释无疑说明了结构首先是如何演化的。语言之所以是现在这样是因为它的功能演化服务于人们的生活，我们希望语言结构能从功能角度得以理解。但是要从这个方面理解，我们必须从外部到内部，通过参照语言在社会过程中的地位来解释语言。这和拿出一个孤立的句子将其置于我们称之为温室的社会环境是不一样的。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同时关注现实和潜势，从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无限复杂的意义潜势网络方面对语篇及其背后的语言系统进行阐释。
如果在本书中我提及了那些思想为我借用的人的名字，这不是宣称他们的权威性，而是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同时也给读者一些预见性提示。本书的研究角度来自于语言学界索绪尔、叶姆斯列夫、麦西逊、布拉格学派、马林诺夫斯基、弗斯、布亚斯、萨丕尔和沃尔夫等人的人种志描写传统。在同时代人中，每位关注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人都应该感激拉波夫。不管我们是否接受他所有的观点，他已经为我们揭开了有关语言的新事实（这是一个罕见的成就），并且引导这门学科沿着崭新而富有成效的道路发展。在所有我读过的著作和尽可能聆听到的教诲中，我尤其要感谢伯恩斯坦、玛丽·道格拉斯、兰姆、亚当·马凯、杰弗里·埃利斯、珍·尤尔、特莱沃·希尔、约翰·辛克莱、约翰·瑞根、派迪·欧图尔、罗宾·福塞特、我的妻子，我先前在爱丁堡和伦敦工作的同事。这些人思想汇聚的结果就是意义的交流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它们的总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连贯的“情景语境”，在这种语境中语言被用来反射性地探究自己本身。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外部语境，也就是语言和人类环境语境。简单说来，这表示我对语言学问题的兴趣最终是和实用相关的，我关注的是语言和教育过程及教育经验的关系。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和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老师都合作过，从事过包括学习阅读和写作、习得母语、研究外语和探索语言本质等方面的语言学习和教育工作。这种经历使我相信社会语言学背景知识对课堂教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区的社会语言模式、家庭、邻居和学校环境中的语言和幼年的语言个人经历都是儿童学习环境中最基本的要素。对这些要素的强调在本书的一些文章中有直接体现，比如本书最后的主题论坛，建议把课堂作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中心。但是这种强调也间接地贯穿全书。如果本书中有些论点看起来与日常生活和学习问题相去甚远，这是由于这些问题并不简单，任何对事物表象的简单解释都不可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任何帮助。